作者：于流泉
古城西安有一座千年古刹卧龙寺，创建于东汉灵帝（168-189年）年间。唐时吴道子曾为该寺绘观音大士像，因而称观音寺。宋初，高僧维果入寺主持法事，因为维果禅师常年静卧寺中，人们称他为卧龙和尚。维果死后，寺院为纪念这位高僧，遂改名为卧龙寺。1923年，卧龙寺藏经楼中发现宋元版的《碛砂藏》经卷，使卧龙寺再次名扬天下。
卧龙寺
康有为慧眼识宝
据史料记载，宋时（包括同期并存的辽、金朝）共印藏经8部，以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刊印的《开宝藏》为最早。其后，有辽（1031-1063年）的《契丹藏》、北宋（1080-1103年）的《崇宁藏》、北宋和南宋之交的（北宋末-1132年）《圆觉藏》。南宋（1231-1323年）的《碛砂藏》、北宋和元朝之交（1297-1308年）的《毗卢藏》、金时的《赵城藏》、南宋的《资福藏》。中国古代佛经的流传，唐以前多为手抄与刻石两种形式，唐以后开始有零星的木刻经文印本流行，直到北宋初年才有大量完整的雕版印经。因为宋以前的印刷品实物极为罕见，所以宋版藏经无论从*物文**、文献、印刷技术等方面考察，都有不可低估的研究价值。
由于岁月沧桑，祸乱连生，时至今日，宋版和元版藏经的绝大部分都已散佚。据不完全统计，除清末从日本购回的《资福藏》、1933年发现的《赵城藏》以及《碛砂藏》尚幸存数千卷之外，其余多为残册散卷，难以再见原貌。1923年，康有为在西安卧龙寺首先发现了一部几近完整的宋元版《碛砂藏》，可以称得上是现存最古老的雕版藏经实物，因而弥足珍贵。
《碛砂藏》经卷的全名是《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刊大藏经》。“大藏经”，是古时对外来佛经汉译典籍的泛称，起初曾叫“众经”“一切经”，后因其缺乏庄重，而定名“大藏经”。 “碛砂”，原指南宋时平江府城东陈湖（今江苏省吴县太湖）中一个小洲。最初是一户费氏人家住在洲上，宋孝宗乾道八年（1165年），施舍给一位寂堂和尚筑庵，就是后来的“碛砂延圣院”。雕版印刷技术普及后，该寺院也刻经弘法，所印经卷被人们称为《碛砂藏》经卷。《碛砂藏》刊印的最早记载是南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宝佑六年（1258年），碛砂延圣院寺庙不慎失火，经印雕版被焚噬大部，遂又补刊。由于时事纷乱，补刊事宜时断时续，一直到元英宗至治二年（1323年）才续补完整。其间历时近百年，刊印1532部（种），共计6362卷。
明正统十年（1445年），英宗皇帝钦赐卧龙寺两部大藏经。清时，朝廷又赐卧龙寺大藏经1部。这3部经卷全部秘存于藏经楼内的5个刻有“钦赐龙藏”的高大经柜之中。由于是皇上御赐圣品，寺院轻易不得启动，所以多年来连本寺的僧众都不知道其中竟有一部珍贵的宋元版《碛砂藏》经卷。后来，主持和尚偶尔发现了宝经，出于保护佛经的目的，守口如瓶，外人从来不知道，本寺和尚也少有知道的，直到1923年，康有为应邀赴西安讲学，才使这部佛家圣典公布于众。可是，它的发现和保护却引起了一场不小的恩怨。
康有为为名震三秦的百年老碑帖店翰墨堂所题对联，其字大如碗，当时博得满堂喝彩
碛砂藏残页
“圣人”取经风波起
1923年，康有为在河南洛阳逗留，陕西督军兼省长刘镇华为缓和与陕西省文化界的紧张关系，便借康氏在洛阳的地理之便，出资邀请康有为到西安讲学。
1923年11月5日，康有为到达西安，受到刘镇华及陕西省各界的热烈欢迎。军乐声里，康、刘同车而行，下榻于中州会馆（今西安市六中）。
