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年高考。
很多人把高考当作人生第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们用三年的寒窗苦读成为高考中的佼佼者,进入名校,在更高的台阶上开始新的人生征程。
然而,其中的一些人却发现生活和想象中的不一样,进入名校并不意味着一片坦途,他们或许会面对更残酷的丛林法则,会因更多的选择变得无所适从,甚至会更直接地目睹家庭、阶层以及资源不均衡对人生带来的影响。
于是,他们在社交网络里袒露失落,相互取暖。这群年轻人的焦虑在媒体上形成讨论,虽然话题的热度正在散去,但它背后映射的他们对未来的迷思,依然存在。
在高考到来之际,我们与多位字节跳动的员工聊了聊。他们中的大部分曾被认为是“高考赢家”,凭借学生时代的聪慧与韧劲进入顶级学府。但面对参差的世界和多变的竞争环境,他们也曾失落、迷茫和自我怀疑,但是又能在逐步地自我探索中与过去告别,打*局破**限,找到生活多元的价值和人生更大的可能。

无止境的刷题
“15乘以6是90还是80?”出生于山东海阳市的阿春,回想高三的时光,盘亘在心头的是一条算式。即便距离高考已经过去了11年,他还是忍不住拿手指在会议室的桌面上演算起来。2020年初,阿春加入字节跳动,成为管理咨询团队的一员。
“我小时候没有打好基本功,总是因为这样的低级问题失分。就比如15乘以6这样的,所以那时我就罚自己在本子上抄写100遍。”
阿春是复读生,其实他第一年的高考成绩在很多人看来并不算差——660分,足够进入一所985大学。但他想去浙江大学,复读是实现梦想的唯一路径。
“复读班的都是赌徒。”阿春说,那时老师规定复读班的同学,两个小时的数学试卷必须在一个半小时完成,而他给自己的要求是一个小时。
阿春尝试通过这种极限的方式逼出自己最大的能量,“我挺享受复读那一年的,一切都放下了,一张课桌,一张试卷,整个世界就只有我和试题,心无旁骛。”
在距离海阳200公里远的潍坊,Bryant有着和阿春类似的高中生活。他通过竞赛保送进入清华大学软件工程专业,博士毕业后加入字节跳动,成为了一名研发工程师。
竞赛同样也要刷题,谈到刷题的经验,Bryant条件反射似的脱口而出:“三遍五遍,三遍就是把做对的题再做三遍进行巩固,五遍就是把做错的题在三遍的基础上,再加两步,进行考点的深挖和研究。”
做题,会形成肌肉记忆。
在不太熟的同学眼里,Bryant是一个学习机器,翻墙去网吧,用文曲星看小说,这些活动他都没份。“别人吃饭都是成群结队的,突然人群之中有一个人窜了出来,那个人就是我。我一般会跑步到食堂,拿一个肉夹馍就走,因为它是提前做好的,再跑回教室,边吃边做卷子。”

清华大学大礼堂
在字节跳动从事数据应用工作的韩飞,家乡是湖南省的华容县,从中考到高考,韩飞经历了六年日复一日做题和考试的生活。
“高三经常会在晚自习熄灯以后,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做题。因为大家都一样,你也不会觉得那有多煎熬。”2010年,韩飞从老家考到了天津,又到北大读研,“在这些地方,你才会发现也有人不是这样读书读上来的,那个时候才会感受到冲击。”
在字节跳动从事战略研究的小朱,从小到大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因为她毕业于北方某省会城市的一所重点中学。她在高二还未结束的时候,就因为竞赛奖牌,收到了清华大学抛来的橄榄枝。
小朱的高中每年考上清华北大的人数超过全省总额的一半,是一所名副其实的“超级高中”。
但考上这所学校却不容易。它的初中部每年有40%-50%的名额可以直升高中部,外地生源占40%,而本地其他初中的孩子只有成为全区第一第二才有机会拿到入场券。
“为了能进入它的初中部,很多孩子在小学阶段就开始训练奥数。不是说进入了牛校就不用做题,可能只是阶段更前置了。”

