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少康
对于建国的离开，我们都深感意外，也很难过。我和建国的往来主要还是从选举开始。1993年8月10日*党新**成立，当时我们都认为，*党新**才是真正的国民*党**。
1994年，省市长暨省市议员选举，我代表*党新**参选台北市长，需要带领一些人竞选台北市议员。那次选举等于是*党新**初试啼声，当然要找最优秀的候选人来代表*党新**参选。
那时我们就发觉建国很优秀，中兴大学应数系毕业，在台大取得三民主义研究所硕士学位，又到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
布朗大学是美国常春藤名校，很不容易，他在布朗大学拿到社会学博士后，就回到台大社会学系暨研究所任教，是当时台大相当年轻的副教授。
能够找到他，当然就要说服他。要知道，能够进到台大教书并不简单，而且这是可以做一辈子的工作。但建国和当年一批同样从国外名校留学归国的知识青年一样，都怀抱着满腔热血，也看到了国家面临的危机。当时我们所有人的确是有那种万丈豪气，想要为国家、为社会做一点事。
建国愿意放弃这么一个人人称羡的工作，站出来为民服务，也感动了选民。他最后不负众望，以中正、万华选区第一高票当选，证明了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那个时候*党新**在台北市议会有11席，我记得建国还当了*党新**台北市议会*党**团召集人，这也很不容易。因为当时*党新**的市议员几乎都是学者出身，大家愿意支持建国担任召集人，足见都是对他的学识、人品、领导能力信服才有可能。
之后，我没有继续从事政治方面的工作。但我跟建国毕竟曾经一起奋斗过，对他的印象还是一直很深刻。直到今天，我脑海中仍不时会浮现建国清秀的脸庞，总是带着微笑。
那天听到消息，真的是很难过，特别是看到建国最后留下的那句话：“不公不义的台湾，我生不如死”。我想，今天台湾有这样感触的人，绝对不只有建国。
建国后来也离开政坛，从事中国大陆和两岸关系研究，因此他知道大陆今天发展的情况，知道两岸关系的情况，也知道美国的情况，知道美中台之间互动，一定也知道台湾今天面临的风险和危机在哪里，我想他的感受肯定比一般人更为强烈。
真正了解状况的人，对于台湾当前处境，比起一般人会更为紧张和忧虑，但偏偏又很难去加以导正。今天在台湾，你只要说，两岸应该维持和平，就会被说成是投降主义、卖台。所以我相信，建国一定有很深的无力感，也很无奈，内心必然是很痛苦的。
建国乐观直率，既有学术根柢，又有实务经验，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具有学者性格的建国，绝不是消极忧郁的人，一定是失望、绝望到了极点，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但逝者已矣，建国今天以此明志，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的确也唤醒了一些人。我想，对于两岸关系也好，对于台湾的未来也好，我们该做的做、该说的说，尽力来说服、争取社会大众的认同。
我一直相信，“不信公义唤不回”，时间总会证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只是这个时间可长、可短，你真的不知道。
我们常讲，“政治眼前一寸，皆是黑暗”，你永远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但我相信，台湾的政治局势终将会发生改变，两岸关系的局势也会改变。我们会记住建国最后留下的那句话，靠着大家共同努力，我们会尽力让台湾的未来变得“有公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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