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把花“拟人化”地赋予其特殊的精神品质或寄予特殊的情感诉求。古人爱花，也爱替花做主，赋予她很多传说，就像人们对自己祖先做出种种神奇的描绘，人世间的许多历史变故，也经常附会到花身上。
这种从感官接物到心灵接物的欣赏转变,就能使植物成为文化内涵的承载体,从而直接影响空间立意和人们的心理感受,在人们共同的心理认知下与文学、艺术发生紧密联系,从而形成特有的花文化。
而传统文化中普通的南方植物芭蕉就被赋予了这样的文化内涵。
芭蕉本来是热带或亚热带的庭院植物，但随着它逐渐深入中国文人文化生活,为文学家的情感和观念所浸润,芭蕉就成为文人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具备了浓厚的文化象征意义,并逐步人格化为体现文人审美趣味、人格理想及寄寓情感的象征物。
一、清幽韵人
古人重神不重形,人们对芭蕉的欣赏的最大原因正是它能令耳目得安静，为什么芭蕉会给人这样的感觉?一是可能源自其颜色葱翠,据现代心理学家分析,绿色能使人从浮躁中平和下来,让人心静,让眼睛得到休息;二是芭蕉叶大,夏日阴凉,芭蕉种在庭院或窗外，绿色盈盈盈,整个天都变绿了,使人如置自然怀抱,给人隐居或隐退的感觉。
唐人姚合的《芭蕉屏》说:“芭蕉丛丛生，日照参差影。数叶大如墙，作我门之屏……稍稍闻见稀，耳目得安静。”这里芭蕉的意义，主要是来自环境，而非花木本身。
芭蕉能“韵人”,使人免俗,那可能是文化芭蕉的功劳。清朝的文人李笠翁自称“生平有两绝技”,一是审辩音乐，一是置造园林。他在《闲情偶寄》里说道，园林只要有空地，就适宜种芭蕉。因为“蕉能韵人而免俗”，它的功效与竹子是一样的，而且它比竹子好种易活。
花木大致均能韵人,可不一定能使人免俗,如桃李之爱好,常引人向浮华之路上走,而对竹、芭蕉等的爱好则相反,这是由它们的自然天性和人的感受共同决定了的。
二、雨打芭蕉
文士们除欣赏睛日芭蕉的绿意盎然,对独具朦胧清新之美的雨中芭蕉亦格外青睐。这样多情且深赋传统意蕴的雨同妩媚多姿的芭蕉结合,再加上诗文的积极参与,便形成了雨打芭蕉这一极具文化意蕴的象征意象。
雨打芭蕉之所以成为诗才,除了芭蕉和雨自身所具有的传统意蕴,更重要的是雨与芭蕉的结合符合中国传统声景中的“寂处闻音、闹中得静”的审美理念。
绝对的寂静向来引不起审美的愉悦,相对的安静却常常引发诗人的意兴,可以说文土们追求的其实是种人生诗意的宁静,强调的是在相对宁静环境中人的内心感受,而非在客观的沉寂环境下陷入死寂。唐人的“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即塑造了寂处闻音、闹中得静的审美意境。
静与闹只是相对而言,因声之清能涤荡身心反而愈显其静,于喧闹中求得的寂静能修身养性、澄怀观道,故倍受文士重视。
因为雨声适合制造这种寂处闻音、闹中得静的审美体验,所以古代文人对于听雨,兴致极浓。不过单纯的听雨往往达不到融通的宁静,同样需要借助园林植物的参与。
如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芭蕉雨》,就描述了雨打芭蕉的动人乐音:
芭蕉得雨便欣然,终夜作声清更妍。细声巧学蝇触纸,大声铿若山落泉。三点五点俱可听,万籁不生秋夕静。
