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李笑非先生新作《存而不论》中的节选,原名《把川剧推向全国》。笑非先生特别授权本头条号在网络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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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五省十一市,川剧走向全国的第一次巡回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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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巡回演出,是1959年。
这时正是省川剧院二团下放到成都市与成都市川剧团合并组成成都市川剧院的时候。李市长很重视剧团的剧目不被打散,因此,省二团就成为成都市川剧院的一团,成都市川剧团成为川剧院的第二团。这个安排是很有见地的。如果由于组织体制上的一些变动,把人员扯散了,剧目也扯散了,什么都要新起新发,从头开始,那损失就太大了。
现在有一些院团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反复人为折腾,凭个人的主观想像拍脑壳办事,搞得剧团今天分,明天合,分了合,合了分,结果人心散了,默契散了,剧目当然也散了,什么戏也演不出来了。
我们成都市川剧院1959年有三大任务:第一个是作为班底组成中国川剧团参加出国演出,到东欧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保加利亚、实际还有(前)苏联(不是正式访问演出/前四个国家是正式文化交流访问演出)等几个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第二个任务是组团进京,参加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并进行巡回演出;第三个任务是接待祝贺我国国庆节来成都的社会主义政营国家的外宾演出。
第一个任务是由省上那个李老板(亚公)组织、省里抓,演职人员以重庆和成都为主加各专县的,是全省性的组织剧目。这次出国,带了三个大戏:《谭记儿》、《芙奴传》、《焚香记》,还带了一些折子戏。我是参加这项任务的,我演《谭记儿》的杨衙内,《秋江》的老艄翁,《芙奴传》的苏冉。
第二个任务,到北京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后参加巡回演出。这是以成都市川剧院青年川剧团为主,这个青年川剧团,是由川剧院一、二团抽调部分青年演员,在1959年元月13号组建的。我当时是这个团的第一副团长,主持工作。另外还有一批省川校的第一届毕业生,正在我们院实习。因为加上了他们,剧团临时改名叫四川省青年川剧团,主要演员大部分是成都市青年川剧团的。这个团的特点,就是全团演员与乐队工作者,都是解放后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逐渐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平均年龄大约二十岁,比第一次巡回演出的团还要年轻,最小的李增林、李薇他们只有十二、三岁。主要演员就是竞艳、筱舫、舒元卉、崔亚欧、罗玉中、胡小凤、李笑非、张光茹、蓝光临、筱艇、黄素芬、蒋立元这一些;还有川校的冯玉芳、蔷方云、藏振勋、燕风英等等。
这个团由两个方面的人员组成,李市长很注意团结工作,他指示我们说:“实习生是客人,每个人都要给人家安排主角戏(但一般都是B角),也尽可能让他们上演。”冯玉芬就上演了《自蛇传》的青儿,蔷方云上演了《白蛇伟》的韦陀,藏振勋演出了《鸳鸯谱》的乔太守等等。
国庆十周年献礼,全国许多剧种,许多大师和名家,汇聚北京,是一场全国性的戏剧艺术的大检阅。四川省青年川剧团来的却是一批娃娃,虽然还有一批老师作顾问,但演出主要是青年演员。顾问们只是在必要时演一下内部晚会。青年们的演出效果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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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元帅看了戏说:“儿子硬是比老子强喃!”
周总理在人大会堂的一次宴会上说:“川剧如此兴旺,出了人才,出了剧本,成都市市长李宗林是立了大功的。请你们(指当时在座的阳友鹤、刘成基等顾问老艺术家)转达我向李宗林同志敬一杯酒。”
周总理还说:“这次川剧进京参加十年大庆,特别努力,中外人事反映都很好。川剧几百年历史,又有东西。你们这些同志(指其他剧种在坐的名演员)都是王牌,而川剧来的都是些娃娃,他们带了很多节目,他们是有目的的,我们这次叫他们来也有这个目的,一个剧种要后继有人,要有继承人,这是他们第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一个成就。第二,他们四川领导抓老艺人的工作抓得好(政治上/学习上/生活上),他们表现在不保守上。老演员退居幕后,当艺术指导,他们能让出舞台。第三,他们挖出了很多剧本,几百个,丰富了舞台演出,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
总理每讲一段,下面都热烈鼓掌一片,大家欢喜得很。
总理最后说:“最后我提议,为川剧进一步作出成绩举杯,大家向川剧青年团学习!”
