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原作者沈琼楼。

正文

清代衙门中，上至督、抚，下至州、县都有两种有权而无职的人，一为“师爷”，一为“大爷”。这两种人在衙门中虽然没有职位，但他们的权力可以左右或挟制他们的长官，特别在州、县衙门里，长官们一定要听他们的话，没有他们，官是做不成的。在身份上说，“师爷”是聘请的，须待以宾师之礼，一般称为“西席老夫子”，在州、县里称为“刑名正席老夫子”；“大爷”又称“门上”，不过是看门的人，是雇佣性质，处于仆役的地位，和“师爷”相提并论，似乎是有点不相称，但知道他们狼狈相倚的情形，就知把他们列为同类，并不为过。

“师爷”和“大爷”为什么会长久存在，又为什么非有他们不可呢？科举时代，读书人只知道念八股文章，很少读律，钱谷之事，更少过问。一旦做起官来，不懂刑律，失出（罪重罚轻）、失入（罪轻罚重），都可以革职，钱谷关系考成，是得到保举和升迁的关键，但各州、县的正赋和耗羡（详下文）各有不同，非得其中秘奥的，无法稽征。“师爷”就是专办刑名钱谷的人，做州、县官的，非有他们襄理不可，读书人尚且如此，胸无点墨、用钱买官来做的捐班就更不在话下。“大爷”的地位虽然很低微，在下九流之列，后代子孙不能考试，见着本官，都要打千行礼，口称小的，但是个最接近州、县官的人，凡州、县官收受贿赂和作不可告人的坏事，大都要间接通过“大爷”来干。有时干得不好，被人揭发，受到查办时，本官还可自居失察之名，把罪过一咕噜儿推到“大爷”身上，把“大爷”作替罪羊，自己安然无事，“大爷”也认为罪有应得，从不牵涉本官。因此，做州、县官的又非有“大爷”不可。“师爷”与“大爷”地位虽高低不同，但为统治阶级服务，助纣为虐，残害百姓，同为社会所痛恨。“师爷”比“大爷”的种类还多，现分别来谈。

一、绍兴师爷

谈“师爷”的人，莫不知有“绍兴师爷”。所谓绍兴，不单指一县，实系泛指原日绍兴府各属人。绍兴何以多出师爷呢？根据前人各种记载综合来谈，绍兴府城历来都是人口繁密的，府属各县的人流寓到府城来，都挂籍在山阴、会稽两县捕属。绍兴府属本来是地瘠民贫，耕地很不够分配给当地繁密的人口，远不如浙西杭州、嘉兴、湖州各处之土地肥沃，又有其他手工业可资生产，因此大家都向笔杆上打主意。他们读书，又兼读律，旁及钱谷，如果功名成就，他们就出身去做官，不成的话，就出身去做幕。做幕就是当“师爷”，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刑名钱谷，必须件件皆能，不能独沽一味,而且有些心传口诀，或秘本手册,非经过师承,不能得其窍要与传授。自明代以来，绍兴人就多以做幕为生，走遍天下各衙门，其情况有如四邑人之往外洋谋生，是互相牵引的。所不同的，绍兴师爷要收徒弟，如果要学，就得拜师，从前绍兴府城游学者甚多，大抵都是为拜师学幕而来。学既有成，就附着粮船沿运河北走京师，以求出路。京师各部曹衙门众多，在绍兴人声应气求、互相援引的形势下，很容易找到个席位，即使暂时闲散，而奉旨简放的监司大员，或由部诠选的府厅州县官吏，在出都赴任时，亦必找一两个“师爷”携同前去，闲散者亦不忧无出路，这就是绍兴师爷所以遍天下的原因。

绍兴师爷陆续来广东省并不少，而且落地生根，世居不去，在从前老城里就可以找到不少的幕客世家，有属于绍兴的，有不属的，先从著名的大幕沈家说起。

光绪年间，小北天平街（今德宣东路）有沈姓者两家，西头一家浙湖沈寓”主人沈梅生，是浙江湖州人，不是绍兴籍，向做两广总督幕宾，不知蝉联了几任，因此梅生就广树声援，逢有新委的府、厅、州、县各官，梅生都荐他的徒弟去做“师爷”。接受他的要求的，上行的公事，就很容易通过，即使出点岔子，也额外照应。如果不是他的徒弟当“师爷”的衙门上行公事，梅生必诸多驳难。这样一来，在各衙门当“师爷”的，无不奔走梅生之门，受业为弟子。就凭这一点，梅生招权纳贿，声名十分狼藉。张之洞督粤时，有人向张揭发梅生的劣迹，张曾多方侦查，但因梅生弥缝甚工，竟执不到丝毫严重的证据，以人言籍籍，乃入奏清廷，驱逐劣幕沈文仁即沈彬（两俱梅生名）回籍。其子沈桐（字凤播）寄籍番禺，曾中过举人，也一并递解回浙江原籍，仍准其以浙江举人入京一体会试。幕客非朝廷命官，系由总督自由聘请，去留自可任便，解聘一个幕客，竟至上达朝廷，其事不寻常可知。但梅生招权纳贿的证据，以张之洞的雷厉风行，尚查不着，外间知道其事的就更无人，因而梅生在广州置有许多的不动产都没有被查抄。沈桐后来会试，中了进士，做到奉天的东边道。梅生长子秉炎也做到广西的左江道。

