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蒙文通（1894一1968），四川盐亭人，中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从20世纪20年代起执于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成都国学院、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河北女子师范学院，40年代复任四川省图书馆长，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教授，首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所研究员、学术委员。著有《蒙文痛文集》1-6卷。
“非鉴泉先生之博学笃志，则宋之学将莫知其所以始，而唐之学莫知其所以终，则此区区两表，于文化史之贡献，亦云伟矣。”——蒙文通
评学史散篇
蒙文通 著
双流刘咸炘（鉴泉）先生年未四十而殁，著书已百余种，先生于宋、明史部集部用力颇勤，《史学述林》《文学述林》两著持论每出人意表，为治汉学者所不及知，张孟劬先生所称为目光四射、如球走盘，自成一家之学者也。先生殁已三年，余始于燕市获见此册，犹封存印书局，尚未流行。其书首《唐学略》，次《宋学别述》，次《近世理学论》，次《明末二教考》，次《长洲彭氏家学考》。前二篇最宏大杰出，第三篇立论殆别有旨，末二篇备言近世宗教史之故，事亦最奇。五篇近五万言，蒐讨之勤，是固言中国学术史者一绝大贡献也。
中国学术，建安、正始而还，天宝、大历而还，正德、嘉靖而还，并晚周为四大变局，皆力摧旧说，别启新途。魏晋之故，迩来注意及之者已多，而晚唐、晚明之故，则殊少论及。先生于唐推韩愈先后及并时之人，以见古文流派之盛。由因文见道之说，而寻其思想，以见孟、荀、扬雄、王通所以为世尊仰，而佛老所以逢诃斥，六朝唐初之风，于此丕变，以下开两宋。凡表见二百三十人，师友渊源及其讲学义趣，若示诸掌，则唐学于此可寻，信可谓绝伦也。
考李舟《独狐常州集·叙》曰：
天后朝广汉陈子昂独溯颓波，以趣清源，自兹作者，稍稍而出。先大夫（李岑）尝因讲文谓小子曰：吾友兰陵萧茂挺（颖士）、赵郡李遐叔〈华）、长乐贾幼几〈至），洎所知河南独孤至之（及），皆宪章六艺，能探古人述作之旨。
与此篇所举独孤作《李华中集序》、梁肃作《李翰集序》同以萧、李、贾、独孤并称，信四家为天宝以来文学之巨擘，实唐古文家之公论。此篇揭橥四家，诚得纲维。又益之以李华《三贤论》，而冠元、刘二家于首，以示先河，尚不为赘。持此以嘲论文者徒举韩、柳，固足以破数百年来选家之庸昧。然既曰唐学，似不必侧重于文，事不孤起，必有其邻，有天宝、大历以来之新经学、新史学、新哲学，而后有此新文学（古文）。由新文学之流派以见一般新学术之流派则可，惟论新文派以及其思想，而外一般新学术，将不免于隘。唐之新经学、新史学，其理论皆可于古文家之持说求之，是固一贯而不可分离者。吕温学古文于梁肃，肃学于独孤及，梁肃而下，由韩愈而皇甫湜，而来无择，而孙樵，其渊源可谓盛也。温之《与族兄覃请学〈春秋〉书》，此可代表一般古文家对于经学之意见，亦即一般新经学之标的。温书曰：
