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唐·吉诃德与近代欧洲的悲喜剧
第十二章 唐·吉诃德与近代欧洲的悲喜剧
西班牙与欧洲—浮士德的呐喊—海伦的吻—欧洲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伽利略的地动说—民族精神—西班牙与科学—纯净的西班牙哲学—何谓哲学—唐·吉诃德的遗产—吉诃德主义—唐·吉诃德的呐喊
荒野中的一声呼喊！(1)
——《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40章第3节
至少是现在，我要尽量使这篇文章有个交待，不然的话简直快要变成有头无尾的小说了。正当这些文章付梓，我又临时想起了多年收集的注释笔记，它们一直紧随文章之后的。但是在我写这篇散文的时候，我却把它们忘记了，只好忍痛割爱吧。总而言之，这篇包括12个章节的散文里面充满着内心的矛盾，至少表面上的，一如生命，一如我自己。我要是有罪过的话，就是过多地引用了外邦人的语录，其中一些段落的引用不免有些唐突。这在将来我会作出解释的。
在我们的吉诃德先生走遍整个西班牙之后，没有多少年，雅可布·伯姆(2)在他的《曙光女神》一书中告诉我们：他没有按照别人给他讲的故事写一部历史，他宁愿亲自参加战斗，即使在伟大的搏斗中像其他的人一样被击倒在地，也在所不惜。随后他又补充说：虽然他不得不在世界和魔鬼面前出丑，他仍然把未来生命的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在上帝身上他甘愿为生命冒险，而对神灵却不做抵抗。阿门！就像这位具有德意志思想的吉诃德，我也不想与神灵抗争。
因此，我也要在荒野中放声呼喊，并且把声音从萨拉曼卡大学广播扩散出去。这座学府，曾骄傲地把自己称为“万有知识王子”（Omnium scientiarium princcps拉丁文——译者注）。而英国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Carlyle, 1795—1881）竟然称它是“无知的堡垒”，一位法国文学家最近则把它称为“幽灵大学府”。实在匪夷所思，近乎*谤诽**。无论如何，我要把这样的呼声从西班牙传播扩散出去：西班牙是“一块可把梦想变成现实的土地，欧洲的捍卫者，骑士理想之家”，这是美国西班牙学者温廷顿不久前在给我的信中这样描写的一个西班牙。的确，现在的西班牙，她虽然曾是16世纪“反宗教改革”的领袖(3)，但是她仍保留着她特有的古老风采。
在这篇文章的第四章，我谈到了天主教的实质。如果将其实质剥离的话，也等于把欧洲非天主教化了。这应该归功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永恒的阴间的理想生命被进步的理想、理性和科学所取代。这里所说的科学应该是大写的“科学”，真正的科学。然而，当今世界更推崇的是文化。
19世纪中叶，基本上是一个非哲学的工业技术时代，那是被近视的专家统治的年代，是历史唯物主义统治的年代。历史唯物主义曾被翻译成科学的庸俗唯物主义，或称伪科学的唯我主义。它后来则在民主的、廉价的和宗派主义的图书馆里得到宣泄的机会。科学寻求世俗化，似乎它就应该是降级到民众中去奉献它的激情。不是民众应该去攀登科学，而应通过科学把民众升华到更高更新的境界，以便产生更深层次的渴望。
如此，直到布吕纳介(4)的时候，他不得不宣布科学的破产。那个科学如果是科学的话，实际上也的确早已破产了。由于科学的局限性与不能令人满意的使用价值，人们孜孜不倦地继续追求幸福，然而在财富、知识、权力、享乐、忍耐、美好的道德意识中，甚至在文化中都没有达到目的，理想一一落空。此时，悲观主义应运而生。
即使进步*党**也不满足。进步，为了什么要进步？人和理性一直不能协调一致，为争取文明的斗争又不能满足他。他寻求能够赋予生命一个最后的归宿，而我把它称为生命的真正最后目的，最后的目的就是真正的永恒。而当最后的目的达不到的时候（关于这一概念，卢梭曾对辛涅科尔的“欧伯曼”提出比任何人都严厉的指责），人们不仅对于灵魂的不朽失去了信心，对宇宙人类的生命归宿也失去了信心。
灵魂的象征，真正的象征，是一个杜撰的实体，这就是浮士德博士。
这位不朽的浮士德博士，他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产物，当1604年由克里斯多瓦尔·马洛(5)通过《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介绍给我们时，也就是说他的具体形象是在17世纪初期首度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内。浮士德这个形象，在两个世纪之后被歌德重新发现，虽然在某些方面，显得更自然，更新鲜。剧中讲述浮士德如何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摩菲斯特。
“我的灵魂对你的主子能做什么善事吗？”浮士德问道。
“扩张其王国。”摩菲斯特回答说。
“如此理由焉能构成你诱惑我等之理由？”浮士德再度问道。
“众人之恶行，愚人之慰藉。”邪恶的精灵回答后继续说道：“我们之所在即地狱之所在，而地狱之所在即我们永远之所在。”
浮士德还想说，他认为地狱之说只不过是寓言而已，接着继续向魔鬼提出是谁创造了世界的问题。最后，这位悲剧博士，因我们的苦难而受折磨，他遇到了海伦，她就是复兴的文化，即使马洛对此也无意怀疑。马洛的《浮士德》中的一幕场景相当于歌德的《浮士德》的第二部全部，可见其场景之大。浮士德告诉海伦：
甜美的海伦，给我一个吻，
让我不朽吧！（他吻了她）
你的双唇吸吮着我的灵魂；
看它躲往何处！
来吧！海伦。来吧！还我灵魂！
我想留在这里，因为天国，
就在你那双唇，
其他一切都是残渣余孽，
但它们都不属于海伦。
还我灵魂！浮士德在呐喊，他吻了海伦以后，他就要永远销声匿迹了。因为并没有出现纯真的玛格丽特解救未开化的浮士德的情节。浮士德的被解救的观念是歌德后来的创意。谁不认识他的浮士德？那是我们自己的浮士德，他研习哲学、法律、医药，甚至神学，但他没有看见我们对许多事物一无所知。因此他想逃避到自由的国度里寻求解脱，结果遇到了摩菲斯特，摩菲斯特身上的部分力量总是想做恶事，但结果总是在做善恶事。浮士德在摩菲斯特的引导下，投向玛格丽特的怀抱里，即投向了淳朴的人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由于爱的力量的驱使，为了摩菲斯特，浮士德屈服了，但他得救了。得救于信仰淳朴的民众。第二部的浮士德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这倒不是歌德的果断，浮士德又向文化屈服，向海伦屈服。并且在她身上产生了“欢乐之神”。最后，一切都在女性永恒的神秘大合唱中结束。可怜的“欢乐之神”。
海伦是长着金黄色头发的斯巴达国王墨奈劳斯的妻子，被特洛伊国王的第二个儿子帕里斯诱走，由此引发了特洛伊战争。因此，特洛伊老人们见人就说，为女人而战斗的人不应该感到愤怒，因为海伦的面孔酷似那些不朽的众女神。我十分相信浮士德的海伦是另外一个海伦，是陪伴着西蒙·马戈（Simon Mago，诺斯替教派创始人之一）的海伦，马戈说她就是神圣的智慧。浮士德可以对她说：“把灵魂还给我！”
因为海伦以她的吻带走了我们的灵魂。因此，我们所渴望的、我们真正需要的就是灵魂，陪伴着我们躯体的灵魂，实体的灵魂。
然而，接着而来的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法国大革命，这些革命给我们带来了海伦，或者更确切说，它们是受到海伦的驱策而降临。如今，有人居然对我们谈论起“文化”与“欧洲”。
欧洲！欧洲最初的、直接的概念是指地理上的概念，而现在却由于艺术的魅力我们把它变成了一种几乎可以纳入形而上学的范畴。今天，至少在西班牙，谁知道欧洲指的哪一部分？我只知道它是个偌大拼板。当我仔细查看我们的欧化人物所称谓的欧洲，我立刻觉得许多外围的国家，西班牙、英国、意大利、斯堪的那维亚、俄罗斯等国均被排除在外，只剩下中央的部分法国和德国，以及它们的附属和附庸。
让我再重复一次，所有这一切都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给我们带来的，他们是孪生兄弟，而两者之间又处于一种明争暗斗的状态。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代表人物，他们所有的人都是意大利新教叟塞那教派信徒。而以艾拉斯莫斯为首的荷兰人文主义者，都一致把路德这位德国僧侣看成是野蛮人，但他是德国宗教改革的先驱（他从修道院获得他个人的驱策力），就像布鲁诺(6)与坎本奈拉(7)一样。然而，那一位野蛮人却是人文主义者的孪生兄弟，他虽然是人文主义者的敌对者，但又和他们一起对抗他们共同的敌人。所有这一切都归因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尔后，受以上两项运动的影响，产生了法国大革命，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宗教裁判所。这是属于科学或文化的裁判所，它转而以嘲弄和轻蔑的方式对付那些拒绝臣服于它的正统观念的人。
