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批特赦
1975年3月19日，我被特赦了，是最后一批被特赦战犯中的一个。
这一天，是个平常的日子，但对于我来说，是终身难忘的一天。这一天，向全体在押战犯宣布特赦释放。
特赦后，让我填个表格。我拿起笔就填，工作人员说你考虑一下，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决定去向，留在大陆我们欢迎，去台湾我们欢送，到世界任何地方定居都可以，如果有困难，我们可以帮助创造条件。
我觉得*产党共**对我们的宽大可以说到了极点。我马上拿起笔填：第一我不出国，第二我不到台湾，我唯一的意志是定居大陆。
直到现在，我还认为选择定居大陆没有错，我非常高兴这件事。
*共中**中央*战统**部请我们到鸿宾楼参加宴会的那一天，全国政协一个副秘书长特别通知我：“你分配到全国政协工作，做文史专员，工资每月200元。”他还说：“在你之前，杜聿明、溥仪、溥杰等等，都是文史专员，这一个制度是周恩来总理定的，这是一个很光荣的职位，你虽然后来一步，也是这个职位。”
特赦这一年7月，组织我们到延安参观，还到了西安、宝鸡，到了三门峡，到了红旗渠。这一路上，我很兴奋，即兴写诗：
西安至三门峡道中
行遍秦川梦亦酣，云山惆怅出潼关。
陕州旧址成追忆，狭市新城正好看。
高坝欲穷千里目，大河轻挹巨龙澜。
人民双手无边力，遍地愚公不畏难。
特赦这一年10月1日，我被邀请参加了国宴，也写诗一首：
国宴即席吟
辉煌璀璨夜灯红，国宴欢情八亿同。
祝酒我心知感戴，交觥杯影入秋容。
普天荣庆隆青史，万里澄明净碧空。
爱国一家赢一醉，挽弓同扫害人虫。
参观回来后，要成立学习小组。把过去的组长撤销，重新选举组长，二十多个文史专员无记名投票，以得票多少选出一个组长，两个副组长。过去，组长是政协指定的，可是这次，政协副秘书长说指定的不如无记名投票好。第一次投票结果，我是票最多的一个，副秘书长就宣布：“选举结果，由文强做学习组长，还有个票居第二的，当副组长，得票第三多的是沈醉，他也当选副组长。”
这个组长一当，就是5年。5年后，我提出辞掉，我说我不能再当这个学习组长了，按民主制度，另选别人。结果投票选举，又选的我。
又过5年，再选组长。我说我都干了10年了，够了，不要再投我的票了。政协的领导说：“现在你们这些人都老了，人数逐渐减少了，你们学习的时间不像以前那样限制了，自由学习就行了。”结果我又当了学习组长。
我这个学习组长一共当了15年。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为组里每一个人服务，谁家有什么困难，我就跑去解决，解决不了的就上报，把每一个人的生活搞得很愉快，得到大家的赞誉。
1983年，我当了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这次很有意思，一下子增加了我们8个做政协委员，而过去都是增加一个两个的。这一年，我们所有的文史专员都当上了政协委员。我记得新华社有个记者采访我，问这次你们当选政协委员的有多少？”
我说：“8个。我们这8个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记者说：“你这个说法很好。你这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显什么神通呢？”
“我们的神通哪”，我说：“是和平统一祖国。我们是黄埔学生，希望国家早点统一，这是最大的任务。我们黄埔学生有资格说这个话。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
我晚上睡觉做梦都希望祖国早一天统一，这个愿望到现在还没有变，只是觉得自己做得太少。
文史专员一定要写文史，如果不写文史，就不是一个文史专员了嘛。我尽可能地写出文史材料，写过西北王胡宗南，写过军阀孙殿英，写过汤恩伯等等，这些文章在我们这里登了，在台湾也登了。
一天，来了个姓赵的人见我，我问你是干什么事的呀？他说：“我是北京工人日报的记者，我的名字叫赵荣声，是赵朴初的堂弟。”
