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藏汉籍善本图目》，（英）莫弗特，陈正宏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20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为陈正宏先生所赠，书内夹有一张藏书票，上面有莫弗特先生的英文签名。
本书为大16开精装全彩印刷，对于该图目的来龙去脉，莫弗特在序言中首先介绍了李约瑟博士所藏中国典籍数量，本序言由刘堃译成中文。莫弗特首先说：“在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近六十年中，李约瑟博士搜集了近七百部汉籍。复旦大学的陈正宏教授从中挑选了一百部，编纂成本图录。”而后称：
李约瑟博士并没有搜寻精美或昂贵的珍稀善本古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并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藏书家。他之所以搜购和收藏这些书籍，是因为它们对他的前现代中国科学、技术和医学的研究至关重要，其中部分书则是他的朋友和仰慕者赠送的。
李约瑟是中国科技史研究专家，故其所藏典籍重在实用。即使一些中国的学者，也大多不在意底本是普是善，一位外国学者就更难有这样的观念。序言中称：“李约瑟博士（1900—1995），剑桥生物化学家，英国皇家学会院士，不列颠学院院士。他37岁才开始进入中国研究的领域。”
正是在1937年，三位中国科学家来到剑桥生化实验室，使得李约瑟开始关注中国科技，同时他爱上了三位科学家中的鲁桂珍博士，在鲁的帮助下，他开始学习中文，莫弗特猜测李约瑟得到的最早的中文书，有可能就是鲁桂珍赠送的。
二战期间，李约瑟辗转美国、非洲、中东和印度，用了一年时间到达了中国昆明，而后从昆明又奔赴重庆，他在那里的英国大使馆成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他的工作就是为在大学、政府和工业实验室工作的中国科学家以及分布在‘自由中国’地区的工厂提供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所谓‘自由中国’地区就是指中国广阔的西部和南部腹地，这些地区还未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对于他所从事的工作以及相应的付出，序言中有这样的简述：“在一批中外家和后援团队的支持下，他和同事们跋涉数千英里，访问了三百三十多家组织机构，并为身陷困境却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工作的中国科学家提供了书籍、期刊及大量实验室基础设备。”
对于李约瑟后来的情况，序言中写道：“李约瑟于1946年4月离开中国，在巴黎新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担任创始主任。在巴黎工作了两年之后，他于1948年返回剑桥，开始致力于撰写原计划只有一卷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在中国一般被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
关于李约瑟收集到的中文线装书，莫弗特在序言中提到，他受到了不少中国朋友的帮助，其中主要帮助者是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以及国立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1949年后，李约瑟在王铃的协助下，全力推进《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一书的写作，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李约瑟需要更多的中文古籍，1946年，他曾到过北京魏智所办书店，1951年该店关闭后，李约瑟通过新成立的国际书店去购书，又分别在1952年、1958年、1964年和1972年对中国进行了系列的访学，在此期间，他购买了一些线装书。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线装书的出口受到了限制，竺可桢教授通过协调，帮助李约瑟拿到了特殊的出口许可证，从1958年开始，中国对线装书限制出口的范围从乾隆六十年，扩大到了19世纪及以前的所有出版物，李约瑟再次写信给竺可桢，在他的帮助下，这些书也出境了。
