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公司事务的处理
1950年冬至1951年，重庆传来消息，杨亚仙、冉庆之、陶建中先后被*压镇**，民生公司事务长萧怀柱（青年*党**人）亦被枪决，重庆市青年*党**主要成员郭经虞被捕。业务处副经理袁子修、财务处经理李邦典、运务处视察姚子久、护航队代队长胡魁等多人均被扣押审查。青年*党**成员中，业务处副经理陈国光、秘书刘子国（青年*党**老成员）被清洗。主持人事室的周雁翔亦先扣押后被释放、清洗。前南京分公司经理、回总公司后任业务处副经理的钱乔亦被捕，出狱后因案自杀。总务处船务由副经理张华贵主持，运务处由李若兰主持，稽核室吕庆如仍任原职，其他处室则乏人补充，临时指派次要人员替代了。此情此景虽出乎卢作孚的意外，但在我的意料之中。卢由港回汉和赴京途中的谈心，如能回忆一番，必有不少醒悟，但为时已晚。
卢工作中的烦恼
1951年夏初，卢来电要我回渝开会，我思想上毫无准备，不知有何内容。我飞渝后直到总经理室去会见了卢。他的气色不大好，房里只有他一个人，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
我问：“您的办公桌上为什么堆满这样多文件？”
他沉思了一下，苦笑地说：“这些文件都应该你看的，我现在替代你做这个工作。”
“难道（童）少生（时任总公司副总经理）不帮助一下看看？”我怀疑地问。
“他对公司内部的事都不想管，有事找他亦找不着，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外面去了。”这句话使我心情非常沉重，我也不便再问下去，因为公司外有朋友，公司内有同事，在言谈中会有透露内容的机会。我只好转变方向问：“*党**政军*长首**还容易会见吗？有事请求帮助能容易得到支持吗？”
“凡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示刘邓两位*长首**支持，他们一定会帮助的，不成什么问题；但成问题的是不能事事都去请示、麻烦他们……”言外之意是否别无替代之人去？别无可以商谈之人？卢似乎有很多话要谈而又按捺下去了。
外面知情朋友有不少传说，童少生与胡××相互结合大摆“*魂迷**阵”，说三道四地集中在卢的身上。卢偶然外出亦听到这种损害自己声誉的话，但又不便公开评判是非，如过去对待魏文翰的那些往事。这一局棋，我早已预料所及。我主张请求民生搞国营，他不能再回民生去搞公私合营，主要原因是他的旧威信维持不下去。公司里他原有的从旧社会过来的骨干，或多或少有一些政治问题，不能依靠了。这必须怪我当时讲得不露骨、不深刻，他目前的困境，我亦无法促其解脱。我是“有目的”而来，却“无结果”而归，他的顾虑太多，不便畅所欲言！
杨成质当时在香港主持工作，有两只“远”字号船以结关开往台湾为名，实际上通过台湾海峡到达上海，这是第二次，第一次已试行无阻，完成了任务。但事机不密，在港装货时消息泄露出去了，两艘船中的一艘船上有蒋帮特务，转告了台湾，待两只船刚开出公海便被蒋帮两只兵船押赴台湾去了。卢接到这一消息拍案大骂“杨太不像样”，但未给予任何警告和处分。
1952年春的噩耗
1952年，我随赴朝慰问团回到武汉。市民建委员会中除我担任副主委外，还有孙耀华、王一鸣和厉无咎亦各担任副主委职务，我兼任宣教处处长，厉无咎兼任组织处处长。华煜卿任主委。民建宣教工作相当繁重，每周各小组规定学习一次，发言有记录，要查看；学习小组开会时还必须派干部到小组去参加学习，每一单元学习完毕，还须作一总结，每月照例向市委*战统**部上报。民生内部问题一直使我不安，这种不安只能闷在心里，不能讲出来，总公司情况我不想了解，做起事来常常不能称心如意，何况还有民建一些工作。1952年春突然接到卢总经理自杀的噩耗！这个消息使我特别感到悲痛，为什么“特别”感到悲痛？
第一，以总公司童少生为首的一伙人是主张把民生在申、港两地的船只统制起来，以香港或台湾作中心继续营业。他们认为把这些船只全数弄回广州交给人民政府是不符合他们这一伙人的“利益”的，现在卢把船只弄回来了，而自杀了是“活该”，他们不会悲痛，反而会感到快慰！