他说：“那时卫立煌，带着他的参谋长到延安，见了毛*东泽**，见了周恩来，见了*德朱**，他走的时候，*少奇刘**把我派给卫立煌当秘书，现在我倒霉呀，连我是*产党共**都不承认了。”
我说：“那这个问题就困难了，找我有什么意义呀？是恢复你的*党**籍吗？我是国民*党**的呀，你找我没有用。”
他说：“跟你谈谈，我心里边舒服一点了。”后来这个人死掉了，赵朴初还写过一篇文章吊他这个弟弟。
1984年，正式成立黄埔同学会。我为黄埔同学会的事跑遍了全国。我除了担任全国黄埔同学会的理事外，还是北京市黄埔同学会的第一副会长。
那时在北京的黄埔同学有六百多人，在筹备会上投票选举，还是以票数的多少来决定谁当会长，我的票最多，大家选我当会长，我对大家说：“你们不必这样安排，我是个爱国人士，选会长需要找一个*党**员同志，是*党**员可以根据*党**的政策办事，落实*党**的政策比较方便，我不是*党**员，凡事只能建议。要我当副会长呢，我当。”
我推荐别人当了会长，说：“你来当这个会长，我跟你合作，把我跟台湾的关系、海外的关系拿出来。”
一直到现在，我跟黄埔同学会合作得很好。在黄埔同学会之下，我们还办了黄埔大学，我是副董事长。现在我老了，我说：“我这个副董事长不当了，当个顾问就行了。”
*产党共**还把我安排到民革中央，做顾问，做中央监察委员。民革中央的重要会议，都请我出席，只要来个通知，我就一定到会，每次提出一些建议。
特赦后，我做了这些工作，我把这些活动叫做蜻蜓点水。
老大归乡
我被特赦之后，很想回湖南老家看看，可是又觉得老家的那么多人因为我而遭殃，就没有回去。
我的亲弟弟、弟媳妇，在土改的时候把他们关到山里打了一顿，又放出来，说他们在地下埋有金子，非让他们挖出来不可。弟弟没有儿子，我把我的二儿子过继给他，他把儿子寄在伯父家里，带着妻子，两个人跑到屋后，抱着石头沉水死了。
大伯父经我的介绍，在唐生智手下当译电室主任，没有做过大官，也没有作过恶，后来回家没有饭吃，饿死了。
二叔父，是我害了他。当年他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跟毛*东泽**同学，毕业后在学校教体育。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在政治部当主任，想给家里人找点出路，这个二叔父体力好，有头脑，我就想把他弄出来。
我写信给他：“二叔，你在乡下干什么呢？还在教体育吗？你愿不愿意出来呀？如果愿意出来参加抗战，我这里办了一个政工训练班，你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可以参加这个班。”
二叔回信：“谁个愿意当小学教员呢？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出路，只能混口饭吃。你那里要我，我就来。”
二叔就这样找我来了，我把他安排在安徽祁门受训，三个月后分配工作，当了一个连指导员。因为他会体育，训练有方，很快升为少校。
一次，一个支队长跟我讲：“要你二叔调到我那里去，我那里成立了一个政工室，让他去当政工室主任。”
我说：“可以啊，不是又升了一级嘛。”二叔又升为中校。
后来，我又对二叔说：“成立了一个军训团，团长是黄埔第一期的，跟我很要好，现在东北很需要县长，你到这个军训团受训练，将来安排当一个县长。”二叔挺高兴，我就调他和另外四个人去受训。我又告诉杜聿明，说我有五个人，在部队里当过指导员，现在在军训团里受训。
杜聿明说：“现在我们东北很需要人，你看他们当县长够不够？”
我说：“够！”
杜聿明说：“我们已经收复了松花江以北，很需要人，让他们去当县长吧。”
但是我们没有过松花江，拖来拖去，拖到停战协定，他这个县长就没有当成。我把他调到沈阳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当处长，又升了一级，升成上校。
