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居九秩寿泉集拓》，王大文、宋捷、王浩之编
此书为王大文先生所赠。该书一函三册，线装本，由版权页可知，总计印制了500套，扉页则印了可居主人王贵忱先生手书题赠语，：“廿五年前余尝集前辈寿泉集拓，今续前缘，何幸也。书奉韦力先生。王贵忱。”原来王老先生是以寿泉集拓的方式来自寿。而本书的扉页后还印有黄锡全先生题赠语：“可居九秩寿泉集拓。”第三册末另有大文兄跋语：
戊戌之年家父九十初度，宋捷兄倡参照前辈之例辑可居九秩寿泉集拓，得戴志强、黄锡全、余榴梁、沈鸣镝、陆昕等廿五泉界学人唱和，共集钱币珍品、吉品百枚合为一函三册巨帙，堪称泉学善本也。戊戌夏日大文谨记于可居文房。
可此而得知，本书乃是为王贵忱老先生贺寿而作。我与王老先生的交往主要是在版本方面，然我很早已听闻过王贵老在钱币界享有大名。两年前，我有幸到可居拜见了王贵老，他当时即告诉我，已将自己所藏钱币类文献全部捐献给了中国钱币博物馆，若此做法，令人敬佩。
对于本次贺寿之举，该书目录前有学思堂主人陆昕先生所书缘起：
丁酉孟冬，适王贵忱先生跻登九秩，海内泉家同道二十五人，爰效民国集拓之雅集，各倾所藏，但求精拓，争传吉语，共祝华封，同祈王贵老寿如金石，松柏长青。先生学养完粹，文章山斗，于古钱文献学、版本学贡献最巨，开先科之先河。先生治学谨严，考证精审，文风淡雅，其书法平实内敛，立品为先，可谓人书俱老。欣逢盛世，海内升平，文化复兴，古泉事业代有才人，我辈后学共仰先生泉学推动之丰功，同担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之责任，兹为序，以贺先生耄耋之庆，更待期颐之寿。
由此序可知，寿泉集拓之举在民国时期已有之，而可居主人的泉界朋友效仿前贤作法，每人出四枚珍品泉拓，集为百品，以预祝王贵老百年之寿。翻阅本书，感觉该书印制精良，用纸上乘，书前所印目录中分别列出二十五位泉友大名，以及每枚钱拓分属何人。而我忆及年幼之时，亦有集泉之好，惜未能坚持，然与钱理略通，今翻看是集，看到名泉琳琅，甚为眼福，由此而遥祝可居主人王贵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身体康健，相期以茶。
《捡来的瓷器史》，涂睿明著
上个月我在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了新作《寻访官书局》，经该社毛静主任的安排，我于 9月9日在南昌青苑书店举办了一场讲座，讲座完毕后的签售环节时，有位读者前来与我探讨坊刻本是否精良的问题，因为急着赶飞机，匆忙之间仅接谈数语，但这位读者的认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告别时送给我这本书，而我在候机的过程中翻阅该书，大感惬意。
我的快乐来源于前天的经历，此程我在江西境内寻访5天，其中一日特地安排前往景德镇。其实此市内没有我的历史遗迹寻访点，前往那里主要目的是想了解当今手工瓷的制造工艺，另外一个目的是想制作一些陶片，以便用在贺卡的元素中，而考察的结果是第二个目的未能达到。然在参观的过程中，毛静给我普及了许多瓷史知识，更为难得的是，江西高校出版社还有景德镇分社，毛静带我前往这里，不但见到了该分社的几位负责人，还在那里翻阅了许多相关资料。
总体上来说，高校社景德镇分社所出瓷史资料主要偏重于艺术鉴赏类，虽然也有一些书谈及瓷史，但并未旁及到景德镇之瓷与其他著名各窑口之间的关系。我的陶瓷知识虽然有限，但毕竟还知道五大名窑：定汝哥官钧，同时也知道磁州窑、龙泉窑、德化窑等等，但景德镇属于哪一窑，以往却未曾留意过。毛静告诉我，景德镇的瓷器汇集了各窑之精华，这正是使它成为瓷都的根本原因所在。