当伽利略把他的地动说的理论交给托斯卡那大公爵时，他告诉公爵说，应该服从和相信高层领导的权威决定，而且把他的理论作为“像诗歌或梦幻一样，因此我希望阁下能够接受它”。而在另外的场合里，他或者称它是一个“美梦”或者是一项“数学的猜想”。同样的情况，由于惧怕今天的裁判所，科学的裁判所，所以我把我的这些论文看成是诗歌、梦幻、妄想、神奇的妙想，虽然它们出自我内心深处的积淀。而且，我将和伽利略同声喊道：“但是，它在自转！”（Eppur si muove拉丁文——译注）然而，是不是只缘于这一份惧怕呢？喔，不！因为还有另外一个更具悲剧性的裁判所存在的缘故。而他是当代人，有教养的人，他是欧洲人，当然我也是其中一分子。且不管我愿意与否，是深藏于我内心的裁判所。它所代表的是更令人酸楚颤栗的嘲弄，而这种嘲弄是人们面对自己，自己对自己的嘲弄。它便是我的理智，我的理智嘲笑我的信仰并且蔑视信仰。
在此，我必须把我的主人唐·吉诃德作为庇护，为的是我能够从他身上学会如何去面对嘲弄并战胜嘲弄。而这一嘲弄，谁知道如何解释？或许是他从来就不认为是嘲弄。
是呀，是的，我的理智为什么不嘲笑那些伪哲学的、所谓虔诚的、所谓艺术爱好的教育呢？这些教育当中，除去耐心学习客观性的、方*论法**的和科学的教育以外……应有尽有。虽然如此……“它是在自转！”
但是，“它是在自转！”我从艺术爱好主义当中，从那些老学究称之为来历不明的哲学当中寻求庇护，而且以此来对抗那些专家的卖弄，或对抗专业哲学家的哲学。而且，谁知道……进步通常来自野蛮人的驱动力，而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哲学家的哲学与神学家的神学更为呆滞的了。
就让他们在我们面前大谈特谈他们的欧洲吧！*藏西**文明和我们的文明是平行出现的，文明养育过人类，如今人类仍然凭借文明活着。在一切文明的上端，总是漂浮着传道书的训诫阴影：“智者的死法与愚者的死法是一样。”
在我国的百姓之间，对于平常熟悉的问候：“你好吗？”“怎么样？”回答方法也令人叫绝：“还活着！”是的，确实是这样。还活着，跟其他人一样，我们还活着。一个人能有多少渴求？谁能不记得那首民谣：
每当我认为我必然死亡
我便把我的斗篷
摊开在地上
我会越睡越香
但是，不，不是去睡觉，而是去做梦，去梦想生命，既然人生如梦。
在西班牙，还有一句话也成了口头禅。那句话是：这是打发时间的问题，或者说杀时间。而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制造时间，为的就是要打发消磨它。但是，打发时间是站在美学立场的表现方式，还有令我们更关心的问题，那就是获得永恒。获得永恒是宗教立场的表现方式。其实，我们正在超越逻辑的以及伦理的境界(8)，从美学的或经济学的境界跃入宗教的境界，即从艺术境界跃入宗教境界。
年轻一代当中的小说家拉蒙·佩雷斯·德阿亚拉(9)在他新近的小说《雌狐之爪》一书中告诉我们，死亡的观念是一个陷阱，精神的观念即是狐狸，它的狡猾能力嘲弄着命运的圈套。书里接着说：“当跌入陷阱之后，软弱的人和懦弱的民族就躺卧在地上。而对于具有坚强精神与强健体魄的民族而言，在危险面前则处变不惊，很快镇静下来体味生命的不可言说的美丽，进而丢弃他们先前的敏捷和鲁莽，用强健紧张的肌肉、充满百倍活力的灵魂与发挥自己的潜力和效能，从陷阱的圈套里逃脱出来。”让我们看，软弱的人，衰败的民族，强健的精神，坚强的民族……这一对比意味着什么？我实在不知道。但我能知道的是，有些个人与民族还没有真正想到死亡和不朽的问题，还没有感觉到它的严重性。而有些另外的个人和民族则不再考虑这些问题，不再感觉这些问题。所以如此，我认为是因为他们这些个人或民族还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宗教时代而沾沾自喜呢。
生命之不可言传的美，其实只是书面上的描写。实际上，就是有一些人能够忍耐、逆来顺受，甚至于还有的人安慰我们说，其实陷阱并不算什么恐怖的问题。然而，我们的西班牙作家卡尔德隆在他的《喜欢与否不过是想象而已》的书里就曾说过：“尝试去说服一个人，说他所遭受的灾祸并非所谓的不幸，这对遭遇不幸的人而言并不是安慰，反而是另一种额外的不幸。”另外，西班牙的修士迭哥·埃斯特亚(10)他的《尘世烟云》里曾说：“话不投机则不能将心比心。”
不久前，有人故意无事生非（对此我已予以回驳），非难我们西班牙人科学无能。仔细观察也有一定道理，这里也有电灯照明，这里也有火车奔跑，好像是在发明这些物件的国家里。可是，这是别人的发明。也有人说气话：“让他们去发明吧！”对于这类反常的表示，我也只能泰然处之。我们西班牙人确实应该仔细研究那些博学家们的劝告。比如说，我们就应该学习俄国人如何重视公共教育事业。没有科学的民族，就是不会得到别人尊重的民族。可是，也有人说，罗马人不懂艺术，也没有出一个数学家，也没有影响他们发挥的作用，无损毫毛。但是不要忘记，他们也曾被人们讥笑为冒牌的圣人，妄自尊大，盲目崇拜高雅、时髦和外国语。我想说，轻蔑别人的人，自己灭亡得也快。
难道我们没有科学的天赋吗？我们有什么天赋？我们有的那点天赋能与别人抗衡吗？
我认为，有人说“让他们去发明吧”的话，也并不是说我们对我们的被动角色感到高兴。绝对不是。他们发明的，我们就利用。我们，按照我们的特色去发展。但不能总是自卫，要进攻。
进攻需要明智和谨慎。应以理性作为*器武**。即使是狂人也是如此。我们的狂人唐·吉诃德是这方面的楷模。唐·吉诃德也知道改装他的头盔，他在头盔里面装上铁条，以增加保险系数。改装的头盔样子虽然滑稽，但是脑袋保住了。唐·吉诃德终于成为不朽的唐·吉诃德。
在外人面前和自己人面前都应该善于滑稽表演。尤其是现在，面对文明发达的民族，经常有人谈论我们在科学方面落后于人。现在，有些头脑糊里糊涂的人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历史（也许正在了解），面对诬蔑的言论竟然随声附和。竟然有人说我们没有科学，没有艺术，没有哲学，没有文艺复兴，什么都没有。我说，不是没有而是太多了！
意大利诗人、批评家，190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卡度锡曾经说过：“西班牙，纵然她在思想领域不曾拥有霸主地位，但是她有伟大的塞万提斯(11)。”然而，塞万提斯是否只是一个孤立而独特的现象？难道说他没有根？没有树干，没有支撑力？当然，这位意大利的理性主义者，当他想到西班牙曾经反对发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时，他说西班牙在思想领域不曾拥有霸主地位，这显然是可以理解的。难道说，在反宗教改革运动中西班牙在文化领域不是领导者？事实上，在反宗教改革运动中西班牙是处在领导地位的，开始西班牙参加了罗马大劫，反对那些充满异教色彩的主教们，他们代表异教的文艺复兴，他们在那里实施天意惩罚。暂且不必过问反宗教运动的对错问题，难道说在西班牙罗约拉和在意大利的特兰托举行的两次由罗马天主教会主持的会议在反宗教改革中不是处在霸主地位吗？在此之前，意大利经历了基督教与异教信仰之间，或者说不朽与死亡之间的一次令人不齿的拥抱与苟合，甚至于一些大主教在他们的内心也默认如此苟合。哲学上的真理在神学那里则是谬误，而所有的难题都以拯救信仰的名义得到解决。到后来，情况则发生了突然变化，社会氛围完全不同了，理智和信仰之间、科学与宗教之间，出现了直接和公开的斗争。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西班牙人的固执。这难道不代表着某种霸主地位？
如果没有反宗教改革运动，就没有后来的宗教改革的改革进程。如果没有反宗教改革，那么，宗教改革就没有虔诚教派的支持，那它可能已经死于平庸的理性主义，即启蒙时代。如果没有查理一世，没有我们伟大的腓力二世(12)，一切还不都是因循守旧？举一反三的道理，不必赘述。
有人会说这属于消极的负面行为。如何解释负面行为。何谓负面？又何谓正面？就时间的概念说，这是一条朝着同一方向连续不断的直线，从过去到未来，其间不曾有任何的分割。为了划清正面与负面的分界线，如何确定零点的正确位置。有人说西班牙是滋生骑士与流浪汉的土地，不足为奇，其实大家都是流浪汉。由于她在“反宗教改革”运动中是领头羊，所以一直受到历史的极大*谤诽**和污蔑。并且，更由于她的傲慢自大，她不愿走向大众广场，走向空话连篇的交易会，去为自己辩解。
