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地区的1942年“五一”反扫荡斗争,距今整整40年了。40年来，我们伟大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产党共**领导下,我们不仅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打败了国民*党***动反**派,建立了新中国。此后,冀中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永远结束了那种颠沛流离的日子，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今天,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几经挫折之后,重新走上正轨,冀中的广大农村生机勃勃，蒸蒸日上。我们身在幸福和欢乐之中,回顾一下40年前的峥嵘岁月,必将受到新的鼓舞和激励,从而促使我们更加信心百倍地搞好我们的“四化”建设。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以后,冀中平原成为中国*产党共**领导的著名的抗日根据地。从1938年起,日寇不断调集重兵“扫荡”、蚕食这一地区,然而都被我冀中军民粉碎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为了变华北为他们的“兵站基地”,进一步掠夺冀中的人力、物力,于1942年5月1日,纠集日伪军五万余人,在空军配合下,出动坦克、汽车几百辆,由其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冈村宁茨亲自指挥,对我冀中军民发动了空前残酷、野蛮、灭绝人性的“大扫荡”。这次“扫荡”规模大,来势猛,时间长,破坏重。敌人以绝对优势兵力,采用所谓拉大网、大合围、剔抉战的战术,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血腥*杀屠**我抗日干部和群众,竭力摧毁我民主政权，拼凑安插其伪政权。他们强迫群众为他们修筑公路,构筑据点和岗楼,挖县界*锁封**沟,妄图消灭我主力部队,彻底摧毁我抗日根据地,达到长期占领的目的。一时间,冀中平原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安平县是冀中的一个小县,面积不过505平方公里,人口当时也只有17万。它正处于冀中的中心地区,盘踞在这里的敌人逞凶肆虐,无所不为,环境极为残酷。然而安平人民的骨头是硬的,他们没有被凶残的敌人所吓倒。每当敌人洗劫之后,乡亲们从血泊中站起来,拍拍身上的泥土,掩埋好同胞的尸体,怀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又坚强地投入了新的战斗。在*党**的领导下,安平县人民同残暴的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克服了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创造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党**是胜利的组织者
安平县的反扫荡斗争能够在困难中坚持下来,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最根本的一条,是由于有*产党共**的坚强领导。
安平县1923年建*党**,七七事变前,已经由最初的几个*党**员发展到几百个*党**团员。抗日战争刚刚开始,国民*党**各级政权就如丧家之犬,纷纷南逃。安平县的国民*党***动反**县长曾经空唱过一阵“与安平共存亡”的高调,但是卢沟桥炮声一响,逃得比谁都快。这时候,冀中区*党**委、冀中行署、冀中军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于1938年夏季，相继在安平成立,因而安平县成为冀中区*党**、政、军、民领导机关的所在地,并且一直是我军活动的主要基地。安平县委在上级*党**的领导下,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发展壮大*党**组织，很快在全县200多个村庄建立起*党**支部,同时建立了各级政权，组建了各级武装。在*党**的领导下许多群众救亡组织也都成立起来,农民成立起农民抗日救国会,工人、雇农成立起工人抗日救国会,妇女成立起妇女抗日救国会,青年人成立起青年抗日救国会,文化界成立了文建会,儿童成立了抗日儿童团。几乎90%以上的群众都加入了群众组织。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差不多都是*产党共**员。