涂睿明的这部书写得可谓通俗有料，至少让我这样的一般爱好者读来颇为解颐，我感觉他的文笔有能作小说家的潜质。从该书中我了解到，他生活在景德镇，并且喜好收集当地的古瓷片，通过对这些瓷片的疏理，写出了这部通俗易懂的中国瓷史，而其中的一些有趣谈法，是以往我未曾留意者。比如他在自序中称：“我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紧邻昌江河，与浮梁古县衙近在咫尺。古时景德镇被称为昌南镇，意思就是昌江之南。而china，就被认为是昌南的间译。“
以往惯常的说法，中国的英语“China”乃是瓷器之意，但如何将这个词跟瓷器挂钩，我以往未曾留意，按照余睿明的说法，原来是昌南镇的谐音，而昌南就是景德镇的古称。作者在正文中虽然说了句活话，但这个说法却有些可信度：
而更为重要的意义，体现自一个虽然没有确实的考证却流传甚广的说法：China，便是昌南的音译。很多人认为这个说法并不可信，但却愿意相信这是真的。而昌江，便成为China的源头，它也的的确确配得上China的源头。
该书勒口上的作者介简中，称涂睿明是长物居陶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著名瓷人、作家，这三者的有机结合，才产生了这样一本有趣的书。而对于本书写作的缘起，作者在自序中直接说到：
那些天是刚好在听陈丹青先生的《局部》节目，大受启发。一个局部的视角，会有别样的趣味和新鲜，不必那么端着，非要大而全。一块瓷片，便能引出一段故事、一些知识。虽然只是一片片陶瓷的局部，不过有一天，或许拼起来，便是一部不一样的陶瓷史。
既然作者身处瓷都，本书的写作当然从景德镇谈起，书中首先谈到了镇名的来源：“公元1004年，是宋真宗在位的第七年，换上了真宗皇帝的第二个年号：景德”。作者是称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和一件小事，大事则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而小事则是各地进贡的物品中：
有一宗令皇帝很是喜爱，兴奋不已，以至于将景德的年号赐给了这个原本在历史上籍籍无名的江南小镇：昌南镇。一千多年过去，世界早已忘记了那个年号，记住的，是一个城市。
真宗皇帝为什么喜欢这里的瓷器呢？作者在文中讲到了景德镇之瓷因为有玉质之感，故被人称之为“假玉器”，这种称呼方式让我想到了刘邦封韩信为齐王的有趣故事。当时刘邦正吃败仗，韩信却攻城掠地，为了安定占领区，他派使者去见刘邦在，要求封其为代齐王，按当时的说法，就是“假王”，韩信的要求令刘邦大为恼怒，骂他说：“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而在这关键时刻，谋臣张良用脚轻轻踢了他一下，刘邦是何等人物，立即明白了形势：如果使者回去告诉韩信刘邦的态度，那说不定汉朝不可能夺得天下，好在刘邦机警过人，他接着骂道：“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并立即派张良跟使者同去见韩信，正式封韩信为齐王。
可惜的是，景德镇瓷被人称为假玉器的时候，未曾出现刘邦这样的枭雄，故假玉器未曾扶正。但景德镇人会有自己的解释，因为该镇地属饶州府，故其将景德镇所产瓷器称为“饶玉”，这种说法虽然去掉了“假”字，但似乎不如刘邦的那句话说得有气势。虽然如此，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却景德镇瓷器的喜爱，故涂先生在文中写道：