接受“失败”
如何与“挫败感”相处,成了许多人进入名校后的必修课。
像小朱这样的竞赛生,那一届她同系还有20多个。“如果说在选专业上要给高考生什么建议的话,那就是避开竞赛生多的院系吧。因为很多大学教的知识点,竞赛生在高中阶段就已经掌握了,这会让人特别有挫败感。”她说。
在一堂艰深的专业课上,Bryant把笔掉在了地上,他弯腰去捡,再抬起头来,发现已经跟不上老师的进度了。“真的,不开玩笑。”
顶着学霸光环长大的Bryant在进入清华园的第二年,收到了人生第一份不及格的期中成绩单,“无法想象”。高中阶段坚持没有碰过网游的他,那段时间在dota中沦陷了。
“最生气的是,和你一起打游戏的人,考得比你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上厕所都带着书。
相比学业,韩飞最害怕的则是班会和社团活动,一想到就手心冒汗,“特别是一些需要你才艺展示的环节,那个时候我就显得特别局促,因为我发现自己真的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展示。”

韩飞拍摄的不同的季节的北大静园草坪,这是他读书时经常和朋友一起侃大山的地方
高考出成绩那天,阿春的浙大梦“碎”了,不是因为分不够,而是大大超出了预期,总分706——他成了那一年山东省理科的裸分状元。阿春在父母、学校、媒体的注视下,将志愿改成了北大,填报了省状元扎堆的光华管理学院。
那一晚,阿春在QQ空间里写下一行话:“这个世界上从此少了一个山人,多了一个商人。”
进入光华管理学院之后,阿春才意识到,“商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做。身边的一些同学陆续出去实习,咨询公司、投行、“四大”是光华学子的标配,阿春也想试试,却发现很难。
他后来总结,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是一个不太商业化的人,对一些事情背后的底层逻辑更感兴趣,“别人都在参加咨询协会之类的社团为自己积累人脉时,我参加的都是红楼梦研究学会这种。我发现身边很多小镇青年都是如此,做选择时更理想化。”
他至今还记得,大二的一门课上,一个同学在课堂分享环节,已经可以详细地拆解iPhone的全球产业链。同一个教室里,却有一些同学连什么是iPhone都不知道。
阿春相信,很多时候,信息本身就是一种资源。“比如说,商业这个东西很依赖于之前的积累,成长在不同家庭环境中,你对经商的sense是不一样的。”阿春的父亲是高中教师,他从小耳濡目染的更多是水文地理和宇宙气象,在成为一名“金融操盘手”的路上,这些知识显得有些苍白。

找到自己,然后握手言和
不过,他们也在慢慢成长的过程中,开始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鸭梨来自天津郊县一所重点中学,她顺利通过高考进入了北大中文系。中文系原本就是个容易出才子的地方,遑论北大。
“真正的天赋是那种大家都能看得到的东西。”鸭梨曾经很羡慕自己的一个室友,她选修了一门鸭梨不敢选的诗歌课程。随着课程的深入,在那些读诗会上,鸭梨的室友如鱼得水,“而你却体会不到她的快乐”。
“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对文学的感知力因人而异,那种描摹和体察的能力可能与生俱来,我确定她在观察一个事物的时候,那种感受会很美妙,但是我又无法获知她的美妙。”鸭梨说,“这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改变的东西。”
有些同学惊人的阅读量也令她感慨:“一本书,即便40岁的时候读到了,你也永远无法获得别人在20岁时就拥有的体验。”
那一刻,羡慕是真的,失落的感觉也是真的。
不过,能让鸭梨坦然和放松的是,大学与高中相比,考试成绩并不是唯一一个衡量人的指标,你能更多面地展示自己,也能更立体地去认识别人。
“有的人不擅长考试,但他的文学才华就是卓尔不群、肉眼可见;有的人很有天赋,但他的内心会更加敏感和脆弱。”
在互联网公司的氛围中,鸭梨感受到了人的更大可能性和丰富性。她目前在字节跳动的营销中心工作,在她的团队里,工作之外的投入和专长同样能会被鼓励。
“比如我身边的同事有脱口秀演员、自媒体KOL,他们以多元身份获得的洞察,也能在业务讨论和产出中得到重视。内部同学的优质blog集锦,也是*日我**常追更的内容。”鸭梨说,让大家不惧只表现“职场人格”,这也是一家公司包容的体现。
鸭梨还在本科期间修了心理学的双学位,发展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主观幸福感。“你会发现,人的一生其实活着为的就是主观幸福感,没有一个外在的尺度是完全准确的。”
字节跳动的产品经理小淳本科就读于一所理工科见长的985高校,一直有个“北大梦”的她终于在研究生阶段得以进入燕园。
她记得,有一年暑假,有一个小伙在工地上打工时,接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这事吸引了很多媒体关注。小淳也注意到了网上的讨论:“有人说这体现了高考的公平性。也有人说,虽然他现在接到北大通知书,好像在很多人眼里,已经成功了,但实际上它无法真正决定你未来的道路。”
这些讨论触发了小淳心底长期存在的疑虑,她开始自问,“考上北大对我意味着什么?”思考了一晚,她在自己的公众号里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写道:“平凡是一个终将会到来的礼物。”
“平凡可能才是大部分人生命的本质。我能够接受它的到来,但我也不会飞快地去迎接它。在过着平凡生活的同时,也可以拥抱其他的小梦想。”小淳说,以前她会把北大当作努力的终点,但真正来到北大之后,就会发现其实那真的只是一个起点,“学习不是唯一的人生”。