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各项政策,提出“抗日高于一切”的口号，发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实行抗日总动员”的号召,大张旗鼓地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有力地调动了各个阶层的抗日积极性。许多开明绅士被争取过来,不少人还成了抗日积极分子,大批青年学生、教员成了抗日的积极力量。我们*党**实行减租减息、雇工增资、合理负担的政策,实行统一累进税,减轻了贫苦农民的经济负担,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群众的抗日热情非常高涨，我们*党**的威信很高。日寇侵占县城前后,我们发动群众开展了拆城墙、挖道沟、打狗运动,把将来可能被敌人利用的县城城墙迅速拆毁，把将来可能会影响我游击队员夜间活动的养狗全部除掉,把大车道挖成既能走大车又能隐蔽部队活动的交通沟。群众积极响应号召,很快完成了这一任务。事后证明,这是很有远见的措施,为后来平原游击战争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8年底,日寇占领了安平县城，各项工作和群众活动暂时受到一定影响。但是不久，贺龙、关向应同志率领的一二○师很快来到冀中,连续痛击日寇,经常活动在安平县境。这对全县军民是极大的鼓舞,群众情绪很快振作起来，各方面工作更加活跃，在以后的三年多中,敌人只能龟缩在孤零零的县城据点里,广大农村完全是我们*党**的天下。1939年根据上级巩固*党**的指示，我县*党**组织进行了整顿，清洗了那些趁着抗日激流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自首变节分子,*党**组织变得更加纯洁,战斗力更加旺盛。同时进行了民主改革,建立三三制政权,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等运动，搞得热火朝天。为提倡男女平等，反对公婆虐待儿媳妇,成立青年识字班,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妇女的积极性。这时尽管强敌入境，但广大农村仍然热气腾腾，到处歌声嘹亮,人心沸腾，许多村庄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罕见景象。
“五一大扫荡”以前,我们做了必要的应变准备。例如深入进行民族气节教育,具体提出:不给敌人带路，不泄露抗日机密,不给敌人送情报,坚壁清野不给敌人纳粮,誓死不当汉奸等。从1942年初开始挖地洞,做隐蔽活动的准备。但是，对后来斗争那么尖锐,形势那么严重，当时是没有意料到的。“扫荡”期间,日寇的魔爪由城镇伸到了农村。整个安平境内，沟路交错，密如蛛网，碉堡林立，到处可见,只有500平方公里的一片小平原,敌人修建了20多个碉堡,平均每10个村就有1个，站在任何地方都可看到周围几个岗楼。村村成立了伪政权，强行推行保甲制度，家家登记户口,老百姓都要照相，发给所谓“良民证”。几个月内日军经常保持一个联队或者一个大队的兵力,加上伪军达一二千或二三千人，实行“强化治安”、“剔抉”、“清剿”，敌人气焰异常嚣张。特别是1942年秋冬青纱帐倒后，日伪几乎每天早晨都出来包围村庄，不仅成群结伙的敌人经常出来，就是一两个叛徒、特务也敢出来。敌人一到村里，不是抢粮征亻夫，就是追查我抗日干部的下落，逼迫群众说出我地方干部和游击战士,不肯说便毒打,甚至枪杀、活埋。在敌人的血腥*杀屠**下，一些不坚定分子开始悲观失望、动摇变节。