在陶瓷史上，这种瓷器的学白名青白瓷。名称已经透露了瓷器的面貌：白里微微透出淡淡的青绿色调，不经提醒，常常意识不到那层幽微的色彩。倒是花文的边缘，青色更深、更明显，宣示它的存在。这种淡淡的青色，在后世得到一个略带诗意的美名：影青。疏影横斜，月来弄影。青白瓷反倒少有人提。
既然谈的是陶瓷史，宋代五大名窑当然绕不过去。而作者依然能用他丰富的文学素养对每一名窑予以形象化的描述，我引用其中一段如下：
钧窑在五大名窑中显得非常特别。宋代瓷器如今给人含蓄而内敛的印象，色彩极少，却幽微精妙。虽然宋代商业一片繁荣，至今仍能听到《清明上河图》的热闹，但瓷器上，却是那么安静，需要你用全部的力量去聆听，一旦你听到，就会全身震动，仿佛受到了重重的击打。于是这种声音，成为听者之间的一个秘密，听到的人，心照不宣。可是钧窑的瓷器却常常可以在第一眼时就把你抓住。在一片肃静中，它的光华，耀眼夺目。虽然它也有温婉的月白色，更多却是沉着的紫色、含蓄的蓝色、激动的红色。而所有的颜色，又变幻莫测，比如一片幽微的蓝色中忽地跳出一团闪亮的红。那几乎是在一种失控的状态下获得的，像是色彩的高潮，工艺上，称为“窑变”。
虽然我对五大名窑了解有限，但是二十余年前我却因缘巧合的去过定窑遗址，在当地领导的安排下，有几位工作人员在窑址上当场挖出了大量的瓷片，让我第一次领悟到宋代定窑划花之精美。而涂先生在书中当然会谈到在唐代已形成的“南青北白”局面，定窑就是白瓷的代表。
除了谈到瓷史，作者还谈到了瓷土的来由，以往我仅了解到独特的高岭土，而文中提及“高岭如今仍然是景德镇东北部一个安静的小山村，村口一株大树如巨人般守护着这个名震世界、曾经沸腾喧闹的小村。如今高岭虽然成为国家矿山公园，却很难遇见一两个游客。”但更有意思的是，作者在文中还普及了这样的知识：
不要以为发现了一种新的更优质的材料，便能取代旧有材料。事实上，高岭土并不能单独用来烧制瓷器（这就是欧洲一直都有高岭土，但18世纪之前根本烧制不出瓷器的原因）。它的使用，在于通过加入原有的瓷石材料，混合之后，可以大大地提升瓷器的硬度和白度。这种混合后的新材料，其品质甚至超过了最优质的瓷石材料。景德镇的匠人，对瓷石与高岭土的混合，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们说，高岭土是骨，瓷石是肉。骨肉均匀，才能烧出最优质的瓷器。历史上，把这称为“二元配方”。
古人云，天时不如地利，不知道当地能产这种特殊的瓷土，是否算地利之一。景德镇成为瓷都，当然有很多复和的原因，比如有人认为南宋*都迁**临安，使得很多窑工来到了南方，而后景德镇才有了此后的辉煌，这样的探讨当然另有价值和意义在，但我更喜欢涂睿明的这部通俗易懂的陶瓷史。
《豫章》，总一至九期，毛静主编，青苑书店主办
在南昌期间，经毛静先生介绍，见到了青苑书店的店主万国英夫妇，而在前来此店时，毛静已经给我讲过不少他们夫妇的故事。两人各开一家书店，也许同行是冤家，两家相互间进行了一系列的竞争，也许是彼此意识到两败俱伤不如握手言和，他们后来竟然成为了夫妻，强强联合的结果，使得青苑书店成为了南昌最有名的民营书店。而我有也幸在该店举办了一场讲座，在讲座前，万总送给了我一套《豫章》，由此让我得知毛静与该店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同时万总也是位有情怀的人，他竟然出资来请毛静办此刊物。
