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评价毛文龙，褒之者，比之为岳飞；贬之者，斥之为土匪。其实，我们品评一个历史人物，完全不必如此意气用事，不必以道德之大棒削足适履。毕竟早在明末皮岛上的情况具体如何已经不为人所知，时至今日，我们更不可能身临其境地去观察、了解、认识毛文龙。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认识东江镇和毛文龙所作的事情、起到的作用。
在古代，由于运力的缺陷，中央政府对于边疆的控制必以发展经济为基础。如无经济基础，全靠中央政府的支援，其控制必不能长久。而在古代世界，于诸经济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屯田。无论是经商还是做工，都必须以人力为支撑，只要是人就要吃饭。以古代之运力，如无大江大河助力，大规模之人口全靠中央政府长途运输支持，绝无可能。因此以屯田为基础，支撑力量的投射，是王朝的不二之选。汉唐经营西域，明朝经营辽东，莫不如此。即使到了21世纪，运力如此发达，如果驻军与所在地区毫无经济联系，那么驻军对于所在地区的控制也是不能长久的。
而东江镇在设立之初，在经济上就面临着巨大的问题。根据史料，东江镇早在天启初年就接收朝廷上万*队军**；而且皮岛又接收了大量逃亡的辽民，据信人数在十万以上。皮岛面积仅有19.2平方公里，史称“椵岛地皆沙石，无一片可耕处”。这么多的人口聚集于皮岛弹丸之地，而且基本无法耕种。即使占据了周边一些地区进行耕种，所得粮食也是杯水车薪。通观整个明朝时期，辽东地区粮食能够自给自足的年份极少，绝大多数年份都要依靠关内进行支援。即使在少有的丰年，粮食可以自足，但是棉花、布匹、马匹、钢铁、硝硫等资源也基本是要依靠关内支援的。这还是在辽东最富庶的辽沈地区处于明朝控制之下的情况下达成的。而东江镇仅仅占据皮岛及周边的狭小、贫瘠之地，人口数量又如此之多，自给自足简直是天方夜谭。就算东江镇占据了金朝边境、形成以镇江为中心的根据地，自给自足依然是没有可能实现的。因此，东江镇的绝大多数资源来源于中央政府的支援。
而明朝中央政府对于东江镇的支援，代价是十分巨大的。天启二年，东江镇设立之初，朝廷每年拨给帑金5万，米10万担；到了天启四年，据说是因为毛文龙巴结魏忠贤的原因，当年对东江镇的支持已经涨到银20万两，米20万担；及至天启七年，这个数字已经上涨到本色米豆30万担，折色饷银46.6万两。而这并不是朝廷支援的全部，不包括其他生活和作战物资，也不包括运力成本。比如仅仅是脚价银一项，到了天启三年，已经高达5万两。这么高的代价，东江镇还吃不饱，饿死人的事情时有传出。如此长久下去，不但拖垮了朝廷，也拖垮了东江镇。
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努力自给自足，以自给自足获得的资源加上中央政府的支持，有更多的资源支撑的东江镇也能够焕发出更大的力量。自林畔之战及至天启二年朝廷设立东江镇期间，毛文龙及所部几乎是无所作为。而天启二年获得朝廷支援后，东江镇立即焕发了活力，足见要想让东江镇有所作为，必须获得足够的资源。而强化自给自足的最佳方案就是移镇旅顺，以辽东半岛为根据地的主体。明初，明朝将领马云和叶旺统领辽东各卫兵马与故元势力争夺辽东时，马云和叶旺就是登陆辽东半岛，以之为根据，背靠山东，北向与故元相争的。辽东半岛纵深更为广阔、土地也更适宜耕种，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辽东半岛的金复海盖等地区的经济也远比中朝边境的镇江、义州、铁山、皮岛、凤城等地的经济要发达。对此，东江镇不是没有过考虑，他们多次占据旅顺，重兵防守，说明他们十分清楚旅顺的战略重要性。辽东半岛及旅顺不但宜于作为根据地，而且是辽东海上诸岛的核心。正如后金鲍承先所言：“诛人者诛心，今旅顺已得，已株各岛之心。”如果能够站稳辽东半岛，与后金争雄辽东，无疑是最佳方案，也相当于东江镇开辟了辽东地区的正面第二战场，将使后金顾此失彼，左右见绌。可是问题就在于东江镇没这个能力，站不稳辽东半岛。东江镇虽然多次占据旅顺，但是在后金远程奔袭打击之下，最终却是地失人亡。说明东江镇之所以坚持皮岛，并非皮岛的战略位置有多么重要，而是东江镇缺乏开辟第二战场的能力，无力实施最佳方案。以皮岛为根据，对敌实施骚扰作战，实在是东江镇的无奈之举。