我们不去提西班牙在800年当中对摩尔人的抵抗行动，西班牙人的抵抗行动使当时的欧洲免于受到伊斯兰教的同化。也不提她的全境统一的成就，以及发现美洲、西印度群岛，因为这是西班牙与葡萄牙两个国家的成就，而不是哥伦布与伽马的成就。是的，我们可以不提这些成就。但是，这些并不是不足挂齿的小事。难道说，创造20个国家而自己没有任何保留，这不算是文化吗？确实产生了征服者的群体，但也使那些可怜的印第安奴隶成为自由人，这算不算是文化？撇开这些事实不谈，难道说我们的神秘主义在思想上就一无是处吗？也许，有一天，那些被海伦用她的吻掠走灵魂的民族将会重新回归这些神秘主义的怀抱里，去重新找回那被偷走的灵魂。
然而，众所周知，文化是由观念组合而成，只有观念才能组成文化，而人类只是文化的工具而已。人为了观念，而不是观念为人。没有身体就没有影子，是同样的道理。人类的目的就在于创造科学，在于把宇宙编目入册，以便能够将它依照次序重新交还给上帝。在我的小说《爱情与教育》中，有过这样的提法。应该说，人并不只是一种观念而已。如此下去，人类种族终究会筋疲力尽地惨死在一大片图书馆的墙角下；如果这样，世界上的树木都该通通砍光，为的是能够制成纸张而保存在图书馆的档案里，还会有许多人惨死在博物馆里、机器旁、实验室里……目的是为了把所有的东西都传承下去……传承给谁？很显然，因为上帝不会愿意接纳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
那个新生代文学实在可怕，几乎所有这类作品都谎话连篇。它的产生导致我们失去在拉丁美洲的最后殖民地。它给我们带来喋喋不休地谈论坚持不懈和默默无闻的工作，事实确实如此，然而不必不停地喊叫，炫耀小心审慎、精确、节制、精神上的刚毅、判断力、社会美德等等。而我们最缺少的就是社会美德。几乎所有的西班牙人都坠入这一种荒谬可笑的文学形式当中，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缘于这个理由，所以那位伟大的西班牙历史学家华金·科斯达（Joaquín Costa, 1844—1911），他是在精神上没有受到欧洲影响的人物之一，把我们从欧化中解放出来，并提倡民族英雄熙德的精神，同时宣布应该把熙德的墓冢密封保护起来……然后去征服非洲。我自己也曾说过“*倒打**唐·吉诃德！”我说这句*渎亵**不敬的话，是因为在当时我们所处的年代，其实我说的是相反的寓意，当时说反话的人很多。所以我又写下了《唐·吉诃德与桑乔的传记》这一部文学著作。我崇拜唐·吉诃德如同崇拜国家宗教一样。
我之所以写《唐·吉诃德与桑乔的传记》目的是要更深刻地琢磨唐·吉诃德，进而表示我是站在与研究塞万提斯学者和其他饱学之士相对立的立场，也是为了创造一件有生命的作品，还吉诃德先生以本来面目，让吉诃德先生在其他僵化的作品面前仍然保持其生命的活力。塞万提斯是否有意如此，或者是否真正如此表现在他的作品当中，这对我而言都是无关紧要的。我自己所发现的就是具有生命的部分，且不管塞万提斯是否这样认为。我放在书中的东西，塞万提斯也可能放了进去，反正我在书中上上下下都放了进去，大家都那么做了。我想从其中找回我们自己的哲学。
我越来越相信，我们的哲学、西班牙的哲学是纯净的，它融合在我们的文学里、我们的生命里、我们的行动中，融合在我们的神秘主义里，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它却没有融合在哲学的体系里。这种信念在我内心变得更为根深蒂固。我们的哲学是具体的。难道说，在歌德身上的哲学没有比在黑格尔身上的哲学更多吗？我认为，豪尔赫·曼里克(13)的《歌谣集》（Romancero）、《唐·吉诃德》（Don Quijote）、《人生如梦》（la vida es sue?o）、《爬上卡尔麦罗山》（Subida al Monte Carmelo）等等都包含着对世界的暗示与对于生命的概念。我们的哲学，是很难在19世纪后半叶用固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为19世纪后半叶根本就是一个假哲学的时代，到处充斥着实证主义、工业技术、纯粹历史观与自然科学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在本质上必然归纳于唯物主义与悲观主义。
我们的语言自身，就像其他文化发达国家的语言一样，其中自然就蕴含着潜在的哲学。
事实上，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哲学。柏拉图主义乃是在柏拉图身上演绎出的希腊文，它同时发展了它的世俗隐喻。经院哲学则是中世纪的无生命的拉丁文与当时通行的粗俗语言的争斗形成的哲学。法语在笛卡尔身上、日耳曼语在康德和黑格尔身上、英语在休谟与米勒(14)身上得到发展。因为事实就在于：所有哲学思维的逻辑起点，既不是“我”，也不是表象，更不是直接呈现于感官意识的“世界”，毋宁说是一种间接的或是历史的表现，同时又借着我们用以认识世界的语言而依照人类的观点呈现出来。它不是心理上的，而是精神上的表象。当我们开始思维，且不管我们是否知道，我们都不得不从那些先于我们与围绕我们的人所曾思索探寻的思想开始思维。思想就是一种世代相续的现象。康德运用日耳曼语从事哲学思维，并且将休谟与卢梭的著作翻译成德语，而休谟与卢梭则分别运用英语及法语从事思维活动。再说斯宾诺莎难道不是借用犹太葡萄牙语从事于思维活动，而这种犹太葡萄牙语又一再受到荷兰语的同化作用吗？
思想依赖于预先的判断，而预先的判断则用语言来表述。培根(15)正确地把崇拜偶像的不少错误归因于语言。然而，能不能从纯粹的代数甚至于世界语(16)当中推究出一些哲学的道理？如果我们想要知道这种尝试的结果到底如何，那么我们只消看一看德国哲学家阿芬那留斯(17)对于纯粹经验批判——属于史前人类的或非人类的经验批判著作就一目了然了。即使是阿芬那留斯本人，他也不得不在拉丁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新的语言，而在它的隐喻的暗示里，也包含不纯粹的经验、属于社会人类的经验的全部内容。
因此，一切哲学归根结底都是语言学。而语言学则因为它自身所具有巨大的、孕育力强的类比(18)结构的律则，它部分地给予机缘、非理性与绝对无可相比的事物开启了一道方便的大门。历史不是数学，更不是哲学。再说有许多的哲学观念，它们并不都像诗歌的韵律那样，因为节奏的需要必须合辙押韵。在康德的著作当中，不少地方就包含着丰富的美学对称与韵律学。
如同语言，如同理性自身（其实就是内心的语言），表达手段亦是一项社会的与种族的产物，而种族，可称之为精神的血液，就意味着语言。
在雅典，正是由于苏格拉底的对话方法，我们西方的哲学才进入成熟期，尔后意识到自身的存在。通过交谈和社会对话才达到如此高级的境界。举凡具有深刻意义的学说（先天的、具有客观与思想规范价值的思想），被称为实在论(19)的经院哲学，也是在对话中形成自己固定的模式。如此诸多的思想均为具有深刻意义的现实，恰如唯名论(20)所指称的，其实就是一些名称。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些名称而已。语言带给我们现实，但是它不只是作为现实的媒介而已，而是以真实血肉的身份出现。至于其余的一切，不管是无声的或是分体的表述，仅仅是骨架而已。因此，逻辑之运转在于美学，概念之奏效在于表达，在于说话，而不在于粗糙的知觉。
以爱情为例，也足以说明问题。爱情的表露不是依靠爱情本身，没有讲出来的爱情还不成其为爱情，只有当你说“我爱你”的时候，这才开始有爱情的问题。在司汤达的小说《帕尔马修道院》里，莫斯卡伯爵由于发现圣塞维莉娜公爵夫人与他的侄子法布理西奥之间的爱情而感到嫉妒愤怒，这时候，他带着具有非常深刻的直觉说道：“必须冷静下来；如果我的态度是粗野无礼的，那么公爵夫人会仅仅因为她的虚荣心而愠怒，她将有可能跟着我的侄子去贝尔嘉丽特，然后在旅行期间，彼此深藏的情感说不定有可能找到合适的语言表达方式。瞬间之事，后果将不堪设想。”
如是：所有的事实之所以成为事实皆因于说话的表达，开口说话至关重要。
思想、理智，就是活生生的语言，它们是一种传承物。而杜斐尔(21)这位孤独的思想家、卡迪斯的阿拉伯哲学家，他的滑稽可笑简直可以与笛卡尔的“自我”相媲美。具体而现实的真理，而不是方法的与理想的真理就是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感觉到自己是存在的一个人，比思索自己是一个人应该来得更直接。就另外一方面而言，历史—文化的历程，唯有通过个体才能发现自身的完美性与完全的实际效能。历史与人类的最后目的就在于单一的个人，单一的个体。“我思故我在”：我在就是米格尔·乌纳穆诺的存在。个体就是宇宙的最后目的。