我的黄埔同学廖宗泽在21兵工厂当稽查处处长，他调到别动军当司令时，把兵工厂稽查处处长这个位置交给了我二叔。二叔到了兵工厂后，又把他一家人和他哥哥的儿子、弟弟的儿子，都弄到21兵工厂，还把我另外一个叔叔弄到兵工厂当了个招待所主任，在这个兵工厂里，他安置了老家的十多个人。
后来形势紧张，国民*党**里可以自由退职，发一笔退休费。二叔对厂里说，“我的靠山是文强，文强到淮海打仗去了，我想退休。”
他得知我被俘后，又坚决要求退休，拿了一笔退休金，回到乡下老家，不做事了。哪里想到，一解放，他的事情就成问题了。他是文强带出去的，当到了上校。整天让他交代问题，他说：“我交代什么呢？我在兵工厂，再说我受训的时间多，没有杀过人，没有放过火，交代不出什么啊。”二叔被枪毙了，他的妻子死得也惨，被淹死了。他们是因为我而死的。
我当时在长沙公署给程潜当办公厅主任时，这个二叔给我推荐了几个乡下老家的人，这几个人我都不认识，也不姓文，他们要到我这里搞点小差事干。我就跟长沙县县长讲了，把这几个人安置下来了。土改时，这几个人也倒了霉，说是靠文强做了事，被枪毙了。
还有一个姓文的，是敬信学校的教员，土改时从他家里搜出来一张我的照片，就问他跟我是什么关系？他说文强原来是敬信学校的，后来到外面做事，发达了回来请我吃过饭，送个照片留做纪念。就是为了这张照片，把他也枪毙了。
这么多人都因为我而被枪毙了，尽管我很想回老家看看，但是又觉得回去不太方便。
1984年，我们这些原国民*党**将领在广州开会，大家就议论，这个说家里死了九个，那个说家里死了八个，还有的说我是起义的，家里也搞得很惨。我说，我家里亲戚朋友死了十几个，回去也没有面子。
过了几天，湖南省政协主席（我给程潜当办公厅主任的时候，他是程潜身边的一个秘书）到了广州。他找到我，说：“你们这些高级将领都不回湖南，是我们湖南的耻辱。这次我到广州，就是让你们跟我回湖南。我带着省政府交际处处长来了，还带着请柬，请你们这些高级将领回湖南。”
我对他说：“我们是朋友，你又是程颂公的侄子，我在办公厅当主任时，我们两个走得很近，有感情嘛。按道理我们应该回湖南，但是为我死了那么多人，我太不光明了，回去怎么交待呀？我不回去！没有办法回去！其他的人不回去也都有原因。”他表示这次一定要把我们接回去，而且要我做其他将领的工作。
我一想，我的子孙还不少，有五个儿子，我也得给子孙留个后路，将来他们不回湖南也不像话啊。朝代变化，谁跟谁也没有私仇嘛。湖南省政协主席的到来，使我觉得应该回湖南老家看看了。
湖南省政协主席说：“我带了请柬来，你帮我发一发吧。”
我说：“你慢一点，不是那样简单的，我回去一个一个地搞通。”
当天晚上，我就向那些将领做工作，原湖南绥靖总署第一副主任李文安说：“我不回湖南，我回湖南干什么？我家很苦，是个农民，饭都没有得吃，后来我官做大了，连累了父亲。”他反问：“你也不打算回湖南，怎么还来劝我啊？”
我说：“你死了父亲，我的伯父、叔父、弟弟、弟媳妇死了不少于10个人。”
他说：“我回去交待不了，我不回去。哎，你现在怎么个想法呢？”
“我现在想留个后路，我有子孙，你也有子孙哪，应该回去看看。”
他气鼓鼓地：“你要回去你去吧，我不去！我没有面子！”
我们谈得很僵。这个工作做不通啊。我想，这个冤仇保留下去，对子孙也不好，明天我再去找李文安，一定要说服他。
第二天，我找到李文安，他没有好气地问：“你又有什么事要跟我讲啊？”
我说：“你不回湖南是有道理的，可是我想来想去，你还是要回去。”
“你呢？”他反过来问我。
“我决定回去！”
他很固执：“你去我不去。”
“哎”，我说，“老大哥啦，我把昨天晚上想的问题跟你讲讲。”
他想了想，说：“你讲的有道理，这个冤仇不能再结了，我不能为死了父亲就不回湖南，我听你的，你回去我也回去！”
我说：“那好，你考虑好了没有？”
“我还是一句话，你回去我也回去。”
工作终于做通了，我很高兴：“我就让他们准备请柬了，他们欢迎你回去，也欢迎你的夫人、儿子回去。”
计划我们一行要去10个人，好事成双嘛。但是我们只有9个人，还需要动员一个人。我想了想：“哎，上海黄埔同学会有个当过军长的，怎么样？”那九个人说：“他是山东人，我们是清一色的湖南人，找他来做什么？”
我说：“他的妻子是湖南人，他是湖南的女婿。这样，我们10个都是黄埔学生。”
他们一听：“这个对这个对，要他来，我们不好请，非得你请才是。”