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请川剧团全体同志吃饭,陈毅元帅、贺龙元帅、罗瑞卿总长也应邀出席,贺老总首先举杯祝贺演出成功……
他高兴地说:“你们为四川人民争了光,为川剧争了光,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请代表我向你们的好市长宗林同志问好。”
这一次巡回演出,不仅在艺术上获得好评,在培养青年方面也得到充分肯定。我们这个团被评为全国先进单位,是筱舫去领的奖。
我们这次获得这么大的成绩,除了李市长的决心和远见,还有好多具体措施。首先还是剧目。这一次带的剧目非常丰富,如《白蛇传》(剧本是吴伯棋执笔/阳友鹤、李笑非执导/我排演了三稿,因被调参加出国团,李市长指定由夏阳同志接管此戏,不知怎么说明书没有添上老夏的名字)、《鸳鸯谱》(剧本是吴伯祺、周静改编/刘成基执导)、《闹齐庭》(是在经过重庆赵循伯鉴定的剧本的基础上/由刘成基、范光翔加工、整理/刘成基、曾荣华执导)、《赵盼儿》(徐文耀根据关汉卿杂剧改编/夏阳执导/主要演员是竞艳、元卉、晓艇)、《花仙剑》(阳友鹤导演/竞艳主演/这是一出鉴定过的老戏)、《治中山》(鉴定剧目/刘成基执导/崔亚欧、阳抚、冯泮香、晓艇演)、《借亲配》(范光翔的剧本/刘成基执导/主演是张运喜、张光茹)、《望娘滩》(徐文耀剧本/刘成基执导/李增林、冯玉芬主演)、《窦娥冤》(徐文耀剧本/笑非执导/张光茹主演)。除了这九出戏,还有1957年曾经演出过的保留剧目《拉郎配》、《萝卜园》。献礼着重是《拉郎配》,剧本又经过徐文耀整理,沙汀沙老也帮助修改、出点子。另外还有一批折子戏。青年演的有《梵王宫/射雕·挂画》、《百花赠剑》、《东窗修木》、《别洞观景》等四十多出;这之外还有艺术指导、老艺术家们演的一台折子戏,有《战袁林》(秦裕仁)、《金台将》、《劝夫》(刘金龙)、《断桥》(曾荣华/阳友鹤/秦裕仁)、《背鞭逃国》(曾荣华/他不是我们团的曾荣华老师,是专县剧团的一位老艺人)、《戏叔打饼》(竞华/曾荣华),这一批老艺人是以顾问的身份出演的。
李市长这样安排,有很深的含意。
他在1959年09月29日写给青年川剧团的信中这样说:“你们(指老艺人)此次出去,从表面上看,没有正式参加演出团的演出工作,好像是挂了个艺术指导的‘虚名’,实际上*党**是交给你们几项重要的任务。‘教’是希望以这个青年演出团为基础,在*党**的多快好省的方针下,通过实践摸索出一套培养川剧后一代的经验。‘学’是因为你们对川剧艺术有一定成就,能够与其它剧种互相观摩,互相学习,真正吸取其它剧种的精华来丰富川剧艺术。‘演’是要通过你们的演出,一方面给其他剧种观摩,一方面把川剧的艺术介绍给其它剧种和省外的观摩,来达到全国戏剧交流和推广的作用。这样重大的任务,*党**和政府是相信你们,才大胆地交给你们,也有信心,你们能够完成。”
的确,在这次献礼和巡回演出中,这些老先生们,起了很好的作用。
再一个措施,就是对剧目的质量精益求精。
比如我们排《白蛇传》,李市长一再强调,要发挥技巧的作用,他提出了一些很具体的要求。举个例子,就是韦陀“踢慧眼”,李市长说:“大约是1923年,我在成都市商业场当学徒那阵,常去悦来茶园看‘三庆会’演戏。那时就听说康芷林演《金山寺》中的韦陀表演过‘踢慧眼’。怎么踢上的也没听说过,反正一个‘尖子’( 踢正腿)额上就多了一个眼睛。你们川剧团有47名演员(包括学生),平均年龄20岁。你们作领导的,要领导青年敢于继承,敢于发展,要通过技巧来表现《白蛇传》,要以戏带功,以功促戏,功有所用,练有目的。”又说:“你们很多人都是半罐水,不要怕,两个半罐水倒在一起就是一罐水,都要团结互助。”
