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在其早年短篇杰作《The End of Something》中塑造了一位平凡女性 Marjorie。面对支吾扭捏的恋人，她抽身的方式不可谓不强硬：她说，「随它吧」（Let it go）。与另一位高唱《Let It Go》的女性 —— 迪士尼公主 Elsa —— 相比，Marjorie 是言行合一的。
在迪士尼的律令下，Elsa 的高光时刻无非是在杳无人烟的冰原放飞超能力，她不会造成危险，也不会因为秘密暴露陷入危险。与其说 Elsa 最终选择了做自己，不如说她斩断了自身一切不强硬的因素 —— 我们把那些因素叫作生而为人的「人性」。了无牵挂，随它吧，谈何容易。
我们知道，海明威对强硬是有执念的：历经四段婚姻、两次世界大战，钟情于各类冒险活动和「八百万种死法」，这是他本人。庞德用「自我硬化」来说海明威的熟成，而这样的自我硬化何以达成？海明威又如何看待自我？他指向了哪种自我关怀？联想到海明威和好莱坞的暧昧关系，以及种种不愉快的合作经历，这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重审当今流行文化的角度。
Elsa 的冰雪超能力隐喻本真、自我的纯净以及对抗尘世时的坚硬。它颠覆了安徒生童话《冰雪女王》赋予冰雪的含义 —— 出身冰雪肆虐的北欧、仅受过教会初级教育的安徒生，用冰雪隐喻有罪的世俗理性知识。但海明威建造的是一座座冰山。 「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 」这不只是《李尔王》那句「怀璧慎显，博识谨言」（Have more than you show，speak less than you know）的意象化。
海明威告诉《巴黎评论》，他常读《李尔王》，李尔王的悲剧令他振奋。那么，海明威笔下的平凡女性 Marjorie 何以成为庄严宏伟的冰山一角，我们又该怎么看待 Marjorie 了无生趣状的恋人 Nick Adams？（Nick Adams 是历尽人世动荡的海明威使用次数最多的文学化身，他先后写过 24 篇以 Nick Adams 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并且这些作品都与海明威各时期人生经历相关。）
体验海明威作品的奇妙之一，在于细读慢想《The End of Something》这类男女分手的「小」事。这是海明威将自己的生活「冰山化」的文学初声，收录于《在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这样一本「大」书名的短篇小说集。正是这篇小故事，令俨然爵士时代文化代言人的菲茨杰拉德眼前一亮，继而协助海明威修改、出版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
喝酒、钓鱼、看斗牛，几个男人为一个女人争风吃醋、大打出手，这些取材于自身的「影射小说」（Roman à clef），为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那代人添加了一个广受时代共鸣的标签「迷失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The End of Something》是海明威成为 20 世纪屈指可数的文化传奇的启航之作：指摘海明威长篇小说结构松散、语言赘余的马尔克斯说，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里满是「简单而炫目的发现」，体现了海明威「如昙花一现般的灿烂精神」。
《The End of Something》炫目地速写了 Marjorie 和 Nick 的分道扬镳。
Marjorie问「怎么了（What’s the matter）」。在此之前，两人刚刚放下钓饵，只待收竿。Nick回答「我不知道」。一段对话就结束了。接下来，Marjorie 让 Nick 吃东西（他并不想吃），Nick 吃了；她让说问题在于「你知道一切」的 Nick 闭嘴，他闭嘴了。他们默然看着月亮。
「再没乐子了（It isn't fun anymore）。」Nick 终于说，「我感觉我万念俱灰。我不知道，Marge。我不知道说什么了。」
Marjorie 背对 Nick 问，「爱没乐子吗？」
「没。」Nick 话音刚落，Marjorie 立刻划船离开了，她不拖泥带水的行动终结了自己要挑明的一切。
简练的短句构成了情节紧凑、人物言行利落的小故事。一目了然外别有悬疑，且经得住仔细体味、反复揣摩。这是海明威在 20 世纪英语文体风格和文学上的瞩目创新，也是他的作品雅俗共赏的理由之一。
我们最终发现，除了 Marjorie 和 Nick 在字面意思上 —— 怎么分手 —— 这一事实能确认外，他们什么时候貌合神离，因为什么神离，谁是其中的始作俑者和终结者，乃至他们此刻能不能叫情侣分手，有没有因为彼此相爱而在一起过，我们都不能确认。
