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江松洁
当我们评价某样东西的出现具有里程碑意义时，实际上已经在不自觉中完成了某种历史回顾与关联性批评——总是需要将这样东西置于某一历史语境中对其进行前后左右的批评性对比，而后方可得出如此结论。认为《巴斯蒂安钢琴教程》在国内的引进具有里程碑意义便是基于20世纪末乃至至今我国琴童的学习状况而言。
颠覆传统学琴理念，培养全面音乐能力
在1997年首次引入《巴》之前，中国琴童最为普遍的习琴教材是“拜厄”“哈农”“汤普森”。这样说仿佛带有否定“拜厄”等教材的暗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上述教材与其他所有教材一样，自有自身的优势与练习价值。不过，单论教材本身并无意义，重点是看教材使用的目的。我们使用“拜厄”等教材的目的是什么？从这几本教材的共同特点看，目的很单纯，就是为获得手指技巧。钢琴学习被约等于为手指技巧训练，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力量与速度的训练，这点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
但作为首套被引入中国的欧美新兴教材，《巴》在一夜之间挑战了我们的认知。这套漂洋过海的教材自成体系，分《基础》《技巧》《乐理》《演奏》与《视奏》五大分册，另外还配有许多配套曲集与辅助教材。至此，我们才惊觉，原先被我们认为是全部的“技巧训练”原来只是钢琴学习中的一个部分？《巴》将钢琴学习纳入了一个更为宽广的音乐语境，传递出一个足以令彼时的我们震惊的理念：钢琴学习的最终目是为培养学生全面的音乐能力，正如编写人之一巴斯蒂安夫人2012年在中国讲学时曾明确说，她希望琴童通过这套教材的学习最终能获得以下十点收获：手指技巧、节奏概念、键盘知识、视奏能力、移调技巧、乐理知识、旋律的和声编配能力、即兴演奏能力、演奏经典曲目的经验，以及与他人或其他乐器合奏的体验。
细细来看，以上十点除了“手指技巧”基本限于钢琴这件乐器，其它均全部与“大音乐”相关。甚至，即便在“手指技巧”训练环节，“技巧”也已不仅只关乎国人最关心的手指能跑多快或弹多响，而是与“音乐性”紧密相连。
巴斯蒂安夫人
巴斯蒂安夫人2012年在中国讲学时，曾在教学示范中多次强调“音乐性”是评价演奏的一个重要标准。为了方便听众理解，她给出了判断是否具有“音乐性”的四个基本标准，分别体现在“旋律造型”“乐句划分”“双手协调”以及“旋律声部分层”四个方面。最为简单与常见的旋律造型是音乐上行做渐强、下行做渐弱，形成一个菱形的音乐形状；乐句划分即类似写作中运用标点符号，对音乐进行分句进而形成乐句感；最为基础的双手协调是旋律重、伴奏轻；最为基础的声部分层应做到高、低、中声部分别弹奏清楚。从这样的标准讲，即便是一个简单的音阶技巧，也需要被加以音乐性处理，例如从低音到高音做出渐强，以及制造结束音的结束感等。由此可见，巴氏教学将能否表达出音乐性作为衡量手指技巧的一个重要“软”指标。这对于在国际上常被人诟病“技巧有余，音乐欠缺”的中国琴童而言具有十分突出的意义。
那么，全面音乐能力对于钢琴学习有多重要？对于音乐人而言，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它是根基，直接决定了未来之路能走多远。规范的教学应该一开始就要让学生接受全面的音乐能力训练。正如我国钢琴家谢亚双子一次在采访中被问及何为“音乐能力时”说：“……比如节奏能力、听辨能力、调性认知能力、和声感知及弹奏能力、乐句构建能力、音乐分析能力，甚至重奏能力等，不要认为这些能力是后来才应该学的，它们应该由浅入深地伴随我们整个音乐学习过程。”
冲击应试教育模式，推动考级体制改革
《巴》这种强调全面音乐能力培养的理念对于普遍崇尚手指技巧训练的中国钢琴教育局面而言固然是一种巨大冲击——顺带那些表现出对儿童学习心理充分尊重的精美插图也是，尤其对于我们的基层教学而言更是带有一丝启蒙意味；然而，相比该理念本身，其背后所隐含的素质教育观念对于我们而言其实更具冲击力与借鉴价值，这也是引进《巴》更为深层的意义体现。
钢琴家谢亚双子一次在被问及国内琴童普遍存在的问题时说道：“我认为许多人并没有把学钢琴当作接近音乐的一种途径，仅仅是为了学习一件乐器，像是一种技能训练，因而很难从中获得乐趣和享受。”顿时觉得一语道破。能让一位年少出国的钢琴家也深刻体会到国内琴童习琴的“功利性”，说明这一情况是有多么糟糕。谢亚双子这段话中“接近音乐”的意思实际上就指向素质教育。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种教育，那就是：以钢琴的方式学音乐，以音乐的方式育人，为孩子们未来能够终身享受音乐储备能力。这样的观念是《巴》的立根之本，它在根源处解释了为何要进行全面音乐能力培养，其实鼓励的是对美的追求，回答的是为何要实现“接近音乐”。如果一定要去探究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7至18世纪的启蒙运动。这种观念对我们的意义具体如何体现？最主要是对应试教育的冲击。