康有为嗜爱金石，精于鉴赏，能辨伪赝。康氏在上海愚园路194号寓居时，曾数次写信请西安的门生张鹏一费心为他觅购金石古物等。张鹏一，字扶万，号一叟、一翁、在山草堂主人等，陕西富平县董南堡人，因参与“公车上书”，与康相识，结为师生。康有为到西安，即与张鹏一等人遍游西安古玩店铺、*物文**古迹。康有为曾为名震三秦的百年老碑帖店——翰墨堂题写“金石如林富，云霞绚晚春”的对联，字大如碗，有力拔千钧的气度，博得满堂喝彩。风声传开后，许多人慕名而来，着实使翰墨堂的生意红火了一阵子。许多古玩收藏者向康氏请教，请他品赏赐题。康有为在为别人鉴定珍玩的过程中，如遇到喜爱之物，便掠人之美，鉴后不还。人们敬仰“康圣人”，不大介意或忍气吞声。康氏在为著名收藏鉴赏家薛定夫鉴定一石佛时，爱不释手，薛出于敬重，遂赠卖给康氏，价1000元，康先付400，其余600到康灰溜溜离开西安时也没兑现。薛十分不快，对中介人张鹏一也颇为不满，直到张求刘镇华出钱补齐才平息此事。
12月28日（农历十一月廿一）康有为应陕西佛教会之邀到卧龙寺讲学。结束后，该寺主持定慧（一说宝慧）和尚请其用斋。席间，有许多士绅作陪。众人侃侃而谈，提起该寺的藏经楼，康颇感兴趣，离席要求参观。藏经楼一般人是不得任意出入的，定慧和尚起初有些犹豫，但转念一想康为“圣人”，不属一般，又是省长的贵宾，遂与康进楼室参观，只有定慧、张鹏一等少数几个人作陪。经楼内多年未有人至，蛛网悬结，满地鼠粪，灰尘“凝积寸许”。康氏被特允打开藏经柜翻看。他突然发现其中竟有500多年前的宋元版的《碛砂藏》经卷，对旧学深有研究的康氏顿时爱不释手，从中抽出一两册，久翻不舍，直到众人提醒后才恋恋不舍地走出藏经楼。
康氏再次落座后，提出要将此楼中的“旧版残经”带走。一番交涉后，康与众人离去。第二日，定慧和尚让寺内僧众将藏经搂中两柜移置别处，僧众刚要再移另3柜时，定慧和尚说今日劳累，明日与教会商议后再移不迟。第三日一早（即农历十一月廿三），定慧和尚到会友处报告此事，傍晚还没有回来，康有为忽然派了几辆车来拉运藏经，并借了刘镇华一批挎枪马弁护卫，将藏经楼3柜经卷全装车拉走。寺内僧众不敢多言，只得任康拉去。
翌日（12月31日，农历十一月廿四），陕西佛教会得知康有为从藏经楼取走佛经后，多次交涉未能讨回，遂决议：既然康有为自己不要面子，就让他丢一次面子！
碛砂藏残页
碛砂藏残页
是是非非事端生
12月31日，得到“圣人”取经消息的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时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立即联络佛教会会长高戒忍、红十字会会长杨叔吉及李藩、刘映春等人组成“陕西古物保存会”，拟迅即讨经归还卧龙寺。
李仪祉先后请康的门生万纯安、张鹏一省议会议长马凌甫等多方规劝康归还经卷，李还亲自发函，定慧和尚也亲往中州会馆求经，均未能讨回。康对定慧和尚答复，3日一早他要带经离陕，可带定慧和尚到杭州任方丈，也可帮他出国。
佛教会及陕西古物保存会觉得再不能容忍，他们一面向社会各界发出《公启》，求助民众支持，并写启文分寄省外新闻界及名人，请求声援；一面向地方检察厅递交了诉状，状告康氏盗经不还，请求“地检厅”出面干涉，留住佛经。康有为得知后十分气恼，扬言即使将经卷烧了也不会归还的。地检厅接案后，即向康有为和定慧和尚两个当事人发了传票。
康见了传票知道事情闹大，忙向刘镇华请援，想在刘的庇护下运经出陕。刘镇华接报后即派政务厅厅长郭芳五到古物保存会替康说情，又请康的戊戌同志宋伯鲁到康处劝其还经。康知道自己携经出陕是不可能的，拍案大怒，当夜让人开箱，将经卷送回卧龙寺。
事情大致上就这么结束了，但康的门生张鹏一在日记中所记与卧龙寺主持定慧在地检厅的口供所叙大不相同。