天平街东头近二牌楼北向有一间太史第，主人沈锡晋，不是浙籍，是江西南昌府新建县人氏，世代做幕，与豪贤街江右堂沈是一家人。锡晋是番禺秀才，很年青就游幕各州县，年近四十，才考中举人，联捷成进士，点入翰林，散馆后，授职吏部主事，后来外放为扬州府知府，调江宁首府，这是由幕客而科第，而又做官的。住在这个太史第的还有个沈宗涛（字伯洪），曾中过光绪己卯科举人，没有出身做官，却在按察使署掌刑名，历任不变，成为该署的不倒翁，是以科第而做幕的。江右堂的沈锡璜、锡缪（字贡宾）、锡琦（字慕韩）三兄弟都没有科名，终身都是府、州、县的幕。

豪贤街东头二圣宫左邻南向那家“会稽沈寓”，是正式绍兴人，那里有幕有官。老主人沈毓嵩（字星桥）一向当督抚大幕，他的父亲沈传经是候补道，曾署过肇阳罗道，他的弟弟沈毓岱曾任职香山县，他的儿子沈之乾曾任职南雄直隶州。凭借大幕的势力，朝上有人好做官，这一家是亦官亦幕的。

做幕的不过是个穿针引线的人，没有印把子在手，依人作嫁，不如自己做官的能为所欲为的过瘾，因此做幕的都想做官，纵使自己不做，也要他的儿子做的。住在甜水巷（惠福西光塔路的一条横巷）的宋华廷就是其中之一个。宋华廷历充总督的大幕，为着要替他的儿子辈捐个官，因此节衣缩食，持家非常俭约。他是当幕客的，什么官好做，什么官本小利大，自然胸中了了。他替他的长子宋寿嵩捐个藩库大吏，那是全省独一的好缺，一直做了许多年，才升任南雄直隶州；次子宋寿徽捐个户部郎中，到京当差，清末由户部派回广东当清理财政局长，声势也相当大。

粤督幕内，一向聘有西席老夫子数人，只张之洞驱逐劣幕沈文仁后，对其他幕宾也不继续关聘。所有审核所属上下行的公文，都委托几个精明强干而熟悉公牍的候补州县来分别办理。充任这些职司的都称文案委员，派曾署过南海县的徐赓陛总其成。徐赓陛是老州县，以强项称，当他初任陆丰县时，沈梅生正得势，坚要荐其门人钱子芳当他的“师爷”，他复函拒绝，函长数千言，洋洋洒洒，语语凌厉，痛责沈不留余地（见徐自己刊行的《不廉斋漫存稿》）。这件事早传闻于政海中，沈梅生之被逐，与此事当有关系，徐被张之洞赏识，亦由于此。总督幕中有两个吃香的老夫子，一个是奏折主稿人，一个是奏折缮写人，两个月薪都是二百两整的。张之洞督粤时，年纪不过四十余，与其他老态龙钟的疆吏不同，自恃年富力强，笔下来得，所有奏折，均自行起草，自行缮写，从不假手于人。张去后，继任的总督就恢复聘任这种老夫子，直至清代灭亡为止。