我们西班牙人强烈地感觉到：个体是宇宙的最后目的。关于西班牙人的个体性，马丁·休谟（Martín A.J.Hume）在他的《西班牙民族》一书的序言里曾经明确地强调过。我也曾经为此撰写了一篇短评，刊登在1930年3月1日出版的《现代西班牙》杂志第171期上面。
难道说这种内省的个人主义就允许我们萌发严格哲学（最好说是形而上学）系统的个人主义吗？这一情形并不会因为苏亚雷兹(22)而有所改变，他的形式主义的绝妙论述与他的名气是不相称的。
我们的形而上学，如果有一点的话，那一点就是形而上学，而我们的形而上学家一般都是语言学家，或是人文主义者，这是最好理解的表达方式。
关于梅嫩德斯·佩拉约(23)，就像贝内底托·克罗齐(24)十分精确地评论过他那样：曾经倾向于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但显然他又从其他的思想系统攫取某些思想，甚至想从经验主义理论中去寻找。由于这个原因，克罗齐认为佩拉约的作品《西班牙美学思想史》遭受到一种不确定性的干扰，他的作品显然是属于兴奋状态的西班牙人文主义论调。由于佩拉约自己不愿意断然否认自己与文艺复兴的脐带关系，他创造了自称是比贝斯主义哲学，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他自己是属于文艺复兴时代的折中主义的西班牙人，就像比贝斯(25)一样。佩拉约的哲学的确是满纸的不确定性。还有那些经过苏格兰哲学浸泡的胆怯成分，经过佩拉约的诠释，变成加泰罗尼亚(26)的精神。那种所谓的哲学属于一目了然的卑劣哲学，从来不愿意作出承诺，可是它的诺言随处可见。其代表人物就是西班牙哲学家、牧师巴尔梅斯（Balmes, 1810—1848）。佩拉约的哲学就是逃避重大的内部斗争，炮制出充满诺言的思想意识。
按我的理解，安赫尔·加尼维特(27)走的路子是对的。此人全凭猜测和本能创建他的哲学，虽然没有思想的独创性，但声调定得很高。他作为我们西班牙的塞尼加(28)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以激昂的声调兜售他的哲学，他作为西班牙科尔多瓦地区的异教禁欲论者却拥有不少基督徒拥护者。他的声调是拉丁—非洲式声调，不是希腊式的声调。在回声中可以听到西班牙式的呼喊“座上客”(29)，他俨然成了上帝的半身塑像和别人心中的偶像，似乎成了基督教思想在第二个一百年的吉诃德。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寻找我们思想的英雄，而不是去寻找可能还活着的有骨有肉的哲学家，而是去寻找杜撰的、但有行动的哲学家，比所有哲学家名声更显赫的哲学家，这个人就是唐·吉诃德。因为存在一个哲学的吉诃德主义，当然应该称之为吉诃德的哲学。难道实际上他不是征服者的哲学，反改革派的哲学，罗约拉(30)的哲学，尤其应该是我们的神秘主义（已经在抽象思想秩序中感觉到的）哲学吗？除了从观念的游侠作风（caballería andante）变成了神性的游侠作风以外，圣胡安·德拉克鲁兹(31)的神秘主义又是什么呢？
严格说来，唐·吉诃德式的哲学不能说是理想主义，他的搏斗不是为了思想。它是唯灵论（精神主义），他是为精神而战。
现在我们让唐·吉诃德去研究宗教理论，就像他梦中所做的事。有一次，他梦见一些农夫携带一些浮雕和雕像准备安放在村中的祭坛上，他想到了永恒的真理。然后，我们再看他怎样通过心灵的黑夜爬上卡尔麦罗山（以色列境内山脉，此地曾经居住过许多先知和隐士——译者注），去观看升自巅峰而永远不落的太阳，就像在帕特魔斯小岛上陪伴圣约翰的山鹰一样，直视太阳，察看着它的黑斑。他不去看在奥林匹克山上陪伴雅典娜的那只淡绿色眼睛的猫头鹰，它虽然习惯在黑影里看东西，但中午的阳光仍使它眼花缭乱，即使如此它仍在阴影中用眼睛为它的鹰崽寻找猎物。
沉思的、意念的吉诃德主义，如同实用的吉诃德主义一样，都可以归结为疯狂，是“十字架”疯狂的产物。因此，理智轻蔑此类疯狂。在其本质上，哲学厌弃基督教义，忍让派的马科·阿乌雷里奥(32)早已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基督的悲剧、神圣的悲剧，乃是十字架的悲剧。怀疑论者、有修养的罗马执行官彼拉多，借着嘲弄，想使悲剧转变成为独幕喜剧，他以自己手中权杖创造了制裁头戴荆冠的王（耶稣）的滑稽剧，彼拉多喊道：“你们看这个人！”比他更具人性的、寻找悲剧的民众却喊道：“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然而，另外一个悲剧，更具内在人性的悲剧，是唐·吉诃德的悲剧。他脸上涂满肥皂泡，以便让公爵的奴仆和公爵们（其实他们也跟奴仆一样）嘲笑他，他们喊道：“他是疯子！”富有滑稽性的、非理性的悲剧，其实就是因嘲笑和轻蔑而产生的苦难。
对于一个个体，如同一个民族，英雄主义的最高峰，就在于他必须知道如何面对荒唐。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必须使自己变得荒唐可笑，同时又不能在笑谑中变得怯懦。
我曾经提到那位葡萄牙的悲剧诗人安特罗·奎达尔，他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可他写下了充满力感的十四行诗歌。葡萄牙在1890年接到英国发给她的“哀的美敦书”而面临严重局势时，奎达尔面对自己祖国的危难处境，痛苦异常，他写下了下面的文字：“上一个世纪的一位英国政治家奥拉西奥、华浦尔（Horacio Walpole, 1717—1797），无疑他是一位目光锐利的观察家及哲学家，他曾经说过：‘对于那些凭感觉生活的人而言，生命是一幕悲剧；而对于那些运用思想的人而言，生命则是一幕喜剧。’”奎达尔继续说：“但是，如果我们注定要以悲剧结束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葡萄牙人是有感觉的民族，那么，我们宁愿选择这一恐怖的、但是有尊严的命运，而不愿意选择英国为我们保留的命运。也许在不很遥远的未来，对于英国，一个运用思想和工于计算的国家，她的最终结果将会是可悲的而且是滑稽的。”在此，我们先不说，英国是一个善于思想和工于计算的民族，这就等于说他们没有感觉，这种说法有失公允，但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有关。我们也不去说，葡萄牙是一个充满感觉的民族，这就等于说他们几乎不会思想或计算。我们大西洋沿岸的兄弟们，经常以其感情的虚荣夸耀自己，应该摒弃这个可怕的想法。因为，总有一些人把思想置于情感之上。我说，把理智置于信仰之上的人，将会喜剧性地死去，而把信仰置于理智之上的人将会悲剧性地死去。因为以喜剧结束人生的人都是喜欢戏弄别人的人，当然上帝将会戏弄他们。而被戏弄的人是悲剧性的人，但他们是有尊严的人，是高尚的人。
现在，我们再来谈到底存在不存在西班牙哲学？哪怕从字面的技术意义去谈也好。到底什么是哲学？哲学历史学家文德尔班在他的《何谓哲学》一书中谈到什么是哲学的问题。在书的第一卷里，他说：“哲学的人类历史就是科学的文化地位的历史。”他又说：“当科学思想作为求知的推动力而独立存在时，他便采用了哲学的这一名称。后来当统一的科学变成分科的体系之后，哲学就成了世界的常识课，但它还涵盖其他领域的知识。和科学思想一样，哲学也很快重新屈尊为道德的手段或宗教的观照（contemplación），进而变成了一种生命的艺术或宗教信仰的一种教育。再后来，科学的生命再一次被解放，哲学又与世界的自主性知识碰撞在一起。而一旦它开始舍弃这个问题结论的时候，哲学则变成为科学本身的一种理论。”以上是从古希腊哲学家达赖斯到18世纪的康德时期的一段简短的哲学历史的特点描述，跳过了中世纪经院哲学企图将其确立为宗教信仰的那一段历史。但是，难道说哲学就没有在别的方面发挥作用吗？比如对于生命悲剧的反思问题，就像我们所探讨过的那样，比如在理性和信仰之间以及科学和宗教之间的矛盾冲突形成的问题，以及对生命不朽问题的持续思考问题。
文氏接着说：“谈哲学，从系统的角度谈，而不是从历史的角度谈，我不明白除了谈普遍效力的价值的批判科学，还有什么可谈的。”但是，有什么最普遍效力的价值能超过人类意志的价值？人类意志的价值，首先是，尤其是渴望个人的、个体的和具体的灵魂不朽的问题或者说是宇宙的人类最终目的问题。除了拒绝人类理性否定渴望生命不朽的合理性甚至否认其可能性以外，还有什么价值更具有普遍的有效性？除了宇宙中理性的或数学的价值和意志论的或目的论的价值二者之间的冲突矛盾以外，还有什么别的价值可以超过这一份普遍有效性的价值？
