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做出国际纵队撤退的决定，此时瑞典中校奥洛夫·瑞宾作为不干涉委员会派出的成员，监督国际纵队志愿者的撤退。
在次年的2月，一本瑞典杂志刊登了他对当时国际纵队志愿者的描述，其中他提到，对瑞典人而言，能够说他们在西班牙战斗过后受到祖国欢迎是一种自豪感。
事实证明，瑞典人民和瑞典当局对瑞典志愿者保持着同情和积极态度。
实际上，尽管从法律角度看，这些志愿者在瑞典因违反1937年2月26日生效的，明确禁止在西班牙提供武装服务的法律而被判有罪，面临六个月的监禁，他们知道他们可以无难问题地返回自己的国家。
这项法律甚至禁止任何未经政府明确许可的前往西班牙的旅行。然而，这些法律规定在实际中得到执行。
一旦共和国决定遣返志愿者，政府便决定废除因参与西班牙战争的武装行动而产生的处罚，使之无实际效果。
一、瑞典对于国际纵队志愿者的态度
就在志愿者招募禁令期间，瑞典警方就试图将招募事件上交至当地法庭，尽管警方此前已对相关人员以及招募的途径有了深入调查了解，尤其是哥德堡的共产主义工人俱乐部。
而另一方面，瑞典驻西班牙使馆在其能力范围内，对在西班牙的瑞典志愿者进行了跟踪，但很难想到的是，他们却并没有追捕志愿者。
反而积极地向志愿者及其家人提供所有可能的帮助。此外西班牙的瑞典大使馆还不间断地统计西班牙的志愿者数量。
瑞典国内，由劳动运动所创建的组织为支持西班牙共和国提供了大量援助。
1938年12月，该组织甚至给予了参加西班牙战斗回国后的瑞典志愿者很多帮助。其中一个名为“前线战士支持基金”发挥了重要作用。
该基金于1937年10月由瑞典*产党共**人发起，旨在为西班牙的瑞典志愿者提供经济和物质支持，其董事会中有两位知名的瑞典纵队战士，他们在内战中受伤后被遣送回国，而这个组织也是首个接纳大批志愿者的机构。
1938年12月8日，首批志愿者抵达瑞典，这个团队由174名瑞典纵队战士、6名德国人和22名在途中返回国家的芬兰人组成，他们被瑞典工人运动的人们作为英雄接待。
社会主义左翼领导人泽斯·霍格伦德在当天的《社会民主*党**人》日报上写到：“他们为瑞典的名誉，为他们所在的阶级——工人阶级，为民主立下了赫赫战功。而我们却因为这一伟业，根据由不干涉政策强加给我们的法律，威胁他们要处以监禁。”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即1939年1月至10月，剩下的国际纵队成员以小组形式陆续返回：1月份是受伤的纵队成员，他们乘船抵达哥德堡；4月底，有16名志愿者从所谓的“国家西班牙”监狱中获释。
其他两名囚犯直到10月15日才能回国，最后一位囚犯拉尔斯·伯格伦来自于盖夫勒，直到1940年5月28日才回国。
事后，瑞典媒体提到了这一问题，瑞典民主国家的道义良知在面对瑞典志愿者参与西班牙内战时所遇到的困境。
因为他们不仅要同情反法西斯事业，还要遵守瑞典在不干涉委员会中的国际协议所带来的要求。
这是公众舆论和当局对招募采取疏离甚至反对态度的原因之一。另一个是政治因素，因为他们需要遵守不干涉协议的要求。
对此桑德勒不仅需要作为公职人员发表意见，还需要代表社会民主*党**和所有负责任的瑞典*党**派。然而，许多人都陷入了严重的道德冲突。
虽然德国和意大利直接与弗朗哥合作所造成的局势是可怕的。现在结束国际纵队的历史，瑞典志愿者处于有利的位置，他们可以回到一个欢迎他们并且有良好就业机会的国家。
这里不会重演1918年的历史（*害迫***军白**志愿者）。志愿者们参与战斗的信念将得到尊重，不需要再讨论。
但只有一个条件： 如果西班牙的志愿者试图在瑞典传播西班牙的教义和习俗，他们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
二、志愿者回国后的困境与援助
对于在漫长战争中作战的任何士兵来说，重返平民生活都需要经历艰难的适应期，瑞典纵队战士们的情况尤为如此，因为他们自愿放弃了工作岗位，去远离家乡的国家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
从斯德哥尔摩劳动运动档案馆的相关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纵队战士们回到国内，在经济、健康状况以及重新适应工作方面所面临的巨大问题。
他们中近半数人受过伤，这限制了他们的工作能力，几乎所有的人都完全没有经济来源。
为了缓解他们最紧迫的需求，国家工会组织、前线战士支持基金和瑞典援助西班牙委员会为他们提供了食物和衣物等形式的援助。
虽然水手们找工作相对容易些，但他们就像所有人一样，也必须面对雇主们的不信任，雇主们担心这些新来的人，因为他们的共产主义观念，可能在他们的企业中引发冲突。
由于当时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公开*共反**政策，纵队战士们受到了瑞典情报部门特别的关注和监视，包括安全警察和军事情报服务。
在二战期间，瑞典军事情报服务的负责人阿德勒克鲁茨在一份备忘录中记录了服务部门对在西班牙作战的瑞典退役军人的行动。
其中包括以下内容： “有充分的理由怀疑那些曾经参加过国际纵队的人被共产国际牢牢地控制住，他们再也无法从中挣脱出来。一些西班牙战争的老兵继续在苏联接受培训——甚至是特别的培训，他们在那里的存在已经得到了证实。”