此诗十分细腻地描绘了诗人于秋夕听雨的全过程，从牛毛细雨到滂沱大雨,从屋檐点滴到最终的万籁俱寂,芭蕉与雨声组成了一章曲折动听的交响乐。得雨欣然的芭蕉借雨翩然弄乐,声大时叩问心声,声寂时体悟观道,深受俗世浸染的心灵经这雨声的洗涤,留下充满禅意的愉悦和宁静。
雨是南方的特色。故而这种雨打芭蕉声，大概只有南方文人才会习惯，会欣然去听，会去体会人生诗意的宁静。
而北方文人初听之下，可能除了不惯，更多的是一种别样的思绪。比如李清照的《添字采桑子》所写，“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
毕竟听雨人的心态各异,心态闲适的人固然能从闹中求静的声音审美中收获心灵的安逸;但客居异乡的人从雨打芭蕉的潇潇声里听出了身世浮尘的无奈;思妇则又从雨打芭蕉的凄清哀婉里哀怜起自身处境、生起无限悲凄怅惘。
雨打芭蕉成为愁绪的催生物,与雨和芭蕉的自身特点有关。凄风苦雨本身即充满忧伤的色彩,而芭蕉这种植物因其叶心卷曲不展、常被喻为愁念深深、苦闷无处哭诉的境况。
三、蕉叶题诗
芭蕉叶题诗最早得追溯到南朝的徐伯珍。但真正使其成为一种风韵雅事的是唐代僧人怀素。据唐陆羽作《怀素传》载.怀素禅师修禅之暇，还苦习草书。但是贫穷无纸墨,便效法古人题诗芭蕉叶的先例。亲自种了万亩芭蕉，用蕉叶代替纸张书写练字。
芭蕉本就与佛教有很深的渊源。《维摩诘经》中说:“是身如芭蕉，中无有坚”，芭蕉经常成为僧人参禅悟道的对象。而僧人用蕉叶写字，无疑又增加了彼此的文化连结。
怀素虽为僧人，但同时也是一个文人、书法家。他的“狂草”书法，在当时就已名闻天下。又与当时的文人多有往来。他以蕉叶提字的事一经传开，便火速在文人中引起一阵风尚。
因为留字题诗本是就是古代诗人们的一种写作形式。无论是在酒肆楼阁、寺庙道观、修竹假山均可挥毫题诗。蕉叶宽阔平滑，于实际生活中也较为易得，是传统纸张最好的替代品，故而很适合文入雅士即兴挥毫。蕉叶题诗自然就成为文人墨客争相效仿的雅事。
唐代以后蕉叶题诗的传统并未衰落,历代均佳作叠出。这或许与佛教尤其是禅宗在中国影响的日益深入有关,也与蕉叶题诗这一文化意象的日益深入人心密切相关。
一直到了清代，蕉叶提诗还在文人中不断流传。著名的文人李渔就认为蕉叶作为书写载体具有随时书写随时更换的优点,而且有时候还不劳烦自己去清洗,因为下雨了雨神就帮你洗了。他甚至在《闲情偶记》中宣称“蕉叶题诗,韵事也;状蕉叶为联,其事更韵”。他认为大大的芭蕉叶也可以做成对联，这可比单单蕉叶提诗更为韵雅。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文人，不会错过花木的任何一个独特的秉性和细节，并把这种发现用最优美且恰当的方式表现出来。而这种注意力不是那些文化实用主义者所能理解，也不是当代被抽着鞭子赶在创新之路上人所能体会。
人代花木语,也一定有曲解之时,而花木无语,如何替自己辩解呢?人又怎么相信人代花语会是合理的而深信不疑呢?这又得提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了。物我同一，就必然会得出物性通我性的结论,所以物也在我心中,只要深人自己内心,听内心深处替花发出的声音,便可知花之心声,而不必向外求索答案。
古人对此真的深信不疑,人能代花感觉各种痛苦与欢欣,摘去花的叶片如同撕裂花的衣裳,往花上喷酒,如同唾花之面,以香触花则似熏花之眼目,等等。这就是推己及人向推己及物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