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人正式登上东亚大陆之前，除这块大陆及受中国文明影响的地区之外，世界其他地区已经全部充满了雅利安人－日耳曼人的足迹，那些在前 15 世纪至 5 世纪之间，尚没有为他们*躏蹂**过的地方——美洲大陆、撒哈拉大沙漠以南非洲、澳大利亚等，现在已为他们所征服，并成为他们的殖民地。
一、欧洲人的到来
在之前，中国与欧洲的贸易主要经由阿拉伯人转手。
阿拉伯人控制中欧贸易有 800 年左右时间（从隋朝开始），这与穆斯林 6 世纪之后的兴起有关。
与中国最早有官方交往的欧洲人是葡萄牙人。
1517年，葡萄牙国王派使臣往中国，并命其勘测中国沿海。使臣率 8 艘船来到广州，两广总督友善地接见了他们，并允许他们的船只在上川岛停靠。随后，大批葡萄牙船队陆续前来，居驻在上川岛、郎白和澳门。
1535 年，葡萄牙人用行贿手段，获取广州地方官员同意他们在澳门晒凉货物①，从而获得了在那里居住和贸易的认可。
尽管中国并没有割让澳门这块领土，但到 1557 年时，葡萄牙人竟自行委任了官员来管辖澳门，把它当成了一块殖民地——如同欧洲人在其他地区所做的那样。
葡萄牙人占据澳门说明，在实行海禁后的明朝，并不完全禁止与海外贸易，闭关锁国一说尽管有其理由，但并不全然与历史事实吻合。
因为中国人有自己与其他民族打交道的方式，只要不惹事生非给中国人带来明显的麻烦，礼仪之邦向来宽待与中国来往做生意的人，即使像葡萄牙人那样以无赖的方式占据澳门，但只要没有更过分的行为，都可以在为外邦来华之人提供诸种便利的考量下予以容忍。
对葡人的容忍，说明明朝时期，中国对欧洲殖民者的本性并不了解。
1575 年，西班人派使团到中国，被许可在福建和浙江沿海通商，但不允许像葡萄牙人那样在澳门拥有定居点。但西班牙人并不老实，他们于 1626 年趁明朝混乱之际，袭取台湾基隆，在淡水建立了一个通商和传教基地②。1642 年，荷兰人将西班牙人从台湾赶走，占据了台湾。
满清入关后，明朝遗臣郑成功登陆台湾将荷兰人驱除。后来，在清朝平定台湾后，康熙解除了明朝因倭寇侵扰东南沿海而实施的海禁，在广州、漳州、宁波和云台山设立海关。1669 年，要带给中国灾难的英国人也来到广州，并开设了一间英国商馆。
很多人总是去假定，假如清朝晚期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而且对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的社会有彻底地了解，就不至于因为“愚昧”“无知”而犯下种种错误了，甚至可以避免*片鸦**战争，甚至可以像日本那样去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文化，也就不会有后来的那么多不堪了。
我们理解这种想法和心情。但也必须明白的是，除非中国是一个岛国，而且没有自己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也除非中国像日本那样没有太多值得欧洲人感兴趣的财富和奢侈品，不然，英国人和欧洲人是决不可能仅仅满足于与中国在广州等口岸贸易的。
如果他们只是想与中国做生意，事情就简单多了，除几个短暂时期外，中国从隋朝开始就一直与阿拉伯人进行着海上贸易，而且在英国人向中国贩卖*片鸦**遭到*制抵**之前，也与欧洲人做
了 200 多年的贸易，一切都是在平静的讨价还价中度过的，偶尔的摩擦或纠纷，也一直是大体平顺地予以解决了。
二、中西礼仪之争
实际上，欧洲人来到中国后，一边在做着“赔本”的买卖，一边企图改变中国社会，以便达到“欧洲化”中国的目的。
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与已被他们征服的地区并不相同，不仅富足且拥有独特而强有力的社会治理系统，单凭*力武**难以实施征服。
为了改变中国和寻找可能的征服方法，也为了让中国人皈依天主教，欧洲传教士便乘坐着商船，一批批地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1574 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团的 41 名教士，在范礼安的率领下到达澳门，并制定了让基督教像酵母般循序渐进地进入中国并从内部来改造中国的计划。
其方法是，使“欧洲至上主义”让位于文化结构，首先让自己“汉化”而非让皈依者“葡萄牙化”。这一使命的两位先行者，是 1583 年到达广东的意大利籍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③。