儒风不振久矣，夫学者岂徒受章句而已，盖必求所以作人，日日新，又日新，以至乎终身。夫教者岂徒博文字而已，盖本之以忠孝，申之以礼义，敦之以信让，激之以廉耻，过则匡之，失则更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至乎无瑕。魏晋之后，其风大坏，于圣之微旨，教化之大本，人伦之纪律，王道之根源，荡然莫知所措，则我先师之道，其于深泉。是用终日不食，终夜不寢，馳古今而慷慨，抱坟籍而大息。小子狂筒，与兄略言其志也。其所贵乎道者六：其《诗》《书》《礼》《乐》《大易》《春秋》欤？人皆知之，鄙尚或异。所曰《礼》者，非酌献酬酢之数、周旋裼袭之容也，必可经乾坤，运阴阳，管人情，措天下者，甘愿学焉。所曰《乐》者，非辍兆屈伸之度、铿锵鼓舞之节也，必可以厚风俗，仁鬼神，熙元精，茂万物者，某愿学焉。所曰《易》者，非揲蓍演教之妙，画卦举繇之能也，必可以正性命，观化元，贯众妙，贞夫一者，某愿学焉。所曰《书》者，非古今文字之舛、大小章句之异也，必可以辨帝王，稽道德，补大政，建皇极者，某愿学焉。所曰《诗》者，非山川风士之状、草木鸟兽之名也，必可以警暴虐，刺淫昏，全君亲，尽忠孝者，某愿学焉。所曰《春秋》者，非战争攻伐之事、聘享盟会之仪也，必可以尊天子，讨诸侯，正华夷，绳贼乱者，某愿学焉。此于非圣人所论，不与于君臣父子之际，虽欲博间，不敢学矣。
斯旨也，古文家对六经之旨，亦即新经学派之旨也。所谓新经学者，啖助、赵匡、陆质之徒是也。凡新经学皆与古文家师友渊源相错出，力排唐初以来章句之经学，而重大义，故温复学《春秋》于陆质。《萧颖士传》：“于是卢异、贾邕、赵匡、柳并皆执弟子礼，以次受业。”而陆质即学于赵匡，匡又学于啖助。啖、赵、陆以《春秋》鸣，而萧颖士，独孤及、梁肃、吕温以古文鸣，其师友渊源之相密接如此。《新唐书·儒学传》言：“啖叔佐善《春秋》，考三家短长，缝绽漏阙，号《集传》。门人赵匡、陆质，其高弟也（《旧书》：皆为异儒〉。大历时助、质、匡以《春秋》，施士匄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茞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殆皆唐之异儒也。啖、赵之于《春秋》，亦卢仝“《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之意也（窦群从卢庇受啖氏《春秋》）。萧颖士亦明于《春秋》者也，施士匄以《诗》，亦以《春秋》，文宗所斥为 “穿凿之学，徒为异同"者也。刘轲善古文，其从寿春杨生，生以传《书》为道者也，而轲亦著《三传指要》。韦处厚学古文于许孟容，孟容者，传父鸣谦之《易》学，韦处厚复学经于刘淑，淑为禹锡之父，锡称为先仆射者也，而禹锡亦以文鸣。若樊宗师之作《春秋集传》，苏源明之传《元包》，此古文家也，而为新经学者。下逮陆龟蒙犹以古文后劲宗啖、赵《春秋》。宗经复古者，实唐古文家之标的，故新文学与新经学同为气类，而下启柳开、穆修、孙复、刘敞，故古文家言文必曰“取之六经"，再则曰“效扬雄、王通之辞”，唐之异学固古文之贤也。若萧颖士又以《春秋》之法施之于史，编年盛而褒贬义例之说兴。颖颖士《与韦士业书》曰：“孔圣因鲁史记而作《春秋》，托微辞以示褒贬，惩恶劝善。有汉之兴，旧章顿革，纪传乎分，其文复而杂，其体漫而疏，事同举措，言殊卷帙，首末不足以振纲维，支条适足以助繁乱，于是圣明笔削之文废矣。仆欲依鲁史编年，著《历代通典》，于《左氏》取其文，《穀梁》师其简，《公羊》得其核，综三传之能事，标一字以举凡，扶孔、左而中兴，黜迁、固为放命。"