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小红
不能被克服的死亡，可以选择勇敢面对
韩小红，1967年6月出生于北京的一个医学世家。1997年北京医科大学硕士毕业，任解放军301总医院肿瘤内科医师。1999年赴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医学博士。学成归国后，韩小红放弃公立医院肿瘤医师的“金饭碗”，开始自主创业。2002年，韩小红创办的慈铭体检正式开张，她也因此被媒体誉为“中国专业体检行业的开拓者和领军人之一”。
然而，命运在此时却与从事健康事业的韩小红开了一个荒谬的玩笑。先是父亲被确诊为肝癌晚期，紧接着韩小红自己也被诊断出患有中期胃癌，医生告诉她她最多只剩下两三年的时间。韩小红为自己定下了明确的人生目标，开始与时间赛跑。她说那3年是她生命中最充实的日子，甚至没有时间为自己悲伤。
12年过去了，韩小红依然健康，她的事业也蒸蒸日上。不久前，美年健康收购慈铭体检尘埃落定，“退居三线”的韩小红找到了自己的新使命，开启了新的生命历程。同时，那些关于死亡和患病的经历，带给她面对生命时更加深刻的感悟。
患癌后我立下三个目标
毕啸南：你有一段非常戏剧性的经历，就是你自己是做健康体检行业的，但是却在创业过程中与父亲先后检查出了癌症，曾经离死亡只有一线之隔。
韩小红：很多人认为这是我编出来的故事。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得病的不是我。因为和我一起查体的还有一个高管，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们俩的片子被弄混了，因为她比我瘦，比我更不爱吃饭，精气神也不如我足。所以当时医生说我得癌，而她没事的时候，我就觉得是把我们俩搞错了。事实上她后来也说，她听到消息后也觉得弄错了，是她，不是我有癌症。但我的第二反应是弄错的可能性不大，应该还是我，所以我马上去确诊，结果（查）出来是中期的胃印戒细胞癌。确诊之后我反而冷静下来，这跟我的职业生涯有关系。我原来是肿瘤科医生，见过很多这样的病人。我先给一个专家打电话，我问他像我这样的胃印戒细胞癌，发现得很早，临床活得最久的是多长？他说没有超过两年的。而我的临床经验是没有超过一年的。放下电话，我想我会比别人幸运，我应该是3年。第三天我安排了手术，在那之前忙碌着处理各种事情，人是比较镇定的。但那时候我的压力其实很大，父亲也正好生病，企业的事情也令人焦头烂额，一会儿是店铺着火，一会儿是SARS，都是灾难性的事件。
毕啸南：你会觉得老天不公平吗？
韩小红：没有。当时就觉得必须活下去，多活几年，我还有好多事要干。一是企业，我当时有四家店，我要多活两年选出职业经理人，让它发展下去。二是女儿，当时她16岁，我想亲眼看着她上大学。最后就是父亲，他当时被查出癌症晚期。那个时候最痛苦的其实是我父亲，因为他被发现患病的时候已经非常晚了，生存期只有一年。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理由倒下，我必须把父亲陪完。如果这些事情我都做到，就算3年后离世，我觉得也可以了。实际上到了第三年，所有的事情都实现了。女儿顺利地上了大学，企业也发展得更好了，然后父亲也安宁地走了。现在我觉得那3年过得特别丰富，有的时候会觉得人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不会觉得有多苦，反正已经到底了，坚持下来就好。在治病期间，我一直坚持工作，化疗期间还坚持每周跟高管见面。因为四家店都是我亲力亲为建起来的，每个环节我都很清楚，谁也替代不了我，所以我要求高管到我这儿来汇报工作，然后我提出指导建议。
毕啸南：压力太大。
韩小红：肯定累，创业那3年几乎处在一个窒息的状态，感觉四面都是墙壁。其实父亲确诊的前半年，我几乎是撕心裂肺地度过，等到我自己得病，反而终于有了时间可以陪伴他。我做化疗的时候还特别让医院把自己跟父亲安排在一个病房。我跟父亲说我是胃溃疡，他不知道我输的是什么液。等到我做了胃切除手术，全身上下都是管子，他来看我的时候就已经有所领悟，当时也难以自控。
我就告诉他，我说爸爸我跟你不一样，我说你的病是不能手术的，我还有手术的机会。我觉得必须告诉他真相了，因为他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希望他知道。我说咱俩阶段不一样，我的切完就没了，你的那个东西还在身上，所以还（要）不断用药。我不知道是不是把他忽悠住了。后来我们俩在病房里，他几次跟我讲曾经最放心的女儿，反而成了最放心不下的人。
