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要原因是日本形成了完善的教育体制。在德川幕府之前的若干年中，日本的平民教育与佛教教育是不分离的。寺院承担了部分十岁以上儿童的教育任务。这部分是因为武家并不重视学校教育——他们的子女通常是在家庭中完成教育的——因而传统的贵族学校逐渐衰落，部分是因为社会上并没有受教育的普遍需求。
“到了江户时代，人民有了非宗教的现实主义思想，因此对人民进行思想统治的手段只靠宗教也就不够了，还必须采取带有现实主义的思想。而能够满足统治者这种需要的乃是儒学。”德川幕府建立之初，颁布了“武家诸法度”，其中也包括确立“朱子学”为官学。因为朱子学的官学地位，全国各藩都开设了仿照江户朱子学最高学府昌平黉的藩校与乡校。全国共有276藩，其中21藩缺少资料，“在留有资料的255个藩里面，恰好平均每个藩建立过 1 所藩校。”
和平年代，上级武士逐渐贵族化，他们接受官方教育以便能够在官僚体系中谋得一官半职，同时，社会的其他阶层——农、工、商——中也诞生了教育需求。
根据德川幕府时期十次人口普查（1721、1750、1756、1786、1738……）的数据，江户时代日本总人口用了一百年时间从1800万上升至2600万，之后的一百多年中一直稳定在2600万上下，直到1872年才略有上升，增长至3300万。
1700年，日本城市人口已增长至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个数字逐步上升至五分之一后保持稳定，直到明治时代。城市人口主要是武士、工匠和商人及其家属。这部分人口需要教育是肯定的。到1793年，面向普通平民的寺子屋（庙塾）教育已很蓬勃。“江户府（今东京）内的寺子屋达到295 所，江户府外的武藏国内寺子屋有880所，1469年以后，开设寺子屋的总数累积会达到15500多所。
” 城市教育除此之外，还有学徒教育，学徒 10 岁左右进入店铺，经历“丁稚”（小伙计）、“手代”（领班者）、“番头”（掌柜）、“支配人”（经理）等阶段的学习与考察后才被允许独立经商或开店。学徒大多是师傅的亲属或熟人，因为在江户时代容留陌生人是违法行为。当时京都有位医生叫香月牛山在著作中写道，在京都的町人阶层中已形成这样一种风气：“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应该而且能够去接受教育，并养成热爱学习的习惯。”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农村教育也同样受到欢迎。农村的教育形式是被称作“儿童组”或“青年组”。“孩子满 7 岁可以进入‘儿童组’，满 15 岁可以进入‘青年组’。 要内容是道德教育，农业常识与技能的学习，唱歌与跳舞等。 “乙竹岩造推测，幕末时期江户府内平民子弟的入学率达到86%；广冈亮藏推测，京都府北桑田县等偏远地区男子的入学率达到56%，女子的入学率达到15%。”
究其原因，首先是人口稳定下商业的发展提高了收入。
德川幕府建立时，为了避免再次出现战国时代下尅上的乱局，将日本分为276藩，每藩藩主必须隔一年来江户住一年，其家人必须长留江户作为人质，称为“参觐交代”制。同时，每藩藩主及其家臣的收入，来自其封地的大米产量，从一万石到二百六十万石不等。这些收入一半归幕府所有，相当于国税，一半归地方所有，相当于地税。这是建立在严格土地测量和人口普查之上的制度设计，其本意是使农民无力反抗，同时大名无多余钱粮下尅上。
但这套制度很快就促进了商业发展。首先大名上江户去的各项费用需要变卖大米筹措，有时他们也不得不出售各种贡品，因此，一个全国的大米期货市场就形成了。又因为关西和关东所用结算货币不同（关西用银，关东用金）因此金融交易市场也形成了。因为国内金融市场的需要，幕府一度禁止铜出口，防止货币储备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经济变得越发繁荣，逐渐惠及村落，使普通村民的收入也提高了不少。以冈山县为例，幕府初期，冈山县的普通人只能从来村中的小贩那里买到商品。1655年，县政府禁止行商出入村落，后于1666年改为发放商品执照，只有十一种商品可以买卖。这是因为幕府初期“兵农分离”政策导致的神经紧张。武士不能随便前往乡村，商人们也只能通过在村中的代理进行买卖。但是到了十八世纪末，村子里已经有了商店，不仅卖日常生活用品，也卖丧葬用品和肥料农具。