《新书·萧士传》称： “颖士谓《春秋》为百王不易之法，而司马迁作本纪、世家、列传，不足为训，撰编年依《春秋》义例，书高贵乡公之崩，则曰司马昭杀帝于南阙，书梁敬帝之逊位，则曰陈霸先反。黜陈闰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此自断诸儒不与论也。有太原王绪撰《永宁公辅梁书》，黜陈不帝。颖士佐之，亦著《萧梁史谱》，及作《梁不禅陈论》，以发绪义例。"法《春秋》之黜陟褒贬，此固新史学之标的也。刘轲亦曰，“自《史记》《班汉》以来，秉史笔者余尽知其人也，余虽无闻史，至于实录品藻，增损详略，亦各有新意，常欲以《春秋》条贯，冗补，掇拾众美，成一家之尽善。"柳冕亦曰：“司马迁过在不本于儒教以一王法。夫圣人之于《春秋》，所以教人善恶也，修经以志之，书法以劝之，应例以明之，故求圣人之道，在求圣人之心，书圣人之法，法者凡例褒贬是也，而迁舍之，《春秋》尚古，而迁变古，由不本于经也。"盖自是以来，义例褒贬之说盛，陆长源、沈既济之徒，皆以义例言史。而皇甫湜《东晋元魏正闰论》亦即沿颖士以兴，下逮于宋欧阳修、苏轼、陈思道《正统论》继之。义例之说，欧阳修《新唐书》《新五代史记》，尹师鲁《五代春秋》，吕夏卿《唐书直笔》继之。编年之体，自此遂以大盛，非复唐初专师《汉书》之风。此类作者，亦皆古文家也。柳冕者柳芳之子，而柳并、柳谈之宗，亦源于萧颖士，柳镇亦其族，而宗元者又镇之子也。此皆明新史学之与古文家为辅车相依。至孙甫、苏洵、司马光而褒贬正闰之说以息，此新史学之又一进也。有唐之古文以反六朝之俪体，而开宋之古文，有唐之新经学、新史学以反唐初正义、五史一派，而下开宋之经、史学，其义一也。此义似不可忽。
若刘先生又谓：
退之于学术诚有变革之功，然其学实枵浅无可言。综其议论，不过三端：一曰矫骈俪之习而倡古文，二曰矫注疏之习而言大义，三曰惩僧道之弊而排佛老。退之之言孔子传之孟子，孟子纯乎纯者，荀与扬大纯而小疵，似专宗孟而实不然，诸人于孟子之旨固多不明。
斯言亦为稍过，退之论不二过，突心于诚明之说，欧阳詹从而申之。退之论性三品，皇甫湜从而申之，皆以益邃。至李习之《复性书》三篇，已足以启千古之长夜，与伊洛之旨，犹响斯应。溯而上之，陆质之《删东子皋集序》曰，“亡所拘而迹不善教，遗其累而道不绝俗。”斯固直内方外之旨，合道器于一，盖已确有所立。下迄皮日休、陆龟蒙，其视孟子固不与荀、扬同科，皇甫湜尤揭性善之旨，谓与经合（惟杜牧之说颇是荀卿，两家皆出于三品说）。而独大历以还，于义理之说，概乎无闻，则忽于陆质、李翱以来之文之故也。大历以来，论天、论《易》、论性、论诚，实以《中庸》《盂子》为中心，信可谓已知所讨究，下逮欧阳，于《复性书》曰: “此《中庸》之义疏耳，不作可焉。”则唐人之意，至宋不能尽识者有之，而概以枵浅目之，未免过苛．由《孟子》性善而及于《中庸》诚明，已不可诮以肤末，所未逮于伊洛者，尚未及《大学》诚意之旨耳（程、朱以大学有错简，是犹未尽《大学》之旨，阳明主古本，盖《大学》“意”之一字，至姚江良知之说而后明）。若以其不尽得孟氏之旨而少之，则自刘轲《翼孟》、林思慎《续孟》以来，及于宋冯休《删孟》、司马《疑孟》，苏轼、李觏，尚多非辨七篇，即尊信孟氏若王安石，学之深淳如两程氏，于孟氏亦未能尽同。北宋一代实无纯同于孟氏者，下至晁以道、余允文而争议始息。