定慧和尚在1924年1月3日在地检厅的口供为：“康见寺内藏有宋版藏经……即生垂涎。始则欲强携以去，僧人不肯；继则以价相眩，僧人亦以经典数代相传，职司保存，不能私相授受却之；卒以巧辞伪言，谓此经不全，将携往南中（杭州西湖中康的别墅’一天园）补印完备，将来可以新版3部补偿，僧人始终不肯。乃康氏始以利诱，继以威吓，复经大绅数人多方诱惑，留有康氏换书字据。僧人见势不敌，即以婉言告恳：‘如先生竟要此经，俟僧人明日开佛教会会议，以取同意。’伊去后，僧即向会友处报告，未回，不料竞于是月廿三日晚（12月30日），用车17辆，强取藏经多半，及僧人等回寺极力阻挡，方留一半……“
康的门生张鹏一在他1924年2月29日的日记中则写道：“……上月南海师（康有为）游卧龙寺见厨房中旧柜藏旧佛经破烂不整，因与寺中和尚定慧、佛教会诸人商议，以旧经置此可惜，愿全藏经相换……外间报纸有载登此事，不知真相者……余登报纸声明：‘迳启者，康南海先生来长安，以卧龙寺佛会招请演说……游藏经楼，则夷为厨灶，柴炭堆积，污秽狼藉；开各经橱，数视经册，则鼠矢檐垢，凝积寸许，抽视一二，则旧板（版）丛残……先生念家有残经，或可配成全壁，又以西湖别野已捐为国有，愿以此经藏其中，供国人观览。故于将行，同人与卧龙寺僧定慧商购供奉，定慧与佛教会众二十余人会议请南海施舍北京内府佛藏经全部……共3部藏经，价须6000元，以易此旧板（版）残经，先生允之，以为施舍，非谓此残经值6000元也……事出两允，并非强夺，事至明白……”
这其中，定慧和尚唯恐责任推及自己头上，也可能有过分之辞；张鹏一被舆论指责，心情极差，在日记中难免为抒发愤懑而记叙一些开脱之词，以求内心平衡。
1924年1月6日清晨，寒风砭骨，康有为悄然离开西安。只有张鹏一亲备大箱马车，裁着康氏所集*物文**，送至潼关。
在这场是非中，不论康氏的真实意图怎样，珍贵的《碛砂藏》在他这一取一送中，的确大受损失。
碛砂藏残页
古版佛经愈凄凄
据马凌甫议长回忆：“康有为去借经时，带着马弁，挂着手枪，没有征得寺僧同意，匆忙中装上车就走，路上就有丢失。”古物保存会的刘安国说：“康还经时，让人当夜打开箱子，胡乱装车，经送到卧龙寺，路上就有遗失。”据古物保存会事后发的《悬赏觅经公启》上说：“康有为偕同仆从、兵役、车辆前往卧龙寺盗去龙藏经时，适值12月30日夜间。天黑地暗，乱拉乱装，故由该寺回中州会馆途中遗落者甚多，率被来往人拾去。如1月4日，柏树林口岗警张忠桂，查出拾经者1名，共拾经5本……“
康有为还经后，佛教会负责检查所还藏经。原来的位置上放着的3个大经柜被堆得满满当当，并不见损失减少。而当他们再去验视那两个移置后的经柜时，却发现柜内空空如也！
原来定慧和尚在佛教会检查之前，发现康所还经卷不能将柜装满，遂将另外两柜经书搬来，与《碛砂藏》经卷掺和在一起，以减少《碛砂藏》经书损失显出来的空缺。这也是定慧和尚推卸责任，掩其过失的一个证明。
保存会拿出藏经底本目录逐一核查，发现原版《碛砂藏》竟少去三分之一。
1928年10月，陕西省主席宋哲元派人将卧龙寺所藏《碛砂藏》经卷移人陕西中山图书馆收蔽。
1927-1931年，陕西发生罕见天灾，全省九十州、县饿死人数达数百万之多。1930年，华北慈善团体联合会会长朱子桥将军，入陕赈灾。事后在主持修葺陕西佛塔、佛寺的过程中，发现了卧龙寺和开元寺两处的《碛砂藏》经卷，遂与陕西省主席杨虎城将军商议将其影印，以使这部绝迹数百年的佛藏宝典再放异彩。决定后，朱子桥将军联络全国佛教界名人组成“影印藏经会”，携带摄影器械，会聚西安，派人遍访全国的寺院、图书馆和个人藏书，以补因康而损失的经卷残缺。经过4年的艰辛，1935年终于影印完毕，使佛藏奇珍重新传世。直至今日，仍有力主为康氏伸冤的人士称：《碛砂藏》的影印，不能没了康有为的首提之功。可见盗经风波影响的久远。
现存的《碛砂藏》余卷与原版经卷的6362卷相差1100多卷，珍藏于陕西省图书馆内。（原载于《尘埃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