第二，从革命者观点看来，自杀就是背叛革命。因为只要自己能多活一天，就应该为革命奋斗一天，如果自杀，就是放弃革命，实际上是背叛革命。从1918年起在泸州基本上卢是与恽代英合作的，并不*党反**反人民。难道现在反而后退吗？既想“后退”又何必回来？
第三，自杀只能给革命带来损害，谁能不经多方调查了解就可以正确估计卢自杀的原因？又有谁能说明卢自杀的必要性？这种自杀行为除了对亲友产生不良印象和影响外，有什么好处？这只能使“仇者快而亲者痛”。
第四，*党**的领导盼望卢回国，他是知道的。回到国内以后，中央和地方*长首**对卢的支持无微不至，他曾亲口向我多次谈到。周总理还交给卢一些任务，没有完成，若想到有什么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在运动中彻底搬出来检讨又检讨，认识再认识，有什么难过之处？历史是自己写的，古今中外有什么人能自我标榜完美无缺，而不被人批评和指责？
第五，在有关*党**政领导的支持下，我策划何仁到港促使卢回国是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从旧社会过来的旧民生领导班子十分复杂，问题很多。卢回来以后，已不能随心所欲地再去负责指挥他们。可恨我言而不尽，未促使他深思熟虑！如果我早知道他有万般无法解脱之事，我定会坦诚地对他进行劝解和辩论，但我一直未能觉察到他有自杀的倾向。卢的自杀，对国家对自己和家人没有任何好处，只能给家人和亲友带来不幸！有什么不能说清楚呢？我一直确信他是一个非常聪慧和有魄力的人。
卢的自杀也有相当的海外影响，事后听说卢自杀后次日晚间，台湾的广播就发表了这个消息，趁此机会，蒋帮又造谣攻击了我们。
应急措施
公股代表张文琦召集民生汉口公司全体职工开会宣布了卢作孚的自杀，没有加上什么帽子，但附带作了一些指示：
（1）汉口公司一切内外重大事件，自宣布之日起必须取得李肇基经理和我（指张文琦）的同意，未经同意不得执行。
（2）刘惠农同志，武汉市市长，奉上级命令兼任民生公司总经理。
（3）民生总公司迅速迁到汉口，以便进行领导。
民生汉口公司开发支票以往由会计科主任盖章后经我盖章生效，今后须加盖公股代表张文琦章才能生效。张文琦副局长可能怕我多心，特地对我说“这是上级命令，是短时间的”。我理解这是全公司的紧急措施，是临时戒严令，是适时的和必要的。这个时期“五反”运动还未结束，听说朱树屏交代了民生内部有五六十个特务组织和*动反**团体，一时内外哗然，连我亦有点莫名其妙。民生内部有蒋帮的特务组织，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有*动反**政治集团如国家主义派（青年*党**），有哥老会、青红帮、一贯道和其他封建、*动反**、流氓集团，但是否达到五六十个之多，我弄不清楚。这些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必须在运动中坚决彻底、毫不留情地逐步清洗出去！
卢自杀原因的各种传说
卢自杀原因有各种传说和推断。有人说：“自‘三反’、‘五反’运动刚一开始，首先对张祥麟代表开炮，关怀（卢的勤务员）在批判大会上揭发了张的错误行为，卢当时在座，脸色难看，联想到自己，恐有胆怯之处。”还有一种推测：“在卢自杀前有人揭发民生内部有几十个特务组织，而‘民锋’新船行驶到重庆附近触礁，使他内心难安。”又有另一种推断：“李邦典（财务处经理）在学习小组上公开批评过卢的一些在财务处理上不妥当的做法，卢可能考虑到有不少重要事件将提出来，使他难以过关。”
曾任武汉市副市长、原某民主*党**派负责人唐××亲口向我谈“刘惠农市长向他透露卢作孚与勤务员关怀有暧昧行为，卢怕在运动中被揭发，因而服毒。”我认为唐说的话是不负责任的，这种传说或许是唐自己捏造的。刘惠农市长是个好*党**员、好领导，他不会无中生有。如果系从重庆转来的消息，那很可能是捏造，童少生可以造谣，总工会中彭心练、王宏贤、袁名实都有此“才能”，因为他们根本无从理解卢作孚。造谣去给卢抹黑，他们干得出来，亦乐于这样干。