南渡以来，然后于七篇无异辞，故相反若朱元晦、唐与政而于孟氏不容有一言之出人则无不同，是又乌得以不尽同孟氏为唐贤病（窃谓孟、荀并论为未得孟氏及于《中庸》诚明而专尊孟氏，为韩愈以来一进境，至贾向责荀，而其义始大畅耳，又至南渡及笃信孟氏以绌扬雄、王通，则视北宋又别，是皆学术发展之阶段，未可忽者）。若曰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日孟子功不在禹下，曰荀、扬大纯而小疵，一再言之，斯岂无据而偶焉为是说耶？知其师友之间，玩索六经之际，固已悠然以会于心，而有默然以相启者也。故唐之古文家曰文以载道，自有其所载之质，而后形之于文，非徒因文以见道也。犹有进者，宗经复古，崇仁义，宗孔、孟，贵王而贱霸，其事犹非一朝夕所能及也。自尹知章遍注《老》《庄》《管》《韩》《鬼谷》（见本传），赵蕤《长短经》综纵横儒法自成一家，他若来鹄之于《鬼谷子》，皮日休之于《司马法》，韩愈、柳宗元之于《墨子》《列子》《荀卿》《鬼谷》，皆尝出入，杜牧于《孙子》，杨惊于《荀子》，卢重玄于《列子》，其议论尚可寻，至《唐书》志、传所载贾太隐、陈罱古于《公孙龙》，胜辅于《慎子》，而杜佑于《管子》，陆善经于《孟子》，皆为之注，而《太玄》《法言》，注者尤多，是皆反六朝隋唐传统之学者，亦先乞灵于晚周百家之说，稍进而儒家之说，孟、荀、扬、王之说乃独显，而孟始特尊。由先有解放之运动，而渐辟新途，于是经史文学，迥与昔异，而义理之旨乃隆。至《隐书》《谗书》《两同书》《化书》《素履》《无能》《伸蒙》《续孟》，皆足见解放之风，与渐入于孟氏之域，波之阔，虽似不及魏晋，而研精反约，主《中庸》，尊《孟子》，若又过之。
刘先生析《唐学略》为二章（一）《古学者略表》，大体就古文一家论，似失之，（二）《实学略论》，忽于唐之新史学未得其要，则泛及于唐初五代史，并三史注，元行冲《老》《庄》之注，及《三教珠英》之类，下及苏冕《会要》，斯皆无与开天、大历之风气。似初本由论唐文，以渐及其他，故二章不相应，而于唐人学术体系翻有未融，斯殆由刘先生深恶编年义例之说，而笃信道家之言，故忽唐之新史运动（《史学述林》言 “北宋史家著史，皆有所长，然于史学皆无所论说· ”此即由刘先生忽视唐人史说而然，一究唐之新史学，而北宋史家之意了然无待论也，吾已别于《宋代史学》详论之），不喜人排佛道。故卑视唐人之思想，是或一蔽也。要之，曹爽之难，而何宴、丁谧皆及于禍，王叔文死而吕温、陆质、刘禹锡、柳宗元皆败，是皆欲以新学术运动为新政治运动，与清之戊戌变法事同一辙。叔文于数月间召陆贽阳城，而罢德宗秕政（免进奉，蠲诸色，罢宫市、五坊小儿等），其锐然自诩，互相推奖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其自任者重，亦以所挟者贵也。乃不幸而败，而史氏以丑词诋之，斯亦有待于连类辨证者也。
大历以还之新学虽枝叶扶疏，而实未能一扫唐之旧派而代之，历五代至宋，风俗未能骤变也。旧者息而新者盛，则在庆历时代，然后朝野皆新学之流五季宋初，新派学者，皆在草野，若孔维、邢昺、杜镐、舒雅之校撰群经正义，刘煦、薛居正之撰《旧日唐书》《五代史》，文则四六，诗则西崑。《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怨英华》之集，皆旧派也。盖沿《北堂书抄》《艺文类聚》之风。朝列所登，多吴、蜀旧臣，显途皆属旧派。而唐以来之新派，皆潜伏无声华。种、穆、柳、孙骺皆肥遁，而隐居以经术教授者尤多，研几则以《易》，经世则以《春秋》，此固源于唐之新学者也。