原县长张小周叛变投敌，影响极坏。群众中人心浮动,急切地盼望*党**给他们指明斗争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县委根据*党**中央和晋察冀中央分局的指示精神,及时地分析了形势。认为由于敌伪政权的普遍建立，由于敌人武装*锁封**和细碎分割政策的加强,安平县形势已发生质变,即由原来的根据地变成了游击根据地。因此，我们的策略也必须相应改变,要在坚持武装斗争为主的前提下,把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一方面,我们加强了*党**对武装斗争的领导,并加强了锄奸防特和敌伪军工作，另一方面积极掌握改造伪政权，进行合法斗争。同时对干部群众进行了坚定胜利信心的教育,说明日寇是失道寡助的侵略者，终不能取得民心,加上本来兵源不足,现在妄想控制农村，实际力量更加分散，迟早要走向失败，疯狂杀人是它色厉内荏的表现。我们虽然暂时受到较大挫折，但我们各级*党**的组织还在,各级地方武装还在,觉悟了的广大人民群众还在。只要我们坚决执行上级*党**的指示,依靠群众，坚持斗争，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好转,我们必定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胜利的曙光就在前头，正像毛*东泽**同志后来指出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群众一旦明确了斗争形势和斗争策略，情绪就又逐渐高涨起来。
疾风知劲草。越是艰苦的环境,*产党共**员就越要发挥模范先锋作用。安平县的广大*党**员无愧自己的光荣称号,经住了这场严峻考验,许多同志在生死面前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勇敢的自我牺牲精神。曾经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县大队长王东沧同志,由于地主汉奸分子告密,被敌人包围在小张庄。东仓同志率领43位指战员同配有各种轻重*器武**的1000多名日伪军浴血奋战了整整一天，敌人始终未能攻占我军固守的高房,我英勇的战士紧握全县唯一的一挺轻机枪向外冲杀。突围时,东仓同志不幸牺牲。鏖战到深夜,我军终于突出重围。此战敌人伤亡惨重,仅北关的鬼子就被我击毙20人,敌人总共伤亡不下百人。1942年秋,七分区武委会主任李奇、安平县委宣传部长王冠峰、四区区委书记王信被敌人包围在前辛庄的一个内外皆有柴草的小屋里，敌人劝降，三位同志以枪回答。敌人放火烧房，三同志毫不动摇,宁沉火海,誓不屈膝,最后英勇牺牲。1943年冬,二区区委书记刘英、县教育科长何荣跃、二区青救会主任张建华黑夜到苏村传达反对敌人抢粮的指示,被特务发觉,叛徒马文献带领敌人300多，包围了该村,刘英等三同志钻入洞内,敌人发现洞口后,进行破坏,洞内不能坚持时到屋内固守,打死打伤敌人数名。叛徒马文献劝降，刘英等三同志痛骂认贼作父的马文献“你是无耻叛徒，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活不长了……”。敌人纵火烧房,三位同志高呼着“*产党共**万岁”、“毛主席万岁”、“*倒打**日本帝国主义”……最后壮烈牺牲。还有刘庄青救会主任刘志清同志，在率领六个青年破坏敌人电线时,不幸被敌人发觉。为了掩护别人脱险,他自己被捕,受尽敌人的火烧、狗咬、针刺等残酷折磨,当敌人提出“从则生、不从则死”时,刘志清同志高声大骂：“你们混蛋!……你刘爷爷纵死也是永远不会屈服的!”最后从容就义。象这样的优秀*产党共**员、革命干部是举不胜举的。正因为我们*党**不仅有着严密健全的组织,有着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而且还有着这样许许多多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大智大勇的优秀*产党共**员,所以才能在危难中带领群众不断前进。
群众是我们唯一的靠山