我在青苑书店浏览期间，体味到了书店的雅静，也观察到其所售之书主要以文史为主。在网络的冲击下，销售这类不温不火之书，显然难以挣钱。毛静告诉我，他们夫妇已想到了经营上的问题，故他们在前些年就已经将店面买下，没有了房租的压力，使得万总可以从容地经营自己所喜爱的文史书。虽然如此，我依然能感到他们夫妇的情怀：店面既然是自有的，恐怕出租店面的租金都能比卖书赚的钱多。他们有着如此的坚持，正是令人敬佩之处。
回来后翻阅《豫章》，仅看了其中一期，就让我体会到了毛静主办该刊的品味，内中所收文章扎实有料，并且每一期都刊发一些与南昌有关的老照片。近来我对艺术史相关著作翻阅较多，而《豫章》2013年第一期上刊发有罗绍文所撰《西域书法理论空盛熙明和他的〈法书考〉》，该文中谈到的是一位西域的书法家。
盛熙明，元代西域龟兹人，寓居豫章南昌。曾为元顺帝妥欢贴木儿时奎章阁书史，是自东汉摄摩腾以来众多著名西域书法家中精通梵、蒙、汉、龟兹等六种书法的唯一的书法理论家。
这位书法家竟然精通这么多语言，然他和南昌有着一定关系，因为他晚年退养于豫章，即今天的江西南昌，没有再回到西域。这样的一位书法家，以往我却未曾留意过，但元末陶宗仪的《书史会要》中却对他有着著录，显见我读书之粗疏。盛熙明不但书法有特色，他还有书论专著，罗绍文写道：
《法书考》卷首有虞集、欧阳玄的揭溪斯三序。正文有书谱、字源、笔法、园诀、形势、风神、工用等篇，末尾附录专论印章，后在跋尾。盛熙明精通西域语言文字，故《字源》除深入概括的介绍了汉字的发生、形成及其变化外，还分节列叙梵音十六声，三十四母和蒙文四十三母，这对今天研究考证梵、汉、蒙文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仍不失为有价值的资料。
盛熙明不但在《法书考》中研究了汉字的演变史，同时还能将其它语言与汉字进行比较，盛在文中指出：
诸蕃文字，虽变迁各殊，然其音韵，莫不祖述梵音，故今曰韵音而不曰梵书者，以其音律交合而成字，载音以导二愈，非若华文有六义也。郑樵尝言梵字有形象，乃其臆说耳。字母者，犹仓颉之古文也，其音韵会合而成字，犹古文草孕而成篆也，其转变而为诸蕃之书者，亦犹行草分隶之变也。”看来其它的几种语言都属表音文字，跟汉语的表意完全不同，为此盛熙明指出了郑樵的错误，因为郑樵认为梵字也有象形。郑樵虽然是文献大家，看来他的外语学得不好，故而让外语好的盛熙明发现了瑕疵。
翻看各期一章，能够明显感觉到，其所收的内容大多是与江西有关者。虽然这种编辑方式不无乡愿，但却能体现出地方特色。俗话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小而言之，只有地区的才是全国的。而读这样的刊物，也能了解到一些历史上人和事的手心与手背。比如北洋时期的张勋复辟，相关文章都几乎一面倒的骂这位辫帅，然徐伟平所撰《愚忠第一是张勋》却谈到了此人的另一面：
张勋是江西奉新人，对同乡，张大帅一直是关心的，好事也做了不少。有人说，“张勋是个憨憨的实心眼汉子”。张勋的家乡奉新赤田村的乡亲们，男女老幼，似乎都得过张勋的好处。据说，赤田村的老乡，张勋曾每家奉送大瓦房一座，缺什么，张嘴说话，张大帅管着；民国时期，在北京求学的江西籍人士，只要求到张大帅名下，咸有不给钱的，吃穿用度，一切包圆。点滴之恩，他都要涌泉相报的。
看来张勋有着浓重的家乡情节，他对本村人如此之好。1917年，他搞了“丁巳复辟”，虽然这件事只维持了12天，但在历史上却有着重要意义，按照徐伟平所言，他的复辟行为遭到了夫人曹琴的竭力反对，但张勋一意孤行，曹琴劝阻不住，但她却给家族留了退路：请堂侄持30万两银票，往广州拜访孙中山先生。