这种骚扰作战，在战略上的价值自然就大打折扣。自从天启二年八月设立东江镇起，东江镇受到了朝廷的重视，也得到了朝廷的各种资源。在朝廷有力的支持下，东江镇开始展示她的作用。东江镇长期在后金后方给予袭扰和打击，让后金时常坐卧不安，这可以从毛文龙在满文官修史书《满文老档》中出现的次数上得到证实。然而，从皮岛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荒凉偏僻，根本不具备自力更生的能力。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坚持其实也不具备战略意义，兵部覆平辽副总兵毛文龙请兵请饷疏中说的清楚，毛文龙及其东江镇的作用：“灭奴则不足，牵牛（奴）则有余。”——只能起到牵制性的作用。事实上，东江镇从开镇到消失，所起到的战略作用也仅仅是牵制，并未起到开辟正面第二战场的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东江镇驻扎皮岛，那是朝鲜的领土，东江镇之作战行为根本算不上敌后作战。其自身基于皮岛的任何扩张，对于后金的领土、人口、资源都没有任何冲突，倒是让朝鲜十分恼火。后金可以在自己的领地内从容地进行所有战争准备，而东江镇只是在后金统治领地的边缘地区进行骚扰活动，而且这种骚扰的频度和力度都是值得怀疑的。特别是天启七年“丁卯胡乱”之后，朝鲜因为战败与后金约为兄弟之国，东江镇面临的环境进一步恶化，从皮岛出发穿越朝鲜领土去骚扰后金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东江镇可以利用的价值也进一步下降。
既然东江镇无力实现移镇旅顺的最佳方案，只能在皮岛进行骚扰作战，那么朝廷对于东江镇的支持就面临一个严重的费效比的问题。花这么大的代价去支持一个仅能进行侧背骚扰的系统，值得吗？东江镇数万*队军**，假如这些*队军**都是精锐的话，足以在旅顺进行正面作战了；如果不堪一战，那么从侧背进行骚扰的效果也不可能好。东江镇还不止有*队军**，*队军**背后还拖着数以十万计的辽民百姓。皮岛及周边的土地不足以分配给他们耕种，这些土地的产出也不足以供养他们生活。这么大量的辽民百姓呆在皮岛，几乎毫无作用。既不能成为有效兵源（见前文），又不能形成有效支援，反而成为一种拖累。这么大基数的无效*队军**和百姓，几乎全部靠中央政府的支持来维系，这无疑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既起不到好的效果，又拖垮了中央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从皮岛开展对后金侧背的骚扰作战，留下2000精锐就足够了。即使不那么得力，5000人也足以实施骚扰的战略任务。至于其他冗余，中央政府应该将他们迁移至内地，对百姓给以土地进行生产，善加抚恤和组织；对于*队军**加紧训练，使之成为可以一战的虎狼之师。这样做，对于力量和资源的使用明显更加合理。
那么，大明政府为什么没这么做呢？我想，归根结底，如果大明政府有足够的执行力把这项工作做好的话。那么，之前的很多工作都会到位了，很多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就不会有建州女真坐大，不会有萨尔浒之败，不会有辽沈之失，不会丢掉广宁，困守山海宁远，那么也就没有东江镇什么事情了。我想，归根结底，就像东江镇不是想不想移镇旅顺，而是能不能移镇旅顺；大明朝廷不是想不想实施这样的调整，而是在指挥不灵、利益纠葛、盘根错节之下，能不能实施这样的调整。最后，对于东江镇的调整，由勇于任事的袁崇焕以一种十分霸道而操切的方式，擅杀毛文龙，才得以实现。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不但调整不充分，问题解决不充分，东江镇的军将和百姓没有得到很好的安置，而且凉了东江镇的人心，为今后一系列的变故留下了伏笔。
大厦将倾——在这座将倾的大厦之内，我们看到的是人生百态——我们可以指责这百态人生吗？人生是时代下的人生，我们似乎很难指责那些历史人物。把东江镇的事情仅仅推到某一个人的身上都是不恰当的。比如毛文龙，又比如袁崇焕，甚至是魏忠贤和朱由校。但是时代又何尝不是诸多人生组成的时代呢？由此看来，似乎每一个人生又都是应该受到指责的，是负有责任的。
附论：毛文龙会不会降清
据说，从崇祯元年至崇祯二年间，毛文龙与皇太极之间曾多次交通，相互通书。或说有七封书信，或说有八封书信。在这些书信中，毛文龙与皇太极你来我往，好不热络。毛文龙甚至在信中说：“无论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夹攻，则大事即可定矣。”还有“大事若成，连各岛人都是你的。”可谓反迹毕露。