安平县境内外,全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无山可依,无险可据，应该说,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有着另一种比崇山峻岭更为可靠的靠山,那便是经过*党**多年教育的人民群众,正像毛*东泽**同志早就指出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完全打不破的”。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的游击战士便如鱼得水,不惧强敌。
那时候,群众亲眼看到我们*党**、*队军**不怕牺牲,真正为群众服务，所以*党**群、军民之间亲如一家,同生死、共患难。隐蔽在老乡家的干部、战士,如同兄弟姐妹一样,担水、扫院子、起猪圈、掏厕所，跟老乡一起下地劳动,女同志就在家纺线织布,帮助家务劳动。敌人来了，老乡的大儿大女都跟我们一起钻洞，也同我们拿起*器武**或工具共同消灭敌人,每一家、每一村都随时可能变成打击、消灭敌人的战场。军民之间、干群之间真是忧乐同分，生死与共。由于当时天灾敌祸严重,群众吃糠咽菜，可是我们来到谁家，谁家都是尽量做一些粮多菜少的干粮给我们吃。但是,我们坚决要和群众吃成一样,有啥吃啥。为了抗日,群众真是愿意把什么都献出来。我们在察罗村李瑞田家的洞，夏天渗进了雨水,使他家的北房屋倒塌了。可是大娘却说:“人才最要紧呢，房子算什么。要是需要，咱还挖”。有一次,我们同敌人战斗在滹沱河边,在杨各庄打了一仗,时值初春,河水解冻，在过河时有些战士落进冰水里,有些战士游到对岸,西赵庄、辽城等村的男女老少，其中包括不少青年妇女,立即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披在战士的身上,把战士接到自己家里,化装为夫妇、兄弟等关系，战士们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无论男女老少,当时都知道为抗日出力是光荣的。小孩从懂事起就知道恨鬼子恨伪军。敌人用糖果引诱孩子，那些平时连饭都吃不饱的孩子们硬是看都不看。大一点的孩子就开始站岗放哨。村子里住上咱们的部队,孩子们就爬到村外的树上，发现敌人后及时放出信号，很快传到村里。有的孩子当机要交通,把信缝在鞋底里,大襟里,通过岗楼,送往别的村子或取回来信。妇女们做军鞋军服,做得又快又好。打仗时，许多老乡冒着生命危险抬伤员。医疗条件差,一些伤员不得不住在老乡家里养伤。老乡们喂吃喂喝,端屎端尿,从来不嫌脏,不嫌累。报子营村的李杏阁大娘护理伤员无微不至,护理好了许多伤员,被誉为“冀中子弟兵的母亲”。
青纱帐是游击队的天然掩体，而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他们干等着挨打。为了利用青纱，群众自愿多种高粱,收割时只掐去高粱穗,留下高粱秆,使青纱帐尽量多留一些日子。敌人来到村里,经常把群众召集在一起，要群众去认领自己的亲人。他们愚蠢地想,那些没有人认领的就是他们所要追捕的干部。殊不知群众每次都把我们的干部和游击队员最先领了去,从来剩不下人。有一次，一个游击队员来到一个村里执行任务,刚一进村发现敌人正在街上游荡,正想主意脱身,已被敌人发现，这时只见路旁一位推碾子的妇女说青纱帐:“还不快来推碾子，在那楞着干什么?”口气俨然是在呼唤自己的丈夫，巧妙的掩护了自己的战士。
军民之间、干群之间的血肉联系最集中、最突出地表现在我们同堡垒户(挖地道掩护国家干部的群众)的关系上。堡垒户都是最可靠的基本群众。许多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都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掩护了我们。反扫荡中,日寇两次包围羽林村,妄想用毒打群众来找出抗日干部，结果没有一个人出来指认。最后,敌人硬拉出一个十二岁的孩子，用非刑毒打,逼他说出谁是抗日干部,孩子的母亲当场教育孩子:“不许说”。恼羞成怒的鬼子又把孩子的母亲拖出来毒打,这位深明大义的母亲忍着伤痛继续说:“可别说呀!……就是死了也不能留骂名”。残暴的鬼子将孩子打得死去活来,坚贞不屈的孩子始终未吐露一个字。又有一次，我们的干部被敌人包围在郝村,几个同志钻进李二嫂家的洞里。敌人逼问二嫂洞(地道)在哪里,二嫂坚决否认有洞。敌人打她,灌凉水、压杠子，用尽了毒刑，李二嫂始终未说,最后被活活折磨死。她家的房子也全部被烧。晚上同志们去安慰她的婆婆。老人流着泪说:“别担心我,咱打鬼子,鬼子会不打咱吗?要紧的是把鬼子打败。”话虽简单，但这是当时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心声。