利玛窦之后，天主教逐渐在中国兴盛起来，1651 年教徒总数达 15 万人。顺治皇帝有着强烈的宗教倾向，这使天主教在中国的活动未受明亡清兴影响，反而因顺治与传教士关系密切，有助于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
顺治特别青睐传教士汤若望，聘为宫廷历法师，继而赐官进爵（钦天监监正，一品官禄大夫）。到了康熙时期，由于他热衷于西洋的科学和数学，常请教士进宫讲解，一时使西学和基督教至为兴盛，全国各地开始建立教堂，教徒也大量增加④。
但是，以利玛窦和汤若望为代表的尊重中国习俗和文化的传教方式，在方济各会和多名我会这些“欧洲至上主义”修道会那里，遭到了反对。
“这些修道会将非基督教文化看作是邪恶的产物，把对这些文化的容忍看作是对基督教原则的背叛。……抨击耶稣会士损害了罗马天主教信念的完整性，并误导了在中国的基督徒。”他们“试图将在欧洲和西班牙属地内得到遵守的所有教会法律和习俗，连同信仰原则一起加诸信徒身上。”他们列出的耶稣会士的罪状包括：“（1）不恰当地使用基督教术语，（2）容忍中国人祭奠祖宗、新亡者和孔子这类受质疑的仪式，（3）拒绝斥黜孔子，（4）没有公布教会法律，也不宣扬基督受难之事迹。”⑤
两类基督教信徒的争议，不仅涉及到极其重要的对文化或文明多样性的态度问题，也直接涉及了欧洲人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文明问题。
汤若望时期，欧洲基督徒已将欧洲及西班牙殖民地的文明连同人民一起摧毁和奴役，当然在那些地方不存在是否遵守教会法律、习俗和信仰的问题。但中国还处在他们尚未征服的阶段，是否能够征服也还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
但从世界文明正处在“欧洲至上主义”强制下的欧洲化进程来看，基督教在中国能否按照欧洲人的标准为信徒所接受，的确是事涉基督教“汉化”危险的重大问题。
实际上，这一问题在涉及“基督”(God)这一重要术语时，怎样与中国人对“天”的理解相区别，事关基督教是欧洲人之“基督”的宗教，还是中国人对“天”或“上帝”及其天地人崇高关系的信仰这一元初观念问题。
比如，挂在北京耶稣会教堂的“基督和十二使徒”的画像都穿着鞋子，在欧洲人看来，这是歪曲基督受难，而在中国人看来不穿鞋子意味着是下等人；这座教堂设有两个圣坛，一为基督坛，一为皇帝坛，在欧洲人看来，异教徒的皇帝是不能与基督平等的，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在中国人看来皇帝就是“天子”，恰与耶稣地位相若。
再比如，儿女向父母磕头以及臣子向皇帝跪拜，是表示尊重和感恩的仪式，欧洲人接受御赐赏品或听宣王旨时也行磕头礼，表示的也是尊重与感恩，但却认为中国人向祖先跪拜磕头具有宗教意义。
关于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以改变中国社会的这些“文字意义”与“礼俗问题”，曾困扰欧洲思想界和宗教界将近 100 年时间，神学家和哲学家们围绕这个问题出版了 262 部著作，还有约 100 来本未出版；教皇也由开始的有条件容忍中国信徒的俗礼，到最后转变为坚决反对俗礼。
1656 年，教皇敕令准许中国信徒守俗礼，但不得烧化纸钱，不得向死者祷告或祈求，也不得表达死者的灵魂会因为摄取供品而受益一类的意念。
1704 年，教皇改变立场，取缔俗礼，并禁止用“天”、“上帝”这些中国的元初概念来表示“基督”，但赞同使用“天主”。
1715 年，教皇发布教令，重申反对俗礼，违令者将革除教籍。
为避免在这些问题上的进一步纠缠，康熙决定，除保留少数科学家、匠师和历法师外，其他教士一律遣送回国。但执行并不严格，雍正时，由于怀疑教士参与了皇位之争，就严格执行对天主教的禁令。
雍正宣称：“中国自有中国之道，西洋亦有西洋之教法。西洋教法无需在中国传播，恰如中国教法无由流传于西洋一般。”1773 年，教皇解散了耶稣会，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遂告一段落。⑥
主要发生在 17 世纪的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及至这种传播的中断，已经预示了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冲突的性质和原因。
