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吴钩
北宋政争风气的恶化，是在所谓的元祐更化。元祐台谏官热衷于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却用心险恶地给变法派制造了一顶朋*党**帽子。
元祐四年四月初五，一个叫吴处厚的保守派官员（此人与司马光、邵雍交情不浅）举报蔡确贬知安州时曾写诗讥讪朝政：“确昨谪安州，不自循省，包蓄怨心，实有负于朝廷，而朝廷不知也。故在安州时，作《夏中登车盖亭》绝句十篇，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非所宜言，实大不恭。”
我们先将这五首“包藏祸心”的《夏中登车盖亭》绝句抄录下来：
其一
静中自足胜炎蒸，入眼兼无俗物憎。
何处机心惊白鸟，谁人怒剑逐青蝇？
其二
纸屏石枕竹万床，手倦抛书午梦长。
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唱在沧浪。
其三
风摇熟果时闻落，雨折幽花亦自香。
叶底出巢黄口闹，波间逐伴小鱼忙。
其四
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
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
其五
喧豗六月浩无津，行见沙洲束两滨。
如带溪流何足道，沉沉沧海会扬尘。
你能找出这五首诗的“包藏祸心”吗？且看吴处厚怎么解读：“何处机心惊白鸟，谁人怒剑逐青蝇”这一首，是“讥刺执政”；“叶底出巢黄口闹，波间逐伴小鱼忙”这一首，是“讥刺昨来言事者，及朝廷近日擢用臣僚”；“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唱在沧浪”这一首，“亦含微意”，吴处厚问：“今朝政清明，上下和乐，即不知蔡确独笑为何事？”
“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这一首，是借唐朝典故“讥谤朝廷，情理切害”，诗中的“郝甑山”指唐朝名臣郝处俊，上元年间，唐高宗多病，欲逊位于武后，郝处俊谏止。吴处厚说：“蔡确谪守安州，便怀怨恨，公肆讥谤，形于篇什。处今之世，思古之人，不思于它，而思处俊，此其意何也？借曰处俊安陆人，故思之，然安陆图经更有古迹可思，而独思处俊，又寻访处俊钓台，再三叹息，此其情可见也。”
“喧豗六月浩无津，行见沙洲束两滨。如带溪流何足道，沉沉沧海会扬尘”这一首诗，吴处厚分析说：“闻得安州城下有涢河，每六七月大雨，即河水暴涨，若无津涯；不数日晴明，即涸而成洲，故确因此托意，言此小河之涨溢能得几时，沧海会有扬尘时。不知确在迁谪中，因观涢河暴涨暴涸，吟诗托意如何？”
“车盖亭诗案”由此拉开大幕。这个吴处厚，罗织罪名的功夫是一流的。但比吴处厚更可怕的是一群自命为君子的元祐谏官。
在吴处厚检举蔡诗的次日，右司谏吴安诗即上疏弹劾蔡确，与吴处厚配合十分默契。
又次日，四月初七，左谏议大夫梁焘、右正言刘安世也随之上弹章，给“车盖亭诗案”再添一把火。梁焘说：“今确乃思慕处俊，自见其意，以谓太皇不当临朝听政，作为流言，惑乱群听，阴怀奸宄，动摇人心，以为异日诬诞之基。其为悖逆，无甚于此。”
刘安世说：“至于‘沧海扬尘’之语，其所包藏，尤为悖逆。确自谓齿发方盛，足以有为，意在他日时事变易，徼幸复用，摅泄祸心，跋扈怀梁冀（东汉奸臣）之奸，睥睨蓄魏其（西汉权臣）之志，此而可舍，国法废矣。”
刚接到吴处厚的举报信时，太皇太后“殊不怒”，只说：“执政自商量。”经过梁焘、刘安世的启发，太皇太后对蔡确的恼怒、厌恶才被激发出来，于四月十二日下诏：“令蔡确开具因依，实封闻奏，仍令知安州钱景阳缴进确元题诗本。”梁焘又说：“蔡确讥讪罪状明白，便当付狱，不须更下安州取索原本及令确分析。”
这个时候，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中书舍人彭汝砺难得说了人话，他们当然不敢替蔡确辩护，只是表达了对吴处厚开告讦之门的担忧：“今缘小人之告讦，遂听而是之，又从而行之，其源一开，恐不可塞。人有一言，且将文饰之，以为是讥谤时政者；有一笑，且将揣度之，以为包藏祸心者。疑惑自此日深，刑狱自此日作，风俗自此日败坏，却视四顾，未知其所止也。”
梁焘、刘安世却认为这是*党**羽在企图营救蔡确，又反复上章提醒太皇太后注意朋*党**：“臣闻上自执政，下至堂吏，确之*党**与殆居其半，百端营救，齐奋死力。若使邪说得行，摇动正论，则朝廷之事，极有可忧”；“今来蔡确悖逆不道，指斥乘舆，而御史台职在按举，曾无一言，挟邪不忠，*党**恶无惮，未见如此之甚者”。
为了让太皇太后相信朝中存在一个“蔡*党**”，梁焘又密具两份名单进呈，一份是王安石之亲*党**姓名，一份是蔡确之亲*党**姓名：
臣等窃谓确本出王安石之门，相继秉政，垂二十年，群小趋附，深根固蒂，谨以两人亲*党**开具于后。确亲*党**：安焘、章惇、蒲宗孟、曾布、曾肇、蔡京、蔡卞、黄履、吴居厚、舒亶、王觌、邢恕等四十七人；安石亲*党**：蔡确、章惇、吕惠卿、张璪、安焘、蒲宗孟、王安礼、曾布、曾肇、彭汝砺、陆佃、谢景温、黄履、吕嘉问、沈括、舒亶、叶祖洽、赵挺之、张商英等三十人。