掌握伪政权,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
形势的发展变化迫使我们采取非法与合法相结合的斗争策略。一个主要任务是掌握伪政权,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敌人一开始建立乡村伪政权时,许多村的*党**支部即已准备了合适的人选。让那些平时不引人注意,但又觉悟很高、*党**性很强的*党**员同志或非常靠近*党**的同志去充任伪乡长、村长、联络员,有的伪人员是敌人指定的,我们要逐一考察，不可靠的就要设法换掉。为了便于掌握情况,开展工作，在形势允许的条件下*大伪**乡里都要派进一些区、村干部,不然其他伪人员不知道怎样做才符合我们的政策。这样一来,伪联络员实际就是我们的情报员和交通员,伪村长就是我们的抗日村长。*大伪**乡公所名义上是敌人的政权,实际上是应付敌人的,日伪交办的事,能不办就不办,能拖就拖,能软抗就软抗。实在拖不过抗不过的,就制造假情况欺骗敌人，如联络员遇到困难,无法应付敌人时,就干脆不去联系,说是被“八路军抓走了”。又如敌人要粮要得紧,我们可以夜里到村头放上几枪,第二天联络员就向敌人报告,说粮食被八路“抢走”了。而对我们来说,一经改造的伪政权都是真心实意地做抗日工作,如征收公粮,征收累进税,组织做军鞋、军服,组织群众送公粮等等。
反奴化教育也是通过革命的两面政策实现的。为了模糊群众的民族意识,敌人特别抓紧对少年儿童进行思想毒害。他们强制小学使用所谓“新民课本”,我们则针锋相对,发放抗日课本,敌人来了就假装看“新民课本”,敌人一走马上讲抗日课本,以伪新民小学的名义,坚持抗日民族文化教育。
加强敌伪军工作
我们为了加强敌伪军的工作,根据上级指示,县委专门成立了敌工部,区委设立了敌工委员。首先是设法打入敌人内部,日伪经常抓夫抓差,有时还要一些长期的勤杂工等,这都是我们打进去的好机会。由于这些人一般都是“伪村长”或“伪乡长”推荐的,这就为他们获取敌人的情报创造了条件。他们经常把敌人的兵力行动情报及时送出来。所以，敌人外出“扫荡”、抢粮，一般我们都能事先得到消息，敌人常常扑空和遭我伏击。有时敌人大规模出动时,我们视情况还可以转入据点内休息。打入敌人岗楼内部的同志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反扫荡期间,我们攻击县城和攻克敌人七个岗楼,除一个之外,几乎全是在内线同志的配合下打下来的。付各庄岗楼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大据点,我们打进去三个同志,其中有一个名叫苏小红,刚刚十四岁,是县大队的侦察员,打入岗楼当“勤务员”。这个少年聪明伶俐、机智勇敢。攻楼之前我们的同志有意拉敌人打牌；苏小红一枪打死岗楼上的哨兵,紧接着便把楼间的木盖盖死,同时朝楼下扔*榴弹手**，敌人立刻乱作一团。我游击队乘机迅速冲入,四十多名敌人全部缴械。没用几分钟,就干净利落地结束了战斗。
对伪军的瓦解工作非常重要。伪军不是铁板一块,一般地说,除一些铁杆汉奸外,有不少是被敌人强行拉去的,他们并不甘心情愿为敌人卖命。只要我们的力量不断增大,政策正确,各项工作做得好,抓住时机,对这些人晓以大义，是可以争取的。他们的家属差不多都在农村,我们经常做家属工作，要他们转告其子弟,日本鬼子一定要灭亡,不要做敌人的殉葬品。有时候,我们夜间包围岗楼,向伪军喊话,给他们宣讲形势,教育他们要“身在曹营心在汉”，不要做坏事,“善有善报,恶有恶果”，过去做了错事的,只要改恶从善,杀敌立功,也给出路。在战斗中,游击队坚决贯彻执行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对于放下*器武**的伪军不打骂、不污辱,愿意回家的允许回家，愿意留下抗日的表示欢迎。这些工作富有成效,有的伪军主动跟我们联系,愿意给我们提供情报,特别是1943年下半年以后,日寇逐渐走下坡路,许多伪军考虑退路,更主动“讨好”我们。