父亲成了我最大的遗憾。
毕啸南：在我看来你做得已经非常好了，为什么你会认为父亲是你最大的遗憾？
韩小红：可能就是这份父母之爱吧。当你的人生阅历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世界上最无私的爱就是爸爸妈妈的。他在世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去陪伴，等到有时间（时）已经是最后的几个月，所以会觉得真的非常遗憾。父亲在他最后的时间里跟我说了他的很多愿望，他说他想看世界杯，想去某个国家看看。可能他不知道，这些话对我来讲都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父亲最后的骨性疼痛到了酷刑的程度，大量的止痛药会减少他的生存期，但可以改善他的生活。所以我当时做了决定，选择用大剂量的止痛药，让他能够不再疼痛。我觉得父亲给了我极大的支持，我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他的身上，这也让我完全忘掉了自己身上的痛。这就是人生必须面对的事情。
毕啸南：但是我愿意反过来看，还有一种无私的爱，是儿女之爱。你患病期间的这个经历就给我这种感觉。一个面临死亡风险的人，一个本身也在承受病痛的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把父母放在第一位，很多人会觉得这很正常，但这种情感是了不起的。因为父母对儿女的爱有遗传基因、身体激素分泌等现在可以用科学来解释的原因，是有理由的。但是成年儿女对父母的爱，则完全是一种情感的反哺。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背后的内容非常丰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样的子女都分享共同的道德基础，这和他们后天的教育和成长结果息息相关。所以我听你的故事，一方面非常受感动，但另一方面也在思考，你的行动背后的道德立场和价值取向如何能够传递给更多人。对了，你立遗嘱了吗？
韩小红：没有。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财富，唯一想的是怎么再创造一些价值，为家人、为孩子、为父亲。你发现三件事都跟亲情有关，其实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基本上都是在为身边最亲密的人做事。如果我立遗嘱，肯定也是为家人。我想重新放大自己女性的一面
毕啸南：你出院到现在已经12年了，现在算是完全康复了吗？
韩小红：一般来说如果过去5年，基本上这个人99%就活下去了，我觉得几乎没有问题了。其实癌症本身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人体的免疫状态好，其实就是说心态要好，情绪要好。我觉得可能正因为给自己制订了很清晰的目标，坚持往前走，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保持了良好的心态，让我的免疫状态很好，即使身上还有一些癌细胞或者发生病变的可能性，也在这个免疫平衡的过程中被克服了。其实对所有的事情来说，心态都是第一位的。
毕啸南：我觉得有三种死亡，一种遥远而抽象，比如英雄的离去或美人迟暮，我们处在一种观看者的角度，更多从审美意义上去解读和认知生死；另一种近在咫尺而具体，像是亲人的离去，其实是一部分的自我跟着同时死去；而第三种则是自我的死亡。可以说，这三种死亡你都有所经历和体会。你现在对死亡的态度是怎样的？
韩小红：我觉得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面对死亡的态度可能是不一样的。在我患病的3年里，虽然觉得自己面临着死亡，但那是向死而生的阶段，反而没有压力，也没有困惑。我觉得如果哪天死亡发生了，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反而到了现在，我倒觉得我有点儿怕了，有点儿贪生了。
我觉得恐惧死亡是人的天性，你的生活状态越好，你就会越热爱生活。于是生活得越是淋漓尽致的人，越是害怕死亡，因为状态太好了。
毕啸南：他不应该活得更通透了吗？