历任总督幕宾，确以绍兴人为多。自沈梅生案发生，所有幕行中人都为之敛迹，特别是督、抚、藩、桌的大幕，以敦品励行相标榜，不滥收门生，也不滥荐门生，这因为沈梅生当督幕时，所收门生超过百人，都非沈氏直接传授的徒弟，大都已学幕多年，或者已经就馆，不过慕沈氏之名，或借沈氏之势，希望求得个馆地，或者巩固其馆地，因而拜沈氏为师的。经此以后，大幕的风气确实改变一下，轰轰有名的，就算汪芙生（字玉泉，山阴举人）。芙生不同于一般庸俗幕客，仅懂得刑名钱谷，他湛得经史，擅长词章，又好讲经世之学，著述宏富，有《随山馆全集》行世。芙生初来粤，不过系县幕，历佐英德、曲江、东莞、番禺等县，挣得一点名气，遂为督抚上宾。芙生有最得意的弟子朱启连（字棣坨)，能尽传其学，以女嫁之。棣坨即朱执信之父，卓华不群，一出身就做湖北按察使陈宝箴的刑幕，后来陈宝箴做鄂藩、湘抚，棣坨都是他的幕中人。陈在湖南推行许多改良主义的新政，棣坨多所赞助。戊戌*变政**后，陈落职还乡，棣坨亦返粤，未几病死。芙生子兆铨，字莘伯，以应试，人番禺捕属籍，中式光绪乙西举人，但仍以幕为职业，曾为水师提督李准的幕客。芙生之弟竹生，也是来广东做幕的，名气不如芙生之大，仅活动于东江各地，如河源、归善（今惠阳）、海丰、连平等。有子兆镛、兆铭等。兆铭就是汪精卫，其史为人所共知，无庸叙述了。兆铺先为太平沙孔家处理磋务，多居乐桂埠（乐昌与桂阳的盐埠)，但一度也被岑春煊延入总督衙门作幕，当了数年的老夫子，这是另有原因的。

岑春煊督粤时，颇有点兴作，既要对广西用兵，又要开将升学堂和训练新军，在在需财，自然要拨草寻蛇地来搜刮款子。自从参倒新简驻比利时公使周荣肤（周生即大家知道的周老十），追回他当海关库书时侵吞的国币，抄没周老十的家产充公，获得一大笔款子，十分欢喜，又想找别一家官豪来开刀。岑认定太平沙孔家是可以开刀的对象，因为孔家自清初以来二百余年，世绾纲，敛财当然不少，这些钱当然也是侵吞国课而来，只要有人拿出证据来，又可照处理周老十的办法，参他一本（按周案是由一个旧海关吏员具侵吞凭据向岑告发的）。因汪兆铺替孔家当乐桂埠总管多年，以为他悉知其中弊窦，岑春煊就聘他来当老夫子，希望通过他来向孔家占一支求财卦。殊不知老岑这个主意打错了。因为孔家这个盐商，外强中干已久，因销路不畅，积欠一些饷项，纵使将他抄没，也抵消不了欠饷，没有什么油水，因此老岑没有向孔家动手。因汪兆铺做督幕，没有出卖孔家，却另外做出一件轰动社会的事。督幕里同时有个刘子蕃，也是绍兴人氏，和汪兆铺很合得来，大家便联成亲戚，刘将他的幼妹刘文贞许配汪弟汪兆铭，已经行过文定典礼。不想汪兆铭选送官费留学日本后，竟加入同盟会，做了革命*党**人。当时的革命*党**人是大逆不道，连累到家庭的。汪兆铺身居督幕，为自己免祸计，马上声明与逆弟兆铭断绝兄弟关系，把兆铭摈逐出汪氏家庭之外。刘子蕃当然也不肯认这个乱*党**做妹夫，经过磋商，大家就交还庚帖退婚。

督抚大幕以外，就数到藩桌运三司的大幕了。藩司方面，在光绪初年，有孟青航和任香亭两人，他们的地位很稳固，历任藩司都不更动，一直干到他们去世，才换了陶少甫和姚少庵二人。关于桌司和运使的大幕的人物，却无所闻。但知道向藩署学幕的，仅懂得钱谷而不懂得刑名，向泉署学幕的，又仅了解刑名而不了解钱谷，都是一偏之长。州县大多数只请一名刑名正席，当州、县的“师爷”的非刑名钱谷两通不可，除非三阳（潮属的海阳、揭阳、潮阳）六大(南海、番禺、顺德、东莞、香山、新会）才分聘刑名钱谷的幕客，来应付特多的田赋收入。

“绍兴师爷”来到广东后，大多数就在这里安家，而且活动范围，不出广东一省。他们大多数是*片鸦**烟鬼，这风气由来已久，还在清代道光年间就有。那时还是隐蔽起来，偷偷吸食，但后来我所接触的，都公开不避人。据他们提出吸食*片鸦**的理由有两点：第一，他们所到的地方，多数是山州草县，瘴气很重，为着辟除瘴气，就不得不吸；第二，他们办事都在夜间，常通宵达旦，很感疲倦，为着振奋精神，又不能不吸。这都是他们的托词，其实他们终日伏处衙中，起居作息，都没有一定规律，又缺少运动，因此他们几乎无一不是瘦骨嶙峋，飘飘欲仙的。由于不讲究卫生，只知乞灵于*片鸦**，好些幕客仅及中年，就病死于幕次，却每每归咎于所在的山县。记得由光绪已亥至乙已的六七年间，佛冈厅和鹤山县都一连死了几个幕客。一时幕客都视为畏途，不敢应两地之聘，竟视同感恩、昌化（感恩、昌化俱海南岛县名，相传水土很恶劣，幕行中人有两句话说：“感恩昌化，唔去就罢”）。其实佛冈、鹤山都距离广州不远，并非蛮烟瘴气之地，当时只交通不便而已。