对于文德尔班和康德、新康德主义(33)者来说只有三个规范的范畴，三个普遍性的规范标准，即真与假，美与丑，道德上的善与恶。哲学只得成为逻辑学、美学和伦理学，与之相对应的学科是科学、艺术或道德。还有被排除在外的一项范畴，涉及喜爱与不喜爱或称之为舒服与不舒服，都归类到快乐论(34)。根据实践与研究，快乐论不能奢望普遍有效性，因为它不合乎规范性。文德尔班氏还写道：“如果有人在哲学身上强加负担，在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问题上说些什么，如果有人要求哲学对于世界是否更适合产生痛苦而不是欢娱（或颠倒过来）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判断，那么这个人，如果只不过是出于艺术爱好，他的工作就是在一个领域内，幻想发现绝对的限定和推断，而在这个领域内没有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寻求过如此限定。”但是，还应该看到，如果这个问题真如想象的那样清楚，那么即使我是一个合乎理性的人，我又只不过是文艺爱好主义者，这种情况就令人忧伤厌恶。
具有深刻见解的意大利哲学家贝内迪托·克罗齐，其哲学的特点是把精神与表达知识的美学、作为纯粹概念的逻辑学贯串在一起，把实际应用哲学分为两大支派：经济型和伦理学型。实际上，他承认一种精神的实用等级的存在，纯粹是经济的，趋向唯一而并不关注普遍性。无论是莎士比亚《奥赛罗》中的主要人物伊阿哥还是拿破仑，是两个完美无缺的人物，天才型的人物，其品德已超乎等级之外。他们所以超乎所有人之上，首先因为他们希望成为他们自己，使自己成为独立的个体，没有这一级别，则无法解释道德问题。如同没有美学，逻辑学也就不具有任何意义一样。发现寻求享乐的经济等级的规范价值，应该是从一位意大利人开始的，这个人还是马基雅维利的门徒，他诚实地推测出品德的价值，他的结论是实用效果的价值，然而这恰巧不是道德的力量。
但是这一功能性或经济型的等级只不过是宗教事物的开始状态。宗教性是先验经济和享乐主义范畴的事物。宗教就是先验的经济或享乐主义。人在宗教和宗教信仰中所追求的是拯救他自己的个体及渴望其不朽，追求在科学、艺术和道德中不能得到的东西。科学、艺术和道德都不要求我们信仰上帝。需要上帝的是宗教，上帝要求我们的是宗教。我们的耶稣信徒非常准确地讲解关于救赎的伟大事业。事业，伟大的事业，多少有点经济的和享乐主义的味道，尽管是超越了它们的范畴。我们需要上帝不是为了让他教给我们事物的真理，更不是事物的美感，也不要求他向我们确保一种没有忧伤和惩罚的道德，而是祈求他解救我们，祈求他让我们不会彻底消亡。这唯一的渴望，是所有人的渴望，是每个正常人的渴望，也是普遍的和规范的渴望。至于那些野蛮的、超文化的非正常人则不包括在内。
如是，宗教是先验的经济，或者也可以称之为形而上学。伴随着它在逻辑、美学和伦理学上的价值，当然宇宙对于人类而言也有其经济的价值（事实上经济也有其普遍性和规范性），这种经济价值便是宗教价值。对我们而言，不仅仅关注事物的*善美真**，我们还关注个体的救赎与永存，那些规范性的准则不会为我们谋取什么实际利益。被称为政治的经济学却教给我们满足自己需要的最适合最经济的方式，且不管它们是不是理性的，丑的或美的，道德或非道德的，因为一件经济事物可能是敲诈，也可能导致死亡。人类最高级的需要是永垂不朽，是永远享受自己特有的个体界限的高峰。天主教义的圣餐理论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耶稣基督的肉身实体完全包含在奉为神圣的圣饼当中，包含在每一小块圣饼当中，但这并不是说上帝全然地活在整个宇宙之中，活在组成宇宙的每个个体之中。实际上，这种论点是不合乎逻辑学、美学和伦理学原则的，是属于先验经济的或是宗教性质的。借此项规范，哲学则可以判断有关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事物。如果灵魂是不朽的，那就是合乎经济的或享乐主义的善事，如果不是如此，那便是恶事。那么，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赋予善恶范畴的意义就不合乎伦理学上的意义，而是属于经济的或是享乐主义的意义。善事能够满足我们生命的热切渴望，然而恶事则不能满足这一渴望。
如是，哲学也是生命悲剧的科学，它是生命悲剧意识的反射。这样一篇带有不可避免的矛盾或内心自相矛盾的哲学论文就是本人奢望表达的思想。请读者诸君不要忽略我的自我解剖，这是一次自我解剖外科手术，除了我的作品本身之外没有使用任何*醉药麻**品。自我解剖的痛苦使我体会到高贵的享受。
关于我的另外一个企图，就是搞清楚了什么是西班牙哲学，暂且算是西班牙哲学。因为，如果一个意大利人发现了经济等级的普遍性和规范性的价值，那么也许一个西班牙人宣告了所谓经济等级只不过是宗教性的原则罢了，我们的宗教的本质——我们西班牙人的天主教本质，是它恰恰不是一门科学，不是一门艺术，也不是一门伦理学，而是一门永久性的经济学，神圣的经济学。我说但愿它是西班牙的哲学。那么，我就暂时放下这篇属于历史范畴（我企图如此定性）的工作，然后再作续篇。现在，还要放弃这等专门化、外在的传统，这种传统总是要旁征博引，难道我不是西班牙人？我是西班牙人，而且是几乎没有走出过国门的西班牙人，西班牙传统的鲜活产品。这个传统是情感传承的传统，善于幻想的传统，而不是躺在故纸堆上的传统。
呈现在我面前的西班牙人民心灵中的哲学如同一种内心悲剧的表述，这种内心悲剧类似唐·吉诃德心灵的悲剧；这种内心悲剧也像对世界的实在与我们企望的世界实在之间的一种斗争的表述。世界的实在源于科学道理给予我们的展示，企望的世界实在源于我们的宗教信仰对我们的讲述。在这个哲学里隐含着一种老生常谈：在我们西班牙人的内心深处对“文化”来说是不可征服的。换句话说，我们对它并不采取忍让的态度。确实是这样，唐·吉诃德没有在世界面前屈服，也没有在真理面前屈服，更没有在理性、逻辑、艺术、道德和伦理面前屈服。
有人，而且不止是一个人曾经不只一次地对我说：“你所做的一切，无论如何，除了把人们推向更疯狂的天主教义以外，你将一无所获。”我被控诉为*动反**分子，还有人给我扣上耶稣会员的帽子。还能说什么？任其去说吧！
我知道，我都知道。如果想让河水倒流到源头去，那就是疯狂；唯有无知的人才会从过去寻找治愈现代病症的药剂。但是，我更知道，为了任何一种（哪怕是过时的）思想所作的奋斗，都会把世界推向未来。其实，唯一能够称得上为*动反**分子的人，是那些今天养尊处优的人。所有被称为修复过去的事物都是在创造未来。如果所说那个过去是一个梦想，大家熟知的梦想，那就再好不过……只要坚持，总会奔向未来。一个人只要是在走，哪怕*退倒**着走，对他来说就是在向前。又有谁知道这是不是选择的最佳路线？
我觉得我的心灵是属于中世纪的心灵。我甚至突然发觉我的祖国的心灵也是中世纪的。她步履蹒跚地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她向这些伟大事件学习新的事物，虽没有放弃触及自己的灵魂，但也同时保持着那称之为昏暗年代的精神遗产。吉诃德主义不过是在中世纪对抗文艺复兴斗争中的一种绝望情绪而已，它远离了那场斗争。
如果一些人指责我为天主教的*动反**行动效劳，也许还会有另外一些人，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但是这些人在西班牙几乎无所事事，他们只是以他们自己内部的争吵不休作为消遣。还有另外一些人是属于可怜的低等智商的人。
但是，我的行动——现在我要说我的职责是要打碎一部分人的信仰，另外一部分人的信仰，还有第三部分人的信仰，肯定和否定的信仰，处于被放弃的信仰，目的是为了在信仰中重建信仰；向所有忍气吞声的人宣战，不管是天主教还是唯理论，还是不可知论，目的是让所有忧虑不安的人和呼吸困难的人都活起来。
至于会不会达到预期效果，那很难说。难道唐·吉诃德相信他的行动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吗？令人值得怀疑。至少他没有向他的头盔刺出第二枪。吉诃德故事的无数场景都披露他不相信伟大的东西会暂时取得复活游侠骑士的目的。其实对他而言，那样的活着和永远不死都无所谓。他应该猜测到，事实上他猜测到了另外一种比他的那样行动更高大的效果，一如他以令人同情的精神做出的无数次行动，使人不得不去拜读他的“丰功伟绩”。
唐·吉诃德使自己的行为变得荒唐可笑。但他是否知道还有更富有悲剧的荒唐与可笑，即连带产生的荒唐可笑或叫反作用的荒唐可笑。一个人在他心灵眼睛的面前自己做给自己看，那不是更荒唐吗？请你们把唐·吉诃德的战场转向他心灵的战场，然后把他放在那里去战斗，目的是为了让他把中世纪从文艺复兴当中拯救出来，为了不丢失他那孩童时期的宝藏。请你们把他变成内在的唐·吉诃德，再加上桑乔，也是内在的，其行为也是英雄的行为，虽然他只不过是一个随从，请你们对我说说喜剧性的悲剧。