韩小红：那是另外一个阶段，上升到了你已经看透生死的阶段，但这个境界大部分人没有。大部分的人就是想要好好活着，并没有到把生死看透的程度。其实大部分人是怕死的，只是不愿谈。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有困惑，甚至是绝望，这种人也是不怕死的，他会觉得总算结束了，而且有一种合理的理由结束它。我之前的人生就是这样。
毕啸南：一般人只看见你永远光彩照人的一面，想不到你也是曾被生活逼到绝境的人。
韩小红：但那种状态下没有觉得那么苦，苦是别人的感受。当你能够放下生死，内心会是很安静的。如果放不下，你也不会觉得活着是多么愉悦的事情。一切都是辩证和平衡的。我所做的事情就是为了让人们能更好地活着，活得更长、更健康。而这最终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有机会体验不同的人生，其实每个人都是多面的。我上半生的这些经历和体验，把我自己变得比较粗糙了，比较男性化，当然也培养了我坚强果敢的一面。
毕啸南：你打破了人们对女性企业家的一种想象，就是依靠女性的敏感和柔情在男权社会中进行博弈，找到一个位置。
韩小红：一开始或许可以，可是时间久了根本不可能。当然如果拿捏得好，会有加分，但大部分时间需要使用的不是你敏感的神经，而是粗线条的神经。因为你要面对很多事情，如果敏感会纠结死的，一定要从敏感中走出来。你要想的是格局、境界、局面、控制、平衡，要上升到另外一个高度去理性地俯视所有的事情。如果长期训练，还可以上到更高的高度，而女性的东西就会变得越来越少。我现在已经退居三线，我想再慢慢去放大女性的那一面。一是因为年龄到了，另外只有这样的放大，才能更好地发挥和互补那些在前台拼搏的人的能力。我开始变得柔软，这是自我的调整。
慈铭之后我有新的目标
毕啸南：在美年健康收购慈铭体检之后，你的人生迎来新的转折期，对此你的感受是什么？你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
韩小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害怕自己会后悔。毕竟慈铭是我从零开始一手创建起来的，而且以此带动了中国健康体检行业的整体发展。这就像你把自己亲手带大的孩子送给别人，虽然决定是决绝的，但是在推动公司整体并购的3年中我一直在品味自己的心情，想知道自己会不会后悔。到今天应该说是有一定遗憾的，因为毕竟你失去了自己（对）公司的控制权，但是也并不后悔。慈铭能够成功，我身上的平衡能力比较关键。很多时候为人处世是一个对分寸的把握能力，多多少少是一种直觉和综合的悟性，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并购的原因很复杂。我们走了5年的上市路程，从2009年就开始起步申报，一直到2014年，跟着我们的投资者最短的6年，最长的11年，其实已经等不及了。因为一直没有上市，也一直没有再融资，最后出于各种原因和压力就这么做了。
毕啸南：这应该是一种嫁女儿的心情，希望她更幸福、更好。
韩小红：是这样的。我选择美年就是相信它能把慈铭做大，相信它能善待慈铭的员工。创立慈铭（在）最初是巨大的挑战。如果现在回头让我选择，我可能不会走这条路，因为没有想到会面对那么多的困难。但到最后，慈铭其实成为（了）中国体检行业的一个招牌，所以我现在也想自己不要在这个公司里占有太多股份，这样也能给别人空间，给收购团队建立自信。
毕啸南：是你真实的想法？
韩小红：是我真实的想法。可能这还是我第一次说出来。如果我的股份比较高，那么我的影响力依然会比较大，两个团队都会因此感到尴尬，关系会比较拧巴。虽然我在慈铭的身份还是总裁，而且未来上市以后，我还是有自己的位置，但是总体来讲，在管理上我是退居三线了。
毕啸南：你算是很清醒的。
韩小红：慈铭虽然做成了一个很大的产业，但是问题也很多。比如说，一年只能服务客户一次；客户的流失率很高；基本上以企业客户为主，缺乏散客。体检这个行业，我们身在其中，看得非常清楚。我当初从国外回来，想打造的是一个区别于公立医院的个性化、精细化、有品质的医疗服务机构，结果最终做出来的是比较粗糙、大众化的产品。
毕啸南：原因出在哪儿呢？
