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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俐和李嘉欣都演过满玉良，演技不说，单从相貌上讲，都很美。在中国人的认知里，出身*楼青**，定是以色事人；被中年成功男士赎身并与之结婚．也符合“英雄救美”的套路；后又成为知名女画家、雕塑家一一无论从哪点来看，潘玉良的相貌都应该是出众的。在潘玉良的一本传记里，也有这样的描述：“十七岁那年．她因姿容清秀，气质脱俗，渐已芳名远播，成了芜湖地界令人瞩目的一株名花。”
一一这实在是天大的误会。
实际上，潘玉良的同学、学生和见过潘玉良的人没有一个人认为她是漂亮的。从留下的照片上看，她狮子鼻、厚嘴唇，脸出奇的长，额骨很高，颇有些男气。即便她的自画像．她为自己穿上嫣红色旗袍，端庄贤淑地坐着．仍谈不上清秀，更不要说美丽。
这样的底子，再年轻，遇到潘赞化时的十七岁，仍不会美到哪里去吧？
那么，时任芜湖海关监督一职的潘赞化出于什么救下了她呢？
（潘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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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讲一个“缘”。那晚，如果坐在那里给潘赞化唱小曲儿的不是张玉良，而是李玉良、王玉良，只要是任何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他都会施以援手。这纯粹由他的个性决定。
潘赞化温厚儒雅，是一个有文人气质的军人。他祖父曾官居天津知府，他两次留学日本，期间回国与陈独秀组织过社团，也因此与陈独秀结下大半生深厚的友情。1912年潘赞化担任芜湖海关监督，那时的财政部由北洋军阀控制，潘赞化不愿把关税上交财政部，而是汇寄到上海同盟会。不久，孙中山巡视芜湖接见潘赞化，赞扬了潘的义举。也就是在此期间，潘赞化遇到了张玉良。
张玉良八岁时成了孤儿，在舅舅家生活六年后被卖到芜湖的怡春院。虽入*楼青**三年，张玉良实际上并没有接客。当时的*院妓**分成几等，一般比较低等的是过夜，稍微高等一些，只卖艺。张玉良初到*楼青**，年龄小，又无姿色，*鸨老**使唤她做烧火丫头，期间也教她些吹拉弹唱的技艺用来取悦客人。张玉良很聪明，不论什么一学就上手，不久就能弹得一手好琵琶，唱一口好京剧，她的嗓音很粗，只唱老生或铜锤花脸。
1912年潘赞化和张玉良在怡春院遇见那天发生了什么，真实的状况已无从考证。有张玉良的传记作者为增加故事的戏剧性、可看性，把张玉良描述成一个风情万种、楚楚可怜的女子，这符合人们看故事的套路，却不符合事实。
真实的张玉良是一个具有男子气质的女人，不但长相不符合通常所谓的“女性美”，说话、做事也直来直去，性格豪爽，绝不是一个善于卖弄风情，扭扭捏捏的女人。
潘赞化是一个开明的知识分子，是一个革命者，他厌恶旧时代遗留下来的陋习。另一方面他又特别乐善好施，他资助过穷人，为民主革命捐资多次，后来陈独秀处境窘迫，他也慷慨解囊。他对张玉良的救助，与其说是出于个人的情感，不如说是出于一种信仰和道义。
所以，当*鸨老**说这个叫张玉良的姑娘可以以二百银元赎身时，潘赞化当即派人送了银票过来。
对张玉良来说这二百元从此改变了她的人生，她牢牢抓住了这个机会。潘赞化却没有意识到，他掏钱出来的瞬间，他的人生也就此改变，从那一刻起，他和张玉良，他们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
（上图分别为巩俐与李嘉欣扮演过的潘玉良影视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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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良跟着潘赞化回了潘府，他却犯了难，不知该如何安置她。张玉良唯一的亲人是她舅舅，但送她回去，无疑把她重新推回了火坑，曾经有很多*楼青**女子虽被赎身，因为没有谋生手段走投无路又回了*楼青**，这是播赞化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张玉良也再三表示跟定潘赞化，无论如何都不肯离开。潘赞化只好先留下了她。
