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毓兰
王锡珍简介
王锡珍，曾用名王希真，陈约珥。
1913年出生于湖北均县城关（现丹江口市）。
1935年在武汉就读高中时追求真理，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一步步走向革命道路。积极投入到全国兴起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作为武汉*联学**五人核心小组的成员 ，他始终站在运动的前沿成为武汉学生中瞩目人物，之后加入*产党共**组织。
抗日战争时期投入新四军五师的对日斗争中，1941年根据*党**中央关于加强敌占区城市工作的指示王锡珍被派往沦陷区武汉认武汉市委书记，专门从事整顿组织、转移干部并建立社会关系的工作。
1946年参加“中原突围”，到南京梅园新村办事处与钱瑛接洽，留在南京地下*党**工作。
1947年7月调到上海，任*共中**上海局外县工作委员会、策反委员会委员。
奉命到浦东寻找与上海局*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浦东游击队，又到浙江宁波、金华、四明山寻找浙东游击队，为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和浙江起到重要作用。
在策反工作中，王锡珍参与策动国民*党**海军“重庆号”、“长治号”、“灵莆号”等军舰及“昆仑号”运输舰的起义。
参与策动了国民*党**多架飞机的起义，还策动了上海浦东地方保安团、“青昆嘉三县剿匪联防指挥部”保安团起义。
在情报工作中，王锡珍利用关系网获取国民*党**军事情报，如军事作战地图，电报密码、伪国大的全部秘密文件等，转送到解放区。借此输送十多名*党**的重要干部和民主人士到解放区。
成功策划和指挥将国民*党**的江湾*火军**库炸毁，并成功安排具体实施人员安全撤离和隐蔽。
周全安置大批从台湾撤离到上海的*产党共**员，并无一名受损失。保护培育和锻炼了一大批台湾的革命干部。
1949年1月，开始着手上海解放的城市接管工作。
1949年5月，上海局接周恩来指示，竭尽全力营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监押待秘密处决的民主人士张澜、罗隆基。王锡珍接到紧迫的任务充分发挥智慧、调动关系、秘密策反保证了张、罗安全脱险。
参与策反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提篮桥上海监狱的典狱长，避免了类似“渣滓洞”的灾难。
建国后在上海任市组织处副处长，*共中**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华东局*战统**部*党**派处处长。
1955年，大局撤销调北京中央*战统**部工作。
1968年元旦凌晨逝世。
作者简历
刘毓蘭（1923—2011），湖北咸宁人。1938年10月参加革命，1939年2月加入*产党共**，先后任新四军五师四团文娱干事、湖北省天门县区委书记。1940年潜入汉口做地下工作，任特支书记。1941年受王锡珍领导，并以夫妻身份为掩护而结为终生伉俪。1943年10月回到根据地。1946年参加“中原突围”到南京、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承担掩护同志和交通联络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市军管会工作，后任上海市妇联科长、老闸区妇联主任。1955年调北京任全国妇联干部学校支部书记，全国政协机关联络处处长等职。1983年离休。
2011年9月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王锡珍
- 王锡珍在南京