农民收入增加一方面是因为亩产增加，有的地方亩产提高了112%，另一方面是因为“新田开发”。这部分新增的收入，使农民得以实现资本积累，而不是像清初的农民那样，始终为城市资本打工。因此，农村出现了豪农。长冈大名曾经向治下的一位豪农借贷，提出用俸禄一百石的武士职位作为交换。豪农提出，藩政太过混乱，除非任命他全权管理藩政，否则*款贷**免谈。大名答应了，藩财政因此落入农民企业家之手。
除了豪农，普通农民收入也增加了。一个普通农民到1793年，年收入大概可达五块半小判（金币），除去日常消费，每年还可以存下来一块小判。因为锁国体制，与同时期的欧洲相比，日本的金价被低估了，欧洲的金银兑换比是一比十一到一比十二，而日本只有一比五或一比六。
因为幕府的“大米体制”到村一级实行村给制，就是由村委会按照人口多少，土地多少将税额分配给各家各户，所以不识字在谈判过程中要吃亏，教育就变得非常重要。
农业在江户时代，其产值一直二十倍于商业产值，两者都保持了增长态势。而人口是稳定的。其结果是生活水平在提高。在江户初期，因为“大米体制”中对米的计算和控制严格，酿酒是严格禁止的，普通农民一年也吃不到几回大米，大部分时间是吃杂米和蔬菜煮的“杂炊”，而1793年时，“一汁一菜”（一碗汤、一份菜）加米饭的套餐已经是日常饮食，江户城内的平民们不仅改变了一日两餐的习惯，吃上了一日三餐，还可以去小吃摊吃五文钱一个的寿司或十文钱一份的天妇罗，如果想吃肉，还有卖狸子肉、野猪肉、山鸡肉的肉店。
收入提高的结果是生育意愿降低。这是江户时代人口一直保持稳定的原因。江户时代，农村的生育率都只比死亡率高一点，而在一些城市，如高山市，生育率比死亡率要低，因此幕府初期禁止人口流动的政策限制到中后期形同虚设。江户时代的人口大致是城市人口减少，农村人口缓慢增加，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形态。城市生育率低部分是因为人口比例失衡，最严重的地方可以达到1.76，部分是因为城市中的家庭结构逐渐变成了“核心家庭”制，另一部分是因为城市中“町人文化”使然。
在农村，因为幕府初期人口从1800万增加至2600万的短暂人口膨胀——这是战乱后必然到来的婴儿潮，农村一度地少人多，因此在幕府的检地过后，地主们发现与其占有很多土地，承担如此之重的税负，雇人来耕种，还不如将土地租给佃农，因此佃农数量猛增，直涨到占农业人口的40%左右。在佃农阶层和贫农阶层，计划生育成为潮流。
农户们不仅会减少生育，还会杀婴和堕胎，即使幕府颁布“堕胎间引”（堕胎禁令）也没能扭转此一局面。而上层农户也开始这么做，各阶层共同的目标是尽量保证在每一代中只有一对夫妇。这样做的用意在于规避可能的风险和保持现有的生活水平。幕府的政策也不鼓励大家拥有庞大的家庭，因为这会使本应收取的税赋被农户消耗掉，因此幕府的土地继承政策是不允许将土地分给数个继承人。
核心家庭结构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同时领养、入赘制度也变得习以为常。1793年左右，冈山县藤户村，53%的家庭领养过孩子。一代只有一个孩子在经济上还有一个好处，孩子的父母可以通过调整孩子结婚的时间或者干脆不让他（她）结婚，另外领养一个女孩（或男孩）来调整家庭支出。比如1782年，天明大饥荒前夕，西方村的20到24岁的女性，已婚的占50%，到1796年，经过饥荒的打击，同样年龄组的已婚比例降低到25%。
同时，生育率降低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寿命延长。18世纪80年代天明大饥荒年间，和歌山地方粮食连年歉收，男女平均余命也超过了四十岁，可以推测粮食充足的情况下，这个数据会延长，而一些地方，比如1782年到1787年的西方村，女性平均余命达到了七十五岁。同时期的欧洲，平均余命是三十五至四十岁。
在这样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稳定的人口，常态化的人口流动，完善的教育体制，造就了前现代最广大的一批小说读者。因此，歌谣类书籍、艺能书籍、风土地理书籍都大量增加，上升比例从240％到 508％不等。江户小说统称为“本”，其类别有滑稽本、洒落本、人情本、読本、好色本、赤本、狂歌本、咄本等。文化年间（1804-1818）光在江戸城内的出租店就有 656 间，天保年间（1830-44）已达到 800 间。 整体而言，贷本屋的顾客群超过了10万人之多。
“乙竹岩造推测，幕末时期江户府内平民子弟的入学率达到86%；广冈亮藏推测，京都府北桑田县等偏远地区男子的入学率达到56%，女子的入学率达到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