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到1950年7月,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苏联渡过了特殊俘虏生活。
这位宣统皇帝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简要回忆了他“在苏联”的情况,“疑惧和幻想”一节中写到“我在苏联的五年间,除了口头以外,共三次上书给苏联当局,申请准许我永远留居苏联。三次上书,一次是在赤塔,两次是在两个月以后迁到离中国不远的伯力。”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那段末代皇帝特殊身份的生活。
本文参考了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委员会(俗称克格勃)档案馆里解密的,至今保存着整整四卷溥仪卷宗的部分资料。

一、1945年8月溥仪被苏联俘虏
1945年8月8日(民国三十四年,康德十二年),苏联对日宣战并进攻满洲国,满洲国政权覆灭。
8月11日溥仪和随身官员及家属乘火车南逃, 8月13日到达通化县大栗子沟。
8月15日,日本投降,溥仪颁布《退位诏书》。
8月19日,溥仪在沈阳东塔机场候机,准备前往日本,与日本关东军的将兵们于奉天机场的候机厅被苏联红军空降逮捕,留在通辽至8月20日。
溥仪在自传里对被俘经过也有所记载:关东军与伪满朝廷的联络员吉冈在沈阳机场曾请求苏军网开一面,允许溥仪赴日逃命,遭到苏方拒绝。
苏联政府随后向世界宣布:苏军已捕获日本操纵下的中国傀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及其侍从人员。

二、1945年8月-11月苏联赤塔市莫洛可夫卡30号特别监狱
1、赤塔市,俄罗斯联邦后贝加尔边疆区首府。在贝加尔湖以东,东南和南部分别同中国和蒙古毗邻,俄罗斯人约占90%。原为赤塔州首府,后为合并后的后贝加尔边疆区首府。距离莫斯科4760公里,距中国呼伦贝尔市545公里。
赤塔原本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地区。匈奴、回鹘、蒙古等民族世代在这里过着游牧生活。元朝,赤塔属岭北行省。
16~17世纪,沙皇俄国向东扩张,进入西伯利亚,占领了大片土地,并且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也包括赤塔一带。
1689年,清政府与沙皇俄国在尼布楚(今涅尔琴斯克(尼布楚))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赤塔地区正式划归俄国。

去那曾经的故土——俄罗斯赤塔市
2、关押溥仪的赤塔市莫洛可夫卡30号特别监狱。1945年8月21日,溥仪被1架杜格拉斯载到苏联赤塔一号*用军**机场,被囚于莫洛可夫卡30号特别监狱直到11月初。
溥仪将被苏联*队军**秘密载往俄罗斯国土的赤塔,苏军前线指挥马林科夫元帅8月20日乘飞机抵达通辽,专门前来监督指挥此次转运溥仪的行动。押送队长是费拉托夫大尉,他掌握了溥仪的一些基本情况,并负责一路“关照”这位“皇帝”的安全。
在被押往赤塔以前,溥仪在通辽度过了让他惊慌疑虑的两天,数十名苏联荷枪实弹的士兵始终警卫左右。苏军政治部第七分队的中尉科斯特留柯夫被派来给溥仪当翻译。汽车载着溥仪、溥杰和溥仪的两个妹夫、三个侄子、一个医生和一个佣人到了机场,由一架双引擎“杜格拉斯”将他们载到距赤塔20公里以外的莫洛可夫卡。到达当天,吃过晚饭,溥仪一行乘坐苏军预备好的小汽车离开机场,被送到了苏联国家安全总部所属的特别监狱,后来溥仪才知晓这是克格勃的一所秘密监牢,他是这里的特别囚犯。