上文已经提到幕客都想做官，现在再举些例子。光绪年间，捐例大开，什么顺直贩捐、*晋秦**贩捐，都把应纳之费降到最低限度，以广招徕。幕客中稍有积蓄的都走这一条路，以很少的捐款，捐个八品候补府经历（正入品的佐杂官)一有机会，钻个保举，便是个七品知县，正是条终南捷径。当时的红幕袁可群（字允伯）、李鸿钧（字桂生)等就这样由幕而官了。番禺县秀才徐绍棪，初学幕于袁，继学幕于李。后来袁署清远县事，就用徐来佐幕，李署*江阳**直隶州事，又用徐来当“师爷”，老师做起官来，由学生去当西宾老夫子，真是别开一格。徐绍棪是番禺人，幕客世家，代出名幕，他有两个堂兄弟同时出来就幕，一个是绍桢（字固卿），一个是绍榆（字星白）。绍榆始终做幕，没有做过官。绍桢在番禺县进了学，又中过举人，便固定系广东籍，不能在广东做官（清制，要回避本籍），特到江苏去扶摇直上，由道员而署理江北提督，新军镇统（等于后来的师长）。由幕而官，又由文而武，多才多艺，清代幕客中，除左宗棠外，就要数徐绍桢。徐绍桢在辛亥反正时，亦曾出过多少力量，所以入民国后，还做过很短期的广东省长，这是广东幕客中的最突出的了。

广东幕客中还有个妇孺知名的人就是缪艮。缪艮，字莲仙。他没有当过大幕，一向只当州县小幕。所以出名，是由于他有一首南音《客途秋恨》，其中有两句是：“小生缪艮乃系莲仙字，家住江南省内小圹村”。这首南音虽然只系描写缪艮个人的客中穷愁生活和与一个*女妓**往来的故事，但声调铿锵，很容易上口，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艺人喜欢唱，妇孺也喜欢唱，因此缪艮这个名字是很多人晓得，但他是个幕客，知道的就不多了。

二、一般师爷

上文所述的“绍兴师爷”，除主管刑名钱谷外，还替长官批阅一些呈词，因此在每个州县衙署中是个有权无职，除主管长官外，地位最高、薪水也最厚的人。他们都是和大爷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的。州、县衙署中，除“绍兴师爷”外，还有其他两种“师爷”，一般也称为西宾，但一种是比较重要的，一种是可有可无的。可有可无的是“书启师爷”，他们的工作是替主管长官写些无关重要的婚丧庆吊和通常问候的信件，这些信件，差不多有一定的格式，也有一定的蓝本，可以照本抄缮，堆砌成文，表面上是骈四俪六，琅琅可诵，其实是废话连篇，空洞无物的。当这项脚色的人，不需懂得刑名钱谷，只要稍为学过幕，或未学过幕而能写一手清秀的字，有大力者为之推荐的人，就可入选。他们不能负担任何其他任务，因此他们的待遇并不高，一般每月只得白银十两，又不为衙门中人所敬重，很多都被称“饭桶师爷”。

比较重要的是“粮站师爷”，这是替州县大老爷下乡催粮的。各州县钱粮本来都由粮房书吏负完全责任来办理，各粮站还有站书来核算和征收，用不着再来个“粮房师爷”。但是每个州县官到任，都带着一些亲戚同去，这些亲戚在衙门中都被称为“火腿绳”（缚火腿的绳很大，总有几两重，买火腿的，绳不解除，绳的重量要与火腿同算，是比喻为连带关系的附属品），“火腿绳”大多数是没能干的，就安插为“粮站师爷”。还有，捧着大力者八行书荐来的人，在衙门里没有位置，也把他们安排作“粮站师爷”。这种师爷专门下乡督催欠户，每到一个粮站，由于不知道站里该收多少田赋，又不知道欠粮户在那里，并没有具体工作，只是看看站书们的收款情形。但是站书们对“师爷”们一定要尽情供应孝敬一点。站书们对田赋是包收包解的，有时对有一点顽抗的欠户，也希望“粮站师爷”来，把他引到欠户那里，“师爷”于是摆起十足威风，喝拿喝锁，欠户不免求情宽限，除杀鸡为黍的招待外，还要送点夫马费，那就是“师爷”们的额外收入。“粮站师爷”是分上下忙两季下站的，但下站一次的收获，就会胜过“书启师爷”一年的收入。