为*楼青**女子赎身的事在芜湖引起了不小的议论和风波。很多人都问为什么？然后各种猜想、各种说辞，最多的一种说法是，潘赞化流连*楼青**被张玉良迷了心窍，赎她出来用来金屋藏娇。可见，有些时候真相和传言有着多么巨大的距离。
此时，距离芜湖三百公里远的安庆，潘赞化的好友、军政府都督柏文蔚参加了由孙中山等人发起的反对袁世凯的战争，但不久就宣告失败。柏文蔚被迫逃亡日本，陈独秀也因参加讨袁运动而被捕入狱。这一变故很快波及到了柏文蔚和陈独秀的好友、芜湖海关监督潘赞化。
据说当时潘赞化的处境非常险恶，随时会有袁世凯的人冲到他的住所把他抓走的可能。那段日子，张玉良每天夜里手持一把手枪在潘赞化的门外守着，以起警戒作用。晚年，潘赞化回忆这段经历，曾写过一首小诗：“长街民变逼陶塘，鼎革清廷兵马荒。九道门前勤护卫，持枪值宿小戎装。”
不久，袁世凯派了新的督查来芜湖，潘赞化被免职。此前，陈独秀获释出狱，去了上海。他劝潘赞化也到上海，并在自己的隔壁为他租好了房子，布置好了新居。1913年，潘赞化带着张玉良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3号，陈独秀夫妇住在隔壁2号。
从安徽到上海，从陌生到熟悉，再到朝夕相对，张玉良对潘赞化的感情里由感激变成了仰慕。同时，她的聪慧和直爽的性格也赢得了潘赞化的好感。他是光明磊落的人，觉着两人这么住在一起，身份不明，对张玉良不公平，他也不能做这样猥琐的男人。他不能因她是*楼青**女子出身就慢待了她，如此，倒真应了那些口舌之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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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他一直赞赏潘赞化为张玉良赎身的事，后来，他又支持潘赞化和张玉良结婚。在感情方面，潘赞化与陈独秀是完全不同的人。陈独秀一生结过四次婚，与他相比，潘赞化的感情经历却非常简单、透明，之前有一个原配，再有，就是这个张玉良了。他和陈独秀个性的不同并没有影响两人的交往，两人的友谊维持了一辈子，这是后话了。
1913年底，潘赞化和张玉良在上海补办婚礼，证婚人就是陈独秀。这是潘赞化的第二次婚姻，确切地说，张玉良只能算是潘赞化的妾。
他早年在祖父的安排下，与一位表妹成婚，这位原配妻子人称方氏，是乡下一个裹着小脚的旧式女人，她与潘赞化育有一个女儿，一直住在安徽桐城老家。潘赞化与张玉良结婚后，他回去探望的次数更少了，而他与张玉良的事情，身在老家的方氏早已有所耳闻。
婚后，张玉良改姓潘，潘赞化曾给她取过另一个名字潘世秀，在两人后来的书信中，潘赞化有时称她“玉妹”（玉良），更多的是“秀妹”（世秀）。1920年潘玉良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科时，在《学籍簿》登记的名字就是潘世秀，只是后来才开始使用潘玉良这个名字。
潘玉良未上过学，却考入了上海有名的专科学校，这有她向身的努力，更重要的是潘赞化对她的影响和支持。潘赞化是有名的学者，又是一个有才华的诗人，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时，便向潘赞化约稿。潘赞化接连在《青年杂志》发表多篇人物传记体文章。他平时也喜爱绘画。起初，潘玉良只用他的画笔在纸上涂涂画画，播赞化见她聪颖慧质，对绘画有特殊爱好和天赋，遂为其延师授教，悉心培养。
1915年，酒赞化离开上海，进入云南参加蔡锷的护国军讨袁运动，立下大功，并因此获“云南起义纪念章”之殊荣。不久，蔡锷病逝，潘赞化被北洋政府皖系、直系军阀所压制，始终担任中低级官僚。
那段日子，他其实是孤寂、落寞的，也想潘玉良在身边，可以陪他说说话一一身处乱世，能说心底话的也只有身边这个人。但是，最终他没有带潘玉良跟随。当时潘玉良对绘画有了极大的热情，求知若渴，潘赞化不想因自己的事影响她，就留她在上海接受文化补习，并让她跟着一个叫洪野的知名画家习画。
这个洪野也是他们的邻居，当时在上海美专当教授。他看到潘玉良在绘画方面很有灵气，就经常给她一些指点，画到一定程度以后，他看出她很有发展前途，就鼓励她去考美专。
一个*女妓**出身的女子，没有半点绘画基础，且没上过学，怎么能直接就考美专呢？潘玉良心里很没谱。但是潘赞化很高兴，说去考啊，洪野都说可以，为什么不去？得到潘赞化的许可，潘玉良鼓足勇气报考了上海美专，参加了1920年那届美专的招生考试。
据说她考试成绩相当好，也有说她的专业成绩排第一，但是发榜时榜单上却没有她的名字。潘赞化请陈独秀去跟美专校长刘海粟介绍、斡旋，潘玉良得以以插班生的身份进入上海美专。后来影视作品中有镜头，刘海粟大笔一挥在榜单写下潘玉良的名字，是有待商榷的细节。
