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叶曙明
天子南库
康熙二十三年（1684），朝廷正式开放海禁，设立了粤、闽、浙、江四海关，允许通商贸易。从这时起，“朝贡贸易”一枝独秀的时代完结了，“商业行馆贸易”兴起了。与前相比，外贸制度最大的改革，就是以海关取代市舶司。这是值得称许的进步。
在开海贸易时，康熙主张减轻税负，一是因国家正处于复甦期，需要与民休息，二是他怀疑抽分再多，也是落入地方官员的私囊。
当官员建议在所有桥道渡口设立征税关卡时，被康熙一口否决，声称有能力从事进出口贸易的，都是富商大贾，非一般贫民可为，对海市薄征其税，尚不致累民，但如果所有桥道渡口都设卡收税，无异于在原无课税之地，反增设一关科敛，加重民众负担，充肥私槖。
经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决定，粤、闽两省只对海上出入船载贸易货物征税，海口内桥津地方贸易车船等货，一律停止抽分。这对于西关商业复兴，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
以前的市舶司，打的是“朝贡贸易”招牌，各国商人到广州互市，名义上都是向中国皇帝朝贡，因此没有常设的交易市场，“贡使”愿意把货物运到京师买卖也行，自行运输可也；愿意在广州买卖也行，由督抚委官监督，市舶司临时招商发卖。事实上，路途风险太大，没几个“贡使”愿意山长水远把货运到北京，况且他们更信赖广州商人，认为他们较讲诚信，所以大部分货物都在广州出手，这就给广州的市场带来源源不断的新刺激，此乃广州商业保持繁盛的一大关键。
市舶司时代的招商发卖政策，培养了一大批牙商。随着市舶制度解体，朝贡贸易也渐名存实亡，“八年一贡”、“舟为二只”之类的规定，都被打破，而牙行的作用，则愈来愈大，外贸管理机构与交易机构的脱钩，乃有水到渠成之势。
到康熙设立海关时，两者正式剥离，管理由海关负责，买卖由洋行（牙行）负责。朝廷沿用了明朝“以官制商，以商制洋”的做法，指定若干家的抵业的富商开设牙行，总揽对外贸易，承保番舶，交纳税饷，备办贡物，管理外商，承办官府与外商的交涉。这就是后来天下闻名的十三行。
西关成为这种新贸易形式最大的受益者，因为和明代一样，这些牙行依然大部分设在下西关的滨江地区。为了招徕生意，行商亦努力改善营商环境。以前怀远驿是官方专门接待持有金叶文书的贡使，而现在来的都是普通商人，不具备入住怀远驿，享受官方款待的资格，而且这时的珠江北岸线，较明代向南推移了不少，原怀远驿离“海皮”（广州人称江边）已渐远，于是斥资在怀远驿的南面（今文化公园一带）兴建新的馆舍、夷馆，商船通关期间，大班（船长）、二班（副船长）可以登岸，在夷馆休息，居停贸易。行商以酒肉招待，其他船员则在船上等候。
各大商馆和夷馆分布在西濠至新豆栏、靖远街、同文街、联兴街一带，约五万多平方米。在《旧中国杂记》一书中，绘有一幅十三行平面图，可以看到，在西濠至联兴街之间，坐落着东（小）溪馆、荷兰馆、新英国馆、旧英国馆、瑞行、帝国馆、宝顺馆、美国馆、章官行、法国馆、西班牙馆、丹麦馆。气势恢宏的夷馆，坐北朝南，耸立江浒，飘扬着不同国家的*旗国**，迎接着五洲四海的商船。正如一首竹枝词所写：“十三行外水西头，粉壁犀帘鬼子楼。风荡彩旗飘五色，辨他日本与琉球。”（叶詹岩《广州杂咏》）
在这个商业区内，混杂着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人种，交易活跃，气氛和谐，美国商人亨特写道：“在商馆的围场之内所朝廷的交易是难以计算的，由于这里的生活充满情趣，由于彼此间良好的社会感情，和无限友谊的存在；由于与被指定同我们做生意的中国人交易的便利，以及他们众所周知的诚实，都使我们形成一种对人身和财产的绝对安全感，任何一个曾在这里居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老广州（外商），在离开商馆时，无不怀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惜别心情。”（[美]亨特《广州番鬼录》）
当时和外商做生意的程序大致如下：外国商船到了澳门后，先由粤海关监督亲自或派人到澳门丈量船只大小，盘验货物，没有*禁品违**了，然后引入省城，在十三行居停，会商买卖货价。出口货品以五丝、八丝的牛郎、云光广缎、陶器、糖霜、茶叶等为主，但书籍、硝矿、大米、铁和制钱，则禁止出口。进口货品以哔叽、玻璃、诸异香珍宝为多。
乾隆年间有“蜀中诗人之冠”美誉的广东学政李调元，曾模仿屈大均的《广州竹枝词》作《南海竹枝词》：“希珍大半出西洋，番舶旧时亦置装。新到牛郎云光缎，边钱堆满十三行。”另一首竹枝词亦云：“古来都会号番禺，玛瑙琉璃质尚粗。近日洋船多入港，十三行市夜明珠。”（杨俊贤《广州竹枝词》）皆可证明，从明末到清中，荔湾地区一直是天下财货的集散地，广缎最受外商青睐，而玛瑙、琉璃等则为入口之大宗商品。
其实，在开海贸易之初，行商并没有十三家那么多，只有寥寥几家，虽有外洋、本地、福潮等地区分工，但也没有认真执行，商船来了，任其自行投牙。但随着贸易的日益兴旺，不断有新的行商加入，竞争开始变得激烈了，出现为争揽生意而互相压价、贵买贱卖，打“价格战”的情形，扰乱了市场。
康熙五十九年（1720），商人们开始担心，这样下去必会自毁长城，于是由最主要的16家行商联合起来，各出一千两银作为经费，组成公行。大家在神灵面前宰鸡啜血，结盟起誓，制定共同遵守的公行行规，以确保公平贸易。
官府最初是支持公行组织的，并勒令所有非公行的商人，一律不得接触外商，要和外商做生意，统统通过公行，并按货价的百分比，向公行缴纳手续费。
这等于把外贸垄断权给了公行，引起了非公行商人的忿忿不平，他们正面斗不过这些水大舟高的公行商人，便私下利诱外商，许诺只要打破公行垄断，他们愿意降低茶叶的售价，怂恿外商与官府交涉。
一位英国大班果然跑去向两广总督投诉，并以停止贸易要挟。总督迫于无奈，只好在第二年的夏天，召集公行领袖开会，要求他们让步，允许某些非公行商人参与对外贸易。结果，公行的垄断，只推行了半年时间，就无疾而终了。
清代的广州海关
由于海外贸易发展甚快，蛋糕愈做愈大，十三家商行也吃不下。据不完全统计，从康熙二十五年（1685）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到广州贸易的外国商船有312艘，而且逐年增多。雍正年间，经营洋货的商行（洋行），已远远超出十三家了，据当时广东布政使的一份报告统计，经营洋货的商行，名为十三行，其实多达四五十家。
除此之外，还有多家海南行以及得到官府直接撑腰的将军商人、总督商人、抚院商人，后来还冒出一种自称得到皇太子撑腰的皇商，有如蜂屯蚁集，聚集在西关这弹丸之地，都想从海外贸易中分一杯羹。
在清代的竹枝词中，亦有写到十三行：“十三行货总堪夸，新到东洋漂海艖。奇货独推英吉利，争先挑选贡官家。”（潘兆铿《珠江竹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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