州县衙门而外，厘金厂也有“师爷”。厘金为清代对老百姓最残酷的剥削，只要通过厘金的厂卡，是无物不抽的。主持厘厂的有总办、会办、委员之分，都由大府扎委。总办多为道员级，会办多为知府级，委员中州县级的称大委员，佐杂级的称小委员。总办和会办都是挂衔，没有什么事情办，大小委员是各有职司的，其中以查验委员为较重要。查验委员必须亲自下船验货，但不能单独进行，一定要有“查验爷师”陪同前往，否则容易被狡黠的商民所瞒骗。据说有经验的“查验师爷”有很高的眼力，只要看船舷吃水的深浅，就可知船底 夹板有无另藏货物；以铁条一敲盛载流质的瓦器，听其声音，就能辨出瓦器内所载是油、是酒抑或桔水，传者有无故神其说，大不了解，但“查验师爷”的薪额，比总办、会办还要高，从这一点看，“查验师爷”在厘厂中的地位，其重要可知了。“查验师爷”中有所谓五虎将的，都是个中能手，是河口、芦芭两大厂的骨干人物，历任总会办都不能动他们，一动他们，收入马上就下降，确实有其一套搜刮的本领的。

五虎将是陶、唐、殷、汪、贴五人。陶某、唐某，传者轶其名，为光绪初年至中叶间的老手，更迭在河、芦两厂当“查验师爷”，使两厂厘全收入始终保持为全省最高。陶、唐两人死后，有贵州人殷幼民，浙江人汪蕴卿，山西人贴佩轩，这三个人由清末至民初，在河、芦两厂当“查验师爷”，一直于了三十年不动，各皆积资十余万，家肥屋润，都由勾结商人，狼狈为奸，以多报少，以贵报贱得来。厘金的黑幕重重，弊窦大抵出于“查验师爷”的手上。总办、会办高高在上，只知颐指气使，当然无法知其详细，但大小委员同“查验师爷”一道工作，知道其中窍要的较多，有虚心向“查验师爷”学习的，无不成为厘金界的红员。例如：江苏扬州人厉友梅，以候补巡检到厘差，后过班为通判；浙江山阴人蒋子舒以候补从九品的末秩到厘差，后过班为知县。这二人就是肯研究查验之术，得到个中三昧，成为厘金界的红员的。但厘金红员与“查验师爷”还是一个鼻孔出气，绝对没有减少一些积弊，依然与商人蛇鼠一窝，蠢国病民。原因各厘金厂都有一定的额收，达到额收，对总会办的考成，便无妨碍，“查验师爷”只要把收入控制到额收的上下数目，不发生较大的差距，其余便可以为所欲为，总会办也知而不问了。

厘厂总办如不依靠“查验师爷”，收入肯定要降落。旧桂系踞粤时，杨永泰任财政厅长，委任他的亲信同学陈永干（字颖材，香山人，广东高等学堂毕业)总办芦苞厘厂。陈为人较老实，没有前清老吏的狡猾，不知道依靠“查验师爷”，到差后，收入逐月递减。陈知受厘差们的操纵愚弄，但自己无法整顿，仅五个月，便辞职不干。杨把陈调回财厅任第二科长，改派前清老吏蒋德泰（即上述的蒋子舒）前往任总办，收入才逐渐有起色。蒋德泰后来在廖仲恺任财政厅长公开授承各厘厂时，还与邹殿邦联合，以胡衍鹗名义年缴饷一百万元来投承芦苞厘厂，可知该厂收入的丰富了。

三、大爷二爷和三小子

封建社会里，阶级分得很严，在称呼上也分得很清楚。道员以上的称大人，知府、知县、知州都称大老爷，八九品的佐杂职都称大爷。由于州县官都称为大老爷，跟着大老爷来的仆从，而能够在大老爷跟前说话的，便略去老字，称为“大爷”，次于“大爷”的就称为“二爷”，次于“二爷”的，就没有爷字，只称为“三小子”了。“大爷”在各州县衙门中只有一个，而“二爷”和“三小子”的数目是由“大老爷”授权“大爷”按需要而雇用，这些人统称为爷们。在封建时代里，只要提起是爷们，大家便知道是下九流的贱役。话虽如此，做州县的官，很多就受制于“大爷”。清代的地方官，除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职知县，和其他军功保举或别途议叙、归部诠选的人是带缺出京的，一经投文报到，藩司就要立即挂牌，饬赴新任外（这些人都称为老虎班），即使是进士钦点即用知县，经常也要候补两三年，才能得一个缺，其他的候补人员就更不用问了。