“踢慧眼”这个绝技,我们当然都没有看到过,但是我听前辈们说过有关它的故事。传说有好几种,其中有传得较广的一种说法,是“康二蛮一脚踢走曹大王”。当时资阳河有位著名的文武小生、川剧表演艺术家曹大王(俊臣),到成都悦来茶园的“三庆会”演出了《江东桥》、《双旗门》、《盗银壶》等戏,轰动了成都。坐镇成都“三庆会”的会长、川剧著名文武小生、后辈尊称为康圣人的康二蛮(芷林)当然也不示弱,为了增强竞争力,虽然年过四旬,每天早晨还要到洗澡堂去搁腿,使腿功进一步保持和提高,能运用自如。一次曹、康联袂演出《金山寺》,曹大王演小青,康圣人演韦陀。曹大王三十多岁,正是精力充沛的好时候,他仗着自己的技艺高,对人很傲气。在《金山寺》里,他演小青,用了好多技巧,观众好声不断。曹大王也得意得很,掌声越高越卖劲。大家都为康圣人捏一把汗,因为韦陀没有好多事情可做,只能亮亮“登打”(架子功),没有要好的地方,有的说他就不该去扮演这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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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大家担心之际,法海高声急呼“护法韦陀”,康圣人不慌不忙,掐准了“打杂师”那把烟火的火候上场亮像,观众只觉眼前金光一闪,就像是韦陀驾着金光到金山寺听命,先就把大家镇了一下。接着亮功架,康圣人的架子功漂亮极了,在漂亮中还使人觉得有一种“神”气。亮架子的时候,完全不亮腿功,文文静静,派得很,真有“上仙”的派头。在讲“领法谕”之后,走了几步武生的慢步转快步,既是转折,又是铺垫,步法、身段组织得很妙,走出山门,讲完“待吾睁开慧眼一观”,一个正眼“尖子/踢腿扬脚尖”,然后亮住,额头正中心瞬间增加了一只眼睛。观众都看呆了,剧场里一点声音都没有,三、四秒钟之后才反应过来,在那么静的情况下,突然爆发的掌声,只可以用“雷动”来形容。人们鼓掌,鼓了又鼓;喊好,喊了又喊。这种既符合人物身份、情景,又出奇制胜的绝活,简直把观众迷住了。紧接着康圣人加快节奏,踢靠页、踢靠的左右后飞腿加旋转、敏捷飘逸,一派趾高气扬的神气;站左右独脚(金鸡独立)加后勾腿(后勾旋转身),稳如泰山;踢左右旁脚,运用自如。这一连串的动作,不仅稳、准、美,而且充分表现了韦陀的傲气。特别是韦陀打败了小青,那一阵骄傲自得的冷笑,又是一个满堂好。在这样一点点戏当中,观众多次叫好,那真是不容易。戏完之后,大家都向康圣人祝贺。有人说:“你那段骄傲、冷笑的表演,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康圣人却说:“就是韦陀骄傲了,才捉不到青蛇、白蛇,法海才不得不另差紫金铙钵。表现韦陀的骄傲,是给后面法海差紫金铙钵作铺垫。韦陀骄傲了捉不到白蛇,演戏的骄傲了就演不好戏。”
从此后,曹大王离开了“三庆会”。
这就是“康二蛮一脚踢走了曹大王”这个典故在川剧梨园界传说的由来。故事虽然可能有点夸张,但是说明了艺术竞争不只是技巧翻新、技巧的运用,必须是要更好的表现刻画人物。康圣人高就高在这里。
李市长提出来要我们来搞这个“踢慧眼”,我们也觉得很好,但是没有人会,连看都没看过,有些人听都没有听说过。于是,经过研究我们贴出“招贤榜”,说明目的和意义,特别强调李市长对我们的要求:“青年团要像青年团的样子,青年人要像青年人的样子”、“要敢于继承、要敢于发展”。“招贤榜”一贴,还真热闹了,有的说行,有的说不行,最后是小生组的晓艇和鞠明祥扯了“榜”。他们首先苦练腿功,使正腿能轻松自如地踢到前额正中,既能踢到又不踢痛。然后用纸壳做一只眼睛,粘在靴尖上,踢正腿,“眼睛”就贴在额头正中了。他们算是完成任务了,但是还不稳当,有时候粘紧了贴不上;有时候又踢歪了;有时候走台步,“眼睛”没粘紧,又走飞了。但是,大家并没有灰心,我们边排、边演、边改进,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就及时解决。李市长也一再督促和鼓励我们。后来蓝光临又提了个建议,又一次改进,才把这个技巧稳定下来,一直延用到现在。李市长这样做,对青年的成长多有好处啊。