关于李约瑟藏书的特色，本书凡例中谈到他的藏书以子部为主，经部和史部较少，甚至没有纯粹的集部书，所以陈正宏先生在编纂此《图目》时，做了相应的变通：将收入图目之书大致分为“经史之部”和“子丛之部”，因为后者数量较多，故又将“子丛之部”分为上下两卷，这种中文线装书的分类方式，想来是陈正宏先生所创。
翻阅这本《图目》，可窥得陈先生的编目方式，比如《明儒学案》，陈教授首先根据卷首首行著录书名，接着是全书的卷数，而后空一格写明著者所处时代，接下来空格则是著者姓名，而后再空格，则是撰写方式。第二行则注明版本，同时说明是初印本还是递修后印本，之后注明装订方式及册数，比如这部《明儒学案》标明为“洋装合订4册”，下面以小字注明每书的行格，以及开本尺寸，同时注明正文首叶版框尺寸，这种著录方式也较为少见，一般仅注明其中一种尺寸。而后则释读出书中的藏书印，同时会注出本书的来源，比如该书为“1948年浙江大学图书馆赠李约瑟者”。
本书后收录有李约瑟的一些中文藏书章，他的藏章材质多种，除了寻常所见的青田石外，另外有黄杨木、水晶、铜等材质，可见李约瑟对中国藏书章很有兴趣。但是翻阅这些书影，他很少按照中国人的规矩，把章钤在每书卷首首页的下方，他的所钤有时在古书的封面，有时是在序言页，想来当时没人告诉他，中国人钤盖藏书章的规律和顺序。
本《图目》在编排方面作得很仔细，书后附有中文书名和笔划索引，以及四角号码索引、拼音索引，还单列出英文书名和著者索引，使之成为了一部便于使用的工具书。
如果以版本论，李约瑟所藏确实没有什么善本珍籍，即使图目中收录了一部黄跋本，陈先生也在注中写明：“书贾伪题宋本，书末何焯、黄丕烈题跋及相关藏书印亦皆伪。参见钱存训文（函内附）”（其实以我的拙眼来看，黄丕烈的那篇跋语还真像荛圃的真迹，但何焯的跋语写得太过拙劣，既然大师们审定这是伪黄跋，我当然不敢置喙。）但是，李约瑟毕竟是一位科技史研究专家，从他的藏书中可以窥得他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心路历程，这些书当然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
对于这一点，陈正宏先生在本书的后跋中有着高度概括性的论述：“十八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著名汉学家和汉学研究机构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中国及周边国家写刊的汉籍善本，是汉文世界的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但是，这些汉学家所藏的中文古籍没有充分编目整理，所以国内学界少有人知，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师生们，近十年来致力于海外所藏汉籍的调查、编目与研究，而本书正是研究成果之一。期待着这样的书目有更多的出版，以便让中国关注古籍的人了解到海外的藏书情况。
《康熙皇帝·耶稣会士·科学传播》，韩琦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韩琦先生的这部专著乃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目“跨文化视野下的汉字、汉语与民俗文化研究”的成果。韩琦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讲到了跨文化研究近年来一直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而他从研究生阶段就对中西交流感兴趣，尤其关注利玛窦以来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博士期间他选定康熙时期作为研究时段，迄今正好30年。
韩先生称，研究这一课题，如果不能阅读当时的一手文献，就无法作出一流的学问，于是他开始学习法文、德文、日文和拉丁文，这种语言天赋令我叹服。他同时提到自己的老师杜石然精通日语，兼通英、俄等多种语言，游刃于哲学、文学、科学与历史之间，看来正在老师的博学给韩琦以重要影响。
韩先生在本书导言中重点介绍了康熙帝的成就，他认为有清一代的皇帝中康熙最具政治眼光，无论与俄国或与教廷的交往，都表现出高超的外交手腕。韩琦提到康熙时代有不少传教士在宫廷服务，并且编纂了大型历算著作《律吕渊源》，但却并没有使中国走向进代化，他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