这种「不能确认」合乎我们的日常经验：牵手或分手之日远不及生死之日的确立牢靠。在一起是「不谋而合」，不在一起也是。因果难分。现代人体察现实的敏感接承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形而上学传统 —— 言行指涉内心。但若经苏格拉底式的审视和追问，言行根本上只能确凿无疑地表征言行。任何与他者建立的关系都是「自以为是」：自我只能通过自以为是决定与他者关系中属于自己的一部分。思辨人之「困境」和「认知」的文学在启蒙时代已降的很长一段历史中倒不见得曲高和寡。文化史家 Lawrence W. Levine 提醒我们，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莎士比亚在美国和狄更斯一样流行。哲学普及，自我觉醒，诸如《俄狄浦斯王》《美狄亚》《哈姆雷特》和《李尔王》等古典戏剧都以自我问题被重新发现、普遍共鸣。
然而，海明威拒绝了这种雅俗共赏。《The End of Something》没有莎士比亚式千回百转的独白。它借鉴现代心理学影响下的意识流词法，人物因为只有几个精挑细选的多义简单词而与我们若即若离。海明威的开放性来自深思熟虑的寥寥数笔，既限制我们全知人物和叙事者的可能性，又不免让我们遐想。
《The End of Something》仿佛无所谓被视作那种写得好看的「小艺术」—— 翻开当代西方通俗小说，尤其是悬疑恐怖小说，满见海明威式的句子（少形容词，动词紧接名词，句法和词汇简单）以及相近的情节人物构设。
海明威在素材处理和主题呈现上对少即是多（Less is more）的执着抑或自信，与其硬朗的人物形象相衬。正是这样的统一构成了海明威冰山景观的独特性： 不是所有景观都是浮海冰山。
Marjorie 不动声色地走了。Nick 躺在湖边默然。「没什么好围观的戏，也即没有公开争吵（There wasn’t any scene）」，最终，他们都面对自己就够了。
联想到另一篇以 Nick 为主人公的小说《The Three-day Blow》，我们得知，分手之前，他们计划一起旅行，Marjorie 的母亲和周遭都在传言他们订婚了；而海明威告诉我们，她就是如此强硬，仿佛比旁人更不羁绊于自己的得失。Nick 在《The Three-day Blow》中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我不能自已。正如眼下刮了三天风，树上的叶子都刮下来了。」无论为什么「万念俱灰」，Nick都「随它吧」。把「无知」的自我投入自然，无论怎样，他也完成了自我选择和硬化。
海明威的削冰技术服务于人物形象的硬化。面对人生在世的不能确知与无能为力，Marjorie 和 Nick 必须「硬」起来。他们的硬化是摆脱自我敏感的掣肘 —— 置身我外，或将我与世界合一。海明威对人物内心、言行、相关人事以及他们身处人世的书写，合一于他们摆脱自我敏感后的感知：感知自我和世界，但适可而止； 做自己，但不纠结到底是不是做了自己； 自保、自恋、自嘲和自弃混合； 跳出形而上学认知的深渊，去活着、去找乐子或就「随它吧」。正是以这样的「小艺术」，海明威回应着大问题。他的文辞形式本身，笔下人物对自己、他者和世界，以及作品「随它吧」的姿态，即是海明威的回应。他让我们可以想象，敏感而又不受敏感摆布的硬化如何成为可能，呼吁我们敏感于其中的不再「那么敏感」——比起我们过分敏感，他宁可我们不敏感。
如果想到海明威作品素材与他个人生活的一贯紧密性，那么，我们还可以想象，习惯站着写作的海明威也在通过创作脱敏。他的生活与其借鉴、竞争过的作品，包括技法和问题意识，一起构成了海明威冰山景观的「水面之下」（被问及受过哪些影响时，海明威向《巴黎评论》列了一长串「差不多要花一天才能记住」的人名）。
捕鱼、打猎、拳击、斗牛、战争，没完没了地饮酒、四处旅行以及男男女女之间一桩桩情感纠葛 —— 海明威的取材范围就是他终其一生实战开拓的生活疆域。我们惊叹，面对自己用力追逐过的生命激情，海明威何以在作品中如此风淡云轻、如此「客观」：像记者般在自己生活周围搜尽素材，又像记者般对待周遭人事，包括对他自己。
《The End of Something》源自海明威自己的经历。真的有过一个叫 Marjorie 的女人出现在青年海明威的婚前生活，她和海明威之后的四任妻子一样，乐意以海明威为中心。他们的炽情冷却于海明威参战归乡的那年夏天：因为眼疾，放弃学业、决意投身一战的海明威未能如愿加入*队军**，但他还是设法以红十字援护队员的身份亲历了战场。尽管日后，海明威形容少不更事的自己把战争看作体育比赛是一种「天真」，但我们不难从他终生痴狂的活动中看出这些活动与战争的形似性。他太想燃烧生命了。
然而，小说里并没有 Nick 和 Marjorie 曾经火花四溅的痕迹，没有战争，也没有任何细节暗示了 Nick 的万念俱灰与其战后的处境相关。Marjorie 和 Nick 的隐而不发，不是维多利亚时代 William Thackeray 的「爱与悲伤都是神圣的情感，只能在帷幕之后进行」，他们并非浪漫主义旧小说的主角。
海明威对自己生活的文学化处理，其背后的精神准则，或许就来自他在战斗和求爱的磨练中学到的经验，抑或正是他沉醉于战斗和求爱的动因。