1946年国民*党**蒋介石集中大军*攻围**我中原解放区，为保存干部实力，中原局组织部通知我，于四月间和王锡珍(当时化名陈幼民)同志一道化装突围，后又决定让他参加运盐，接济中原解放区。到南京后，运盐工作告一段落，王锡珍同志于1946年9月去梅园新村八路军办事处接洽，拟前往解放区。到办事处后，钱瑛大姐一见王锡珍，十分高兴，当即告诉他：组织决定将他留在南京，负责和大后方随国民*党**光复*都迁**回南京的一大批我*党**员和民主人士以及进步人士联系，这些人是分布在国民*党**的*党**、政、军、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重要人物，他（她）们从重庆大西南到南京的时间都有一年或半年以上，无合适人选去接头联络。钱大姐说：“你们初到南京，没有熟人，又有地下工作经验，包括小刘也都受到过严格的考验，所以派你们最合适。”当晚大姐给他一批文件阅读，第二天钱大姐给他详细讲形势，讲南京的情况，布置任务。钱大姐工作细致周到，让我们到南京先找房子掩护下来，建立家庭，并要我们将大儿子王海治和我母亲接到南京来，这样祖孙三代对外很像个家庭，再行建立社会关系等等，一一作了具体安排。锡珍接受这一重大任务后，第二天天黑才返回住处，他一进门满面春风，抱起大女儿王玲治说：“你今天出生四天了啊！”又说：“小宝贝，你参加战斗了呀！”我是多年在枪林弹雨和在敌占区做地下工作中锻炼过来的人，习惯了这种险恶的生活，他虽然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了两天一夜，我非常担心，但还承受得了这种精神压力，一点没露声色。另外，锡珍对我说：“大姐叫你去梅园新村八路军办事处，由她跟你谈话并亲自交代任务。”
我生孩子刚第六天，就按指示几经周折辗转，在黄昏时刻，我很机灵地到达办事处驻地。一见“梅园新村”几个字，我的心便激动得直跳，但我有思想准备，又很镇静，仔细观察：一看周围有擦皮鞋、摆小摊的，对门一座二层小洋楼的阳台上，有一个带黑眼镜的男子守在那里，我一见很明白，那股架子就是特务盯梢。我非常冷静、沉着，快步进了办事处。那门半开着，我很快藏入门后暗处，看外面是否有人跟踪？正在此时，有人从我后面抓住我问：“你干什么？”我正要开口说明情况，钱大姐在屋内正等我，便问道：“是小刘吗？”我高兴地应声跳了起来，开心得不得了，回答道：“大姐，是我！”大姐把我抱住，让进屋。*日我**夜想见的大姐终于见到了。大姐和颜悦色，蔼然可亲的样子出现在我眼前，由于我们一路化装从蒋管区突围，很难见到自己的同志，现在不仅见到了领导同志，且又是我朝思暮想的钱大姐，喜欢得心里像开了花一样。本来我有许多话要对大姐说，这下可好了，一兴奋只会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根本无法控制。大姐给我茶，我也只会笑，大姐笑问：“你在汉口敌占区做地下工作？任支部书记？特支书记？在豫鄂边区区*党**委组织部任巡视员？区委书记？”她都了解，我只能笑答。此时，在特殊环境下见到亲人—同志，我如此失态，事后我总感亲切但又遗憾！如今我回味当时的一切，真有莫名其妙感。解放后大姐见到我还问：“你怎么不笑啦？”（指的是我那时一直在傻笑）。
我虽然傻笑一顿，当大姐给我任务时，我立刻就冷静下来。钱大姐说：“在南京你们没有社会关系和其他熟人，在这里工作很适合，在南京租房子要保人，为租房子建立点社会关系。”钱大姐交给我一个叫严达夫的新闻记者夫妇的关系，为我们租房子安家。严同志爱人的姐姐是个军阀蒋军长的姨太太，蒋去世后她在南京无生活来源要回昆明老家，因而将房子转租给我们。又由蒋太太出面找了一位姓王的（原蒋的部下）给我们作保。蒋太太孤单一人，无依无靠，她离开南京前同我们住了一段时间，她回家的一切事由我们夫妇替她安排，直到送她上船到武汉再转去昆明，她甚是感激我们,也因此打下了较好的社会基础。我们住下后借王先生的关系，又认识了一位曹先生，他们又拉王锡珍同志合资在镇江开采煤矿，因为看他年轻、老实，一致推举他当经理，这样王锡珍在南京就有了合法身份，为*党**交给我们“先行建立社会关系”这一任务打下了基础。此矿虽未开成，但取得了经理这一合法身份，从此就能踏实进行活动。我们与所住邻居关系很好，大姐离开南京前向锡珍交代说：她去上海后再派人来接我们的关系。
1947年2月间王致中同志从上海来南京接我们的关系，并把南京地下*党**的一部分——由原来西南带来无合适人接的重要关系交王锡珍同志负责联系。当时建立了王锡珍、沙志诚（女）、李家桢组成的三人领导机构，由王锡珍同志任书记，负主要责任。下面的关系多是潜伏在国民*党**的*党**、政、军及教育界、文艺界、机关的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这个机构受上海局直接领导，主要任务是：一、交关系；二、整理*党**的组织；三、对*党**员进行形势教育等；四、搞情报工作。接下这批名单一看，真是非同小可。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大都在国民*党**各部占据重要位置。