但是不管真实的细节怎样，潘玉良终于成为上海美专的一名学生，从此走出家门，开始了崭新的人生经历。
那时候女子上大学的少之又少，美专里的女学生就更少了。潘玉良每天去上课，还不时出去写生，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渐渐地，有传闻传到潘赞化的耳朵里，说潘玉良经常和男生在一起写生。
潘赞化听了不以为愠，反而明白表示他支持潘玉良这样做：“男女社交公开嘛！”
期间，滞玉良找不到人体模特，她决定画自己。裸体画被潘赞化看到，起初他是很震惊的，骨子里传统的观念使他一时无法接受自己妻子的裸体画像，被到处示人甚至展览。别说他了，即便放到现在，又有几个男人能接受妻子裸体画像的？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宽厚、磊落的男人，沉闷了一阵子也就想通了：既然支持潘玉良走上了这条路，就得做到彻底信任，不能因自己的情绪影响、阻止她的追求。
这就是潘赞化对待潘玉良的态度：他不因她是*楼青**女子慢待她，也不因她是他的妻子而禁锢她。他始终当她是和他同样平等的一个人，他希望她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有自己自由的人生。
1921年，潘玉良从上海美专毕业，她学的专业是西洋画，上海美专校长建议她前往法国留学。潘赞化自然不想夫妻分离，而且是漂洋过海一走就几年，但是，他希望她有更好的发展。他不仅同意他出国，还通过安徽省教育厅为潘玉良争取到了官费留学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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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玉良离开中国赴法国留学之前，为丈夫做了一件大事。
她和潘赞化结婚八年，有一件事一直觉着很遗憾，也愧对潘赞化，她没能为他生下一男半女。她曾有过一次身孕，后流产，再也无法怀孕。
在她赴法之前，她瞒着潘赞化以他的名义给安徽桐城乡下方氏夫人一连写去好几封信，请她来上海共度。方氏到上海受到玉良热情接待，腾出卧室，让她与潘赞化住在一起。潘赞化尽管有些生气，怨玉良自作主张，但是她很固执地坚持，他只好遂了她的愿。
一年后，潘赞化唯一的儿子出生，乳名牟儿。潘赞化给已经远在法国的潘玉良写信：“潘门之后是你一手培植出来的，从牟出世起，老方是你未经我同意，私自作信叫她到上海来，你还记得吧？你到亭子间去住，逼我与她同居，我本来决意不肯，因你的诚意感动，再三苦劝我，不要因你使我断后，否则，不从你，你就活不下去的样子。”
信中还作诗《迎妇生子》：“几回青鸟使申江，避席亭间扫玉床。大礼躬行迎旧妇，天津牵遣小牛郎。”“天津”是天上银河中的一个星座名，位于牛郎织女星之间。由于天津的牵线，牛郎织女相会，才有了小牛郎。诗中把玉良比作天津，牟儿比作小牛郎。
潘玉良接信后非常高兴，马上画了三头牛，两大一小，在草地上嬉戏，题名《亲情》，她把这幅油画寄给方夫人和潘赞化留作纪念。后来她又画一幅《牧歌》，画中的四头牛中，或许就有她自己。
1928年，潘玉良学成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教授，潘赞化也随她到了南京。到南京第一件事，潘玉良便把牟儿从乡下接到身边，待如亲生。不久，方氏以陪伴儿子为由，也到了南京。这一次，潘玉良与她的相处却极其不愉快。
因为丈夫娶了一个风尘女子做妾，方氏一直耿耿于怀，此番再次面对潘玉良，她自恃已为潘赞化生下一个儿子，不再像上次在上海那样低眉顺眼，而是处处与潘玉良作对，甚至到了睚眦必报的程度。
潘赞化对此颇为无奈，他无法同守旧的方氏讲理。话又说回来，也无理可讲，若说错，他纳妾在先，又是众人口口声声的风尘女子。而且，这方氏是他母亲娘家的远房侄女，他母亲绝对站在她这一边。潘赞化一个大丈夫，一腔豪情，但是回到家却摆不平这几个女人的关系。
另外，潘玉良的*楼青**出身也犹如一个永远无法摆脱的魔咒，一直跟随着他。潘玉良虽然已成为上海美专、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却因出身微贱引发社会的偏见与非议。在1935年第五次国内画展上，她的画作《人力壮士》被恶意指责为*女妓**对嫖客的赞歌。这种莫须有的指责让潘赞化和潘玉良很愤怒，也很悲伤。