3、溥仪在莫洛可夫卡特别监狱的生活。溥仪的战犯生活跟大家印象中有很大差别。溥仪虽然在名义上是被拘留了,但关押他的莫洛可夫卡30号特别监狱却更像是一家疗养所。苏联方面提供了丰盛的一日三餐,而且每天还有一顿俄式下午茶供应。此外,监狱里图书、报纸、收音机,以及各种文娱器材一应俱全,还配备了专门的医生、护士、服务员。因此,虽然身处拘禁中,但溥仪依然过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
那些和溥仪同样成为战犯的满清遗老和伪满洲国官员在见到溥仪时,不敢在苏联看守人员面前称呼溥仪为皇上,但也不敢直呼溥仪的姓名,所以就想出五花八门的尊称来称呼溥仪,土匪出身的伪满*官高**张景惠因文化有限,不知道用什么称呼合适,竟想出了叫溥仪为“溥大爷”。由于各种称呼太过杂乱,不成体统,所以后来大家干脆就统称溥仪为“上边”。
在溥仪最初进入莫洛可夫卡监狱时,这座监狱专门举行了一场小型的宴会来欢迎“皇帝”的到来。监狱相关人员告知溥仪,有什么生活上的要求,都可以提出来,监狱将会尽量满足他。不过,初来乍到的溥仪,当时并没有提出什么特别的要求。
监狱方面为溥仪提供了多项特权。比如,他可以一个人单独用餐,可以阅读图书、报纸,甚至还能够听收音机。最重要的是,溥仪不需要向其他犯人一样参加劳动。从这几点来看,溥仪在监狱中的性质,已经不太像是坐牢了。
溥仪每天可以吃四顿饭,早上的食物是苏联传统的面包点心,中午晚上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吃西餐。除开传统的三餐外,溥仪还可以享用下午茶。并且为了避免溥仪水土不服的问题,监狱中还专门配备有医生和护士,随时随地关注着他的健康。
除了吃饭与阅读,溥仪还被允许在监狱的周边地区散步。这些条件,都是其他犯人所不具备的。

三、1945年11月到1946年6月苏联伯力市45号特别监狱
1、哈巴罗夫斯克(俄语:Хабаровск),原来是属于中国的领土,在清朝时期的中国名称是伯力。(港台仍广用此名称,中国大陆入境随俗,采用俄文音译的哈巴罗夫斯克,但在地图上仍然标注括号,括号内写有伯力),位于黑龙江及乌苏里江交界处东侧,为俄罗斯联邦远东联邦管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Хаба́ровский кра́й)首府。其俄文名源于俄国探险家叶洛菲·哈巴罗夫。其于明朝、清朝时曾是中国领土。该市于2002年成为俄罗斯远东联邦管区的行政中心。人口:618 150(2018年1月1日)。
1858年(清咸丰八年),俄罗斯侵略军侵占,建立军事哨所,并以17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的头目哈巴罗夫的名字命名“哈巴罗夫卡”。
1860年(清咸丰十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 ,伯力城及其乌苏里江以东至海的广大地区被沙俄割占。1893年改名为“哈巴罗夫斯克”。

去那曾经的故土——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伯力)
2、溥仪在伯力市45号特别监狱的生活。这里的生活条件比莫洛可夫卡30号特别监狱要稍微差一些,一日三餐有丰盛的俄餐,有面包、果品、奶油之类的午茶供应,配有医生、护士为他检查身体、治疗疾病,没有服务员照顾溥仪的生活起居,但溥仪的弟弟、妹夫,甚至是岳父,都主动来帮溥仪叠被子、洗衣服、打扫房间,甚至是端饭。而且他们进溥仪的房间前,还向过去一样,先向溥仪请安。溥仪也从未在侍候他的人面前放下“皇上”架子,天天接受他们的请安。

四、1946年6月到7月,苏联审讯溥仪,为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做好准备
1945年11月初,在苏联十月革命节纪念日前夕,溥仪被转到哈巴罗夫斯克(中国人习称伯力)。
这次紧急转移的原因,溥仪后来才明白:他要到东京举行的国际公审会上,担任重要证人。
溥仪被关押到离哈市不远的克格勃第四十五号特别监狱,直到1946年春。在这段时间里,苏联外交部和国家安全总部,积极为溥仪的东京出庭作各种准备。
1946年6月的一天,克格勃官员古得利亚夫佐夫上校亲自通知溥仪说,下周将要找他谈谈关于到东京军事法庭作证的问题。
谈话的前一天,上校收到了苏联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上将发来的紧急电报。部长指示要立即开始对溥仪进行审讯,审讯内容要按规定格式记录,并派可靠的紧急信使送往东京的前方原告谢尔盖·戈鲁诺夫斯基。