2017年的某一天,小淳上完课从教室走出来,突然感到幸福,随手拍下了北大理教窗外的夕阳
在小朱看来,抛弃对“好孩子”身份的迎合,是另外一种找寻自己的方式。
在清华的学习,让她慢慢觉察到:“仅靠做题,你以为自己很喜欢的一个行业,和这个行业真实的样子,其实是脱节的。”高中竞赛让她着迷的其实是那些传统的古典理论,而在真正的科研前沿,则需要大量的实验,非常依赖动手能力。这是她的弱项。
小朱决定转换赛道,首先想到的就是转金融。
“我后来和周围的同学聊,发现很多人转到金融系是因为觉得这是一个让人羡慕的事。可能有些人本身没那么喜欢金融,包括我自己也是一个风险厌恶型的人。”小朱承认,可能在那种环境里,人就比较容易服从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这就是所谓好孩子的选择吧。”小朱还记得毕业前夕,有位同学拿到了一家顶尖风投公司的offer,那位同学不喜欢这份工作,正在犹豫放弃,但身边几乎每一个人都劝他,“这么难进的公司,你放弃了不后悔吗?”
“如果放在现在的话,我可能会和他说,你自己开心最重要,或者找到你自己内心最重视的东西。”小朱说,就像有的人看重的是生活和工作的平衡,有的人会优先考虑职业成就感,有的人注重经济回报。
“在我父母的期待里,我应该去海外读个博士搞搞研究,或者找个能拿北京户口的工作。”但毕业后,小朱没有再当父母眼中的“好孩子”。她再次转换赛道,作为校招生进入了字节跳动,比起金融,互联网才是她兴趣的方向。
“互联网就很有意思呀,分析用户的诉求,了解用户为什么使用我们的产品,又为什么使用别人的产品。当你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越深入,就越能找到新的乐趣。”小朱说,每当看到团队的项目、自己研究的政策或者参与支持的产品设计得到了用户的正反馈,她就会庆幸当初的选择没有错。

2014年冬天,北大未名湖
从内蒙古巴彦淖尔考到大连理工大学的十迁,2017年从北大计算机系硕士毕业,现在他是字节跳动直播变现团队的一员。
有一次机会,他去国外出差,他发现那边的交通规则规定,当有附近的车辆超速时,你也可以超速。
“这个给我印象挺深刻的,就是你把法律制定出来,又允许另外一条规则去违反这个法律,就是说边界没有那么清楚。”这件事促使十迁对自己的人生目标进行了重新思考,“我们是不是被一些既定的轨迹框住了?”
“应试教育就是对所有人有一个统一的评判标准,这是个陷阱,其实走进社会之后,大部分人不应该在乎同一个标准。”十迁说,过好自己的人生,生活就是个广场,它欢迎各色各样的人到来。
在字节跳动工作以来,十迁逐渐发现,学生时代养成的分数导向的定式思维已经被扭转。工作不像考试那样,只追求对错,过程中的创新和突破同样会被leader和同事看见。
“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所有人的OKR对所有人可见,通过一鸣的OKR,我可以去尝试理解高层在掌舵一家公司时的思考。而同一个部门里,相同的目标下,不同人可能会用不同的关键结果来进行拆解,也能帮助我打开认知的局限。”十迁说。