韩小红：我觉得行业的竞争模式有一定原因。在一定的发展阶段，那种为了赢得客户不计成本的竞争在各个行业可能都存在。尤其当你面对企业客户，有时候你可能只需要把企业关系搞好了，订单就来了。假如成本覆盖不了你的服务，那么服务质量就必然要下降，最终制造出粗糙的大众化产品。但因为身处这个行业，我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发现现在几乎没什么“好人”（完全健康的人）。可能大家也都知道，中国目前有上亿的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肥胖病人，你会发现100个人当中有五六十人都是慢性病的病人。这些慢性病如果想要得到真正的治疗和调理，而不仅仅是把它们查出来，那就要走慢性病健康管理这条路，这就是最近3年我坚定的方向。我创办了四五家这样的公司，现在已经真正走向规模化，慢慢开始有了发展的势头。这当中主要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在线私人医生服务，利用目前互联网和先进的技术手段，比如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来解决慢性病管理的问题，提供检后咨询、诊断、就医服务、健康教育、个性化运动饮食方案。我希望能通过这种健康管理的方法，让慢性病病人随时得到诊治，降低发病率，早一点儿走出疾病的状态。第二部分，鉴于我们国家现在在引进国外产品和技术方面的步伐较慢，一般的引进至少要5到10年的时间，导致我们在有些领域落后国外十几年。现在有了医疗先行示范区，第一个试点在海南博鳌乐城，我们要在那里建医院，从那里把国外最先进的技术直接转化到那个平台上。
毕啸南：从创业者到企业家的转变是什么？
韩小红：我原来是冲在一线的，特别喜欢干一些具体的工作。比如说我以前直接在书架上摆书，现在不得不站在旁边指挥别人去摆，这个调整对我也是很难的。过去上上下下我都管，现在自己被定格在某一个状态，束缚我自己的手脚，甚至有的时候我干脆放空，不看、不听、不想。但因为没有那么忙碌了，有时候会有很空的感觉。
女企业家不能再把自己当作女人
毕啸南：你丈夫跟你相处得还不错吧？在这样一个相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经验和感受？
韩小红：（我）丈夫和我的价值观是一致的，我们追求的东西是一致的。但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运气吧，找到了一个能跟你匹配、能宽容和包容你的丈夫。如果说让我从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中回到家里，需要转变姿态，变得小鸟依人，其实很难做到。有时候我会把在员工面前没有发出去的负面的东西带回家，就只能发泄到丈夫身上。所以说回到家里的我身上没有太多的改变，主要还是家人都习惯了我的这种状态。现在我的生活方式在发生变化，但是在创业的那15年，我回到家里是不做家务的，等着别人把饭菜弄好，剩下的时间基本上就是躺在床上。他们看到我在工作上专注拼搏的状态，也觉得欣慰。我老公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听不见，就是你说啥都行，他就当没发生，这是他的智慧。搞得每次我都觉得自己挺没趣的，折腾半天人家也没反应，这就是我们相处的模式。
毕啸南：对于一个女企业家而言，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韩小红：对我而言是体力和精力。当一名女性决定创业，可能你就不能再把自己当作女性了，你不能想着自己的性别—我觉得创业和女性所具有的特质完全是相逆的。女性本身是温柔的，甚至是柔弱的，当然还有韧性，但在实际创业过程中温柔和柔弱是根本不可以的。创业是辛苦的，是筋疲力尽的，甚至困苦和灾难会接踵而来，需要你有极强的忍耐力、极强的韧性。你自己会觉得自己的很多潜力都是在创业当中发现的，否则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你要不断地挖掘自己的潜力，否则结果一定是半途而废。对我而言，就是在困难面前迎难而上。我在创业过程中碰到过很多特别大的问题，资金链的问题、政策的问题、人际交往的问题、团队建设的问题，当然也有健康的问题。我从没想过自己可以那样坚强，有那样的潜力，到最后你发现熬过来了，甚至没有（掉）眼泪。
毕啸南：那你怎么教育自己的女儿，会希望她像你一样吗？
韩小红：除了快乐健康，我对她唯一的要求就是独立。因为现在的小孩条件太好了，很难独立起来。如果从小没有这种培养，可能她的未来会比较难过。所以我女儿其实受了很多苦。今年有四所美国的名校想要录取她，但这个过程中我没有对她有额外的帮助。很多中国家庭的传统观念都认为女孩应该富养，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性格培养上也要如此。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要走向社会，要独立处理很多事情，如果不能独立，活起来是很苦的。