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都小心谨慎地做周围伪军的工作,逐步分化瓦解他们。我们打进崔安铺岗楼的吕平同志经过长期工作，把五个伪军士兵争取过来，他们都表示要弃暗投明。1943年8月的一天凌晨,他们乘敌人不备把几十只枪的枪栓全部卸掉绑在一起,紧接着分头动手,差不多同时把作恶多端的伪军小队长,一、二两个班的班长全部干掉，其他人在混乱中表示服从，于是全岗楼一个小队的伪军集体反正。
群众也可以做敌伪工作,我们能够攻克角丘岗楼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角丘岗楼是敌人的重要据点之一,住着一个班的鬼子,*器武**很好。有一个年轻的16岁的小翻译,名叫张恩淼,经常流露出对日寇的不满言论,乡亲们主动接近他，后来县敌工部和他取得联系,1943年春,他与我游击队约定，由他作内应，寻机攻克敌据点。一天下午我军埋伏在岗楼四周,敌人把*器武**放在楼上,下楼来正要吃饭,小翻译突然把楼盖盖死,一面向外晃动毛巾。我军看到这一信号,立即冲过*锁封**沟,当即打死4个鬼子,其余的狼狈逃窜。我获机枪1挺,三八枪10支,小炮1门,更重要的是严厉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振奋了群众情绪,提高了坚持斗争的信心。后来我们把这位小翻译送到晋察冀边区去学习。
为了有效地教育可以争取的敌伪人员，必须毫不犹豫地进行锄奸斗争。对于那些死心塌地地为日寇尽忠效劳的汉奸，决不能心慈手软。我们对他们实行“打一警百”的办法,每除去一个,都要扩大影响,张贴布告，散发传单,把他的罪恶公布出去，以警告其他。由于环境残酷,有的人动摇变节,被敌人利用了。我们利用内线,及时地掌握情况。对那些叛变投敌、出卖同志的坚决予以处决,以保证其他同志的安全。付各庄*大伪**乡长刘老昌,表面上对我们政府干部尊敬,其实内心不满，曾威逼村干部到大乡自首,还主动向敌人献媚,把他的外甥女嫁给伪警察所长,我们坚决把他除掉。叛徒可庆增原为我县文建会干部,后投敌,为敌人刺探我方情报,罪大恶极。我们在付各庄集市上将他逮捕,当晚枪决于付各庄两个炮楼之间。此事对伪军震动很大,有的表示今后一定要老实做人,少做坏事。
武装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
在坚持抗日战争和反扫荡斗争中,*党**最重要的任务是坚持武装斗争,毫无疑问,工作要从多方面展开,但中心是武装斗争。正如毛*东泽**同志在《〈*产党共**人〉发刊词》中指出的:“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产党共**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这很明显，最后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要靠武装斗争解决问题。因此,当时的许多工作都要直接或间接地为武装斗争服务。群众工作是为了掩护八路军、支援游击队,进而打击和消*日灭**伪军。瓦解敌人的工作更是为了缩小敌人的力量，以便更有利地消灭它。同时,只有武装斗争搞好了,其他工作才能开展起来。游击队是老百姓的“主心骨”。有了*队军**,群众才有盼头，群众工作才有立身之地。当时日寇扬言，在哪个村里打了仗,就要到哪个村子杀人烧房子。曾经有人担心打仗会脱离群众,其实恰恰相反。我们县大队、区小队多次在子文、毛庄、油子村、邢庄打敌人的伏击,打了就走,已成习惯。部队住下,群众不仅不怕,反而觉得有了依靠，对我部队更加热爱。打仗时抬伤员，掩埋牺牲的战士,打了胜仗,老乡纷纷送慰劳品。群众内心是欢迎打仗的,打敌人打得越狠,群众越能看到胜利的希望。连有些与敌人开始离心的伪人员也高兴,因为这样他们支应敌人就有了借口。打了胜仗,震慑了敌伪,我们的敌伪军工作也好开展了。
群众不仅不怕打仗,反而是越打胜仗,抗日热情越高。许多青年自动报名参军,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母亲叫儿子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情景。二区青救会张建华同志英勇牺牲后,当我们的同志去安慰他的父亲时，他的父亲说:“孩子为民族解放而死,死得光荣”。他毅然决然地又让自己另一个孩子参了军。安平县在抗战期间参加八路军的有8689人,平均三四户就有一个当八路军的人,所以我们当时的兵源是非常充足的。