据说，在崇祯元年至崇祯二年间，毛文龙曾两次前往登莱。一次是在崇祯元年八月，毛文龙率部私离开汛地，出现在莱登。对此，兵科给事中许誉卿劾其“擅离汛地，潜入登莱，责令据寔回奏。”山东总兵杨国栋亦责问：“文龙近以漂风为名，突至登州夏家疃上岸，续到多舡，见在登莱沿海窥探，不知意欲何为？”第二次是在崇祯二年的春天，“文龙拥舟师掩至莱登，旌旗蔽海上，登人以为建州兵至，皆大惊”。似乎已经把反迹付诸实际行动。
那么，是否可以据此确定毛文龙降清反明了呢？
说毛文龙要降清反明绝对是一个大笑话。
为什么这么说呢？时日久远，即使在当时，东江镇的具体情况已经不怎么清楚了。毛文龙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如今，我们当然不知道。但是，东江镇不是毛文龙一个人的东江镇，对历史的分析也不应该建立在毛文龙一个人的个人品性上。
东江镇有兵马数万，辽民十数万。我们前面分析过，这些*队军**都是朝廷的*队军**，不是毛文龙私人的*队军**，毛文龙降清反明的话，这些*队军**会干吗？这些辽民都是从辽东逃出来的，他们在后金的统治之下，受到的压迫、剥削和人格*辱侮**最为严重，这才不顾生死逃了出来，现在让他们又回到后金的怀抱，他们怎么可能愿意呢，这不是让他们回去找死吗！所以说，不在于毛文龙怎么想，他带领东江镇降清反明缺乏群众基础。
而且可以断定，东江镇即使投降，皇太极也不会收——因为大金国养不起。东江镇完全没有可靠的经济基础，这数万兵马，十数万辽民，扔给谁，谁就相当于背上一个大包袱。后金当时的经济形式并不乐观，连自己都将将养不活，怎么可能去背东江镇这么一个大包袱。可以说，在当时的天下，也只有大明养得起东江镇。所以说，不是毛文龙想怎样怎样，作为一个集团，其行为应该是有逻辑性的。毛文龙就算是骄横有二心，但是东江镇断不了大明这根生命线。而失去了东江镇的毛文龙一钱不值。
在历史上，在毛文龙之后，皮岛有一个更差劲的统治者——刘兴治。刘兴治是刘兴祚的弟弟。毛文龙被袁崇焕杀害后，刘氏家族的带头人刘兴祚又继之以战死。因感到待遇不公，又担心受到毛文龙亲信陈继盛的打击报复。崇祯三年四月十二日，在他哥哥刘兴祚的葬礼上，刘兴治带领其兄弟刘兴基等人杀死了当时的署岛副总兵陈继盛、钦差通判刘应鹤等官兵百余人，形同*反造**。五月初，刘兴梁带兵寇犯广鹿岛，被击退；九日，刘兴治又派人攻打长山岛，又被击退；十三日，刘兴治亲自带兵侵占小平岛，反迹暴露无疑。虚弱的大明朝不愿意多生事端，招降了事。刘兴治虽然名为大明将领，实际上俨然一方诸侯，而且和皇太极眉来眼去，书来信往，走的十分近乎。七月初五日，刘兴治居然派他哥哥刘兴沛跑到沈阳与皇太极盟誓，在誓词中以“客国臣”自称，此后更以“属国臣”自称。应该说，刘兴治在降清反明的道路上比毛文龙走得要远得多，证据确凿，无可辩驳。但是他从来不曾自立，而且从始至终对大明以臣子的姿态自居。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断不了大明这根生命线。只有作为大明的臣子，他才可以享受大明的钱粮，否则一切皆是虚无。纵有雄兵百万，没有经济基础，终将饿死在皮岛之上。而失去了军事力量的刘氏兄弟不名一文。刘氏兄弟很明白，没有了武装力量，他们既失去了做大明臣子的本钱，也失去了和皇太极眉来眼去的本钱。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刘氏兄弟集团瓦解后，皇太极立即斩杀了刘家留在沈阳的人质，妇孺老幼一个不留。所谓的眉来眼去、卿浓我浓，不过是掩盖在利益基础上的一块遮羞布。而想要拥有武装力量和支持武装力量的经济基础，只可能依靠大明这颗大树。
相比于刘兴治，毛文龙心向大明更为坚决，他没有人质在后金，无所顾忌；他没有做过后金的官员，投靠过去情况不明；他曾经在明军排山倒海败退之时，孤身北上，袭取镇江，胆色过人；虽然世说纷纭，但是在明朝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他是英雄；他了解情况，后金的困窘他心知肚明；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会放弃名利，投奔后金呢？怎么说都是不合算的买卖。当然，这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毕竟，毛文龙怎么想的，我们都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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