三年之后，张勋去世了，而孙中山也的确写了挽词：“清室逊位，本因时势。张勋强求复辟，亦属愚忠，叛国之罪当诛，恋主之情自可悯。文对于真复辟者，虽以为敌，未尝不敬之也。”这里虽然用了“愚忠”字眼，但至少说明张勋不是位见机行事、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读这样的文章虽然可以辩证地看，然而也让人读出另外的味道。这正是该杂志的价值所在吧。
《苏州图书馆藏善本题跋》，苏州图书馆编
此乃本书的责编王燕来先生所赠。对于苏州图书馆，我一向不陌生，多年前该馆曾出过线装本的彩色书影图录，可惜我仅得到了经部，故该书的后几部是否出版，我未曾了解到。今日得到此书，让我对苏州图书馆所藏题跋本有了整体性的了解。此书的《前言》中称：
苏州图书馆收藏有二千二百余册善本书，有题跋者达二百三十余部，其中不少为名家手书题跋，不仅有重要文献价值，还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题跋本之书仅占该馆所藏古籍的十分之一，这也是富藏古籍的大馆通常的比例，由此而凸显题跋本的稀见性。而我的藏书专题中也有此类，故对这类书有着本能的偏爱。本图录的收录范围为：
本书收录了苏州图书馆所藏有手书题跋（包括题诗、观款和过录题跋）的善本二百一十部，大体依《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分类编次，近人著作及题跋，虽超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收录范围，本书仍予收录，以存文献。出于鉴定版本之需，各书题跋之前，均冠以原书书影一帧，一般采自卷端或其他有代表性之叶。
如此推论起来，有些题跋本也不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之列。按照*物文**条例的规定，1912年之后所出的线装书，不予收录，然民国年间涌现了许多著名的文献家，正是该条例的弊端所在。而苏州图书馆却能于此能有突破，还原了历史的客观。
翻看本图录，其所收之书令满目琳琅，尤让人宝爱者，则是毛氏汲古阁影钞宋大字本《孝经今文音义》，看来苏图也对此书宝爱有加，将该书影部分放大后，用在了该书的前扉页上。放大后的书影更为摄人心魄，让爱书人看到后垂涎不止三尺。汲古阁影钞本名气响亮，然却稀见难得，正因为如此，这类珍本早已尘埃落定的归于各大藏书家，而后又海上归来，汇集在国内的几大公馆善本库内。而民间可流通者，早以稀若星凤。近三十年来，我仅在嘉德公司看到过一部毛钞影宋本，然那批书却被国图整批买走。余外多年前在上海的拍场中出现过一部汲古阁所钞《金石录》，可惜那部书是录钞，而非影钞，故直到今日，我也未曾尝鼎一脔，每念及此，唯余长吁短叹。
苏图所藏的这一部，还有着毛晋之子毛扆跋语，更显此书珍贵难得。而这本图录还对每一篇题记、跋语作了释文，使得该图录不但有书影可欣赏，更多者可以使用书中的材料，这对研究文献者最为贴心。而毛扆所跋的《孝经今文音义》释文为：
余在京师得宋本《孟子音义》，发而读之。其条目有《孟子篇叙》，注云“此赵氏述《孟子》七篇所以相次叙之意”，茫然不知所谓。书贾又挟北宋板《章句》求售，亦系蜀本大字，皆章丘李氏开先藏书也。卷末有《篇叙》之文，狂喜叫绝，令僮子影写携归，附于音释之后，后人勿易视之也。虞山毛扆识。
毛扆跋本也同样稀见难得，二十余年的古籍拍卖，仅在海王村拍卖行出现过一部，该书被友人胡先生买去，成了我多年艳羡之品。如今看到毛扆的这些跋语，真有如逢故人之感。
本书中所收题跋也能给我以新的提示，例如民国叶德辉所跋《文献通考参补》一书。叶跋的书写方式是典型的黄跋写法，叶德辉首先要鉴定钞本的真伪：