从1942年5月到1943年2月这一段,环境最为残酷。由于这时我主力撤出日伪包围圈,坚持地方武装斗争的是县区游击队(也叫县大队、区小队)和地区队。当时我地方*党**组织和武装力量受到较大损失,所以保存力量、积累力量成为非常严重的任务。正是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按照上级指示,我们要争取“半个天下”,即白天隐藏,晚上进行锄奸等活动。当然,这只是说不主动把实力暴露在敌人面前，不轻易同敌人正面冲突，但必要的战斗还是要打的。
敌人疯狂残酷的大“扫荡”,使群众有些慌乱,甚至有的有些悲观,感叹地说：难道五年抗战就这样结束了吗?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选择时机,狠狠教训一下敌人,煞煞他们的威风。1942年6月，敌人抓了很多民工,在辛营村修滹沱河桥。要竣工时,准备第二天大大庆祝一番。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我们决定头一天晚上给他把桥烧掉。这时正是旱季,河里水很少，桥头敌人戒备森严,要烧桥困难不小。首先，河底与桥身相距很高,我们不可能运去很多燃料,如何使有限的燃料接近桥身?其次，如在桥下点火,很难逃脱敌人的火力；如在远处点火，又没有导火索,怎么办?经过研究，终于想出办法。我们找来许多很长的木杆子,上端捆上浇了煤油的谷秸，旁边插上一根白铁筒,筒内插上一根大香，香的上端捆上一束火柴,火柴与谷秸相接。我们事先把大香点燃，十几个指战员脱去衣服,趁深夜悄无声息地把长杆扛到桥下,靠在桥墩上，使上端的草把紧挨桥身,然后我们爬到周围的地里,待大香点燃火柴，火柴烧着谷秸,于是一片火光冲上天空。我们立即向敌人射击，威胁敌人不能救火。只见敌人慌忙打起照明弹,轻重机枪胡乱扫射，不一会,崔令据点的骑兵也来增援。经过一阵混乱之后,我队员安全脱险,附近群众看到那冲天的火光,听到我军的枪声,受到了很大鼓舞。
滹沱河北一带敌人特别猖獗，居然张贴布告，指名道姓地要“捉拿”我们的县、区干部,还造谣说我军已被消灭,剩下的已逃往京汉铁路以西,扔下老百姓不管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决定打击敌人，振奋民心。1943年1月的一天晚上我县大队、二区小队联合行动。突然包围大豆口、义门、南寨、付各庄等岗楼,有意用机枪、小炮轰击敌人,同时向敌人喊话。这次虽未攻克岗楼,但给了敌人以很大震动。有些群众听到我们的枪炮声,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当群众知道自己的*队军**没有垮,抗日战争大有希望时,怎么能不高兴呢?
1943年春，形势开始好转,斗争由隐蔽走向半公开、全公开，队伍由分散到集中，多时可集中到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战斗规模也比以前大。我们不仅能打挑帘战、突围战，而且能打伏击战。有时候敌人人多，我们人少,但只要事先做好准备,坚持毛主席指示的“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原则,也可以袭击敌人，破坏敌人的行动计划。日本鬼子占据的角丘岗楼,就是这年春,采取里应外攻的办法,打下来的。这一年夏收刚过，我区小队七个同志得知辛营岗楼的日伪军要到院西村抢粮的消息,事先埋伏在院西村北的凹形堤坡上，一百多个鬼子伪军刚一上堤,我们一齐开火打了敌人个措手不及。吓得鬼子拨马而逃,我们也趁机迅速撤退。这一次，敌人一粒粮食也没有抢走。有时候我们人多,就按照“战术上以多胜少”的原则，咬住敌人不放，务必消灭其有生力量。1943年6月,我三十六区队、县大队、各区小队在刘兴庄消灭前来抢麦子的伪军一个中队以后，开始转移,路上恰遇饶阳县一个区小队,于是联合行军至王岗村西公路附近，正与鬼子一个班、伪军一个中队遭遇,鬼子大约只看到了穿黑衣服的区小队，所以并未止步，后面伪军发现穿黑衣服的后面有我们穿紫花布衣服的大队人马，于是扭头就往回跑。这时我们已把鬼子逼进村里,敌人占了一所高房,我们集中火力轰击高房的屋顶,最后我们冲上高房，把这一个班的鬼子全部消灭。接着，地区队、县大队、区小队和博野县大队，在南里村战斗中,打死了崔令据点日军联队长小申，次日又转移到饶阳、蠡县，打了“三岗”战斗，我军集中千余人,激战一天，打死敌伪三县剿共司令郑国志，打死打伤敌人一百多。8月,县、区游击队集中整训期间，我二百多人在毛庄打了县伪警察局的四个武装班，把敌人包围在西两洼村的一所房上,开始敌人还想顽抗，我们开了一炮,他们即全部缴械,打伤5人,得7匹马,26支枪。他们的12辆自行车被我们全部砸毁，我无一人伤亡。这一年冬，我们的区小队,在内线同志的配合下，趁伪军正睡觉时,一枪未发,拿下宅后寺岗楼,伪军全部被俘。