将我地下*党**在南京分散在各部门的人员联系上，如果没有高度的责任感、非凡的胆略和勇于牺牲的精神，以及对*党**的事业的绝对忠诚，是很难完成这一重大、特殊任务的。这些同志身处极端险境，情况十分复杂，再说他们离开组织的时间较长（一年或半年以上），联系地点和接头暗号都是半年前约定的；尤其危险的是，对他们现在的情况概不知道。按组织原则我们只能发生竖的关系，不能发生横的关系，每每为找一个人，我们都要先将对方所在的地方加以熟悉，了解大概情况，才能靠近前去打听，几次三番，找到一个人，开心极了，如获至宝。我初到国民*党**立法院去找一位同志，国民*党**机关戒备森严，门口两边都有卫士站岗，我按约定的地点，大大方方、非常自然地一直往前，走到门口，哨兵居然向我敬礼，我点头示意，顺顺当当进入该处。我第一次就顺利地找到了我要找的同志，她见了我欣喜若狂地呼我“表姐！”此后，我和锡珍将其他地下*党**的同志都相继联系上，我们既没有丢掉一个人，也没有出任何差错。由于这些同志和其他相关人士处于重要职位，因此为以后获取情报的工作和策动国民*党**海、陆、空军的起义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为*党**建立了显赫的功勋。
1947年，国民*党**召开伪国大，田绥祥、史林峰等同志参与此工作。田绥祥同志是伪国大的代表，通过他将全部伪国大的文件搞出来，交王锡珍（陈幼民）同志转送上海局钱瑛大姐处。同时一并获取大量各种重要情报，转上海局送解放区。
此时这方面的工作一直由钱瑛大姐领导，由于我们出色地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对此，钱大姐很满意，并予以表扬，说王锡珍是“英雄虎胆”，又说“那个小刘是个精灵鬼，有胆识”。从接受这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起，自始至终，我们全心全意，用全部心血和精力战斗在国民*党**的心脏和周围，从没有发生过任何失误。
我负责同国民*党**立法院的地下*党**同志联系，将获取的情报转送到钱大姐手中，由她送交上海局地下*党**组织，同时再由她将上海局的指示转回。另外，我还负责与解放区的交通来往联系。我们派肖秀楷同志往返于湖北、南京，将周围根据地部分同志接应撤离困境，转移到其他解放区。如曾将王树声（大将）、刘子厚（原河北省委书记）、李实夫妇等同志化装突出困境，转移到其他解放区。那时敌人的查巡非常严格，这些人到上海若住旅馆很危险，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台湾籍的老*产党共**员——李伟光同志及其夫人倪震寰女士，他们在上海淮海中路（霞飞路）四明里21号开了个诊所，家住在胡开森路并在那也开了家医院，叫“伟光医院”。王树声大将等同志均以病人的名义住进伟光医院，掩护多日后，待交通路线搞好后，再送他们前往其他解放区。
我们南京的任务完成后，除重要关系交上海局外，其余所有关系均交给了南京地下*党**组织。于1947年7月经组织决定调到上海工作，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二、王锡珍在上海
1947年*共中**上海局决定王锡珍同志到上海参加上海局的外地工作委员会，并为委员。为在上海取得合法身份，组织决定我们在南京路大庆里建立“裕成粮食行”，王锡珍任经理（挂名），实为掩护身份。由张翼同志任副经理，肖秀楷同志为伙计（二人现都已去世）。坐机关对外接待的是沈伟良、李修铭夫妇。1948年夏天，由于叛徒出卖，范剑秋、方休同志被捕，为安全起见，有关人员疏散，该号撤消。这里还有一段王锡珍化险为夷的故事。
出事的前一天，王锡珍来到范剑秋家，向他和罗希明、方休布置去浦东游击队执行任务，由于范、方二同志没去过浦东，所以让罗希明带他们去。王锡珍还对他们说：“你们明天走，我就不过来了。”谁知当晚罗希明就突然被捕了，经不起敌人审讯，他就供出了范剑秋和方休，还供出他的上级是一个姓陈的，操湖北口音，把相貌以及穿戴特征也告诉了敌人。第二天一大早，罗就带特务去了范剑秋家并带走了他，因方休还未到，他们留下一个特务等着。锡珍本来说好不去范家了，但因为要送一包*弹子**给浦东游击队，所以一早也来到范家，但恰恰比敌人晚到了一步。而此时等候的特务刚好出门上厕所，走开了，范的爱人一见到锡珍，就赶忙告诉他，罗希明出事了，范剑秋刚被抓走，方休情况不明，让他赶紧离开。锡珍从范家出来，也进了厕所，恰巧特务从另一侧门出去，和锡珍正好错过，锡珍四下观察了情况后从容离开，真危险呀！而方休就不那么幸运了，他正好在半路上（里弄口）看见范剑秋，范使眼色，因范平时好开玩笑，他也没察觉，以为范又在出怪样，就赶忙走过来说：“对不起，我来晚了”，正好被敌人一起抓走。