再一个就是修改加工《拉郎配》。
这中间还有一段小故事,说起来很有意思。同时也正说明李市长抓川剧的认真劲儿。他只要发现了问题,就一定要认真解决。我们第一次巡回演出,在北京就演出了《拉郎配》。1957年3月间李市长到北京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他一下飞机,就先到剧团来看我们,还给我们每人带来一个广柑。
他说:“家乡的广柑,飞机上不能多带,每人一个。”
格外还给我们带来一包辣椒粉,交给伙房,叫少放一点,让大家吃好就是了。辣椒吃多了,怕影响嗓子。东西虽然不多,但是体现了他对大家的关心。这些东西都是他自己掏腰包买的,他从来不动用公家一文钱。大家拿到广柑,谁也舍不得吃,都围着李市长交谈,摆龙门阵,心里暖烘烘的。晚上,李市长来看我们演出的《拉郎配》,这个戏因为是在赴京的路上赶排出来的,他在成都没有看,他一到就赶着看。我们排的每一个戏,他都是从排戏到彩排到剧场演出都要看过。这次巡回演出是李青同志带队,李市长看过戏,第二天就打电话把李青叫到他住的饭店去。
见面就问:“你们为什么不听北京还有人对《拉郎配》有意见呢?!”
李青一时摸不着头脑,说不上来,只得喃喃地回答说:“据说田汉老有些意见,什么意见不清楚。不过北京也有别的同志说田汉老的话不一定对,不忙采纳,而且••••••”
还没等李青同志说完,李市长立时脸上没有了笑容,也可说是变了脸,手还不停地颤抖,牙齿都在抖••••••这是因为他在*疆新**监狱中受酷刑留下的后遗症,一激动,手和牙齿就颤抖,大家都知道,这说明他这时的确生气了。
他斥责李青道:“什么‘据说’?‘不过’?‘而且’?你们连是什么意见都不知道,怎么晓得对不对?临走时,建书(米建书/当时管财政的副市长)同志要你们到首都虚心学习,为什么不听田汉老这样的专家的意见?”把李青同志好骂了一通。
李青当天晚上就和剧团里的干部程淳同志赶到田汉老家中,请他到广和剧场看了戏。在送田汉老回家车上就征求田汉老对《拉郎配》的详细意见。田汉老的看法是:剧中李玉、张彩凤这两个主要人物性格不够丰满,重点场次不突出。李青用电话向李市长汇报了田汉老的意见。
李市长回答他说:“这才像个样子嘛!别人一说好,就得意忘形,根本不是做学问的态度!”
李市长就是这个秉性,平时关心大家无微不至,要是你做错了,他狠批评你,一点情面都不留;你改了,他就高兴。这次李青虽然挨了骂,但是心服口服。回到成都后,还认真总结。同时再一次研究、修改《拉郎配》,使之达到第二次赴京的新水平。这事过去几十年了,李青和我聊起,对当时的情景和挨骂的回味儿还那么亲切、安逸。大家可以想像李市长的人格魅力是多么地深入我们这些跟随他干川剧事业的人。
这一次巡回演出的路线,从成都出发,到西安、上海,这是在国庆之前。因为1959年国庆十周年献礼,什么时候进京,在时间上国务院设的专门机构都有严格的要求和规定,文化部都要听它的安排和通知,有统一的安排。再一个就是我们想先到上海演出,可以先请上海的专家和观众帮我们提提意见,再进行一些加工,通过实践,练练兵,同时要作些宣传,造些气氛,然后再进京。
在上海,陈西禾(上影导演)同志和上海的文艺界都喜欢《白蛇传》这个戏,但也有些意见。有天晚上,陈西禾同志来到我们住地,他将和沙梅对《蒲阳惊变》这场戏的处理意见谈了一通,我们认为很好,西禾同志就将剧本带回去连夜修改,第三天老夏重排这场戏时,沙梅老一早赶来临场指导。他们这一改,使戏增色不少。
李市长在电话里也十分高兴地说:“这就是先到上海演出的目的之一,让上海的专家和观众帮助我们提提意见。”
在上海演出的时候,李市长就坐在电话机旁边等着听我们的汇报。比如,一拉开大幕效果怎么样?等等••••••就这么细的事他都要知道、都要汇报••••••《白蛇传》一拉开幕,整个罗汉的造型、佛堂场面很大,哗!观众一下震惊了••••••“踢慧眼”踢好了没有?“变脸”情况怎么样?“雄黄阵”的处理怎么样?“金山寺”怎么样?那么多武功演员在台上翻滚有没有受伤的?我们都要随时通过长途电话向他汇报。他就是这样,我们出外演出,他不能跟着走,但是他的心在我们那里!都要用电话和我们联系,因此我们的情况他都一清二楚,出现了什么问题,及时就能得到解决。像《拉郎配》,团领导没有听取田汉老的意见,他知道了,马上就要予以解决。上海下来,就到南京。在南京只演了一场,主要是等进京的时间和通知。在北京献礼演出以后,就到太原、榆次、郑州、徐州,又回到南京,再到杭州、广州。
