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因在历史上长期隶属于四川，直到1728年才被清政府划入贵州，一直被视为贵州的“外来户”，这个身份使遵义一直得不到其他市州的认同，彼此之间嫌隙颇多。但实际上，遵义与贵州地区同属一省的时间远远比隶属四川的时间更长。

直到明朝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才与贵州分离，而这次分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削弱贵州土司势力，为建立贵州省扫清障碍。在贵州省建立之后，遵义地区就在分阶段的重回贵州，直至清朝完成。

遵义地区自古与贵州一体

遵义所在的黔北地区历史上被称为播州，创建于唐朝的639年。公元642年，恭水县作为播州的治所被更名为遵义县，寓意“无偏无陂，遵王之义”。这也是“遵义”首次出现在历史上。此时的播州同贵州的贵阳、安顺、铜仁等地隶属于黔中道。

宋朝时改属夔州路，元朝时几乎整个贵州都隶属于湖广行省。1286年元朝合并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和夔州路建立四川行省，而后在1291年将播州划归四川，由于通过湖广前往京师更为方便快捷，一年后播州又重新划归湖广行省。

唐朝播州

明朝时期的贵州部族众多，土司林立，争斗频繁。为了稳定局势，加强对土司的管理，朝廷将贵州地区的播州、思州、思南、水西和乌罗等少数民族土司政权分别划归四川、湖广和云南三省管辖。1372年，播州归附明廷后被划入四川，与贵州其他地区分离。此时的播州辖区范围达到历史最大值，包括遵义、桐梓、正安、道真、绥阳、仁怀、湄潭和余庆等地。

明朝播州

公元1596年，播州土司杨应龙公开反叛，四年后，明廷剿灭播州叛乱，以乌江为界，将播州一分为二，在北部设立“遵义军民府”，南部设立“平越军民府”，分属四川和贵州。

今天遵义市的正安、道真、绥阳、桐梓、仁怀等大部分地区都在“遵义军民府”内，隶属四川；湄潭县、余庆县等地则随“平越军民府”划归贵州。清朝时期，改“遵义军民府”为“遵义府”，并于1728年，将“遵义府”划入贵州省，贵州政区格局基本确立，和现在的贵州省已经相差无几。

遵义府与平越府辖区

自公元639年唐朝增设播州起，以遵义为中心的播州有700多年的时间与今日贵州同属一省。甚至在春秋时期，遵义、毕节、铜仁、六盘水、安顺和贵阳等地就同属于鳖国；而西汉时的牂柯郡也包括了遵义和贵阳等地。可以说，遵义自古以来就是今日贵州省的一部分。

清朝贵州

遵义地区由川黔两省共管

贵州地区在元朝以前因耕地稀少、经济落后，一直被朝廷视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蛮荒之地”，以至于到了明朝都没有形成统一的行政建制。

蒙古大军绕道西南北上灭宋时，山势陡峻的贵州成了其进入湖广和四川的阻碍，贵州的战略地位开始显现。

元朝建立之后以北京为中心铺设了1500处便于行军作战、调兵遣将的驿道联通全国各地，贵州地区因此被纳入全国交通体系，从湖广经贵州至云南的湘黔滇驿道逐渐成为朝廷掌控云南的依仗。

贵州战略地位的显现使明朝政府开始重视对贵州土司的管控，第一步就是将历朝历代同属一省的贵州土司打散，交由云南、湖广、四川三省分治。

明初，元末残余势力以贵州为屏障盘踞云南与明廷对抗数十年，更凸显了贵州的重要。明廷在三十万大军经湘黔滇驿道南下平定云南后，留下了二十万*队军**驻守贵州，在驿道沿线设置了29个卫所，以保障驿道的畅通与安全，贵州第一次被中央政府如此重视。

公元1413年思南、思州两大土司为争夺矿产互相攻伐，被朝廷认定为建省的契机，随即废除思南、思州，增设贵州承宣布政使司，并将四川、湖广、云南相交处的多个土司、州县划入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贵州省自此诞生。

贵州地区驿道

从朝廷开始重视贵州到在贵州建立省级行政机构，自始至终都是源于其战略地位，并不是因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建省的条件。

建省后的贵州依然非常贫弱，全年夏季税收和秋季粮食总额不足十五万石，而明廷又将全国十分之一的兵力布设在此，仅军饷开支就需要至少二十二万余石粮食和八万八千余两银钱。完全无法自给自足的贵州日常开支主要依靠四川、湖广等周边省份的协济，与贵州毗邻的播州因经济富庶而成了贵州主要钱粮来源地。

播州从唐朝开始就由杨氏家族统治，经过700余年的稳固发展，已成为贵州地区最强盛的土司政权。出于掌控播州和便于从播州调配军粮的需要，朝廷采用“邻省兼制”的方法，将播州的军务交由贵州思石兵备道管辖，同时令贵州巡抚兼制播州，因此播州在贵州建省之后，是由四川和贵州两省共管的。

明朝贵州

巡抚集地方民政和军务大权于一身，级别高于分掌地方民政、司法和军事事务的三司机构。但是，巡抚发布的政令还是由地方三司来执行。即使能兼制播州，调配军粮等各项事务仍需要四川的配合，两省共管给彼此都带来了不少麻烦。因此，贵州多次上奏请求将播州彻底划至贵州。而四川则希望收回贵州的兼制权，两省对播州归属地争夺一直持续到播州土司发动叛乱。