这些做官人不一定个个都有大资产，在听鼓辕门的两三年中，坐吃山空，如果不靠借债，是无以为生的。做官人都要面子，如果要他出面去借债，是万做不到的。清代有一种人专以放“官债”来图利的，正如花钱捐官来做的一般，而且比捐官来做更可靠。首先是不用花本钱，还有点小项收入。他们选择了一些遇缺即补而暂时还未有缺的官儿，也必须是这种官儿，像试用班没有花样的知县、举人一等和拔贡、优贡朝考取得的知县，补缺是遥遥无期的，他们决不干。主人选定了，便不惜降志辱身，百计贪缘来当选定主人的“大爷”。这种主人又必定是相当穷的，在候补期中，要百计张罗家庭衣食和*场官**应酬费用，于是当“大爷”的就替主人想办法借债。“大爷”本来已将款预存于濠畔街的山西票号，却讳莫如深，他介绍主人到山西票号处借钱，本来自己去提款来给予，却硬说是票号的，是通过票号里的他的亲戚或朋友得来，迫主人写张借据给他，按条件纳息。如果主人需要一点款作运动费用或者缺乏赴任履新的旅费，“大爷”就更加乐意替他筹借，代他垫支。这样一来，“大爷”执着主人亲笔书写的好些借据，就成了主人的债权人，主人也成了“大爷”的债务人了。像这样的“大爷”都称为“带肚门上”。主人当了“大老爷”以后，横竖一切开支，由“带肚门上”开支惯了，自然而然会愈加宠信，他便自然而然的当了衙门里的账房了。“大爷”当了衙门账房以后，初时当然以小忠小信来博主人的信任，待到主人和他无话不谈的时候，他就想办法来舞弊了。如果主人是唯利是图，不管缺的肥瘦，有印把子在手，就要捞一把的，“大爷”借着主人的名义，就大胆放手去干。如果主人是个读书迁腐的人，骤然不敢为恶的，“大爷”也有挟制的办法。他的通身解数，就是索还上任前的一切旧欠，暗约主人署券揭款的山西票号派人来衙坐索。这时主人当然是束手无策，“大爷”便以中介人身份替主人做好做歹，把应上缴的田赋正供和署中亟待支应的款项一概先拿来替主人还债，弄到库空如洗。如何来弥缝应付，主人自然要找“大爷”来想办法，听他摆布了。这是“带肚门上”的一般手段，还有比这严重得多的，事情发生在张之洞督粤时期。

传闻有个湖南人名李家焯的，以军功保举得到个老虎班知县，由湖南带着一妻一仆来广东赴任，这仆人正是个“带肚门上”。行至中途，李家焯竟得病死了。李家焯的老婆很年轻，还没有儿女，满望到任后做官太享福，不想遇此变故，官太做不成，还欠着随从的“大爷”一身债，正彷徨无计，痛不欲生。那个“大爷”却不慌不忙向她献计，认为李家焯官照上所记的年貌正与自己差不多，如果把李家焯已死的事隐瞒起来，由他冒名顶替去赴任，她做他的妻子，依然是个官太，保证是没有人知道的，假如她不依计而行，就要她*身卖**来还债。在两条道路之间，李家焯的老婆竟选择了前一条，循了那“大爷”。把李家焯草草殡殓后，假李家焯于是携眷赴任。那时做两广总督的是曾国荃，见李家焯禀到后，因他是军功出身，马上扎委他到陆路提督郑绍忠（诨名大口金，因其口可以容拳云）那里当清乡缉捕委员。当了数年差，虽然手上已沾满老百姓的血，和李家焯的老婆同居，又已生男育女，但前事迄无人知道，假李家焯已十分安心。有一天，因事到省，上督辕禀见，在官厅上遇见一个同乡，正和一个官儿说话，假李家焯一见那个官儿就吓得面如土色。那同乡不知道内幕，还向假李家焯介绍道：“这是我们同乡曾观察曾大人，你们以前见过吗”？假李家焯唯唯诺诺，勉强对曾观察行个礼，就立刻退出，还未到门口，就听见曾观察破口大骂混账王八蛋，胆敢冒名顶替来做官！原来那曾观察名纪蕖，是曾国荃的胞侄，他的父亲曾国华也是*压镇**太平军的刽子手，跟着安徽巡抚李续宾抵抗天国*队军**，三河集之役，被英王陈玉成将他们*队军**全消灭，李续宾和曾国华都同时被打死，纪蕖是以难荫得官的，及龄引见，放了个广东连州直隶州知州，调署嘉应州直隶州。但这个公子哥儿认为直隶州的官儿太小了，便捐了个道员，刚巧过班，他的九叔曾国荃就调督两广，纪蕖要回避，改指江南去了几年，又碰着曾国荃调督两江，纪蕖便又回到广东来候补。纪对李家焯是认得的，而且对假李家焯也认得是从前某官的家人，他知道真假李家焯的底细，在咆哮一顿之后，马上见总督张之洞，将所见陈明，张之洞闻之，不置可否，把这事搁起来，绝不查究。