去广州,是陶铸书记邀请我们去的。走到哪里,都说是陶书记请来的客人。我们在广州住着,佛山、湛江、汕头、韶关、茂名、海口、三亚,还有东宝岛、西宝岛我们都去演出。从广州又到西安正式演出,最后回到成都。我们这次巡回演出,反响真是强烈得很。人们普遍反映我们这次的演出人才辈出、好戏很多、演出朝气蓬勃、生动活泼,还充分继承和展现了川剧的特色和剧团的特色,在继承和发展中形成了青年川剧团自己的风格。很多地方都认为四川省的领导,特别是成都市的李市长很有魄力。在培养戏曲接班人这个问题上,开风气之先,对全国起到了示范和促进作用。对这一批顾问反映也很好,认为川剧的老艺人觉悟很高、肯让舞台,而且在后面“扎墙子”(背后扶持)。大家很羡慕川剧团的青年们,认为他们有*党**的关怀,有好教师教戏扶持,还给他们让舞台,而且让他们挑重担子,出川闯世界,真幸运、幸福。
这一年的第三个任务就是在成都接待外宾。各国来参加国庆十周年观礼的客人,在观礼过后,要到各地去参观访问。成都是一个点。客人到各地就是要看各地的地方文化“土特产”,这个“土特产”中的重中之重在四川当然就是地方戏剧的川剧了。这个接待任务就交给了我们成都市川剧院。但是,院里面因为有前面两个任务,大部分的主力都不在了,李市长就跟省里商量,把雅安专区川剧团和南充专区川剧团借调来,和成都市川剧院留在成都的部分同志一道排了由《金霞配》改编的《碧波红莲》,来完成接待任务。
我本来是和阳友鹤一起执导《白蛇传》,并且还扮演这个戏里的癞蛤蟆精变的王道灵。这个戏,一边排练还一边修改,演过第三稿,我就接到参加出国演出的任务走了。因此,川剧青年团这次赴京献礼和巡回演出,我没有参加。我出国回到成都,青年团还在广州演出。我去见李市长,向他汇报我们在国外演出的情况,给他带去一本(前)民主德国多种文字出版的中文民德国家画报,封面整版是我在柏林演出《秋江》的彩色艄翁头像,封底是一串艄翁脸谱成型的整个过程七个头像,李市长为我们在国外演出成功感到很高兴。他也给我介绍了青年团巡回演出的情况。就是这个时候,他给我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青年团这次巡回演出,在各地都获得好评,成绩很大,有些人可能头脑要发热,有点晕乎乎了。他看到了这样的苗头,明确向我表达了“这样不行”的看法,说“要给他们压点任务”、“不要让青年人骄傲了”。因此,在青年团从广州往回走的路上,他就写信去,给他们下任务,要他们搞程式组合,按各个行当组成小组,如须生、花脸、旦角、小生、丑角都要搞,老师们也参加,同时还要学点戏回来。搞创作的,就要移植两个剧本回来。总之,李市长就是要大家总是要想到工作、想到事业、不骄不躁、兢兢业业,不断前进。
他谈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川剧院完成这么多任务,特别是在完成接待任务的时候,就感到力不从心了。因此需要招学生,加紧培养新生力量。李市长就是这样,走一步,看两步,在胜利顺境的时候,他也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作出新的安排。他说青年团还没有回来,让我先到少年队去工作,准备完成大规模的招生任务。李市长抓川剧,就是抓住出人、出戏这个根本。我回到家里,激动得一夜都没有睡着。我这个时候,刚三十三岁,按说正是舞台上的黄金时期,我想了一夜,决心为了川剧事业的发展,按照李市长的要求,接受大量招生培养新人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