嘉善叶濬发著《文献通考参补》，存十八上下、二十二下、二十五四卷，为孙伯兰兄藏本。据其尊人，相传以为孙伯渊观察星衍手抄，持之以质之于吾。吾家旧藏明正统本宋丁度奉敕撰《武经总要》，后有孙氏硃笔跋，其迹与此一一相符。吾又藏其临开皇本《兰亭》，以此书中偶有楷书处证之，字之体态笔锋无一不合，则此为孙氏手抄毫无所疑。
叶德辉通过比勘确定该书确实是孙星衍钞本，而孙氏钞本寒斋也藏有几部，故颇为赞赏叶德辉的鉴定办法。此后他又谈到了孙星衍喜欢藏书、校书的偏爱，而后谈到了孙氏藏书的归宿，多归于袁芳瑛的卧雪庐，又陆续在长沙散出，叶德辉也买到了一些。他认为自己所得的这部《文献通考参补》乃是孙氏钞本中字迹较多者。
《善本题跋》一书未曾注明每部书的册数，叶德辉的跋语中仅称，本书仅余四卷，如此说来，应该不如我所藏孙钞本部头大。叶氏对此书宝爱有加，于此我能小胜一筹，这让我略感得意。然叶氏所藏之本，亦有特殊价值在，因为他在此跋中交待了自己的祖籍，而这是我以往未曾留意之事：
吾家东山一族，发源湖州，二十五代横山公以嘉善县学生通籍，故以苏人而知宝应县事。此濬发却非吾族，浙谱极多，无一成统绪，无一可依据，故此书未列吾族谱艺文志目也。
本书内还有许多精彩之本，这些跋本有不少都让我有新获也，而这也正是名家题跋本高于普通刻本的价值所在。
《北京会馆碑刻文录》，王汝丰点校
此书为布衣书局胡同先生所赠。本月16号，我在孔夫子网举办了一场对谈，在此得见布衣书局的小飞先生，小飞将此书拿给我时说，胡同知道我喜好收集原始碑刻史料，想来他认为该书于我有用，故而有此之赠。
作者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
入清后，会馆建置日繁。晚清以来更日臻兴盛，为数也最多，居全国之冠。据史志专家考证，北京的会馆，包括以地域相区分的同乡会馆（试馆），和以不同行业相区分的工商行业会馆，其总数高达457所。
原来仅是清代，就在北京建立了这么多的会馆，想来这些会馆有点类似于前些年的各地驻京办。就其数量而言，晚清以来，包括存废在内的北京会馆，仅在宣南地区就高达722所，这还不包括“义园”、“义地”等，而那时节，很多会馆都刊刻有碑记，王汝丰所点校的这本《文录》乃是依据出版物予以点校者，他在《前言》中称：
1989年，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金石组编成《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总计100册，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碑刻拓本集，煌煌巨制，蔚然大观。其中收入北京会馆碑刻拓本约计150余本。
宣南地区是北京著名的文人聚焦之地，满人入主北京后，最初把汉人全部赶出内城，这让很多文人居住到了南城这一带，而科举考试又使得这一带成为了书籍流散地，由此而形成了著名的琉璃厂旧书市。我翻阅这本《文录》，当然希望找到与之相关的文献，遗憾的是，这些碑记中却没有一通是与琉璃厂书业相关者。本书中有一篇《北京琉璃厂安平公所记》，题目中虽然涉及到了琉璃厂，内文却没有一个字提到旧书业，但细读该篇内容，似乎也与书业有着关连性。此记首先称：
仁人之心，救民水火。夫水火本为生人日用所必需，而有时反其常轨，适足为生人之大患。北京首善之区，阛阓栉比，偶有不慎，火患因之。严冬之际，风干物燥，尤须防患未然。
看来，安平公所类似现在的消防机构，到了冬日北京风干物燥，防火乃是大事，而古书有水火兵虫四厄，其中一大厄就是火患，故由本记中得知，在咸丰年间，琉璃厂就有这样的防火机构。