写作《The End of Something》时，海明威还只是身边人（比如第一任妻子Hadley）心中的英雄。一战负伤荣归，即使文学环境或资源匮缺，他依然立志成为作家。他辞去了记者的工作，靠 Hadley 并不丰厚的年金，顶着拖家带口的压力，全心在风起云涌的巴黎文艺圈打拼。很快，他开始散发独特的人格魅力。
一条来自海明威生活的注脚或可形象地说明这一点。那时，雄心勃勃又苦于没有作品出版的海明威邀约出版人 Robert McAlmon 去西班牙旅行，后者对一具狗尸和斗牛场面的懦弱反应，激起了海明威的嫌恶（而且他表现得毫不遮掩）。戏剧性的是，尽管旁人对海明威的冒犯愤愤不平（全程旅资还是 McAlmon 出的），但颇有风度的 McAlmon 却为之折服，旅行结束，他便对外宣布自己将第一个出版海明威的作品（即海明威处女作品集《Three Stories and Ten Poems》）。
海明威在生活中的粗率刷新了那个时代许多人对作家的刻板印象，不由让人相信（虽然不是所有人）这位新人定将写出非同一般的作品。在海明威渴求文学前辈提携的阶段，他开创了一个属于他的社交惯例：以拳会友。Sherwood Anderson、庞德、Harold Loeb 和菲茨杰拉德，这些在海明威文学事业初期文质彬彬的良师益友都曾被他拉上拳击场。
他用作品戏仿生活，在作品中熟成自我，也用力活出了作品或未来作品的样子。终其一生，海明威都在输出一种硬汉作家的形象：面孔棱角分明，虎背熊腰，体格如运动员般壮硕。而海明威自己就活在他的作品之外，形成了庄严宏伟的冰山景观 —— 冰山景观的核心即自我硬化。
称《The End of Something》新异的菲茨杰拉德后来戏言成真：海明威每写一部「大作」都要换一任妻子。不只是妻子，还有情人们和朋友们，诸如 Marjorie 和菲茨杰拉德。他们一个个化身于海明威的作品，又一个个因为海明威的硬化从他的生活中离开。
《太阳照常升起》被海明威献给了他文学事业初期最忠心的支持者 —— 妻子 Hadley。其实，小说出版前，Hadley 已经因为海明威的移情别恋与他分居。Hadley 没有出现在小说，主人公 Jack Barnes 则加入了几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暧昧游戏，按照小说的写实度，这几乎是在公开海明威真实发生过的婚外情以及情人 Lady Duff Twysden。尽管海明威不在意，也无所谓他人从 Barnes 的「战争创伤」揣测自己丧失了性能力，但几位原型都因为小说而备受困扰，退出了和海明威的关系，其中包括替《在我们的时代》出版牵线搭桥的多年好友 Harold Loeb。
这不是海明威第一次以艺术之名伤害友情。中篇小说《春潮》（The Torrents of Spring）公然讽刺了他的文学恩人 Sherwood Anderson（虽然海明威声称这是对 Anderson 的善意提醒），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The Snow of Kilimanjaro）则暗指菲茨杰拉德的创作毁于对上流社会浮华生活方式的仰望。小说主人公要抵御妻子的富有对自己的侵蚀 —— 她的身世几乎和海明威第二任妻子 Pauline 大同小异。
一次次地，海明威以他冷静的信息取舍服务于自己的艺术表达需要。艺术表达之外，据海明威之子 Patrick 回忆，父亲很早就说过，「家庭生活是成就的敌人⋯⋯做个好丈夫、好父亲，书评人在评论你的书时，不会把这些算作你的成就」。如果说海明威的硬汉形象有什么黑点，那或许是马尔克斯「简单而炫目的发现」：「海明威无疑想表现出粗犷的味道，可惜没有给人这种感觉，他的臀部很窄，粗糙的伐木靴上方是一双略显瘦削的腿」。海明威的臀腿羸弱确实来自战争创伤 —— 第一次上战场，他的腿中了 227 块弹片。他坚持拒绝截肢手术，冒着并发症的风险，做了膝关节置换。一些弹片取出来了（他把取出的弹片打成了戒指），但还有不少留在体内。腿疾伴随了海明威的余生。马尔克斯看来不够粗犷的证据，正是海明威「道成肉身」的标记：作为终殁者，一切燃烧生命的壮举、创造和硬化皆有代价。
现在，回望海明威的一生及其作品，我们或又可以再次领悟，为什么《The End of Something》是海明威在他那个时代唱的一曲自我之歌。小说结尾，Nick 说「哦，走开，Bill！走开会儿吧」—— 这当然不是要我们永远走开，而是在说，且容片刻，迷失的一代又会迎来太阳照常升起的新一天。
往后的岁月里，海明威一路前行，又于生活之海开出一座座只露尖峰的冰山，仿佛欢迎又不必我们驻足。然而，倘若想到海明威为创造景观付出的代价，我们应该既庆幸又珍惜 —— 我们可以站在海明威的作品以及生活之外去观望那样的传奇。世无海明威矣。
撰文：黄旭东
部分图片承蒙达志提供
编排：Cristina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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