原来纪蕖的官声很不好，同僚中都说他任性使性，惹是生非，张之洞是当时督抚中最年轻的一个，精明强干，不肯听曾纪藻一面之词来查办这件事。据传原因有两点：第一，李家焯的年貌与相关官照所注“身中”、“面紫”、“未须”（从前没有相片，写年貌都只是写身材和面貌特征）是符合的，他的原配老婆还肯相认，怕闹成笑话；第二，李家焯是在前任总督曾国荃手上禀到的，曾国荃是湘军统帅，对于旧部的人岂能轻易瞒过，如果确是假的，曾国荃难免有失察之咎，为着官官相卫，就不愿查究。不止不查究，还使人对曾纪菜晓以利害，劝他以后不可再提此事。不久曾纪菜被委为惠潮嘉兵备道，他果然是任性妄为的，做了不少违法乱纪之事，被号称铁面御史的邓承修参他一本，调查属实，被降职为通判，他就一怒去粤，返乡作大地主。只便宜了那个假李家焯，没有死对头，做官可以安枕无忧。后来盲谭（名钟麟，谭延闿之父）来督粤时，因乡谊关系，对假李家焯最宠信，委署顺德县事，两三年不动，升任钦州直隶州知州，过班知府，至光绪末年才死去。这是传闻“带肚门上”一件突出的异事，也是清代黑暗*场官**中的一件怪事。

没有“带肚”的“大爷”，也是州县官生财的左右手。“大爷”雇用一些差遣的人，就称“二爷”，“二爷”又雇用一些差遣的人，就称“三小子”，所有“二爷”和“三小子”都完全受“大爷”的指挥。“大爷”替大老爷发财，也是替自己发财的。清朝制度，一个实缺知县，岁俸不过几百两，但是知县在习惯上都不向藩库领俸，只在应解的钱粮上抵扣。一年中仅有几百两的俸银，如何养得起衙门中的“师爷”、“大爷”、“二爷”和“三小子”那一百几十人。最正规的办法就是向田赋上着手想办法了。

康熙年间，当时海内初定，为着收买汉族的人心，曾下过一道嗣后永不加赋的谕旨，以后除新垦区和各江下游的新涨沙田依例升科外，是不能加赋的，怎样来增加收入呢？亏得“大爷”们串同粮房师爷和粮差们避开了煌煌圣旨，想出“耗”和“羡”两个名堂来。“耗”就是损耗，清初纳粮，还是征实物的，在衙门交纳时，衙门用穿孔漏底的破筐来接载过秤，自然漏得满地都是，早有“二爷”和“三小子”等拿着扫帚把漏出的稻谷扫得一干二净，“没收为私”，过种时重量自然少去十之一二，或者三四，一定要纳粮之户如数补足，才算完成国课，这个名目就叫“补耗”。“羡”就是多余，即照额完粮之外，还要多交一点，比方应交一斗的，却要交一斗二升，借口的理由是交纳的是新谷，水质很重，入仓后经过风干，重量顿减，仓里又多鼠耗，而且解往省仓时，沿途水陆运输，也难免少减，如果不附加一点羡余，将来解省不足之数，县官实无法赔补。这样说来，似乎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其实是违法滥征。这种违法滥征，在清代中叶时，就是全国如此。记得龚自珍已亥杂诗有一首云：“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当时清廷对太平*用军**兵，粮饷都由东南各省供应，赋税已特重，而州县官多加耗羡，本来纳三升粮的要纳到一斗，农民哪得不卖牛买刀，揭竿起义呢？关于耗羡问题，据说后来已经由督抚奏明清廷，作为附加，人民缴纳田赋时，正课与附加合为一条鞭计算，从此田赋的附加就成为州县衙门行政费的补助,而田赋收人的多少，又成为州县官缺肥瘦的划分了。

除在田赋想办法外，其次便是收“陋规”，“陋规”以烟赌为大宗。每个县城附近，总有十个八个较繁盛的墟场，这些墟场都是五日一圩，分为一六日、二七日、三八日、四九日、五十日等，循环往复，这就等于每日都有圩，而且不止一个圩。这些圩场都是大开烟赌的，烟赌都是违禁的行业，能够大开，就要向衙门缴纳一些“陋规”。州、县衙门每天都由“大爷”派出一些“二爷”和“三小子”共同出去各圩场，名目是采办东西，其实是分头去收取规费。除收取烟赌规费外，还要收取“秤头钱”。“秤头钱”是论斤收取的，例如猪肉每斤收铜钱二文之类。如果不是论斤卖的，也要收“摊头费”，总之无孔不入，多多益善。各种规费收回来以后，就由“大爷”汇齐分配，“大老爷”若干，“师爷”若干，“大爷”自然不会忘记自己那一份，总要比“二爷”和“三小子”们多一点。这些肮脏钱就视为衙门的经常正当收入。