前清咸、同之世，琉璃厂设有小锣会，公议团防，假吕祖祠为会地，名曰从善水会，经理无人，几同虚设。光绪五年岁次己卯，全厂绅高，议复旧观。
关于防火公所的建立，以及公所的状况，本《记》中写道：
七年辛己，增建神殿，供奉天仙圣母、增财、锡福诸像，基址益为扩展。并筹资推广善举，救济偏灾。十六年庚寅，永定河堤决，近畿悉成泽国，殷给谏如璋巡视北城，捐廉为倡，全厂绅商，各募巨资，先放急振，继办冬抚，往来于泥淖冰霜中，活人无算。十九年癸己，河堤复决。余给谏联沅仿照前规，会同绅商筹办振抚一如庚寅。常熟翁文恭公倡立义仓楹于所之北，吴县潘文勤公发起振济书画局于所之西北隅。
公所内建有神殿，而神殿里供奉的是天仙圣母。我未能弄明白天仙圣母是何方神仙，不知其为何不供奉火神祝融，而这里除了天仙圣母，对面还有能够发财和赐福的神仙。但从此《记》中看，火神的确没有光顾琉璃厂，但没成想，这里却遭了水灾，而翁同龢、潘祖荫等大藏书家都曾为救灾而捐资助振，在公所内建起新的建筑。如此说来，这篇《记》也算是与琉璃厂有关的原始史料了。
虽然这些碑记中没有直接与琉璃厂书业相关者，但也有些有趣的碑文，比如本书中点校了《整容行公益所碑》，如果望文生意的话，似乎那个时代就已经有了整容业，但细读点校之文，原来这里的“整容”二字乃是今天的美发店：
整容之业，由来旧矣。自前清入关，薙发令下，于是有整容店之设。及民国，必为剪发，又易名理发店。窃叹夫发之为物虽小，而所关实大。稽之往古，于婚则曰结发；于丧则曰括发；于夷则曰断发；于僧则曰削发，莫不为礼制、国俗、宗教之所系焉。洎洪、杨蓄发称兵，乃名之曰发逆。至于今日，而剪发几遍全球。若是乎一发之微，恒足以转移乎国运，所谓一发千钧者非欤！
美发店也有行规在，而这篇碑文竟然还能引经据典，最为难得的是其以简洁的语言，论述了不同的理发方式代表着不同的礼俗，并称根据头发的变化可窥国运的盛衰。看来每个行业都能找出重大的心理支撑。
而这些点校文中竟然还有《牛骨行行规碑》《针行行规》等等，更有趣的是还有《糖饼行碑》，而看到这个字眼，就让我瞬间想起幼年时的滋味。那个时代零售绝少，能吃到糖饼已然是佳馐。该碑刻制于同治元年，说明在那个时段，卖糖饼者有不少的店铺，否则也用不着制定出这样的行规来。而这通《糖饼行碑》同样也能讲出一堆的大道理：
盖闻为善之道，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善弗传。是善事之创始，原于前人；而继美之贵诚，则在后辈。犹之疏河者，必遵其源；登枝者，不忘其本。推厥由来，诚有所自。况京师为首善之区，名利之薮，百工相聚，千里谋生，孰不沾圣时之雨露，而仰神灵之庇荫哉？
看来，做任何行业，既不能忘本，也要守行规，想来这是诚信经营的基础。如今许多行业都有假货盛行的状况，虽然遭到舆论的口诛笔伐，但假货依然不绝，这种结果的产生，想来就是乱了规矩。古人说盗亦有道，连强盗都讲究规矩，为什么今人反而做不到了呢。而本《文录》中又讲到了一些很小的行业都有行规在，这正说明了行规之重要。真希望这些古老的行规，能够古为今用，让那些造假货之人从心底有所敬畏。
《失落的一角》，（美）谢尔·希尔弗斯坦 文/图，陈明俊译
此书为黄婧女史所赠，她在该书的扉页上写了长长的一封信，而我每收她的赠书心中都倍感压力，我知道黄婧又会用自己的耐心，来启发我的童心。于是我收到此书后，立即给她发微信，告诉她自己实在没有写童书的天份，为此骗到了她这么多的赠书，多得已经让我开始感觉自己像个*子骗**，劝她不要再寄赠书。