1942年，瑞典安全警察局编制了一份详尽关于纵队战士的报告，其中包含对西班牙内战的一般性分析，以及对共产国际的涉入情况的分析，并详细报告了在瑞典招募志愿者的人员和方法。
该报告中还附带了纵队战士的名单，按出生地或居住地分布，他们的政治背景信息和他们在纵队中的职位。
特别是在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协议期间，所有积极参与瑞典共产主义组织的人都被瑞典警方严密监控和检查。
关于这一点，相关人士的证词并不少见，例如纵队战士之一的妻子、共产主义活动家格蕾塔·塞格森的证词，她的丈夫本特也是共产主义活动家。她谈到了1940年2月10日在瑞典全境进行的*共反**产主义警方突击行动。
瑞典安全警察对一些前纵队战士的困扰甚至在1945年之后仍在继续，形式包括*话监电**听和审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西班牙战争的志愿者被瑞典*队军**动员起来，就像大部分45岁以下适合服役的瑞典男性一样。
三、瑞典国际纵队战士的成就与未来
1940年春季，纳粹德国入侵了丹麦和挪威后，成立了"工作连"，其中被视为对瑞典安全构成威胁的人，尤其是共产主义者，被安置在其中。
根据西班牙援助委员会的说法，大约有二十几名前纵队战士在其中。他们受到军纪和军事制度的约束，不被允许携带*器武**，并被派往修筑防御工事、修建道路或参加"劳动营"。
但大多数志愿者被编入普通的军事部队。至少有四名西班牙战争的老兵以及其他至少两名老兵在二战期间在瑞典积极参与了伯恩哈德组织，这是苏联情报机构用于在其他国家进行破坏行动的网络。
除了在瑞典*队军**中，相当数量的前国际纵队战士也重新参与了反对纳粹主义的战斗，并在其他*队军**中重新持枪作战。
其中参与苏芬冬季战争的瑞典志愿者军团可能是最大的一个，这场战争持续了100天，1939年12月到1940年3月期间。
约有二十名瑞典国际纵队的老兵参加了苏芬冬季战争。 其中就包括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工会主义者，如瑞典无政府主义者工会主义青年团主席奥洛夫·詹松和当时逃脱出所谓的西班牙国民区监狱的格斯塔·纳斯伦德。
在参与芬兰抵抗斯大林主义侵略的前纵队战士中最著名的是社会民主*党**人康尼·安德森，他表示在苏芬冬季战争中遇到了一小群曾在西班牙内战中为敌对方作战的瑞典人。
不过，这一数据尚未得到确认。除了参与芬兰和苏联的前纵队战士，还有约15人参与了对挪威的抵抗纳粹入侵的战斗。
其中之一就是著名的老兵康尼·安德森，他已经参加过两场战争，并成为挪威一支连队的上尉。
许多瑞典纵队战士是专业海员。作为海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1940年4月9日纳粹德国入侵挪威和丹麦，以及随后的斯卡加拉克海峡*锁封**之后，瑞典的商船舰队被分为两个几乎相等的部分，留在波罗的海之外的那一部分参与了许多援助盟军的补给行动。而另一半舰队则为纳粹第三帝国提供瑞典铁矿石的供应。
二战结束后，参与西班牙内战的瑞典志愿者在个人层面上过着低调的生活，但他们仍然集体纪念在西班牙战线上牺牲的战友。
1967年，由瑞典志愿者同伴协会的主席提议，瑞典*产党共**成功地向斯德哥尔摩市政府提出在市中心的南德马尔姆区建立一座纪念纵队战士的纪念碑。
通过募捐活动筹集到了所需的资金，但市政府决定承担纪念碑的费用，并将筹集到的款项平均捐赠给西班牙社会劳动*党**和西班牙*产党共**。
在哥德堡也后来竖立了另一座纪念碑。在这些纪念碑前，志愿者同伴协会每年都会组织一次纪念活动，传统上所有工人运动的政*党**和组织都会参与其中，暂时忘记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瑞典西班牙援助委员会于1936年成立，旨在支持西班牙合法政府，由瑞典工人运动的各个政治和工会力量参与，尽管*产党共**占主导地位，由乔治·布兰廷指导，将广泛的人道援助引导到西班牙。
大部分资金来自工人，但也有来自资产阶级环境的捐款。
自志愿者回国后，他们的斗争精神通过新的组织得到了引导，比如前线斗士援助基金和瑞典斗士联合会，后者后来改名为瑞典志愿者同伴协会。
通过这些组织，前纵队战士参与抗议行动、*会集**、*威示**和文化活动，并以"打破佛朗哥"为口号，宣传对西班牙现行政权进行商业和旅游*制抵**，并支持西班牙的抵抗运动。
瑞典国际纵队志愿者的经历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正如其中一位志愿者所说：在西班牙的武装斗争经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这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他们在国际团结工作的发展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影响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