敌人审问范剑秋：“那姓陈的叫什么？住在哪儿？都在什么地方活动？”范剑秋都回答“不知道”，还说，“我不是*产党共**，就是个跑江湖的，陈先生老请我喝酒、吃饭，我觉得他很讲义气，也帮他办点事。他这个人本事可大着呢！他一会去海南，一会去香港，找不到他。”不管敌人怎么拷问，他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更没有供出王锡珍的真实姓名和住址。
后来敌人把他们三人转到苏州看押，正赶上李宗仁代理总统，国共谈判，释放政治犯，觉得这几个人没有什么价值，就将他们释放了。范剑秋和方休出狱后就甩掉了罗希明，后来回到上海，见到王锡珍，向他汇报了罗的情况。组织上就把范转移到湖北。
（一）联络浦东游击队
1947年11月，组织决定派王锡珍同志到浦东寻找与上海局失去联系的浦东游击队。王锡珍是湖北人，不懂上海话，由上海大夏大学的学生、地下*党**员雷挺同志陪同前往。他们二人多次前往浦东，终于接上与浦东游击队的关系，使得浦东*党**组织回到上海局的领导之下。这支游击队自从与上海局接上关系后，他们战斗在浦东大地上，坚持游击斗争，对迎接上海解放，配合解放大军作战，为上海的解放起了重大作用。此外，浦东游击队为上海疏散干部，保护和掩护撤退的干部和民主人士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如当时在上海处境危险的张翼、王艮仲等同志，爆炸上海江湾国民*党***火军**库的赵聚轮同志，都是由王锡珍布置给杨孟良同志，派人护送他们到浦东游击队才脱险的。这些同志不仅受到保护，同时也增加了浦东游击队的干部力量，他们也战斗在浦东，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二）开辟浙东游击区
继浦东任务完成之后的又一项艰巨的任务为：负责开辟浙东的工作。浙东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与上海局在解放战争开始后即失去联系，上海局领导曾多次派人联系未成。为此，上海局领导将此重大任务交给初到上海的外乡人、且又有语言障碍的王锡珍同志，可他二话未说，毫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决定，冒着极大的艰难困苦，到宁波、金华、四明山等地，找到了当地的同志，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将浙东游击队的关系交与上海局。从此，浙东、浦东一带的交通联络工作由王锡珍负责。浙东*党**组织与上海局联系上之后，他们在上海局领导下，建立了浙东游击区，活跃战斗于此，为上海输送人员开辟了又一条重要通道，为配合大军解放浙江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策反委员会工作
1948年上海局建立策反工作委员会，王锡珍为该委员会委员。外地工作委员会与策反工作委员会都是在上海局的直接领导下，由张执一、沙文汉同志负责，刘晓、刘长胜也直接与我们联系，经常来我们家谈工作。王锡珍同志的工作面很宽，接触*党**内外关系相当多。当时由于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形势发展，有利于革命事业，在上级*党**的领导下，再加之下面许多同志的努力，当时王锡珍同志负责的工作，成绩是相当大的。
（四）交通联络工作
在交通联络方面，在武昌有一位区长叫宋正阶，是锡珍的妹夫，他冒着极大危险给我许多路条和去香港的通行证，用此证件，从未发生意外。此人对我*党**当时输送干部、交通联络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们与大别山、苏北、浙东游击区、浦东游击区都有交通联络，在敌军到处*锁封**的情况下，输送干部和民主人士到解放区，人数达数十人之多，其中还有不少重要的高级干部，将他们转送到解放区或香港。如为刘晓、刘长胜等一批人搞到去香港的通行证；又如1948年秋，将张翼送到香港学习后又回到上海再转到浦东；此外还将一些医生、护士送往大别山参加解放军。
（五）负责台湾地下*党**的联系工作