到了1944年,形势更进一步好转,我们开始步步走向胜利，这时部队集中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主动向敌人进攻也越来越多。民兵武装已经恢复，配合部队活动越来越有力。我们连续地攻克敌人的炮楼。1月,我县大队利用假装徘徊村维持会向岗楼送礼的办法，欺骗敌人放下吊桥，一举攻克了王六市伪军岗楼。2月,由于刘英等三同志的壮烈牺牲,激起了我指战员和广大群众的复仇烈火,我地区队、县大队、区小队在打入南寨楼的*产党共**员“勤杂工”李大轩等同志配合下,一举攻下了南寨楼,打死伪中队长1名，俘伪军40名,我无一伤亡。群众看到我们大白天地攻下了炮楼,真是高兴极了,周围村庄的男女老幼送来许多慰劳品。部队撤离后,群众怕敌人再来,一夜之间把岗楼拆了个净光。麦收后,为了开展护粮斗争，我县大队、区小队,第三次火烧辛营桥：四位战士用船载着浸油的秫秸,剪断河中三道铁丝网,到桥下放火,将桥烧掉三孔。不久，大同新岗楼被我们放火烧毁，很快又攻克了黄城岗楼,并且不断地*攻围**其他岗楼,敌人不得不主动从炮楼撤出。到1944年7月,敌人已从所有岗楼全部撤回县城。这一年的10月初,我们县大队、区小队和三十六区队，利用内线关系，第一次夜袭了安平城。这一仗,攻克伪警备团部，全部俘获其独立中队;袭击了伪县警察所,打进伪县政府，活捉了伪县长温庚宇及其秘书，得枪一百余支，马十五匹。到1945年,从5月13日开始，我县大队、各区小队配合军分区主力部队*攻围**安平城,中间经过两次攻城战斗,最后又把由饶阳县撤退安平城及安平接应的日伪军包围在韩村铺东的洼地里,经过一整天激烈战斗,敌人死亡惨重。到5月24日,残余的三百多鬼子和伪军五六百名，拼命逃往深县。安平县获得解放。
从1942年“五一”扫荡起至1945年安平解放,我们县、区游击队共组织大小战斗100余次,毙、伤、俘日寇中队长3名、小队长3名，伪军警宪投诚、反正、俘虏、伤*共亡**420余人,消*日灭**军80余人，俘1人。我共得枪支420支,其中有机枪2挺,小炮2门。共攻克岗楼据点6个，1个岗楼的伪军反正,逼退16个,协同兄弟县解放县城两座(旧城、晋县)。
几年的反扫荡斗争中,我县军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统计,有2269人光荣牺牲了,其中有*产党共**员474人。就在安平县获得解放的第二天，毛主席在延安*党**的第七届代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光辉报告,他在报告的最后说：“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我们*产党共**人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终于打出了一个新中国。今天,我们这些幸存者,我们的子孙后代,要永远记住那些为民族的独立贡献出生命的先烈们,要为实现他们的理想,他们的未竞之业而继续奋斗。
作者：张亮 刘其恒 张根生
注：建国后，张亮同志曾任国家医药总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刘其恒同志曾任国家统计局人事司顾问，张根生同志曾任吉林省省长。三位同志于1942年至1945年期间,先后担任安平县委书记。
——摘自*共中**衡水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的《永恒的历史》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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