陆游日“《易》学自汉以后浸微，宋兴有酸枣先生，以《易》名家，同时种豹林亦专门传授，传至邵康节遂大于时。"《东都事珞》言 “王昭素，酸枣人，著《易论》三十篇，李、穆而下，有闻于时者，皆其门人也。子仁，亦有潜德。”晁公武言，“昭素隐居求志，行义甚高。”赵汝楳言: “《易》灾异于西汉，图纬于东都，老、庄于魏晋之交，赖我朝王昭素、胡安定诸儒挽而回之。"则酸枣先生于《易》学所系之重也。陈振孙言，“皇甫泌著《易解》，其学得之于常山抱犊山人，而萧阳、游中传之，山人不知名，盖隐者也。”《东都事略》言陈抟不乐仕进，隐居武当。又言种放隐居终南山豹林谷，陈抟之风往见之，张齐贤称放隐居求志，孝友之行，可励风俗。又言穆修师事陈抟，而传其《易学》，方是时学者从事声律，未知为古文，修首为之倡，其后尹源与弟洙始从之学古文，又传其《春秋》学（《宋史》言苏舜卿辈亦从修学《易》）。又言：“高弁从种放学于终南山，又学古文于柳开。”陈振孙言“王洙著《周易言象外传》，其序谓学《易》于处士赵期。"文彦博言：“武陵先生龙君平，陵阳人，藏器于身，不交世务，团门却扫，开卷自得。”范仲淹言：“岷山处士龙昌期，论《易》深达微奥。”是见宋初新学诸儒，守唐人异学，皆避世无闷，风操竣远。邵雍、胡瑗、孙复，何奠非幽栖严穴，潜心道微，然后能光大其途。流风既广，而后能去千载之弊，一洗空之。初宋以还，其人既众，其学亦博，若舍《易》《春秋》之传而专说陈抟、刘牧、周、邵之渊源统系，则似宋初之学唯《太极》《先天》《洛书》《河图》之传耳，将转有伤于柳、穆之宏大，其所表见者八十余人，亦将暗然无光矣。盖自膚季以来，学术猥鄙，风俗頽薄，宋兴尚未能革。刘先生言“庆历以前先沿南而后则沿北”者，实先之显学与后之显学有殊，非北之寇、晏学南之王、钱，南之欧、曾、王、苏学北之柳、穆、孙、石，经五季之乱，文章在南，晏、寇一仍旧贯耳。庆历以后新派勃盛，无南北皆新派也。李方叔《师友谈记》，“欧阳公《五代史》最得《春秋》之法，盖文忠公学《春秋》于胡瑷、孙复。”柳、孙一派殆至欧公而后显。自是以还，政治学术，皆焕然一新，涤荡汗蔓，拔一世于清正之域。自天宝、大历以来发其端，至庆历而后感，中间埋没无闻者不知凡几，其仅存者，而说学术史者（黄、全《学案》）、文学史者（诸古文选本）又不道及，非鉴泉先生之博学笃志，则宋之学将莫知其所以始，而唐之学莫知其所以终，则此区区两表，于文化史之贡献，亦云伟矣。
至论吕学、王学、苏学三篇，于考核渊源，皆极明备，所益者多。论吕学颇有刘先生自况之意，亦不免于有道家之见，于王、苏两论，广其流于李邦直、叶少蕴、秦少游、张文潜，具见博大深人，尤以李、张为最精。新、蜀两派，原与洛学抗衡，此论出而后二派之学，本末源流始具。鄙意尚有应附此三篇而论者，则此三家于南渡学派之关系也。南渡之学，以女婺为大宗，实集北宋三家之成，不仅足以对抗朱氏，而一发枢机系于吕氏族。以北宋学派应有其流，而南宋应有其源也。北宋之学重《春秋》而忽制度，南渡则制度几为学术之中心。考陈振孙言：“王昭禹《周礼详解》，其学皆尊壬氏新说。”王与之言：“三山林氏祖荆公与昭禹所说。”指林之奇《周礼全解》也。林氏之学出于吕氏，而成公又从林氏学，故王应麟云：少颖说《书》至《洛诰》而终，成公说《书》自《洛诰》而始，则伯恭之于少颖，非泛泛也。盖自荆公主变法师《周官》，其徒陆佃、方悫、马晞孟、陈祥道继之，为王门说《礼》四家，而制度之学稍起，魏了翁所谓方、马、陈、陆诸家述王氏之说者也。至于林、吕而女婺经制之学以兴。《浙江通志》言“龚原少从王安石游，笃志经学，永嘉先辈之学以经鸣者，渊源皆出于原。”