科学沦为皇权的工具，满足于颁历授时、预测天象的实用需求，而不是以追求创新为目的；“御制”历算著作长期深锁宫中，没有及时传播；康熙晚年提倡“西学中源”说，导致了复古思潮的兴起。
因此韩琦总结说：“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值得我们深思。”
韩琦在本书中谈到，在康熙王朝的同一时代，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雄心勃勃，想摆脱葡萄牙的控制，和中国建立更为直接的交往，也谈到了康熙三年杨光先控制汤若望等四川*教邪**阴谋不轨，因此掀起的大案，经过一系列审理，汤若望得以免死，而其他5位奉教天文学家立即处斩，之后又从各地押解到京25位传教士，七月底又将这些人押回广州关押，这场反教案波及全国，影响深远。
康熙七年，耶稣会士南怀仁凭借日影观测，证明西法优于中法，博得了康熙帝的信任，使得这场历狱得以平反。此后的一些年，许多耶稣会士到达中国，而他们前往中国之路并不平坦，有些耶稣会士经过了漫长单调的航海旅行后，由海路转到暹罗，再乘船经中国沿海北上，最终在宁波登陆，但他们受到了浙江巡抚的阻挠。还有的耶稣会士想从陆路到达中国，但俄国的彼得大帝不欢迎这些人经西伯利亚前往中国。
为此路易十四分别给彼得大帝和康熙帝写了信，请求俄国给予法国会士各种方便。韩琦在本书中转译了路易十四写给康熙帝的一封信，此信的开头部分予以了康熙帝很高的夸赞：“至高无上的、最杰出的、最强大的、最宽宏的康熙皇帝陛下，我们非常亲密的好朋友，愿上帝增添您的伟大并祝未来美好。”
尽管有着各种的曲折，但还是有耶稣会士进入了中国宫廷服务，韩琦在专著中谈到了康熙帝为何要编纂《数理精蕴》等天算著作，此事缘于清初沿用了明末编纂的《崇祯历书》，该书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而本书采用的仍是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折中体系。1711年，康熙帝发现钦天监用西法计算夏至时刻有误，《圣祖实录》中载：“天文历法，朕素有心。西洋历，大端不误，但分刻度数之间，久而不能无差。”为什么要在意这些细微的误差呢？玄烨接着说道：
今年夏至，钦天监奏闻午正三刻。朕细测日影，是午初三刻九分，此时稍有舛错，恐数十年后，所差愈多，犹之钱粮，微尘秒忽，虽属无几，而总计之，便积少成多，此事实有证验，非比书生作文，可以虚词塞责也。
对于这件事，玄烨询问了来到北京不久的耶稣会士杨秉义，杨秉义用利酌理的表进行计算，所得结果与钦天监的结果不一致。由此让玄烨知道，西方已经有了新的天文表，因此命皇三子胤祉跟传教士学习，同时他本人也向耶稣会士学习历算知识。《圣祖实录》中载有1714年康熙帝谕和硕诚亲王胤祉的所言：
北极高度、黄赤距度，于历法最为紧要，著于澹宁居后每日测量寻奏。测得畅春园北极高三十九度五十九分三十秒，比京城观象台高四分三十秒。黄赤距度，比京城高二十三度二十九分三十秒，报闻。
从这段话可以了解到，经过学习，康熙帝对于天文算法已十分熟悉，同时意识到了天文算法的重要性，韩琦在专著中写道：
因此康熙和皇三子胤祉等人对法国科学院是有所了解的，他们想模仿法国的科学制度，这是设立蒙养斋算学馆，编纂《钦若历书》《数理精蕴》等大型历算著作的重要原因。法国耶稣会士对促成中国的科学制度改革，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本专著中重点提到了观星台事件和李光地失宠的关系，正是这件事促使李光地学习天文算法。1704年康熙帝西巡时，问及李光地“隐论之士”，李举荐了李颙、张沐及梅文鼎，为此梅文鼎受到了康熙的接见。后来，玄烨在《御制三角形推算*论法**》中说了如下著名的论断：
论者以古法今法之不同，深不知历。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术也。
玄烨认为，历法源自中国，后来传到了西方，西方学者坚持测量，长期予以校正，所以有了严密的心算体系，这就是著名的“西学中源”说。康熙帝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说法，韩琦认为：“是有感于杨光先反教案造成的后果而发的，目的是平息由中西学说不同而产生的争论，为学习西学寻找借口。”
对于康熙帝的这个概念，梅文鼎大表赞赏，他在给熊赐履的信中写道：“大哉圣人信，流传自古初。”并在此诗的小注中写道：“伏读圣制三角形论，谓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天语煌煌，可息诸家聚讼。”梅文鼎果然领会到了康熙帝的良苦用心。