你们会问，唐·吉诃德留下了什么？我说，他留下了他自己，留下了一个人，一个有生命而永恒的人。一个有生命且永恒的人的价值抵得上所有的理论和所有的哲学。其他民族给我们留下的是制度书籍等。我们留下了灵魂。圣特雷莎的价值抵得上任何一所学院，或者任何一种《纯粹理性批判》。
然而，唐·吉诃德已被换位。对，目的是为了让那个可怜的唐·吉诃德死去。但是，另外一个真实的唐·吉诃德却留在那里，而且他活在我们心中并以他的精神鼓舞着我们。这个唐·吉诃德没有被置换，他仍在鼓舞我们让我们成为可笑的人，这个唐·吉诃德不应该死。另外那个被取代而死的唐·吉诃德，他之所以能被取代是因为他是疯子，因为他的疯狂。不是因为他的死亡，也不是因为被取代而使他得以永恒，而是他的降生罪孽得到了宽恕。幸福的罪孽！他的病也没有治愈，只是他改变了疯狂。他的死是最后一次骑士冒险行为。他的死触犯了上苍，因为上苍也经受着*力暴**。
那个唐·吉诃德死了，随后他下到地狱里去，进入地狱时，他将长矛入鞘。他释放了所有被判刑的人，就好像他曾经释放过战舰上的奴隶一样，随后他关上了地狱的大门，撕毁了好像但丁在该处曾经看见过的“榜示”，而以一张写着“希望永存！”的字条贴在原处。那些被他释放的人护送着他，他们对他笑着，然后他走入天堂，上帝慈父般地笑着，而这神圣的笑意使他的灵魂充满了永恒的愉悦。
另外一个唐·吉诃德仍然留在此地陪伴着我们，绝望地奋战着。难道他的死命奋战不是出自绝望的逼迫吗？至于英语向我们的语言借用的词汇，诸如siesta（午后小睡）、camarilla（秘室又指国王的秘密顾问*党**）、guerrilla（游击队）等等，都与西班牙书写相一致，而“desperado”（英语词汇，意为：暴徒、亡命之徒、美国西部土匪——译注）这一个字为什么这样写，按照西班牙语书写方式应该是“desesperado”这又该如何解释呢？难道我所提到的这位内在的唐·吉诃德（他已经意识到他自己悲剧性的荒唐）不是一个绝望中的人吗？我们所说亡命之徒，是指像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 1470？—1541，征服秘鲁的西班牙人）和罗约拉（西班牙耶稣会创始人）那样的人。然而，“绝望是不可能的主人”，就像萨拉萨尔·多雷斯（Salazar y Torres, 1642—1675出生在西班牙的墨西哥诗人）所教导的一样。“并且，由于绝望、也唯有通过绝望才能产生英雄式的希望、荒谬的希望、疯狂的希望。”这里的“荒谬的希望”，应该说“信仰的希望”更为恰当。
生活在孤独里的唐·吉诃德，却又在寻求更多的孤独。他追寻不幸的、冷酷无情的岩石般的孤独，为的是在那种境域里，他可以无需有人证明而能独自致力于更大的盲目行为，唯有如此他才能宽慰他的灵魂。然而，他并不是非常的孤独，因为桑乔陪伴着他，善良的桑乔、有信仰的桑乔、淳朴的桑乔。是的，难怪有人说，在西班牙的土地土，唐·吉诃德死了，而桑乔却仍然活着，我们得救了。因为，虽然唐·吉诃德死了，而桑乔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位游侠骑士。但无论如何，他都在等待另外一位疯狂的骑士，以便能够再度跟随着他。
同样的，也有着一场桑乔的悲剧。另外一个桑乔，随着肉身的唐·吉诃德到处闯荡的桑乔，关于他的死亡与否讲得很不明确。虽然有的人认为他也因疯狂而气绝身亡，至死仍在寻找他的长矛，并且坚信他的主人在病榻上已经回心转意，对于撒谎的行为确实是深恶痛绝的。因为参孙·卡拉斯柯学士，还有神父、理发师、公爵及受俸牧师等人的生死存亡尚不十分肯定，所以英勇果敢的桑乔和这些人还不得不继续战斗下去。
唐·吉诃德孤独地游荡，孤独地和桑乔在一起，孤独地一个人承受着孤独和凄凉。作为他的孤独的怜爱者，难道我们就不应该去游荡一番，去打造我们想象中尚存的吉诃德式的西班牙吗？
还有人会问：唐·吉诃德对于“文化”有什么贡献？我的答案是：吉诃德主义，难道这还不够吗？它称得上是一套完整的方*论法**、认识论、美学、逻辑学、伦理学，更重要的它是一套完整的宗教，换而言之，就是一套永恒与神圣的“经济学”，在理性的荒谬之中它就是全部的希望。
唐·吉诃德何以能勇往直前、奋战不息？为了意中人杜尔西内娅(35)、为了荣耀、为了生命、为了生存下去。他不是为了绮瑟(36)，她是永恒的肉体；也不是为了贝阿特丽斯(37)，她是神学；更不是为了玛格丽特(38)，她代表了一个民族；也不是为了海伦(39)，她就是文化。唐·吉诃德为了杜尔西内娅而战斗，而他终于赢得了她，因为她是活着的人。
唐·吉诃德个人的伟大之处则在于他一直被嘲弄被战胜。他虽被战胜，但他总是以胜利者自居。他征服了世界，同时他给予这个世界以嘲笑他的理由。
今日又该如何？今日，他已经感觉到他自己的荒唐可笑，他为虚幻所做的努力已经付之东流。从外在来看他，文化教给他应该客体化；即是说，不应该骄傲自负，而应该远离他人。从外在来看自己，他嘲笑自己，但却是凄苦无奈的嘲笑。也许最具悲剧特质的角色是属于“内在人物”中的玛加特，就像普尔西(40)的玛加特一样，他可能死于爆笑，然而却是对自己的嘲笑。“他将永远地笑下去”，加夫列天使这样说玛加特。你们难道没有听见上帝的笑声吗？（嘲笑）
这位肉身的唐·吉诃德，在他濒死之际明白了他自己的荒唐可笑，并因其罪责而大哭一场。然而不死的吉诃德，当他明白了他的滑稽可笑之后，他把自己凌驾于荒唐之上，他在没有丢弃自己的荒唐的前提下，而将其战胜。
然而，唐·吉诃德没有自暴自弃，因为他不是一位悲观论者，他始终在战斗。他不是悲观主义者，因为唯有虚无才会产生悲观主义，而今成为时髦之事，其实是纯粹的谄上欺下的作风。唐·吉诃德既不虚假也不虚荣，他更不是带有任何现代作风的现代人，所以他根本不懂“谄媚取宠”（作者使用英文snob意为“势利眼”——译注）这个字的意义，除非是依照老式西班牙的语言向他解释清楚。唐·吉诃德不是一位悲观主义者，因为他既然不懂得生活的乐趣到底是什么，那么他也不会了解它的反面意义。他更不懂得未来派艺术家的一切愚蠢的言行。尽管他拥有一匹能飞行在天空的木质宝马，他并没有能够达到飞机的飞行速度，而飞机似乎可以把不少的茫然不知所措的人丢到距离天堂更远的地方去。唐·吉诃德还没有到厌倦生命的地步，因为这是当代许多“地方恐惧症”的精神患者所表现出的生命情调，他们以最高的速度来往奔命于不同的地点，这并不是由于他们喜欢他们所要去的地方，而是因为他们憎恶他们原来所在的地方，为此他们疲于奔命，避开所有的人。这是绝望的另一种形式。
然而，唐·吉诃德听到了他自己的笑声，他听到了神圣的笑声，并且既然他不是一位悲观论者，他相信永恒的生命，他不得不奋起而战，攻击现代科技的宗教裁判的正统，以便重新建立那不可能的、宗教二元论的、矛盾的、狂热激情的中世纪。就好比一位新生的萨沃那罗拉(41)那样（可以称作15世纪末意大利的唐·吉诃德），与马基雅维利开创的“现代世界”抗争，他肯定以滑稽可笑而告终。唐·吉诃德抗拒与承继于18世纪的理性主义抗争。意识的和平，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协调，这一切都因为上帝的谨慎而成为不可能的。这个世界必须按照唐·吉诃德所向往的样子来塑造，旅店必须成为城堡，而他将与它相互抗争，并且他肯定被征服。但是凭借着使自己变得荒唐可笑，他终将得到最后的胜利。凭借着嘲笑自己、使自己成为自己嘲弄的对象，他终将赢得最后的胜利。
“理性用嘴说话，感觉用嘴咬人”佩脱拉克(42)如是说道。然而理性也同样会咬人，而且是咬在心灵的最深处。“光越多并不能说明产生的热也多。”“光！光！更多的光！”据说濒死的歌德如此喊着。不对，应该需要更多的热，热，更多的热！因为我们将死于寒冷，而非死于黑暗。黑夜并不能置人于死地，噬人的应该是冰霜。我们应该解救被蛊惑的公主，同时摧毁彼得法师的戏台。
但是，我的天哪！一个人甘愿认为自己是被嘲弃的对象，然后使自己成为唐·吉诃德，是不是也有这样迂腐卖弄的事情！克尔凯郭尔说：获得新生的人，为了使其新生得到确认，为了有更充分的理由抱怨这个世界的无情，他们还巴不得这个无情的世界嘲弄他们，反正他们已经是被嘲弄的人。
如果自然人只不过是一则神话，那么我们大家都不是自然人，是虚假的人，那么，我们又该如何避开各式各样的迂腐卖弄或者说形形色色的矫揉造作呢？
浪漫主义！是的，也许这个词只能表达它实际含义的部分意思。正是因为这个字字面有这样的效果，这对我们来说再好不过，因为它给我们留下想象的空间。与此相反，即面对浪漫主义，最近在法国刚刚掀起理性主义与古典主义的纸上空谈。其实，话说回来，浪漫主义本身不也是一种纸上空谈，感情上的装腔作势吗？也许是。在这个世界上，一位有教养的人，要么是一位文艺的爱好者，要么他就是一位装腔作势的人；只是选择的问题而已。不是吗？笛卡尔、阿道夫、欧伯曼与拉腊(43)等等……也许他们都是装腔作势的人。其实，核心的问题在于从忧伤绝望中寻求慰藉。