此女婺之学有源于王氏者，不可诬也。王淮言，“朱（晦菴）为程学，陈（龙川）为苏学。《隐居通义》言“灵卧吴先生日：近时水心一家，欲合周、程、欧、苏之裂。”此女婺之学远接苏氏，又不可诬也。盖庆历而后，程、王二派皆卑视汉、唐，故轻史学，北宋史学一发之传，则系千苏，故至南渡，二李三牟，上承范氏，史犹盛于蜀。史称王应麟与汤文清讲西蜀之史学、永嘉之制度是也。女婺之学偏于史，可谓远接苏氏之风乎！吕、叶、二陈皆以文名，固亦规摹苏氏，故朱子有伯恭爱说史学，护苏氏尤力之说。其先后相承脉络固若此，而后人必以女婺之学系伊洛一派，然其为学本末，判然与洛不侔，彰彰可知，以女婺之学亦有本之伊洛则可，谓纯出于伊洛则不可。黄溍曰：“婺之学有三家焉，陈氏先事功，唐氏尚经制，吕氏善性理，在温则王道甫尝合于陈氏，而其言无传，陈君举为学皆与唐氏合，叶正则若与吕氏同所自出。”袁桷曰：“女婺史学之盛，有三家焉，东莱之学据经以考同异，而书事之法得之于夫子之义例，以褒贬而言者非夫子旨矣。龙川陈同甫急于当时之利害，召人心，感上意，激顽警媮，深以为世道标准。说斋唐与政蒐辑精要，纲挈领正，俾君臣得以有考，礼乐天人图书之会粹，力返于古。”盖女婺之学，萃洛、蜀、新学三家于一途，吕氏尚性理，则本于程者为多，唐氏尚经制，则本于王者为多，陈氏先事功则本于苏氏者为多，既合三而为一，复别一而为三，衡学术流别，斯又未可置而不论也。明时俗学类书一派，多本之陈君举，故四库于吕、唐典制之作，悉收人类书，而策论一派，导源苏氏，言纲目义例一派，源于洛，末流之弊，可胜言哉！
总刘先生之书观之，殆意在补黄全《学案》之不足。若《学案》于浙东之学，不具纲维，上则混其渊源于伊洛。吕、叶之徒，下及元明，柳贯、黄溍、吴莱一辈也，宋濂、王祎、胡翰又一辈也，而终于方孝孺，所谓金华文献之传者也。皆本经制为文章，实上承女婺，渊源亦可考，《学案》又不能详，而混其系统于朱元晦，其学之本末不侔于朱，犹陈、叶之不侔于程，黄全必主于洛、闽，不惜割裂变乱其系统而淆之，于其为学大体，又未能具言。黄全为浙东史学巨擊，吾是以知清代之浙东史学，固未足与言宋代之浙东史学，斯亦有赖于补正者也。姑因刘先生论王、苏、吕氏三家之学而发之，若《明儒学案》之偏主姚*派江**，与程朱派范镐鼎之《理学备考》，正可相发，亦可取彼益此，以稍见一代规模，无使后人疑有明一代姚江之学遍于天下，而程朱几乎息矣，况又有正德、嘉靖以来反宋明文章学术之一大宗乎？两《学案》自具宗旨，不必过责，而言宋明学者仅如此则陋矣。刘先生于《近代理学》一篇，意在合清世考据家于理学，自别有旨，不欲以鄙意衡之，而特述鄙意与刘先生相合而偶足以补其遗者。刘先生述及关中李元春，而未及其流。案清末西北理学，有炽然复兴之势，与李元春同时者有倭艮峰、苏菊邨，李文园，皆中州人。而李氏之流独广，其弟子之著者有杨损斋、贺复斋、薛仁斋。再传之著者有牛梦周、张葆初，并时关中又有栢子俊、刘古愚。是皆西北之俊，关中之先觉也。其源远而流长，亦不可以弗论。吾求其书殆十数年而后备，将20种，刘先生殆未之见，故言之亦未详。吾读刘先生书，未曾有，足以开人心目。聊陈管见，补其阙遗，正其统纪，以为读刘先生书者之一助。惜不得起亡友与共详之。所幸通人硕彦，不吝匡吾两人所未逮，以起千余年来之墜绝，于承学之士，不无稍补也。
本文原载《图书季刊》中文本第2卷第2期
1935年6月出版国立北平国书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