当时已经是国内政治领袖人物的陈独秀，毅然公开给他们以大力支持。他在潘玉良于1937年绘的一幅《侧身背卧女人体》的白描上亲自题字：“余识玉良女士二十余年矣，日见其进，未见其止，近所作油画已入纵横自如之境，非复以运笔配色见长矣。今见此新白描体，知其进犹未已也。”又在潘玉良同年创作的《俯首背女人体》作品上，以同样的字体题写：“以欧洲油画雕塑之神味，入中国之白描，余称之曰新向描。玉良以为然乎？廿六年初夏独秀。”
陈独秀这么做，既是对潘玉良的支持，更是对他的好友潘赞化的支持。他的出面，使潘赞化少去了很多非议。
1937年，各种因素促使潘玉良再次到法国留学。赴法之前，她为潘赞化和牟儿画下了未曾在世人面前展示过的白描《父与子》。潘赞化时隔十六年再次送别潘玉良，他将蔡锷送给他的怀表送给了她。两人都没有想到，此后余生，他们再也没有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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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先是抗日战争，接着内战，潘赞化劝阻了几欲归国的潘玉良，他不希望潘玉良在战乱期间回来。在那种大时代背景下，平安成了最奢侈的人生之求。
1949年后，潘赞化被安置到安徽省文史馆做馆员。短暂的平静之后，身边人连遭变故，最让他不安和痛心的是，后来刘海粟都被打成了“*派右**”，成了“敌人”。他不敢想，此时若潘玉良回国，等待她的将是怎样的命运。此后他给她的信件只是简单地报平安，对她要回国的事不再提，她提了，他也只说再等等。
1958年，潘玉良再次写信强烈表示要回国，潘赞化给他回了一封信：“来信预告美展有成功之望，将实现你之积四十五年之理想，当祝当贺！你要回国，能在有生之年再见，当然是人生快事。不过虑及目前气温转冷，节令入冬不宜作长途旅行，况你乃年近六旬的老媪，怎经得长途颠簸和受寒冷，还是待来春成行为好……”
他无法在信上明说国内的状况，他不能告诉她，他已因言获罪被划为*派右**，处境潦倒，他希望他这几句看似平常的话能引起潘玉良的注意，万不可贸然回来。
潘玉良再次听从了他。这成了他给她的最后一封信。一年后，潘赞化在安庆病逝。
1964年，法兰西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承认，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大使馆派人来看望潘玉良，她才得知潘赞化已去世五年。
1977年7月22日，潘玉良在法国巴黎病逝。
她留下三个遗嘱：一、死后一定要给她换上旗袍；二、一定要将她当年与潘赞化结婚时戴的项链带回去，交给潘赞化的后人；三、她在巴黎的作品，将来一定要运回中国去。
只是，这些心愿潘赞化都已无从知道了。
来源：《人生这场盛宴：十八位民国大男人的爱恋往事》，作者杨萍，山东画报出版社2016年出版，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潘赞化简介，字赞华，号世璧，晚号仰聃，1885年出生，安徽桐城西乡（今桐城市潘家楼）人，现代知名人士、诗人。潘赞化是《新青年》早期撰稿人之一。 其代表作品有《兴登堡元帅》，《法国名将霞飞将军》等。
1913年潘赞化出任芜湖海关监督期间曾为*楼青**女子张玉良赎身，并结成夫妇，张玉良为感其恩遂改姓潘。潘赞化见张玉良聪颖慧质；对绘画有特殊爱好和天赋，遂为其延师授教，悉心培养。1920年 ，潘玉良考入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又在潘赞化的资助下赴法国留学，先后在里昂中法大学、巴黎国立美专习画，与徐悲鸿同窗。民国14年，复游学于意大利国立罗马美术学院油画班、雕塑班。1928年初归国，相继任上海美专西画系主任，国立中央大学油画教授，多次举办个人画展，名动画坛。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潘玉良再度旅法，其画作多次在法国、瑞士、意大利、希腊、比利时等国巡回展出，法国政府及博物馆、英国皇家学院均有珍藏。其中巴黎国立现代美术馆收藏她的雕塑作品有《张大千头像》和水彩画《浴后》。西方画坛誉其为绘画、雕塑两艺齐名的艺术家。1959年，潘玉良接受巴黎大学授予的“多尔烈”奖，由巴黎市长亲自为她颁奖。1977年7月，潘玉良病逝巴黎，葬于巴黎市公墓，碑刻汉字“潘玉良艺术家之墓”。1984年，安徽省博物馆将潘玉良的遗作4000余件自巴黎运回，其中部分作品曾在桐城县博物馆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