我表示：“我打电报。”
那个当过军长的接到电报，打电话给我：“你们到湖南干什么去啊？把我也拉了去？”
我说：“你这个女婿回湖南，是沾了你夫人的光，大家欢迎你，你来吧。”他坐着飞机就到了广州。
就这样，我们一行人终于回到了湖南。一下火车，就受到了欢迎，湖南第一书记*致用毛**亲自到车站迎接我们，他说：“把你们的工作做通了，你们回到自己家，我很高兴，今天晚上，我把几个副书记都找来，见见面。今天晚上请你们吃饭，你们还有什么困难，晚上大家一道研究研究。”
在晚上的接风宴会上，我提出想回乡下老家看看，*致用毛**说：“让政协秘书长，还有长沙市政协秘书长陪你去，要公安厅准备一部车子，你回乡下看看，再回来，如果再想回去看看，再送你去。”
我回乡下老家转了一天，看到我家的祖坟被挖掉了。随后，我又到了另外一个县，我的一个儿子在这里当县干部。县长要我向科长以上的干部讲一次话，我说行，一定录音，录音带我拿回去，给毛书记听听。
我讲了四个问题，第一，落叶归根；第二，台湾问题；第三，当前的国际形势；第四，我提出了挖祖坟的问题。
我说：“历史不能割断，文化不能割断，我下乡看到，把我家的祖坟挖掉了，祖宗的牌位砸掉了，家谱也烧掉了，人文历史都不要了，忘本了，我反对。现在提出的红五类黑五类是很好笑的，哪里有什么红五类黑五类啊？
朱元璋是个要饭的小和尚，后来做了皇帝，就变成了贵族了，这就是历史。对*小平邓**我是很拥护的，*小平邓**派人修了蒋介石母亲的墓，花了一百多万，还有东北张作霖的墓也修好了，花了几十万。”
我又说：“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要人格上平等，不能说我的地位高了，就可以作威作福，我们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奴隶社会，应该在人格上人人平等。”
我大发了一顿议论。讲话之后，我儿子悄悄跟我讲：“你在那里讲，我很紧张哪。”
我问：“我讲完后，他们是对我有好感还是有反感？他们怎么评论？”
儿子说：“我们回去后开了小组讨论会，会上大家说：文强先生今天的讲话是带着气的，他有气是难免的，我们原谅。不过，他讲的理论讲得好，给我们开了脑筋。”
我回长沙后，把录音带交给*致用毛**，*致用毛**很高兴，对工作人员说：“先放录音带，这是文老在下面的讲话，我们听听。”
听完之后，大家鼓掌。*致用毛**说：“你们认为讲得好，以后我们哪个县政府开会，把这个录音让大家听听，开开脑筋。文老爱护我们的*产党共**，拥护*小平邓**。讲得好。”
*致用毛**又问省政协主席：“你听了以后认为怎么样？”
省政协主席说：“我以为讲得好。我建议请文老到省政府讲，请科级以上的干部来听。”*致用毛**又问几个副书记：“你们认为怎么样呢？”
几个副书记说：“我们赞成政协主席的意见，可以请文老到我们省政府讲一讲。这个录音里文老有理论有事实，批判得好。现在我们请湖南的将领回来，是开了一个头。”
我把在县里讲的四个问题修改了一下，改得更好一些，到省政府去讲，我们回湖南的那些将领也坐着听。宋希濂说：“文强讲得挺好啊。”*致用毛**在下面鼓掌。
一天，我跟黄维到岳麓山去故地重游，兴致勃勃地爬到了最高峰。往下走的时候，突然遇到一大群男男女女把我们团团围住，黄维就很不高兴，说：“给我们划的这个路段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再一细看，男男女女都看着我们笑，我说：“老黄，没有问题，他们都笑嘻嘻的。”黄维往后退，想绕道走。
我拦住黄维，问那些人：“你们不让我们走，围住我们干什么呢？”
那些人说：“你们不认识我们，我们认识你呀。”
我很奇怪：“你们什么时候认识我呀？”
“你那次在省政府讲话，我们听了。你胆子大，讲的有道理。我们是银行工会的，在山上开会，想跟你照个相，留个影。”
我把黄维招呼过来介绍：“这是黄维先生。”
他们热情得很：“噢，报纸上登了，一起来照，一起来照！”
我们一起照了一张相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