本书的有意思之处，乃是韩琦先生分析了康熙帝“西学中源”的来由，原来这种观念本自耶稣会士白晋的《易经》研究，而今梵蒂冈教廷图书馆保存着白晋《易经》研究的大量手稿，其中包括《周易原旨探》《易钥》《易经总论稿》等，韩琦认为：“白晋研究《易经》虽然得到一些文人的帮助，如举人教徒陆若翰曾为白晋代笔，但我们认为这些著作的思想仍出自白晋。”
白晋在《易经总论稿》中探讨了易学中的象数关系，他在开篇的《易经总说》中说到：
夫易之为经也，有理焉，有数焉，有象焉，有图焉，图不离象，象不离数，数不离理。理生数，数生象，象生图，图备而象显，象立而数著，数出而理明。
这种概括方式让我想到了张载的易数观，韩琦说，白晋用数学的方法解释《易经》，得到了康熙帝的赞赏。1711年，康熙谕直隶巡抚赵弘燮：“夫算法之理，皆出自《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彼称为阿尔朱巴尔。阿尔朱巴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韩琦解释说，“阿尔热八达”又称“借根方”，十五世纪初，这门产生于阿拉伯的学科传到了欧洲，而后发展迅速，因此代数学来自东方的阿拉伯。韩琦认为，康熙帝对这些的看法，很大程度受到了白晋《易经》研究的影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有了《数理精蕴》一书之成。
巧合的是，我刚得到项旋的《皇权与教化》一书，书中就专门论述了内府用铜活字排印《数理精蕴》，但项旋乃是从形式上谈论该书的价值，而韩琦的专著则是从内容角度来论述《数理精蕴》对中国科学的重要影响。
《 故书 琐话》，赵国忠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为启真馆组织的《三昧书屋丛书》第一辑之一种。该书出版前的几个月，谢其章先生来电说，吴兴文先生命我给该书写几句推荐语。大约二十年前，正是经谢先生之介，我结识了赵国忠先生，此后又是在谢先生的带领下，我跟几位朋友一同参观了赵先生的书房，了解到他对于民国版本的挚爱。
这些年来，时常见到赵国忠研究藏书的文章，由此让我了解到他对于民国文献的谂熟，而我正是从这个角度写了推荐语，故赵先生的大著出版后，特赠一册于我。我从该书后封上看到，吴兴文和谢其章也写了推荐之语，原来吴兴文也是通过谢其章认识的赵国忠，而吴先生认识谢先生则是由我之介，这么多年过去了，感觉爱书人还是同一拨，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马齿徒长的表现，亦或是藏书的黄金时代过去了。当然我宁愿相应是前者。
本书内容为赵国忠收藏的民国版本，拜读这部大作 ，让我对一些细节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比如《爱眉小札》一书，我以往见到的几册均为线装本，然赵国忠在文中谈到：“良友初版的《爱眉小札》，黑漆布面精装，米色道林纸印，三十二开本，初版印三千册，7月旋即再版，又印两千册，并且还印过一百册线装本。”原来线装本这么少，可惜因为我的不懂行，将它们轻易放过了。
巧合的是，前一度我见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陈徵先生，聊天时谈及《良友文丛》，我感叹于该书的精装毛边本制做得很地道，并且每本书的扉页上留出了作者签名的位置，同时每册书都带有编号，这些书成为了当今藏书家追逐的目标之一。我感慨于在那个时代，赵家璧已经把这些手段都用齐全了，真可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然而陈徵先生却告诉我，赵家璧亲口跟他说，那些编号签名本的《良友文丛》并不挣钱，这令陈徵也很吃惊，他问赵家璧，当时的良友图书公司靠什么来挣钱，赵告诉他，是靠出版《一角丛书》赚得大钱，而精美的《良友文丛》只是用来打牌子。
陈徵讲述的故事让我也觉得吃惊，一者在我的印象中，赵家璧是另一个时代的著名出版家，没想到陈徵能向他请教出版问题。二者《良友文丛》太有名了，我以为这部书是多么的畅销，原来实际情况并不如我所猜。陈徵告诉我，他当时跟社里的领导去请教赵家璧，也是想效仿《良友文丛》，出版一个新的文丛，当他们听到赵的所言后，立即调整了方向，准备出版《一角丛书》，但是因为货币币值及成本的原因，他们将其调整为《五角丛书》，没想到这个书卖得很火，以至于陆续出版了十几年。
对于《爱眉小札》的出版，我之前并不了解背后的故事，通过赵国忠的这篇文章，我方了解到赵家璧乃是徐志摩的学生，1931年11月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去世，为纪念恩师，赵家璧同陆小曼合作，计划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一部十卷本的《徐志摩全集》，此事在进展的过程中，“突遭胡适插手，他认为同商务印书馆相比，良友终究是小出版社，建议此书改由商务出，并说已征得商务的总经理王云五同意，出版前还可先预支一大笔版税。小曼的生活当时确有困难，又急需钱，遂答应了胡适。”