苏联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上将拟定了六个莫斯科最感兴趣的问题,克格勃解密档案中有如下记载:
1、确定溥仪作为“满洲国”统治者的法定身份和实际地位,并确认他确未控制满洲里,而只是扮演执政者的角色。
2、证明满洲里的经济和政治是控制在日本人的手中的,溥仪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他们的任何要求,举例说明。
3、由此确定满洲里实际上是日本的一个省。
4、日本在满洲里实施了哪些欲将该地变为日本进攻苏联的军事基地的行动……
5、搞清溥仪就日本的远东政策和对华政策与被告二十八人中的哪些人或者其他日本人进行过谈判。
6、确认溥仪是否了解以下情况:假如长春政府投降日本,日本政府打算对中国采取什么行动。
对溥仪的审讯,从6月12日起持续到6月15日止,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4点30分。
溥仪供出了无数伪满洲国的机密。从如何在关东军内部署政治力量到在满洲里生产*片鸦**。
那些天里,每天都会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有些颇难回答,譬如:日本怎样利用伪满洲国进行各种反苏军事准备?日本对伪满洲国实施了哪些压力?
总之,审讯的重点在于苏联力图证明日本给伪满洲国政府施加压力。
克格勃官员多次命令溥仪等人写《日本统治满洲国》的材料,这些手稿后来成为溥仪在东京出庭作证时的发言内容。
1946年7月31日,溥仪启程赴东京做证。苏方前一天为他特制了新西服、礼帽、衬衣、袜子和吊裤带。

五、1946年8月溥仪作为证人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1946年8月10日,溥仪作为证人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言中,声称自己在任满洲国皇帝期间,完全为日本占领当局摆布,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做为满洲国元首相应的权力和尊严,是自己被日本关东军胁持到内满洲的。
1、爱新觉罗·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的一段话,反映了溥仪当时的内心活动。
“我对日本人是怨恨的。苏联向我调查日寇在东北的罪行时,我以很大的积极性提供了材料。后来我被召到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去作证,我痛快淋漓地控诉了日本战犯。……我到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去作证,是在1946年的8月间。我共计出庭了八天。那些天的法庭新闻,成了世界各地某些以猎奇为能事的报纸上的头等消息。”
2、克格勃解密档案中曾大致记载此次审判的行程
1946年8月9日18点30分,行动小组随溥仪到达距东京五十公里的厚木机场。美国谍报机关的代表,分别为他们拍了照……
8月12日,美方主要原告基耐恩单独询问了溥仪关于他是如何获悉日本人在满洲里的罪行,他的证词是否属实还是屈于某种压力。溥仪答复说,有关日本人的罪行是由他的亲信报告的。证词属实无误,并表示他本人愿意到法庭作证。
8月16日上午9点,溥仪在行动小组的陪同下到达法庭证人等候室,11时30分出庭作证。
8月20日至21日,被告坂垣的辩护人美军少校博来克涅本·布鲁克声称:“假如我们证明溥仪的证词是出于压力而做出的,那么他的全部证词将无效。”他开始追问溥仪到苏联的经过,甚至提出这样的问题:“您没想到过某个民族会把您当作战犯吗?”“您的证词是不是威胁或许诺的结果?”
证人回答说:“我只讲我了解的实情,没有人给我许诺,也没有人对我诉诸威胁。”
行动小组于9月6日12时30分与溥仪一同起飞,17点30分到达BBCMOF机场,9月7日从这里起飞,9月8日抵达哈巴罗夫斯克。
从八月十六日起,溥仪连续出庭8天,创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作证完毕后,他又回到了收容所,继续他的特殊俘虏生活。

