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人在热议一个关于感恩美国的话题，内容是这样的：美国确实是近现代史最伟大的国家，在美国默克公司总裁的主导下，乙肝疫苗的生产技术被以极低的价格送给中国人民。
事实的真相是如何呢？咨询专家朋友后，我发现这里有几重的反转。
首先，有人写文章说：2017年逝世的我国女科学家陶其敏，独立研制出了我国第一支乙肝疫苗。
陶其敏
中国的乙肝疫苗研制技术，与日本、美国几乎同时间进行。按照国际惯例，乙肝疫苗必须在给大猩猩接种确认有效之后，才能在人体上接种。可是1975年，我国的实验条件，买不起大猩猩。疫苗被冷藏起来，陶其敏心急如焚，她把疫苗打进了自己的体内。此后五个月，她每周抽血五毫升进行检验，最终，三个月后，她没有患上肝炎，而是获得了抗体。新中国的乙肝疫苗技术，是女科学家用自己的生命健康换来的，不是美国人的慷慨相赠。
按照这个说法，默克公司的作用完全是可有可无的了？
但是，我的朋友、疫苗专家陶黎纳医生指出：陶其敏研制的是血源乙肝疫苗，和默克的转基因疫苗不是一回事。能把乙肝疫苗的成本降到3元/剂的，只能是转基因技术。
也就是说，默克公司的帮助还是很重要的。
然后，我的朋友、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张洪涛博士指出：我觉得做人需要先学会感恩。Merck当年把疫苗技术转让给中国，价格是8百万美元，默克总裁Vagelos 说那点钱不够付律师费。所以这个疫苗相当于白给中国的。
默克公司
从90年*开代**始给新生儿接种疫苗，新生儿乙肝感染率下降了90%，挽救了多少人！“新中国的疫苗英雄不是默克”，写这样标题的人够狠的。怎么夸中国自己努力都不为过，但是需要客观看待历史问题。Merck之前给非洲的一个药，抗寄生虫病的，白给，估计花了几个亿，不能只是纯粹理解为为了市场。但是这是Vagelos做CEO的时候，现在没有这样的操作了，因为盈利也没有以前容易了。不管怎么样，作为一个药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错的。
事实上，就在上面那篇文章的评论区里，就有人指出：
“唉……说实话，之前那个感谢美国人的文章固然*蛋操**，作者您这篇文章也一样没头没尾。
我从头到尾说一下吧。
陶教授1972年开始研究肝炎，1975年乙肝第一代血源性疫苗成功，然后发生了著名的以身试药事件，到了85年，第一代血源性疫苗已经可以推广使用了（不过效果不算好）。
1986年，默克公司做出了第一支基因型乙肝疫苗，注意，不是血源性，如果把血源性叫1代疫苗的话，这种就是二代疫苗，二代疫苗比一代在安全性上更高（效果是不是也更好我不清楚，期待大牛来解答），所以更适合给婴儿使用。
这时候中国在做什么呢？中国同时启动了三个研究项目：重组酵母乙肝疫苗，重组痘苗病毒乙肝疫苗还有重组CHO细胞表达的乙肝表面抗原，如果这三个项目成功，那么我们也有二代疫苗了，很可惜，这三个项目第一个因为研究人员出国而搁置了，二三虽然达到了实验室标准，却暂时没法大规模生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然而什么时候能成商品不知道。
以上，就是当时的技术背景，可以说我们在二代疫苗上有技术积累，但是暂时无法工业化生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卫生部决定和默克公司谈判技术引进。根本原因是当时我国的乙肝问题确实很严重，卫生部等不及了。
谈判的过程是这样的。
开始，默克公司开价100美元每支，这是他们在美国销售的价格，但是这显然不可能，当时中国每年2000万新生儿，每人100就是每年20亿美元，倾家荡产也拿不出。
后来的几回合谈判后，默克公司也明白想直接卖现货，哪怕价格再低中国也负担不起，于是双方决定谈技术转让，然后就有了后来的700万美元的技术转让。700万是多是少，这个见仁见智，对中国肯定不算少，毕竟那时候外汇太珍贵，对默克公司，也未见得算多，人家主要看上的也不是这个。
具体的转让合约我就不复述了，各位有兴趣可以在网上查查，大概就是默克公司对若干中方人员进行培训，然后派人到中国同中方一起安装生产线并且确保产出合格产品。
平心而论，在这个案例中，默克公司确实进行了大幅让利，不过这有两个前提，1是中国已经有深厚技术积累，如果默克公司开价太高，中国肯定就咬牙自己干了，2是默克公司借此进入了中国市场，并且和中国政府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明白这点有多重要。时至今日，默克公司接近三分之一的收入来自亚洲，主要是中国。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双赢的交易，我们可以感谢默克公司，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西方公司对和中国合作非常谨慎（原因看最终谈判完成的年份你们应该想得到），默克公司这么做是需要一定决心的，不过这种感谢没到需要当‘英雄’膜拜的程度。”
我的朋友A评论：其实“感恩说”恶心人的是，可以感恩一个行为、一个人、甚至一个公司。他们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但上升到美国人的人道主义，赞扬美国多伟大，这种夹带私货就非常令人不快了。我们赞扬、纪念白求恩的时候，也不会硬吹加拿大的优越性。应该谴责那些利用人民朴素美好的感情，来恶意夹带私货的文章。
白求恩
朋友B评论：我在河北唐县白求恩纪念馆，看得泪流满面。白求恩正是亲历种种西方医疗不平等和弊端，目睹大众无钱医治，才成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北美的医疗也正是在白求恩等人的推动下进步立法的。作为西方医生小团伙利益集团的一员，白求恩革了自己的命，脱离了低级趣味。
我的看法是：我对所有帮助过我们的国际友人都很感恩，同时这丝毫不妨碍我跟帝国主义作斗争。我们不用忌讳感恩这个词，正大光明地用就是了。感恩是人类的一种美好感情，回避这个词就落了下乘。
最后，我在2018年写过一篇由电影《我不是药神》引发的文章《医药的逻辑》，讨论了政府、公众与药企的复杂关系，欢迎大家阅读。
《医药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