毕啸南：但这样会不会培养了一种相对严苛的母女关系，让她感到缺乏安全感和被爱的感觉？
韩小红：是的。事实上在同学当中，她会发现我可能是最冷、陪女儿时间最短的母亲。在她看来，可能获得的母爱也相对少一些。可是当她长大后，走到我今天这个年纪的时候，我觉得她会理解和明白我。
不能被克服的死亡，可以勇敢地面对我和韩小红共处微信朋友圈有一两年了吧，记得是花椒直播的前CEO胡震生介绍认识的。之前我听过她很多励志的故事，但因为各自都忙，也没有太多交集。直到我策划《女性领袖人物》，才给小红姐发微信，大概介绍了一些想法，然后我约定了一个时间去慈铭拜访。正值美年健康收购慈铭体检的事情刚刚尘埃落定，韩小红正在为大健康产业整合后的新使命进行筹备，准备开启自己新的生命航程。她说现在找她时间刚刚好，因为在此之前她还不方便在媒体前多说话。没见面之前，我看了一些资料，尤其是她之前参加的电视节目，感觉人特别温柔，带着些坚韧。等到真正见面，我才发现她是真的坚韧，坐在那里一副霸道女总裁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觉得我年轻，她还先问了我一些问题，接着聊下去，我们谈了很多话题。当谈到她父母时，两行眼泪突然就从她的眼眶中滚落下来，我感到惊讶，但也能感受到这眼泪背后的复杂情绪，于是就安静地陪着。她说：“你让我哭一会儿吧。”我说：“好。”后来我得知，韩小红那段时间的状态非常不好，有比较严重的抑郁倾向。其实关于自己的抑郁问题，她在访谈中也做了很多分享，但是我思前想后还是没有把这些内容放到播出剪辑里，包括她流泪的镜头，也只是点到为止。
节目播出后小红姐特意发来了感谢信息，说当天状态不好，希望未来还有聊天的机会。我理解，那种真情流露，其实也是一种情绪的放松。但从我的角度来看，可能觉得一位女性企业家还是应该尽量少地展现自己软弱或者感情脆弱的一面，毕竟她面对的世界并不温情。节目录制后不久，我看小红姐开始参加各种登山、旅行、会老友等活动，一扫见面那天的阴霾，浑身充满了活力，也衷心地为她感到高兴。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韩小红这期专访能够给那些类似的身处绝境的人带去一丝光亮吗？一个事业的开拓者，忽然遭遇了自己和家人同时患癌的噩运，韩小红面对的艰难是外人难以想象的。而她选择的应对方式特别温柔和勇敢，温柔的是她把父亲放在自己前面，勇敢的是她让父亲每天在病房看见自己。我有种错觉，仿佛这种戏剧性的场面应该只在小说中才存在：一个面临死亡威胁的人，把注意力放在另一个人身上，并且要时刻注意掩饰自己的处境。
我在对话中说过一段话，我愿意在这里重复一遍：“一个面临死亡风险的人，一个本身也在承受病痛的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把父母放在第一位，很多人会觉得这很正常，但这种情感是了不起的。因为父母对儿女的爱有遗传基因、身体激素分泌等现在可以用科学来解释的原因，是有理由的。但是成年儿女对父母的爱，则完全是一种情感的反哺。
……这背后的内容非常丰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样的子女都分享共同的道德基础，这和他们后天的教育和成长结果息息相关。所以我听你的故事，一方面非常受感动，但另一方面也在思考，你的行动背后的道德立场和价值取向如何能够传递给更多人。”
什么是我所谓的共同的道德基础？
是对生命有更深刻的理解，超出了自我的限度，进而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按照流行的说法，就是不要成为一个“原子化”的个人，而是为个人与家庭、社会、宇宙的关联赋予真价值，也就是说，生命的价值，在（肉体的和个*欲人**望的）自我之外。有一种说法，每个人在青少年时期都会或多或少想象死亡，想象一个没有自己存在的世界的模样。这番思考是一个人从青涩迈向成熟的必经之路，这番思考同时也是非常痛苦，甚至危险的。如果一个人极度恐惧死亡，他就很可能选择“好死不如赖活”的信条；如果一个人相信死亡后还有生命的意义，他可能会拥抱宗教信仰；如果一个人接纳了死亡的必然性，他可能会投身于他认定的具有超越意义的事业，也可能滑入生命虚无的幽暗深处……但无论如何，这番思考必然会发生，而我们每个人未来的生命观、价值观都会依此建筑。死亡可能带来荒谬感，这是作家加缪已经论证过的。生存比死亡需要更多理由，韩小红与死亡的多次交手，令我相信她拥有自己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