卢先后有三个勤务员，在泸州时是一位年长于他的丘昆阳（北方人），卢对他如亲人一般，从未斥责过。在民生公司时长期跟随他的勤务员林文裕，是一个健壮貌美的青年，卢待他如自己的儿子一般。林后来另调工作，是卢为了发挥他的才能，让他有机会发展做服务员以外较有技术性的工作。卢从香港回国后，关怀才担任卢的勤务员工作，我陪卢到北京住的是金城银行的招待所，在每天早晨起床漱洗完毕，卢即叫关怀去为他讲政治经济学。卢经常阅读干部学习的13种著作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关怀的言语行动显得是有教养的，如果他不受坏人挑唆，他不会信口开河。卢一贯对人严谨，尤其对女同志或一般亲友，从不讲一句笑话。正因他终日忙于工作而饮食保健不加重视，常疲倦到忽然打盹才立即醒悟过来。
卢自杀前正逢公司财务吃紧。当月上万名职工的工资有发不出来的危险，走投无路之时，呈请中央政府*款贷**以解燃眉之急。据说中央有一个急电，同意为民生公司解决困难，而电报捏在童少生手中并未让卢知晓，卢作孚之妹卢坤秀事后告诉我，当天夜晚，卢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服了过量*眠药安**离开了人世。
为了避免蒋帮的苛捐杂税而默许民生财务部门造假账应付，我推断有其事，但卢不会从中中饱私囊。“三反”、“五反”运动中他如不死亦无罪行可言。卢在政治上可能有不少具体事实，在蒋政权时代，他与上层必然会有许多关系和交往，但*党**的政策不会把他作为“敌人”，而是“朋友”。根据他的亲人讲，卢在自杀前亲笔写在一张纸上的遗嘱是：“民生股票全部退还；借用民生的家具全部清出送还；住民生的房屋全部让出交还。”我亦相信此事不是虚构。
痛苦的追忆
卢自杀后，他的亲人、朋友和一些认识的人，或多或少受到大小不同的影响，这些影响是苦涩的，但也许是有益的，这是一个受教育的过程，发人深思。其中引起一些痛苦和矛盾。
回想公司在加拿大建造的“夔门”、“虎门”等多艘门字号新船回国时，总公司一位负责人利用职务之便，随船带回西服多达40套；合成纤维的毛毯30余床，当时合成纤维刚上市，合成纤维毛毯是何等昂贵。不仅如此，几乎每一艘船上均带有电冰箱、轿车等私货，极尽奢华，这些私货全系总公司某些负责人等的既得利益。这一切回想，使我内心愤怒难平，作为民生创始人的卢作孚处处精简节约，为民族的航运事业呕心沥血，并没有追求更高的物质享受。但他却要受到中饱私囊和脑满肠肥的某些人物的陷害和打击。卢的自杀与总公司这一负责人和同样急于寻找政治出路的胡××之互相勾结、进行公开和暗地的*谤诽**和拆台等种种活动有直接的关系。可惜知道内情的人太少。
风暴来临前的长航座谈会
在长航*党**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中，我提出请求长航领导为卢作孚自杀案通过全面的调查研究以便做出结论。
我发言的大意是：“卢总经理生前，民生内部有不少同事对他很尊敬，现在他不知何故自杀了，个别人变成了对他很看不起。究竟他自杀的原因是什么，有设法弄清楚的必要。长航是民生的领导机关，有权指定专人进行调查研究，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做出结论以明辨是非，统一认识。”
康心如私股董事继续发言，讲不到几句他就哭了，何北衡亦谈了内心难过的感受。长航*党**委书记贺崇升最后发言说：“看来各位董事还有不少意见，我想把这个座谈会再开几次，请各位畅所欲言。”散会后，总公司负责人童少生、欧阳平及贺崇升商议，大致说我与康心如、何北衡事前有准备，行将发动攻势为卢作孚平反。结论尚未作出，何来“平反”？我一笑置之。下次座谈会除贺崇升外增加了周启安副书记，并对每一发言均有记录。连续开会三四次，大家不谈卢的自杀问题了。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周启安副书记是主持运动的负责人，显得“箭在弦上，势在必发”。
反右斗争开始，我终于被划为*派右**，第一条罪状是为卢作孚鸣不平，为卢作孚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