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常用“农民工”这个词来称呼，现在开始使用“蓝领”。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5年蓝领总量为2.7亿人。这么庞大的蓝领群体在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上有什么特点呢？呈现出什么趋势呢？
蓝领分期成蓝海
乘坐高铁从上海虹桥站出发，20分钟即可抵达苏州市下辖昆山市，窗外飞速掠过一片片绿油油的田地，以及白色厂房。
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红利，昆山以及邻近的苏州市吴江区聚集起大片大片的工厂。2015年，昆山与吴江区人均GDP分别为29948美元、19067美元。支撑起这些区域经济的是，聚集在当地的数百万外来务工人口，他们通常来自中西部县市、农村，月收入三四千元。
吴江一条脏乱宽广的街道上，矗立着当地两家最大的电子厂，吸收了近两万名工人。街道两旁是超市、水果店、网吧、手机店和数十家大排档。白天这里几乎看不到人影，到傍晚六七点，穿着白色制服、三五成群的工人涌出工厂大门，这条街热闹起来。
“分期”这个词，伴随着买单侠、捷信、佰仟金融、拍拍贷等多家公司的宣传和竞争，在吴江以及昆山这样的蓝领聚集地普及开来，尤其是在90后人群里。
2015年支付业务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末，全国银行卡在用发卡数量54.42亿张，借记卡在用发卡数量50.10亿张，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在用发卡数量共计4.32亿张，中国人均持有信用卡0.29张，北京、上海信用卡人均拥有量仍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达到1.34张和1.01张。
中国信用卡覆盖人群只是少数，加上监管严格、审批过程繁琐等原因，大多数人都享受不到信用卡服务。数亿人口的中国蓝领，长年以来隔绝在中国征信体系以外，和学生、农民一样，没有信用评分。
过去三年，围绕学生、农民、蓝领，冒出了很多互联网金融公司，包括做学生群体的趣分期、分期乐，做农民的农分期，以及做蓝领的买单侠。
没有信用记录不等于信用不好，在他们当中找到信用好的人的比例比次贷人群高，次贷人群是已经被证明不好的，我们是在一群未知的人里挑选。
如何精准挑选出自己想要的人？网上获客是逆向选择，主动找你借钱的人往往是信用不好、缺钱又借不到钱的人，他们并非是信用优质人群。获客必须往线下走，通过主动推销来发掘用户。
手机是蓝领们的“面子”
黑瘦黑瘦的张某1992年出生，初中毕业就离开河北农村到苏州打工，在台资电子厂中达做了五六年流水线工人。他每周工作6天，执行两班倒，白班是早晨8点到晚上7点，中午休息时间60分钟，夜班是晚上8点到早晨7点。
在张某记忆里，最痛苦的就是夜班打盹，若是走神就会导致流水线停滞，一个月收入税后3500元。做了五六年，他升职为科长，工资涨到五六千元，但也就到头了。
张某的人生是中国数千万背井离乡，来到东部沿海打工的年轻人的缩影。为了像父辈一样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这些初中或者中专毕业的年轻人成群结队地涌入工厂，在流水线上重复机械单调的动作，一个月收入大约三四千元。
如果半年不能从普工升职到小组长，基本就没什么希望了，只能离开跳槽到其他工厂，为了多那么一两百元的工资。工厂也提供宿舍，七八人一间，到招工旺季经常是10个人挤一间。
这些年轻人基本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工厂、食堂、宿舍。在流水线消耗了精力的工人，基本下班之后就打游戏、看视频，张某有过长达一个月不出厂的记录。每个月的钱基本月光，花费在买烟、衣服、聚餐、社交上。
封闭的社交圈加上枯燥的工作环境，手机已经成为了他们唯一的社交娱乐方式，甚至成为了炫耀的资本。
“打个比方说咱俩是朋友，你用好手机，我用一个比较差，心里就会有自卑感，厂里面的人普遍都有这种心理，假如说出去聚餐，桌上每个人都拿了一个好手机，就我一个人拿了一个最差的，那他心里面肯定是不乐意的。”
“说句实话，我买一个好点的手机，即使是抢红包，我抢的速度也比别人快。”
有工人在京东上买了1300元的华为手机，存了两三个月，当时他的朋友都在用便宜的杂牌手机。这些人很难存钱买手机，“只要口袋里有点钱，就想着把它花掉，这是我们的心态。”
“我可以第一个买到iPhone7，就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开上保时捷的感觉，在那一刻我实现了年轻的梦想，社会阶层的跃迁。”
互联网让社会底层人群也能跨越阶层获取信息。工厂对于他们当中一些人来说，是个温水煮青蛙的地方。
“工厂的文化就是‘比惨’，宣传领导下乡慰问，贴满山区孩子没钱上学海报，两相对比，工厂有工资拿，吃住免费，工人就觉得自己待遇是好的，安于现状，不思进取。”霍盼鹿，这位1991年出生、19岁就出来打工的年轻人如此说。
他的工友们，也会通过京东和淘宝购买日用品，但更多的人不知道怎么网购，支付宝、微信都没有绑定网银，能承受的手机价位大概两三千元，手机分期推出后让年轻工人又能奢侈一把，能买苹果的就买苹果，导致年轻蓝领比较任性，只要在承受范围内，其他根本不考虑。
你目前有买iPhone7的打算吗？欢迎后台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