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邈被尊称为药王为我国古代医学的进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有诗赞曰 “济世药王人敬仰，至今犹得普天钦”。
孙思邈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编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临床医学类的书籍《千金方》，更在于他制定了提出了“大医精诚”的思想，成为了中医职业道德的奠基人，深深的影响着后世。
在孙思邈提出大医精诚的思想之前，世人一直是巫医不分，在统治者和百姓眼里，治病救人的医生和装神弄鬼的巫师都是下九流的行当，医生得不到重视的结果就是医术传承的阻塞。
孙思邈
世人为什么会巫医不分
孙思邈“太医精诚”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把巫医区分开来，让医学远离神明回归理性。要了解这一举措的伟大之处，我们就得清楚世人为什么会巫医不分。
“巫医同源”是关于传统医学起源较为公认的学说。《论语》记载： “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
《楚辞》中记载的许多草木既是祈禳的神物，也是治病的草药，可见巫和医之间具有着密切的联系。
医在上古时期本就是巫，医术即巫术。许慎曾解释： “古者巫彭初作医。” 可见巫和医在形象上同出一源。“毉”即医治。
《楚辞》
“毉”“醫”会通，“醫”下部为“酉”，《说文解字》称： “醫，治病工也……酒所以治病也。” 即以酒治病。饮酒所带来的迷醉状态，是巫术活动必不可少的重要媒介。
除了起源类似以外，巫师和医生在古代的身份和地位也类似。巫医既是宗教巫师，也是世俗医师。《逸周书·大聚》记载“乡有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巫医在民间确有着医师身份和一般职能。
此外还有一类疾病： “贞，疾齿，卸于父乙。” 治疗方法是通过巫术向先祖祷告。巫医在此又回到了神巫的原貌。作为宗教领袖的释迦牟尼，制定戒律，通过神力、奇迹等方式指导僧伽修行，守护信众精神健康。
医生
作为世俗医者，以医学知识保护僧侣身体健康。因此传统医者和“大医王”在社会形象上相似。医师和“大医王”社会地位都不高。“医生因为与各种等级的患者相接触，因而被认为是不纯洁的。
而僧侣云游四方、浪迹天涯，以乞讨为生的特点，与医生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因而医生很容易为僧侣所接受，僧侣也更容易掌握经验医学的相关知识。从字形上看，“巫”“医”皆与“工”互训，同属百工之流。
商代末期出现了以治病为职业的巫师，是由一些等级较低但职能更专门的小巫师来担任……都是服务上层贵族的。一直延续至战国，《庄子》书中仍有大量巫觋形象，地位低下，聊以糊口，命运悲惨。
孙思邈
太医精诚背后的医哲互通
陈邦贤曾划分医学早期发展为三阶段：“始而巫，继而巫和医混合，再进而巫和医分立。”春秋战国时传统医学已经掌握了系统化的医学理论，对疾病的分析也转向客观化、理性化。
这一转变与当时人文精神的觉醒近乎同步，医学吸收哲学思想革新，形成了以“精诚”为核心的自然哲学医学新模式。太医之精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医学理论的精微，而是指医德的精深。
医学理论关涉哲学理论。“气论”是中国哲学宇宙论的核心思想，也是传统医学的核心理论。
中国哲学认为“气变而有形”，万物皆是由气组成。医学继承哲学，认为人体本是一气运行，气聚则生，气散则死，对气的认识构成了医学认识论基础。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随处可见“气论”影子：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
病变全在于气之运行通畅与否，在看病过程中要从气之运行整体入手，把人看作一个各部分相互联系的整体，只有整体气运通畅，才能够避免局部疾病。气虽一本，其分则万殊，要想把握气机运行，就要详加分辨。
气分阴阳，相感相通，变化万端。一体之内气又分清浊，依其性质又可分为卫气、营气等。此即《黄帝内经》“天地之间，*合六**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之意。
气化关系的多样性使得病症也复杂多样，从病理上来说，冷热寒暑，阴阳未济，四时不调皆可致病。治疗手段上，虚补实泻，汤剂丸药，各有所宜。
医生
这也是《大医精诚》： “今病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唯用心精微者，始可与言于兹矣。” 之深意。传统医学理论处处透露着哲学的思辨气质。学医之人须详加分辨，如此方能精通医理，体会自然之精细，气运之精微。
医德的精深主要体现在对生命的尊重。尊重生命是传统医学伦理的核心要素。人从天地化育而来，最高理想是曰“天人合一”。孔子曾以“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来描绘天地化育之功，“天人合一”就在于人能够继承上天生生不息的最高意志。