十迁在北大的一堂英语课,老师把“圣诞老人”请入了课堂

再见,小镇做题家
小淳一直在社交网络上的“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里“潜水”,当“小镇做题家”这个概念火起来的时候,她也开玩笑地和几个高中的好朋友分享,“你看,说的就是我们”。
“当然,我不喜欢被贴标签,贴标签会容易把很多复杂的问题简化了,不是吗?”
“什么样的人生是好的人生?我现在把思考这些问题当作一种乐趣,而不是负担,如果说20多岁的年纪就妄想把人生想清楚,是一种挺高傲的态度。”她已经想明白,自己可能会带着这个问题一直走下去,但不会强求自己一定要得到答案。
这种思考本身,会让人内心更加从容,坚定地走进新的人生。
小淳来到字节跳动,加入了企业社会责任团队。“我不是那种工资给得够高,就能心安理得做一份工作的人。”
小淳说,产品经理的工作本身既需要理性的思考,又需要对用户心理的洞察。这让她可以把文科和理科两种思维进行融合,在学生时代接受的训练的基础上又能获得新的提升。“现在从事的事情,让我开始觉得我正在接近自己想要的‘好的人生’。”
韩飞刚毕业工作的时候,还是会时不时陷入以往的思维陷阱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面对一个问题特别期待找到正确答案,得不到时就很苦恼,“考试是一个目标和路径都非常确定的事情,工作则不然。”
加入字节跳动之后,他越来越能够适应业务高速发展带来的挑战。“我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存在一些变数,比如对复杂度预估不足导致人员和事情安排的变化,这种情况下考验的就是团队协调合作和随机应变的能力。它不再像解一道数学题那样,有标准答案。”
在韩飞的理解中,一群年轻人乐意自嘲“小镇做题家”本身,其实是他们面对压力的自我疏解。“名校毕业,社会会期待你应该怎么样,我不想背负这些千篇一律的期待,我想要做自己。”
阿春一直在做自己,毕业以后,他没有像别人想象中那样,西装革履地走进金融街的写字楼,而是主动申请参军,在海军驱逐舰某支队服了两年兵役。
奋力穿越400米海障时的意气风发,第一次驾小艇模拟临检拿捕时的壮志豪情,留在了阿春20多岁的人生篇章里。
对于没有进入投行、券商、银行这样的机构,阿春没有觉得遗憾,他觉得在光华的学习开拓了他的眼界和人脉,在海军的经历则磨砺了他的意志,也让他对组织管理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退伍回来之后,阿春成为了一名财经记者,后来又加入字节跳动,从事管理咨询工作。他说这是他能找到的既能运用好所学专业,又能细细体察这个社会的最佳角度。
“我可能找到了一条适合我的道路吧,把自己的理想跟商业现实结合了起来,当然,这条道路能否成立,还有待验证,我并不着急。”阿春说。
阿春目前的工作常常会触发他对商业世界的重新审视,他开始有意识地把这些一闪即过的灵感和洞察思考记录下来,写成公众号文章。原本是一个人的默默耕耘,慢慢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让他在自媒体领域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关注者中不乏一些互联网大佬。
“小镇做题家没有什么不好,它反映了一个人积极的生活态度,他想要通过做题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成为一种上升的途径。”十迁说,在他看来,这是在无法选择出身,且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对抗生活和命运的一种方式。
在采访的最后,即将要出差的十迁,从会议室里站了起来,他说:“我们真正应该担心的是,他们把人生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局限在这个身份里。” 对于曾经的“高考赢家”们来说,他们正在找寻新的航道,然后撕掉身上的标签,拥抱更加丰富的生活。
(本文中所有采访对象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