柏格森(44)的哲学，唯灵论的复制品，基本上是属于神秘的、中世纪的、吉诃德式的哲学。然而却一直被认为是不入流（demi-mondaine）的哲学。我们最好不用这个字，可将其称为世俗（mundana），世俗的意思就是世界的，也不会产生误解。是的，哲学是为了这个尘世，而不是为了哲学家。如同化学这一门科学，也不单单是为了化学家，是一样的道理。世界希望被欺骗，但是应该使用理性之前的欺骗，理性之前就是诗歌，或用理性之后的欺骗，这就是宗教。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一个人若是存心想欺骗，他永远可以找到某些甘愿受骗的人。祝福那些容易上当受骗和被欺瞒愚弄的人！一位名叫朱勒斯·高提尔的法国人说道：不上当受骗，是他的同胞应该享受的特权。“不上当受骗！”居然是特权，多么可悲的特权！
科学并不能满足唐·吉诃德所要求于它的。“那么，就别让他求吗！”有人会说：“就让他认命吧！或者让他接受生命与真理的原本形貌。”然而，他并不依照事物的原来形象来接受它们，他要求更多的奇迹，站在他身旁的桑乔也是这样撺掇、驱策他。并不是唐·吉诃德不能理解那些比他明白的人向他说的话，那是一些已经认命的人。不，他并不是不懂，主要是因为他心灵所要求的是更伟大的事物。迂腐或迂执？谁知道！
在当今这个充满批判的世纪里，唐·吉诃德亦然受到批评气息的污染，他不得不攻击他的自我，他成了理智主义与感伤主义的祭祀品，而当他想要表现得更为自发自动时，他只会显得更加被动。这位可怜的、不愉快的人，他想要把一切非理性的事物都加以合理化，并且使得一切合理的事物成为非理性的。他沉落到这个批评年代的绝望的深渊之中，而尼采与托尔斯泰便是掉入深渊的两位最伟大的牺牲品。因为绝望，崇拜英雄主义而走火入魔，后来逃到修道院里去，他就是布鲁诺，有思想的唐·吉诃德。而他却把自己装扮成酣睡灵魂的唤醒者。布鲁诺曾经是多米尼克派的教徒，这是他自己说过的话。他还写道：“英雄主义的爱，是属于高级人类独有的特性。他们所以被称为不健康的人类，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知识，而是因为他们是出类拔萃的人。”
然而，布鲁诺确信他的学说终将取得胜利，至少在他雕像的碑铭上写道：“胜利的荣耀将由他所预言的时代奉献给他。”他的墓碑就在梵蒂冈对面的鲜花广场。但是，我们的唐·吉诃德，内在而又不朽的唐·吉诃德，意识到自己的滑稽可笑的唐·吉诃德，他根本不相信他的理论会在这个世界上获得胜利，因为他的理论不属于这个世界。当然，他的理论学说最好不要获得胜利。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想推举唐·吉诃德为君王，他肯定会独自一人退隐到山林之间，远远避开那些载舟覆舟的乌合之众，就好像基督隐退到山林之间一样，当他创造了面包和鱼(45)的奇迹之后，当众人想要拥护他为王的时候，他舍弃了君主的头衔，而把这个头衔写在十字架上。
那么，此时此地，唐·吉诃德的新的使命是什么？呐喊！在旷野里呐喊！(46)虽然人们不曾听到，但是，旷野听到了。有朝一日，荒野将变成一片充满回声的大森林。这个孤寂的声音会像一颗种子植根于荒原之中，它将长成一棵高大的雪松，它将以万众一心的声音向生命及死亡的天主同唱永恒的赞歌。
现在，轮到你们了，年轻的一代，欧化的新生代，正以欧洲时尚的理念工作的年轻人，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批评……的年轻人，我希望你们：创造财富、创造民族性、创造艺术、创造科学、创造伦理学，而最重要的是去诠释大写（广义）的文化。为此，你们将消灭生命与死亡。为了所有能使我们延续下去的一切可能奋斗不息！
现在，无论如何我必须结束这些讨论有关人类与民族的生命悲剧意识问题。至少是我的人生悲剧意识问题。我是人，我的灵魂在我的人民之中，或者说我的灵魂会反映到我的人民之中。
亲爱的读者，只要我们的悲剧继续演出，我们还会在幕间休息的时候再相遇。我敢肯定，我们相互能够认出对方来。如果因为我的自不量力或不知进退，虽然有时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而打扰了您，请您谅解我。我所以拿起笔，是为了分散一些您的幻觉。我是这么想。
祝愿上帝给您的不是平安而是荣耀！
(1) 《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40章第3节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
(2) 雅可布·伯姆（Jacobo Boheme, 1575—1624）：德国通神论者、神学家。出身农家。天性聪颖，在宗教与哲学的领域均有建树。
(3) 西班牙在6世纪成为“反宗教改革”的领袖的说法主要有两个理由：
1．西班牙人伊格那西奥·罗约拉（Ignacio de Loyola, 1491—1556）于1534年在巴黎创立耶稣会。耶稣会成立时，正值宗教改革的高潮时期。天主教会和罗马教廷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耶稣会成为支持罗马教廷发动反宗教改革运动的主力军。
2．为了维护传统教义和礼仪的正统地位。罗马教廷在1545—1563年期间召开特兰托会议。会议之后，罗马教廷在天主教会内部实行改革措施，对外反对新教的改革运动，设立*书禁**审定院，推行宗教裁判所等。这些措施在西班牙得到坚决贯彻。为适应反宗教改革的形势，西班牙的经院哲学得到复兴。西班牙经院哲学的中心是1499年由红衣主教西门内斯建立的萨拉曼卡大学。
(4) 布吕纳介（Ferdinand Brunnetiere, 1849—1906）：法国文学评论家。布氏用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研究文学。极力抨击自然主义小说，反对印象派的文学批评。他的文学批评带有宗教教条的性质。后人曾指责他用人为的逻辑把自然科学与文学混同起来。主要著作：《自然主义小说》《法国古典文学史》《批评的演化》等。
(5) 克里斯多瓦尔·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3）：英国戏剧家。曾与他人组成团体怀疑宗教，人称“黑夜派”。后被告密，一度入狱。1593年被刺死。年仅29岁。《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生涯》大约写于1587年。该剧根据德国民间故事改写而成。剧本叙述浮士德博士不满足于既有的中世纪知识，为了求得魔术，把灵魂卖给魔鬼，供其驱使24年，到期他的灵魂被劫往地狱。其他剧本著作：《帖木儿》《爱德华二世》《巴黎大*杀屠**》等。
(6) 布鲁诺（Giordano Bruno, 1548—1600）：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哲学家。主张人们有怀疑宗教教义的自由，被宗教裁判所判处死刑。烧死在罗马。接受哥白尼的日心说，认为宇宙是无限的，认为自然界也是物质和精神，质料和形式的统一体。认为感觉是理性的基础，而理性的任务在于探讨自然界的规律。主要著作：《论原因、本质和一》《论无限宇宙和诸世界》。
(7) 坎本奈拉（Tomás Campanella, 1568—1639）：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反对经院哲学。著作：《*阳城太**》等。
(8) 境界：对于生命境界的划分论点，主要来自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克尔凯郭尔开始提出“感性的与道德的境界”，随后又在《生命的诸境界》一书中正式标明“感性的、道德的与宗教的”三种境界。
(9) 拉蒙·佩雷斯·德阿亚拉（Ramón Pérez de Ayala, 1880—1962）：西班牙作家。作品以小说为主：《山顶上的黑暗》《老虎胡安》《雌狐之瓜》等。
(10) 迭哥·埃斯特亚（Fray Diego Estella, 1524—1578）：西班牙方济各会修士。著作：《尘世烟云》《对上帝之爱的虔诚百思》等。
(11) 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1547—1616）：西班牙伟大的作家、戏剧家、诗人。马克思认为：“塞万提斯和巴尔扎克高于其他一切小说家。”恩格斯赞扬塞万提斯是一位具有“强烈倾向的诗人”。德国诗人歌德说：“塞万提斯的小说是令人愉快又令人深受教益的精神宝库。”海涅认为：“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和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在叙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领域里分别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代表作品：《唐·吉诃德》。