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应试教育在我国成了一个顽固的历史遗留问题。即便我们三天两头想要改革，似乎总也无法真正起效。在音乐领域，把应试精神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是考级。我们的考级体制引自西方，但发展到如今早已备受诟病：为考级而考级已是普遍现象；此外，考级自身的体系结构也有很多问题，诸如采用僵化的曲目体系、走过场般的考试、单一的手指技能考核——除了少数机构组织的考级近年有要求考生须通过相应级别的乐理，其他考级基本还是仅需考生每年准备3至4首曲目即可。但不得不承认，在出现更好的评价体系之前，考级一直将会是我们考核社会音乐教育的主要方式。
我国每年声势浩大的钢琴考级似乎总能让人忘记考级体制起源于英国这一事实。但实际上，与我们全民考级的现象截然相反，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每年的琴童考级参考率非常低。如果不参考，拿什么来展示教学成果？音乐会。
这些国家的琴童每年都要参加大大小小许多音乐会，届时许多市民也会前来观看。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它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这些国家对待钢琴学习的态度——钢琴学习的根本目的是为提高社会整体音乐素质，是为赋予孩子们感受音乐之美的能力，为孩子们未来能够终身享受音乐预备一种能力。那么，那些参加了考级的少部分琴童又是什么经历呢？以在中国大名鼎鼎的英国英皇考级为例。英皇考试以系统而专业的体系设计辅佐了社会琴童的学习，要求考生除了演奏音阶与曲目，还必须要通过对应难度的视奏、乐理与听力等测试——《巴》的设计与以英皇为代表的欧美考级体系一脉相承。出于对英皇考级的信任，目前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许多世界顶级高校均认可它的成绩。
实际上，近年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内考级机构开始改革自身，例如中央音乐学院考级与上海音乐学院等机构组织的考级已率先将乐理纳入考级范围；上海音乐学院的考级实行了曲目两年一换等。而在琴童一方，越来越多的琴童家长也开始重新审视学琴动机，许多琴童已经不参与到考级体制。
实际上，除了《巴》之外，类似儿童钢琴教材在欧美国家遍地开花，其中当然也包括诸如英皇等考级系统教材。纵观这些教材可以发现，《巴》的全面音乐能力培养理念其实也不过是“套路”，它早已是当前主流教材共同遵从的原则——丝毫不奇怪，因为它们背后全部站着“素质教育”这座大山。继1997年引进《巴》之后，国内又陆续引进了西方其他一些相似的主流教材，包括2007年引进的部分《阿尔弗雷德钢琴基础教程》（被重命名为《快乐钢琴》），以及2012年引进的《菲伯尔钢琴基础教程》。讨论这些教材孰优孰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批教材所共同秉承的教学理念及其背后承载的人文观念已经实实在在改变了中国当下众多琴童与教师的观念与心态，使中国的钢琴教育事业正朝向一个被我们认为更健康的未来发展。
一种观念的形成不是一天两天。同理，想要改变一种观念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一套教材的引进只是一个开始，之后改革的道路一定是充满曲折。然而，如果我们已经看到远方旭日升起，为什么还要再惧怕黑暗？
再过几天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作为孩子们精神家园的守护者，我们有充分理由要对打响国内儿童钢琴教学改革第一枪的《巴斯蒂安钢琴教程》致以特别的谢意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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