遵义地区由川黔两省分治

明朝在建立贵州的时候将“犬牙相制”的原则运用到了极致，建省初期的贵州被北部的播州和南部的苗疆切割为东西两个部分。

破碎的政区不利于行政管理，但却可以借助周围省份的力量钳制贵州土司，同时保障由湖广经贵州至云南的“湘黔滇驿道”的安全。可见在贵州建省完全出于政治军事的需要。

建省初期的贵州和湘黔滇驿道

自元朝在贵州开辟多条驿道之后，明朝贵州已经成为西南边疆的交通枢纽。除了“湘黔滇驿道”之外，还有一条由贵阳出发经播州到重庆的“川黔驿道”。

明朝维护和修缮驿道的所有开支均有驿道所在地负责，仅仅是保障“湘黔滇驿道”的安全贵州就建设了二十多个卫所，需要外省协济才能维持正常运转。

如果将播州划入贵州，维护“川黔驿道”的通畅会给贵州增加额外的经济压力，加大朝廷的协济难度，因此中央政府并不着急将播州划入贵州，而是选择由川黔两省共管播州，

1600年，平定播州叛乱之后，朝廷有意将播州划入贵州，但以遵义为中心的主战场已经被摧残得破败不堪，贵州又不具备修缮城池和改土归流的经济实力，因此朝廷接受川、湖、贵三省总督李化龙的建议将播州一分为二，交由两省分治。

这一决策的背景是为了稳步推进贵州地区的建设。平越军民府拥有较好的农业基础，划入贵州可以适当增加贵州的赋税收入，同时填补贵州东西部之间的空缺，提升贵州政区形态的完整性，加强对东西两地的行政管理。保留遵义军民府在四川境内，则可以减轻贵州改土归流的经济压力，借助四川雄厚的经济实力来重建遵义军民府，完成改土归流，等时机成熟时再划至贵州，只是明朝还未能实现这一目标，就遭到了灭亡。

遵义为贵州提供经济和军事支持

贵州92.5%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只有散布在山峦河谷间的“坝子”适合农业生产，其中，面积超过5000亩的“大坝子”遵义据有57个，位居第一。明朝末年，张献忠割据四川，地处四川边陲的遵义因受战乱波及较小而吸引了大量人口前来避难。

充足的劳动力加上广袤的耕地，清朝时期的“遵义府”依旧是繁荣的富庶之地，全年赋税粮银总额抵得上贵州粮银总额的一半。

贵州的情形则恰恰相反，“坝子”较多的黔南、黔东南等地为苗疆生地，清政府在这里实行免赋政策，赋税收入几乎为零。苗疆外围的汉民因担心耕地被苗民抢收，也不愿意开垦田地。

以至于建省二百多年的贵州依旧田地荒废，赋税收入低下，“全省赋税收入甚至比不过江南地区的一个小县”，同明朝时期一样，外省协济依然是贵州主要收入来源，康熙年间，“贵州每年所需兵饷28万多两，其中有20万来自省外协济。”

《雍正十五省总图》中的生苗

明朝灭亡后，贵州地区战乱不断。从1659年到1703年，约有15次叛乱发生，平均每两三年就有一次，且大部分都是苗民叛乱。针对这种情况，1726年，新任的云贵总督鄂尔泰提出：“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制夷必改土归流”，主张开始全方位的改土归流。明朝覆灭时遗留土司有170多个，要进行全面彻底的改土归流，必须使用*力武**。

历史上的贵州因有“瘴气”存在，内地汉军不能持续作战，只能在秋深瘴退之时前进，春深瘴发时撤退。贵州省内熟悉水土，耐受瘴气的土兵又掌控在当地土司手中，经济富庶、人口众多，与贵州地理环境相近且已完成改土归流的遵义就成为了贵州所需的作战基地。

遵义改隶贵州之后，一步到位的解决了贵州财物短缺、兵力不足的问题，促使贵州更早更快的完成了改土归流。

清朝贵州地区的政区调整

明朝对播州的分割，完善了贵州的行政区划体系，提升了其行政管理效能。清朝对遵义府的归属调整则有力地推动了贵州的改土归流。在这一历程中，遵义地区始终与贵州保持着紧密的合作与联系。每一次辖区调整都为促进贵州发展、增强其行政和经济管理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今的遵义仍旧是贵州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据2022年GDP数据显示，遵义的GDP达到了4401亿元，虽然略微低于贵阳市，但是远高于排名第三的毕节市（2206亿元），而且5.5%的名义增速在全省各市州中排名第一。若没有遵义的支持，贵州也不会有今日的发展。

遵义地区改土归流时间较早，大量汉族人口的迁入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如今，遵义市汉族人口占比达到88.55%，是贵州汉族人口占比最高的地市。相比之下，黔东南少数民族人口占比为78.92%，铜仁市少数民族人口占比为70.45%，人口结构不同带来的文化差异才显得遵义与其他市州有些格格不入。

作者：林子卿

参考文献：《遵义城市变迁研究》《明清之际播州地区的改流、冲突与政区调整》《“犬牙相制”与明代西南土司治理》《遵义改隶贵州的原因及其影响研究》《贵州省人口结构变化及对策研究》《贵州省的行政区划：变化、格局与趋势》《海龙屯与播州土司综合研究》《明清以来川（含渝）黔交界地区插花地研究》《明清时期川黔交界地区政区冲突及其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