太皇太后相信梁焘的判断。五月初二，她对执政团队说：“确*党**多在朝。”
范纯仁时任右仆射，说：“确无*党**。”
左仆射吕大防却说：“确诚有*党**在朝，纯仁所言非是。”
当上中书侍郎的刘挚亦附和吕大防，说：“确诚有*党**在朝。”
五月初九，蔡确进呈分析文字，解释作诗因依：
臣前年夏中在安州，其所居西北隅，有一旧亭，名为“车盖”，下瞰涢溪，对白兆山。公事罢后，休息其上，耳目所接，偶有小诗数首，并无一句一字辄及时事。亦无迁谪不足之意，其辞浅近，读便可晓。不谓臣僚却于诗外多方笺释，横见诬罔，谓有微意。如此，则是凡人开口落笔，虽不及某事，而皆可以某事罪之曰“有微意”也。
蔡确的解释是可信的，本来那就是一组写景抒情的清新小诗，哪有什么微言大义？但太皇太后与谏官不会听他的。梁焘、刘安世已经磨刀霍霍，并给太皇太后递上了两把刀子，一把刀子是法律：“准职制律，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者斩。”一把刀子是先例：“宰相丁谓贬崖州司户参军；前枢密副使孙沔贬节度副使，宿州安置；前参知政事吕惠卿贬节度副使，建州安置。”他们还提示太皇太后：“三人之间，丁谓之责最重，然其犯亦非蔡确之比。伏乞圣明更赐参酌。”
五月十二日，太皇太后下诏：“蔡确责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禄卿，分司南京。”这个处分并不重，应该是范纯仁争取来的。谁知中书舍人彭汝砺拒绝起草责词：“确言非所宜，众所共恶，……然告讦之言至，有累风化；罪人以疑似，实非政体。伏望圣慈更赐宽恕，必谓小人须当惩戒，犹冀加贷，以全德美。所有诰词，尚俟圣旨。” 只好改由权中书舍人王岩叟撰写蔡确责词。
梁焘、刘安世、吴安诗听说彭汝砺不敢草制，马上对彭汝砺提出弹劾：“臣等窃谓确之罪恶，天下之所共疾，不容更有异议。汝砺居侍从论思之列，不以君亲为念，沮格诏旨，奋力营救，臣等前日进对之际，固已言其朋*党**之状，观今日之举，可验有实。伏望陛下诛其奸意，重行贬黜，庶分邪正，以肃中外。”几天后，彭汝砺被贬出朝廷。此前，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因为没有出言攻蔡确，已被罢去言职。
梁焘等谏官又认为对蔡确的责罚太轻，必须再责。新上任的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朱光庭与右谏议大夫范祖禹也相继论列，称“确之罪恶，天下不容，尚以列卿分务留都，未厌众议。伏乞处以典刑，更赐重行窜谪”。
太皇太后召宰辅商议如何处置此案，吕大防、刘挚等执政官都表示赞成再责蔡确，惟独范纯仁与尚书左丞王存反对：“方今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今日举动宜与将来为法式，此事甚不可开端也。”
但太皇太后不听，直接发话：“蔡确可英州别驾、新州安置。”新州（今广东新兴县）远在岭南，北宋时岭南尚是蛮荒之地，大臣非犯重罪，通常不会流放岭峤。所以众执政官闻言，相顾失色。
刘挚说：“蔡确母老。”
吕大防也说：“蔡确，先帝大臣，乞如刘挚所论，移一近里州郡。”
但太皇太后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也。”
退朝后，范纯仁对吕大防说：“此路荆棘七八十年矣，奈何开之？吾侪正恐亦不免耳。”
五月十八日，三省只好奉旨出敕：“蔡确责授英州别驾、新州安置，给递马发遣。”
蔡确被贬谪岭峤后，梁焘、刘安世、范祖禹、吴安诗四谏官开始交章弹劾范纯仁、王存，将他们列为“蔡*党**”：“蔡确之罪恶，天下共弃，圣造赐之更生，已为天地厚恩，至于窜逐，无容议论。范纯仁充位宰相，不知爱君；存备位执政，不知体国。但于奸邪，知为死*党**，阴相交结，显为蔽援。”
六月初五，范纯仁罢尚书右仆射，出知颍昌府（之后又移知延安府、知太原府，元祐六年因“御戎失策”上章自劾）；王存罢尚书左丞，出知蔡州。
“车盖亭诗案”至此落下大幕。
与神宗朝的“乌台诗案”相比，元祐*党**人制造的“车盖亭诗案”无疑要更加恶劣：
首先，“乌台诗案”中，对苏轼的定罪并无冤枉，苏轼确实在谢表中诋毁朝廷、作诗赋文字讥讽新法；而“车盖亭诗案”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政治构陷，连太皇太后都承认：“蔡确不为渠吟诗谤讟，只为此人于社稷不利。若社稷之福，确当便死。”
其次，“乌台诗案”的审理与定谳，都严格走司法程序，由大理寺依法作出裁决；“车盖亭诗案”则完全由一群台谏官操纵，怎么定谳跟法律、法官没什么关系。
再次，“车盖亭诗案”还开创了以“朋*党**”打击政治对手的恶劣先例，不但“同我者谓之正人，异我者疑为*党邪**（范纯仁语）” ，还将所谓的“*党邪**”列成黑名单，榜之朝堂，从整体性加以羞辱、排斥。
最后，蔡确受到的责罚也远比苏轼重得多，苏轼只是贬谪黄州，蔡确却投至岭外，不得生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