我不清楚当时陆小曼是否已经与赵家璧签署了出版合同，如果是这样的话，陆小曼的作法有些欠妥。对此赵国忠在文中写道：
在这件事上，不好说谁对谁错，胡适的做法可能欠妥，但小曼毕竟收下了预支的一千元版税，唯独苦了赵家璧，向志摩的旧友征集书信，收集志摩文稿等诸多工作，都是由他来做的。为安慰这位年轻的编辑，陆小曼从全集中抽出了日记集《爱眉小札》，因字数不足，又把同一时期自己写的日记拿出，连同志摩给她的书信，统以《爱眉小札》为名，交给赵家璧，作为“良友方学丛书”之一出版。
此书中的《〈杂拌儿〉两书》一文，也勾起了我的回忆。十几年前，在韩小蕙老师的带领下，某天我们一同前往韦柰先生在北京的居所。韩老师介绍说，韦柰乃是俞平伯先生的外孙，现在香港某大学教音乐，因很少再回北京，故准备处理一批俞平伯先生的藏书。
那天晚上，我看到了大量的民国毛边签名本，几乎个个是大名头，并且都是题赠给俞平伯者，另外还有一批清代名人手札，这些手札裱成几大册，尤让我开眼的，则是俞平伯藏的一块雷峰塔砖。这个砖的侧边有个食指宽的小孔，乃是五代时期吴越王钱俶在里面塞《陀罗尼经》用的。近几十年来，《雷峰塔经》我见过几十件，其中真经也有十件以上，然完整的塔砖却是第一次得见。据说当年的雷峰塔并不是每块砖都藏有经卷，而俞楼就处在西湖边，雷峰塔倒塌之时，俞平伯恰好看到烟尘四起，想来这块砖就是他赶过去拾得的一块。
由于我的迂腐，没能拿下这批难得之物。若干年后，这些东西陆续出现在嘉德拍卖中，然而我却没有见到这块雷峰塔砖，在韦府当时看到的那些藏品，也并没有全部浮出水面。而那时在韦府是否看到《杂拌儿》一书，我已记不起来。
周作人对《杂拌儿》评价较高：“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我读平伯的文章，常想起这些话来。”正是因为《杂拌儿》所收之文的特殊价值，故前些年江苏人民出版社予以再版，并将其收入“百花洲文库”第二辑。
然而，赵国忠发现这个新印本没有把原作全部收入：“而是遵照俞先生的意见，删去了六篇文章。”赵国忠认为，删掉的这些文章或许正反映了作者一定时期的思想状态，他举出了其中的《雪耻与御侮》一篇，称此文写于“五卅”运动发生不久，反映了俞先生对“五卅”运动的错误认识。该文在1925年6月的《语丝》上一经发表，即引起争论，郑振铎连写几篇文章批驳俞平伯的观念，数十年后，俞平伯在所写《忆振铎兄》一文中说到：
“五卅”运动之后，我和振铎曾打过一场笔墨官司……我那时的看法，认为必先自强，然后能御悔；振铎之意恰相反，他认为以群众的*力武**来抵抗*暴强**才是当务之急，切要之图。现在想起来，当然，他是对的。他已认清了中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而其时正在逐渐地沉没在资产阶级学者们的*魂迷**阵里。
故赵国忠认为，新印本删去这篇文章，“就反映不出作者思想变化的轨迹了。”想来，这正是藏旧书的价值与乐趣所在吧。
《中华图像文化史·秦汉卷》，武利华著
中国摄影出版社2016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有些事真的很巧，前一天我刚收到田忠恩先生赠送的《徐州汉画像石》一书，转天晚上就见到了该书作者武利华先生，而武先生在见面时赠送给了我这部厚厚的大书。此书份量之大，与武先生言语上的谦虚形成鲜明对比。
武利华的这部专著乃是韩丛耀先生主编的《中华图像文化史》中的秦汉卷，国学大家饶宗颐以99岁的高龄为该书写了总序，饶先生在序中称：
语文记述方式在近五千年来已经成为人类文化记述的主流方式，而有着百万年历史并保有大量文化资讯的图像表征形态，却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科学解读，图像形态与语文形态的逻辑因果关系一直未得到有效的研究。
同时饶先生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兴起图像传播的国度之一，由于左图右史的文化传统，中国古代重视图像较之文字毫不逊色。”因此饶先生觉得：“研究中华民族的精神史一定要包括图画。”韩丛耀先生则在本书的前言中重点讲述了图像形态的重要性，同时说：“将文字记载的历史与视觉书写形态的历史紧密结合的考察，才是对中华文明历史的完整考察，才能较为完整地呈现一部人类文明史样。”