(12) 腓力二世（Felipe II, 1527—1598）：西班牙国王（1556—1598）。历史上被称为“明智国王”。面对宗教改革运动，仍然企图成为天主教的霸主和征服世界。后来因连绵不断的对外战争，国力削弱，放弃原来的计划。但在其执政期间，虽然无敌舰队被英国打败，还是征服了突尼斯和葡萄牙，对国内的诸侯的斗争也取得了巨大胜利。在西班牙的历史上，是一位有作为的国王。
(13) 豪尔赫·曼里克（Jorge Manrique, 1440？—1478）：西班牙诗人。代表作：《歌谣集》。
(14) 米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代表作：《逻辑推理与归纳》和《经济法则》。
(15) 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英国哲学家。反对经院哲学的唯心主义，提出四种“偶像说”：种族偶像、洞穴偶像、市场偶像和剧场偶像。主张打破“偶像”，铲除各种幻想与偏见。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感觉是可靠的。著作：《论科学乍得价值和发展》《新工具》等。
(16) 世界语（Esperanto）: 1887年由波兰医生、语言学家路易斯·拉萨罗·萨门霍夫（Luis Lázaro Zamenhof）所创立。
(17) 阿芬那留斯（Ricardo Avenarius, 1843—1896）：德国哲学家。经验批判主义创始人之一。
(18) 类比法（Formación analógica）：根据两个对象某些属性的相同，推出它们的其他属性也有可能相同的间接推理。
(19) 实在论（Realismo）：西欧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一个派别。认为“共相”（一般）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是独立于个别事物的客观“实在”；“共相”是个别事物的本质，个别事物不过是由“共相”派生出来的个别情形、偶然现象，并不真实存在。
(20) 唯名论（Nominalismo）：同实在论相反。认为没有离开人的思想意识和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的“共相”，只有个别事物才是真实存在的；“共相”不是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而仅仅是人用来表示个别事物的名词或概念。
(21) 阿本·杜斐尔（Aben Tofail, 1110—1185）：阿拉伯—西班牙思想家、医生。著作：《自学成才的哲学家》。
(22) 苏亚雷兹（Suárez, 1548—1617）：西班牙经院哲学家。耶稣会著名哲学家，号称“独一无二的博士”。他的《形而上学论辩集》旨在捍卫形而上学在所有学科中的主导地位。
(23) 梅嫩德斯·佩拉约（Menéndez y Pelayo, 1856—1912）：西班牙作家、文艺评论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笃信天主教，主张发展民族科学。著作：《西班牙科学》《西班牙异端邪说史》《西班牙美学思想史》《维加戏剧研究》等。
(24) 贝内底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意大利哲学家、政治家。著作：《美学简史》《精神哲学》等。
(25) 比贝斯（Luis Vives, 1492—1540）：西班牙哲学家。原属经院学派，后转向人文主义。
(26) 加泰罗尼亚（Catalu?a）：地名，位于西班牙东北部。今天，加泰罗尼亚为西班牙自治大区，首府巴塞罗那。
(27) 安赫尔·加尼维特（Angel Ganivet, 1865—1898）：西班牙散文作家。
(28) 塞尼加（Lucius Anneus Seneca，公元前47—65？）：古罗马哲学家。宣扬宗教神秘主义和*命论宿**。哲学著作：《论短促的人生》《幸福生活》；悲剧作品：《美狄亚》《俄底浦斯》等九部传世之作。
(29) 座上客（Tertuliano）：基督教初期对出身尊贵的教徒的称呼。当他们出现在教堂门口时，有人大声喊道：“座上客！”然后就被让到座位上，其他大多数参加圣礼仪式的教徒是站立着的。
(30) 罗约拉（Ignacio de Loyola, 1491—1556）：耶稣教会的创始人，支持反宗教改革。著作：《精神练习》。
(31) 圣胡安·德拉克鲁兹（San Juan de la Cruz, 1542—1591）：西班牙卡门教派神秘主义者、诗人。
(32) 马科·阿乌雷里奥（Marco Aurelio, 121—180）：罗马时期的皇帝和哲学家提倡禁欲主义。
(33) 新康德主义（Neokantismo）: 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期流行于德国、俄国等国的哲学学派。创始人是李普曼和朗格。他们指责康德是不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否认康德的“自在之物”的唯物主义意义。认为自然界是“纯粹思维”的产物。他们还认为应以康德的“伦理社会主义”代替科学社会主义。
(34) 快乐论（Hedonismo）：一种伦理学说。认为快乐是人生的最高幸福，追求快乐是人生的目的和道德的标准。代表人物是古希腊的亚里斯提卜和伊壁鸠鲁。“快乐论”包括在“幸福论”之中。我国《列子·杨朱》中的“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也表现了享乐主义的伦理观点。快乐论即享乐至上。
(35) 杜尔西内娅《唐·吉诃德》：书中一位粗鄙的乡下少女，唐·吉诃德认为她是一位完美的意中人。
(36) 绮瑟（Iseo）：瓦格那（Richard Wagner, 1813—1883）的歌剧《特里斯丹和绮瑟》的人物。是爱情与死亡的象征。
(37) 贝阿特丽斯（Beatriz Portinari）：但丁《神曲》中理想与生命的象征人物。她引领但丁走向“净界”。
(38) 玛格丽特（Margarita）：歌德《浮士德》中的女主角。永恒的象征。
(39) 海伦（Helena）：希腊美丽的公主。特洛伊战争因她被劫持而引发。
(40) 普尔西（Luis Pulci, 1432—1482？）：意大利诗人。滑稽诗作：《大马加特》。
(41) 萨沃那罗拉（Savonarola, 1452—1498）：意大利多米我会辩护士。企图在佛罗伦萨建立一个半神学批判半民主的机构，作为异端分子被处火刑。
(42) 佩脱拉克（Francisco Petrarca, 1304—1374）：意大利诗人。著有史诗：《非洲》。
(43) 拉腊（Mariano José de Larra, 1809—1837）：西班牙作家。1835年曾游历葡萄牙、英国、比利时和法国，会见了雨果和大仲马。回国后首先向西班牙人民介绍法国浪漫主义。由于生活屡遭挫折，情绪悲观，1837年自杀身亡。著作：小说《痛苦的唐恩里科的侍从》《戏剧、文学、政治、风俗杂文集》等。
(44) 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法国哲学家、生命哲学和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他把生命现象神秘化。柏格森反对科学，认为直觉即创造，直觉的境界就是与上帝合而为一的境界。他的理论又被称为“直觉主义”。著作：《时间与自由意志》《物质与记忆》《创造进化论》等。
(45) 引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14章第17—21节。当时有5 000人听耶稣讲经，到了吃饭的时候，耶稣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耶稣拿着五个饼和两条鱼，望着天祝福，劈开饼。大家都吃，并且吃饱了。吃的人，除去妇女孩子约有五千。”
(46) 典故出自《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40章第3—5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里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添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