在上海的台湾同乡会内有个*产党共**支部，支书是洪旗。李伟光同志对外是会长、医生，实际上是*产党共**员，在王锡珍同志领导下，通过他联络台湾同乡会，使之处于*党**的领导之下。我们曾打算往解放区运送一批医药器材，由于交通受阻，无法送出，李伟光同志冒着极大的风险，保存了本要送到解放区而一直送不出去的药品、医疗器械及其他物品。这些物品暗中存放在他们家楼梯下的暗室里，上边还贴着送往某某解放区的标签，如果一旦被特务发现，要祸及他全家和其他同志，这真是提着脑袋在干革命呀！直到解放后我才去打开此暗房，取出这些医药器材，送到上海医药局。现在回忆起来，仍感到他们这是忠于*党**的事业，冒着相当大的生命危险在为*党**工作。李伟光他们一家敢作敢为的革命精神，使我们不禁油然而生敬佩之情。
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民起义，反对国民*党**。起义失败后，大批台湾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逃往上海李伟光同志家，由他掩护安排吃、住的人员不少，他们夫妇保护大批台湾同志和解放区来沪转道的同志，都没有一人有闪失，这真是了不起的奇迹。李伟光夫妇在上海为*党**的地下工作做过很大贡献，对人民是立了功的。李伟光的夫人倪震寰大姐，利用她的社会关系，为我们做了许多常人难以完成的工作（李伟光同志于1954年作古，倪震寰大姐于1997年9月去世，享年90多岁）。
台湾“二二八”起义后，李乔松、谢雪红、杨克黄、王大祥、苏新、*炳基陈**、江隆、周青、吴克泰、高纯真、蔡子民、李玲虹、洪旗等从台湾撤出的大批*产党共**员、进步青年和其他人士，得到王锡珍同志的妥善安排，有的送往香港或解放区，有的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的工作，有的就地掩护起来。凡来上海由王锡珍同志安排的，无论是送到解放区，还是到北京开青年代表会的，无一受到损失。
（六）策反工作方面
1、国民*党**空军起义
在国民*党**空军中有个叫林诚的军医，是我地下*党**成员，在王锡珍同志的领导下，直接与国民*党**空军人员取得联系，每周从南京到上海向王锡珍直接汇报工作，策划敌军空军起义。在王锡珍与林诚的策动下，先后有多架飞机起义成功。
2、国民*党**海军起义
王锡珍曾领导组织策划了国民*党**海军“重庆号”、“长治号”、“灵甫号”军舰及“昆仑号”运输舰全体官兵的起义。
由于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我军在各个战场大获全胜，蒋军日渐崩溃，军心动摇。看到国民*党**要垮台，蒋军上下很多人为前途担忧，其中有些人想投靠*产党共**，积极找我*党**联系。仅王锡珍同志当时负责，先后与国民*党**主要军舰发生联系的就有：昆仑号运输舰、长治号、重庆号、灵甫号等军舰。其中“重庆号”起义最早，“灵甫号”受“重庆号”起义影响很大。美国和蒋介石*动反**派很震动，“灵甫号”是“重庆号”的姐妹舰，也是英国赠给蒋介石的。“重庆号”起义之后，王锡珍又布置“灵甫号”起义，指定尚镭同志负责。由于“重庆号”起义引起各帝国主义国家的警惕，该舰由上海开出吴淞口后，一直被美舰监视胁持，只得驶往香港，交与英海军。该舰虽未能回归祖国，但全体下级官兵在达到香港后，仍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回到祖国。随后，该舰的陈仁珊同志又到“长治号”，于上海解放后，在吴淞口发动了“长治号”起义，获得成功。
3、策动浦东地方保安队起义成功
4、策反张权起义
王锡珍同志是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主任是张执一同志。策反张权起义的任务是张执一同志委派王锡珍领导王亚文同志（王亚文是张权的旧部下）进行的。利用王、张的这层关系，王亚文带王锡珍与张权接头，经几次谈判，顺利说服张权，即安排具体起义事宜。张权家住在四川北路某弄，最后一次会谈后，在离开张家前，王锡珍与王亚文约好，第二天上午9时在离张家不远的咖啡馆内，由王锡珍拿经费交给张权作为起义费用。王锡珍先离开张家，王亚文仍在张家便谈。走时他对张权的夫人（她的姓名我忘了）说：“万一你家出了事，你在阳台上挂块红布，作为信号。”