至于临时性的收入更是难以数计的，除命案外，所有一切的讼案都可以择肥而噬，从中上下其手，变曲为直，变直为曲。为什么命案不敢舞弊呢？首先是师爷不答应。因为*制专**时代，也说是“慎刑”，州、县官虽操着生杀之权，但凡属命案，首先要详府，由府详按察使，由按察使详巡抚，最后还详到刑部才完案。府、桌（按察使）两级的审核是相当慎重的，如果对律例确有失出或失入，相关的州、县官就要受严重的处分，最少也要革职。最初核定如何判刑,其权就操在刑名正席老夫子，如果搞得不好，累到东家受革职处分，自己的饭碗也就打破，以后再没人聘用，因此，“师爷”对命案是不敢轻易受贿的。最好做手脚的还是一般民事案件，如兄弟争产，或钱债纠纷之类。遇着可以下手的对象，“大爷”就会用各种方法串同“师爷”来大“开桌面”（即大收贿赂）。如果贿赂公行，被人控告贪污，州、县官实在无法弥缝，就把责任往下一推，说自己管束不严，使仆隶们招摇撞骗，只惩办几个下人就了事，官官相卫，“大老爷”是可以安枕无忧的。

由于“大爷”的入息相当好，以“大爷”为世业的，在广州也可以找到一二。例如，从前卫边街李家，主人是李联镳、李联芳两兄弟据说他们收租的租簿叠起来就高达二尺，粤秀街及街内的横巷如启秀坊、丛秀坊、福兴里等屋宇，很多就是他们的管业。在这些管业中，大部分就租与候补官员居住，更在其中大放“官债”，因而积聚更多。修建中山纪念堂时，李家屋宇有数十间被划入范围内，才被拆去。又如后楼房郝家，也是著名豪富，但却是当粤海关监督衙门的门上起家的，后来竟与清代迭任驻外领事、返粤后又任文澜书院绅士的黎荣耀（字藻泉）联起姻亲来，在清代认为身家不清白的人，也得到这种看待，自然是官贵相交了。

清代两百多年间，广东只出过两个状元，其一是庄友恭，其二是梁耀枢。庄友恭原是外省人，他的父亲曾当过门上，他挂番禺县捕属籍应考小试（小试即县考，连考七场，录案送府考七场，再录案送学台，经取录后，才成为秀才）。番禺县所属分为慕德里、鹿步、茭圹、沙湾四司，每次应考，学童都有两千余人，但捕属应考的学童经常不过两百余人，每次大部分秀才名额都被捕属人占去，平时已积不能平，因庄友恭连场出榜都名列第一，更加妒恨，便联合起来，向县衙指控，说庄友恭的父亲是个“大爷”，贱役后代，不能考试，要求除名。时番禺县令是姓杨的，对庄友恭的文章极为赏识，有意选拔真才，竟拔为案元送府。学童又向广州府指控，知府便亲临面试，也赏识庄友恭的才学，以为各学童是妒才，便不恤人言，也拔为案元，录送学台。学台向例是不翻府县的案的，结果，庄友恭就以第一名入学。庄友恭后来联捷乡、会试，殿试更以一甲第一名大魁天下，状元及第，人们就不敢再以“大爷”之子来轻视他了。

庄友恭得到个状元，没有人敢欺侮，但是我的朋友冯梁的遭遇就不大相同了。冯梁，字小舟，他的父亲在光绪初元时曾在广宁县当过门上“大爷”，小舟七八岁时，也随着父亲在那里，倒有一些小朋友，后来返鹤山原籍读书，也中了一名秀才，清末，由官费送往弘文书院读了六个月速成师范，毕业回来，适各县纷纷开办师范讲习所，小舟和他的同学陈懋功都应聘到广宁去。讲习所里的学生，很多是四五十岁的老师宿儒，也有小舟的小时的朋友在内，小舟的家庭成分便隐瞒不了。当那些老师宿儒知道小舟的身世后，便认为贱役之后，不足为人师表，一律拒绝上小舟的课，弄得小舟十分尴尬，只得辞职，另行介绍一个同学周起凤前往接代。即此一端，可见大爷祸延后代，旧社会对大爷痛恨的程度。

资料来源：

《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