医学学科特点正好契合了“生生之德”的终极理想，“天人合一”是医德伦理背后的形而上学支持。医学的初衷就是保全生命，医生最为根本的道德品质就是尊重生命。
孙思邈
这也是孙思邈以“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为“大医”之首要紧的原因。“恻隐之心”是对生命的尊重和观照，是人之为人、医之为人的根本，具有逻辑上的绝对优先性。
“生生”是大医首要之德，是医学伦理的大本大源。尊重生命还要将“恻隐之心”推广开来，尊重生命的一切形式，做到“推己及人”。
孙思邈所谓“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乎？”，戕害生命是违反生生之德这一医德根基与前提的，唯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势下，才依照生命远*亲近**疏的等级原则来救人。
孙思邈
唐代道医的发展
道教产生之初的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时期，战乱频仍，加之时疫频发，导致民不聊生、遍地白骨。因而能济世救人的医术无疑是道教吸引信徒的有效手段。
盖建明认为，道教在创始、发展过程中奉行的是一条医传教、借医弘道的立宗创教模式。
只是，由于医疗水平和时代的局限性，加之，道教吸收早期巫术、方仙道的一些内容，因而创教之初的道教多用符水、祝祷、首谢罪过为＂疗病＂手段。
不论是张道陵传授的五斗米道、张角的太平道，还是李家道，帛家道都不约而同的运用符水、禁咒疗法等。死亡是医生最好的老师。欧洲的现代医学就是萌芽于黑死病。
张角
东汉末年的瘟疫和六朝分裂带来的战乱都给了医学发展肥沃的土壤。
到了唐代，道教医学繁荣，盖建民根据《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的记载，认为隋唐的著名道医有下12人：杨上善、孙思邀、曹元、韦慈藏、孟洗、日华子、元（玄）珠先生、王冰、沈应善、紫极宫道士、陈寨、王彦伯等。
他们中有人悬壶济世，有人编写医书，有人卖药施药，都为推动道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得益于道教成为了唐朝的国教，唐代对医学格外的重视。
唐代前期政府集中精力改革旧制度,并建设相对完备的全国性的官方医疗机构,统于太常寺的太医署,人员达300余人,除医官外还有大量医师和护工。
医生
中央和地方都设有医科学校,学校注重实践,面向社会医治病人,医学生的数量相当于经学生的四分之一,数量相当庞大。由于医疗经验积累丰富,医学理论亦有所突破。医学教育唐代前期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医疗教育体系。
除了制度的保障和医学理论的进步，唐人在药材采摘种植上也有所革新。
唐代文人对道士的采药形象多有刻画。例如，钱起《东陵药堂寄张道士》：玄都有仙子，采药早相识。韩翊《赠张道者》：采药三山罢，乘风五日归。
由于采药脊各种限制，既不稳定又很艰辛，所以道观一般自己开辟药圃或药园，种植药材。
采药
据《炯玄灵宝二洞奉道科戒宫始》卷－《置观品》记戎，道观除宗教活动所需的各种建筑外，还需具有：药圃、果园、名木、奇草、清池、芳化种种营葺，以用供养，称为福地亦曰净居。
并且“凡药者，救病所须，当别立药圃栽府，当处所有”。可见，一般道观中建有药圃，药物是用来治病的，而非炼药。
唐代医学还在养生方面有所建树。今天的我们对药粥都不陌生，它正是诞生于这一时期。药粥，是把药物与米谷同煮而成的稀饭。药粥正是药疗与食疗的结合。
孙思邈
孙思邀《备急千金耍方》卷二六《食治》，专讲食巧，他在序论中提出
＂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若能用食平病，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长年巧老之奇法，极养生之术也。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
他在书中就运用粥疗无数，除了用白粥解枯梗毒，大麦粥洗肠，谷皮穂粥治脚气病这样一般粥疗外，还介绍了许多与药物配合使用的＂药粥＂，如温补阳气的羊骨粥，挂风驱寒的防风粥等。煮粥一般选用硬米、糯米、泰米和麦子。
其中，硬米“味甘苦平，无毒。主益气，止烦止泻”，用来熬粥，具有健脾益气，养肠胃的效果，最受欢迎。道教药粥疗法有个鲜明的特色，辟谷服食之物己经融入唐人药粥文化之中，是养生怯病的良方。
孙思邈
总结
孙思邈提出的“大医精微”的思想和他写的《千金方》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他本人在医德和医术上无愧于“药王”的称谓。大医精微中的“精”和“微”，从职业素养，职业道德，和职业技术三个方面对医生提出了要求。
此外，受崇尚道家思想的影响，唐王朝对医学格外的重视，这推动了唐朝医学的发展，相继涌现出一批名医。
参考文献
唐代的道医与道教医学鲍丹琼
唐代前期的医学浅析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