第二天一早王亚文先到咖啡馆，因未见张权，他信步往张权家去看看。他进弄堂去一看张家阳台上挂了块红布，王亚文立即往外走，一头碰到王锡珍。原来王锡珍到咖啡馆因未见到他们，出来想去张家，一进弄堂，碰到了王亚文，他对锡珍说：“快走！张权家出事了！”王锡珍不知他们有此约定，奇怪地问他：“你怎么知道？”王亚文便将他们头天晚上相约之事说了一遍，王锡珍为搞准情况，他再往前走，看到张家阳台上果然挂了块红布，这块红布是将一红被面用水洗湿后挂上的，目标很明显。他出来对王亚文说：“你先回去，我去了解情况。”王锡珍回来后将张权出事的情况告诉了我，并吩咐我快去找打入国民*党**保密局的地下*党**员刘友良同志，让他尽快搞清张权被捕情况。经刘友良同志查清：张权被捕，系张权的一位副师长李锡祐的部下张贤出卖，而李锡祐被捕后，又供出了张权。起义失败后，张权在受审中，敌人问他：“姓陈的是什么人？（王锡珍化名为陈幼民）”张权却始终不招。上海解放前几天，张权、李锡祐被国民*党***动反**派在大新公司近处以“银元贩子”的名义枪杀。此时，张权高呼：“我是政治犯，不是银元贩子！”当匪徒打他时，他仍高喊：“中国*产党共**万岁！”，英勇就义。敌人杀害他们后，王锡珍陪同他们的亲属到宝善山庄寻找他们二人的遗体，因为国民*党**疯狂*压镇**，杀人太多，王锡珍硬是陪着他们的家属在死人堆中一个一个地翻找他们的遗体。安葬他们是由王锡珍到张朝杰同志处取的经费（策反经费由张朝杰、叶佩仪夫妇保管）。当时我们和张朝杰夫妇住得很近，我们在上海万年坊，他们在复兴路（当时叫拉菲德路），其实就隔一道墙，从我们家窗户就能看到他们家。但当时地下*党**组织纪律要求严格，都是单线联系，只有王锡珍知道他们住的地方，连我都不知道，他们更没想到我们就和他家一墙之隔。直到解放以后，锡珍和我才带着孩子去他们家，互相见了面。
解放后大约在1949年6～7月间，上海市为张权、李锡祐二人召开了追悼会，在追悼会上王锡珍（此时还叫陈约珥）同志为纪念他们讲了话，当时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均有报道。张权的原配夫人和子女从苏州来沪参加追悼会，事后都有安排（具体事宜我不知道）。但与张权一同生活的夫人，后来由组织上安排当老师，此人我见过，但以后再没联系。对于这位夫人在情况十分危急的关头，张权被国民*党**抓走后，特务还守在他们家，而这位夫人不顾悲痛和个人安危，她仍能镇定并按约定的暗号，将一块大红被面打湿挂在阳台上，发出信号，挽救*产党共**人，通知了两位同志脱险，这种精神该是多么难得和何等可贵呀！那时她只是一位夫人，她没有受我*党**的任何教育，说明她有高度的正义感，才有这种勇于牺牲的精神，否则她难于做出这种行动。张权在敌人严刑拷打审讯下，逼他说出姓陈的人来，他始终坚持未供，宁死不屈。而在牺牲时，当着敌人，在群众面前高呼：“中国*产党共**万岁！”对于他们这种可歌可泣、可贵的精神，是永远值得后人纪念的。
王锡珍同志一生坎坷，他年幼丧母，家境破落，求学无钱，但他一向勤奋好学，为了求学不远千里孤身到武汉。求助亲朋开始半工半读，离家时带点钱勉强维持，后来难以持续下去，中间失学两次。1933年总算初中毕业，并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北省立第一中学读高中。他思想进步，追求真理，向往革命，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并带领同学宣传抗日，系当时学生中出色的人物。他呕心沥血，通过各种渠道，总算于1935年找到*党**组织，并于1936年5月加入中国*产党共**。他在革命的*途征**上以旺盛的革命斗志，忘我地为*党**工作。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总是按照*党**的指示，任劳任怨，不畏艰危，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一向埋头苦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从不向*党**伸手，一颗红心向着*党**，真是*党**指向哪里，他就打到哪里，始终战斗在敌人心脏里！
从他找到*党**组织，参加革命到今天，已经整整七十周年。他在南京和上海做地下工作的经历，虽然仅仅是他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阶段，但却反映了他*产党共**人的高风亮节，也永远值得我们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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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毓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