如果能够相互给予必要的尊重和宽容，而不是像罗马教廷那样执着于排他的恶念，传教本身对中国人只是意味着多了一种宗教方面的情感选择，只要不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皇权是不予干预的，就像佛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一样。
但是，如果借助宗教信仰企图改变中国社会，也大抵上会走向失败，因为中国的传统习俗和文明体系，经历了五千年的历史洗礼，不会轻易地由知性走向非理性，不会因为信了释迦牟尼或基督或先知穆罕默德，而放弃自己的元初观念、信仰及其由此形成的社会思想体系和习俗。
企图改变中国人元初信仰的任何妄想，都注定会最终走向失败。
三、文化技术交流
耶稣会解散前，共有约 500 名耶稣会士来过中国，其中利玛窦、汤若望等约80 人对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将欧洲的大炮铸造技术、历法、绘图、算术、代数、几何、天文、地理、医术、艺术、建筑和音乐介绍到中国；并主要由他们将中国的文明、思想和技术介绍给欧洲。
1682 年，柏应里向教皇呈现了耶稣会士翻译的 400 多部中国典籍译本，包括利玛窦的《孔子四书》的意大利文译本。
这种文化层面的交流，使欧洲“第一次领略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一些大学者和大思想家如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歌德、伏尔泰和亚当·斯密等人成为中华文明的崇拜者。在启蒙运动时代，中国人对生活的理性态度和它完全与教会分离的世俗政府，赢得了伏尔泰、霍尔巴赫和狄德罗的赞誉。在艺术方面，洛可可（Rococo）运动把欧洲从路易十四时代矫揉造作的巴洛克（Baroque）艺术形式中解放出来，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中国影响。意大利人、荷兰人和德意志人仿造了中国式的瓷器。法国出产的中式锦缎成为时髦珍品。带有石桥、假山和金鱼的中国园林大受仰慕，肯特公爵的克佐（Kew）植物园就特别因其优雅的中国风格而闻名遐迩。”⑦
相对于我们今天所知的欧洲在那个时代所创造的思想、科学和技术而言，传教士们给中国带来的新东西，并不系统和全面，毕竟他们是传教士而不是科学工作者。但偏见却阻止了双方进一步进行文化交流的可能性。不仅中国方面未意识到欧洲的思想、科学和技术，代表着人类文明的一种新力量、新取向而予以重视；“欧洲至上主义”以及它所代表的世界统治者的心态和逻辑，也使传教士们的努力化为乌有，将刚开始的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整整往后推迟了 150 年。尤其是英国，以其日不落帝国的傲慢和贪婪，始终梦想着使中国像印度那样屈服于它的淫威。在耶稣会解散 20 年后，英国便派“使节”来中国试探这种可能性了。
【本文完】
注释
①葡萄牙人同意每年为其船货交课 2 万两关税，并支付每年 1000 两的租金到 1582 年（？）。后来，在他们的一再请求下，租金降到每年 500 两。
②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 75 页。
③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 77 页。
④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 79-80 页。
⑤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 80 页。其中，不恰当地使用基督教术语，是指耶稣会士使用中国古老的概念“上帝”一词作为基督教圣父耶和华的译名；中国人祭奠祖宗被认为是多神崇拜而应受到禁止。
⑥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 81-82 页。
⑦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 82-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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