六、1946年8月到1950年7月苏联伯力45号特别监狱
1946年8月,在溥仪从远东国际法庭回来之后,苏联依然给予了溥仪优厚的待遇。在苏联的优待之下,溥仪曾多次申请要求在苏联长期居留。
1950年7月30日,苏方向溥仪下达了回国通知。即使此时,溥仪仍对第45特别战俘收容所的翻译别尔缅拓夫表达想要留在苏联的意愿。
1950年7月31日,溥仪登上回中国的列车。
1950年8月1日,溥仪与其他满洲国263名“战犯”在绥芬河由苏联政府移交给中国政府,送抚顺战犯管理所受到约十年的思想再教育与劳动改造。编号是981。

七、对于如何处置溥仪苏联方面的计划
1、苏联认为溥仪的价值。说起来,苏联方面之所以将溥仪当皇帝一样供着,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
其一,溥仪的身份特殊,不管是在中国还是伪满,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让这样一个人好好地活着,对苏联是有益无害的。
其二,盟军的审判还没有开始,溥仪作为一名重要的证人,他的证词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不好好伺候溥仪,万一溥仪到时候在法庭上指责苏联虐待战俘,这会是很影响苏联名誉的。
2、1946年到1948年苏联与中国政府的交涉
1946年11月6日,1947年9月8日,1948年3月8日,中国国民政府向苏联三次照会,坚持要求苏方交还溥仪,并指出一旦再需要溥仪出庭作证,将由中国国民政府护送他前往东京。
苏联方面显然有他们的想法。克格勃档案馆中保存着一份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给当时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的“秘密报告”,内容如下:
鉴于溥仪在东京国际法庭作了不错的证词,为防止他被美国人和中国人利用来进行反苏挑衅,决定将溥仪归还中国的日期推迟至东京国际公审结束以后。我们于1946年8月6日和11月18日以备忘录形式通知中国政府暂缓交溥仪,因东京国际法庭还有可能需要溥仪作补充证词。
3、1948年到1950年苏联与中国政府的交涉
1948年11月2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的照会再次重申这一主张。
葛罗米柯再次向最高当局递交报告,还附上莫洛托夫的意见,其中有如下字句:鉴于目前满洲里部分权力还操纵在中国国民*党**手中,我认为不应将溥仪及其他官员转交给蒋介石。对中国外交部1948年11月23日的照会最好不予理睬。
第二天报告被交到斯大林和全体政治局委员手中,最后,他们决定推迟将溥仪交还中国的日期。
直到1950年上半年,新中国政府经与苏联政府多次谈判之后,苏联才决定将“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移交给中方。

八、溥仪写给斯大林的信申请要求在苏联长期居留
溥仪自己除了多次向苏方提出口头申请以外,还三次上书苏联当局,申请准许他永远留在苏联。1947年12月9日,溥仪在伯力监狱写了一封给“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的“*愿请**书”。但等了许久,未获回音。
1949年7月29日,溥仪直接向斯大林写出“申请书”,其中说:
承蒙贵国政府宽大为怀,拯救了我的生命,使我在苏联得以安全度日,为此谨向您表示诚挚的感谢。……
我在满洲名为皇帝,而其实是日本关东军的俘虏。当我回忆到1945年苏联邦为拯救全世界人类开始向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第一天,日本军阀即强迫我往通化。彼时我虽不知苏联为何种国家,但是我的心中想虽然是所谓的“我的帝国”即因此而崩坏,亦是我愿意的事情。
因为谁能驱逐了日本的关东军,谁就是人民和我的朋友。日本军阀更强迫我赴日本,不意在奉天为苏军所解救。先至赤塔后移往伯力,备受苏军当局内务局长及所长以下全员种种厚待,一切皆甚安适。
彼时我方开始读苏联各种书报。在我四十年第一次读您的著作列宁主义问题和*产党共**历史等书,我方认识苏联邦真是全世界上最民主最进步的国家,而且是各劳动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救星和柱石。……
恕我多求:恳求贵国政府允许我在苏联长期居留,我将全心致力于对苏联社会主义及其它科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