武利华先生的这部专著除《总论》外，分为六章，他在本书的后记中称，为了完成该书，他用了整整三年时间，而最初他接受该写作任务时，并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庞大的体系，因为以往他的主要精力乃是对汉画的研究，但是《中华图像文化史》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来梳理中国及大中华地区的相关图像，以此来探索和建立中国图像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研究体系，而这样的写作方式，没有先例可供参考。
但武先生称，因为他是先签合约，后进行写作，既然签了约，那么他就下大功夫来完成该书。他承认文本和图像的关系，图像形态与意义的关系等，本来就是学术界极富争议的敏感话题，他谦称直到写作完成，还没有完全理解语言与图像的全部真相，这使得他在写作过程中需要对很多问题做出界定，甚至他时常在梦寐中都进行思考，可见他的这部专著对很多问题具有开创性的研究。
要想梳理图像文化史就需要首先回答什么是图像，以及什么是图像学，作者坦陈对于后者，西方学界争论不断，但其仍然引用了美国艺术史学者克莱因鲍尔所给出的定义：“对视觉艺术的历史探索即图像学。”对于“图像”二字，武利华则称是中国固有之词，原作“图像”，是由“图”和“象”两个意义相近的字组成。同时他认为，秦汉时期的图像文化不仅包括绘画形式（平面图形）和雕塑形式（立体图像），同时“它几乎涵盖了我们所能见到的所有的艺术品形式”。作者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秦汉时期：
当我们站在喜马拉雅山上俯瞰当时的世界，那时的地球上并列着罗马、安息、贵霜、秦汉四大帝国，这四大帝国分别代表着地中海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长江黄河文明。一条横贯欧亚草原的丝绸之路，宛如一条巨大的丝带，将各个文明古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秦朝的国祚虽然仅15年，但留下的艺术品却足以震撼世人。作者讲到了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坑，是世界上最大的雕塑博物馆，在秦朝国都咸阳发现的秦宫殿壁画遗迹，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壁画。作者探讨了秦国初期的弱小以及后来的无比强大，谈到了秦朝的文字统一，以此来说明秦朝对中国图像史产生了怎样的重大影响，并将秦汉时期总体的审美特质概括为“以大为美”，秦汉时期各种美术品的恢宏气度最令人叹服。
秦始皇49岁时病逝于外游途中，他所创造的帝国顿时发生了问题，随后替代秦朝的汉朝无论是制度还是审美情趣都承袭秦朝。汉朝初年，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得到了帝王支持，窦太后去世后，田蚡出任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后来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上《举贤良对策》，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的观念，同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社会观念及审美情趣由此有了很大的变化。
武利华谈到以“龙凤文化”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他说龙凤艺术沿袭了楚国的传统，同时指出“龙凤”是炎黄先祖所尊崇的图腾，还提到楚元王刘交的太傅韦孟在《讽谏诗》中写道：“肃肃我祖，国自豕韦。黼衣朱绂，四牡龙旗。”同时称刘姓的祖上来自彭祖后裔豕韦，其图腾标志就是四牡龙旗，其后裔刘累能驯化龙，故被夏代第13位帝王孔甲赐为御龙氏，以此可见，汉代对龙的崇拜。作者又讲到了刘邦的母亲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当时雷电交加，刘邦之父太公前往视之，则见蛟龙于其上，因而有身孕，后来生了刘邦，于是刘邦就成了龙的儿子。
据说，刘邦的长相有几分像龙，《史记·高祖本纪》称：“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后世说，中国人乃龙的传人，可见中国人对龙的崇拜。武利华的这部专著就是通过对历史的梳理，而后解读出特有时代所具有的特殊审美情趣，以及这些情趣对社会产生的重要影响，其高度的涵盖力以及对一些问题的独特解读，正是本书的特色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