但是，既然已经收到了她的这部赠书，我还是将该书翻阅一过。该书字数极少，所画之图也属极简派，有时候横跨两页者，仅是一条随手绘出的线条，全书内容则是讲缺了一角的圆球滚来滚去，它要去寻找失落的那一角，经过一系列的艰辛，遇到了多个不同的角，但这些角都无法契合它的所缺，这个圆继续滚下去，终于找到了失落的一角，但是这个圆满的结果却让它失去了原有的快乐，最终它放下了这一角。而后它继续往前滚，并且又唱起了歌，于是这个圆又快乐了起来，而该书的结尾依然是一条不平坦的直线。
本书既无页码，也没有多少字，更没有精美的构图，但它却引导我从头看到了尾。而我在后扉页上看到本书的上架建议是儿童绘本，这让我怀疑，儿童真的能看懂这本书吗？但转念细想，正是因为书中的极简，才让不同的人给出不同的答案，也许孩子看到的快乐跟我的理解完全不同，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快乐，而我看完后，有快乐吗？细想之下并不存在。按照王阳明的所言，读了太多的书，而与自己的本性变得更远，这已无法恢复一颗“活泼泼的心”。我以自己复杂的心态，把该书作者所表达的思想解读得过于深刻，这应当是我的问题所在吧。
我从该书的版权页中留意到，这是新经典公司所发行之书。在没有留意到这一点之前，我以为封面上注明的译者陈明俊乃是跟新经典公司老板重名者，看来，本书的翻译的确是出自我所认识的那位陈先生。
我受伤出院时，陈先生曾请了多位朋友为我接风，我感念于他的情谊，但却并不知道他还翻译过这样的书，然转念思之，新经典公司发行过一系列重要的国外名著，那么该公司能出版此书，也没什么值得奇怪者，只是，陈先生能亲自操刀作为译者，这是我未曾想到的事情。看来，今后再见面时，不仅要向他请教图书的经营之道，更应当学习他超前的眼光，估计这一点绝难学到手。
但是，这本极简主义的著作，却启迪了我的写作方式。有些事不必要急着在文中亮明自己的观点，要给读者更多的解读空间。一本好书，能够让读者想出不同的道理来，这正是其难得之处，我为什么一定要越俎代庖的告诉别人，问题只有一种答案呢？一念及此，这让我大为感谢黄婧女史的赠书之举，正是这本书给我的思路开了新的窗口。
《学人墨迹丛书·台静农》，许乐心编
本丛书的主编为宋浩、戴新伟。此书乃戴先生所赠，书前有启功先生所撰《平生风义兼师友――怀龙坡翁》一文，本文成为了该书的代序。启功先生在该文中首先称：
从前社会上学技艺的人有一句名言：“投师不如访友。”不难理解，“师道尊严”，“请教”容易，“探讨”不容易。其实在某些条件下，“请教”也不完全容易。老师没时间、不耐烦，老师对那个问题没兴趣，甚至没研究，怎能“请”得他的“教”呢！纯朋友又不然，“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乃至“博弈饮酒”，哪还有时间讨论技艺、学问呢！只有益友、畏友、可敬的朋友、可师的朋友，才可算是“不如访友”的友，也就是谊兼师友的友。
这段话讲得很有趣，而后启功谈到了他在22岁时最早结识的两位朋友，其中之一就是台静农先生，台先生比他大10岁，正是他的前一段话中提到的“可敬的朋友”。启功是现代著名的大书法家，然而他在本文中却称，台静农在书法方面也对他有启迪：
我写字腕力既弱，又受宗老雪斋之教，摹临赵松雪。台先生一次论起王梦楼的字，说道“侧媚”，我当时虽并不喜王梦楼的字，但对“侧媚”的评语，还不太理解。后来屡见台先生的法书，错节盘根，玉质金相，固足使我惊服，并且因此而理解了王梦楼为什么“侧媚”，更理解了赵松雪当然也难逃挞伐。而他对于我临松雪的箴规，也就不待言了。做朋友，讲“温良直谅”，从这几件事中可证字字无忝吧！像这样事理通达、心气平和的襟度，我在平生交游的人中，确实并不多见。
启功说雪斋翁溥伒曾让他临摹赵孟頫的法帖，而台先生却跟他说王文治的字看上却有些“侧媚”，开始启功不理解“侧媚”作何解，后来从台静农的书法中始悟出这一词的真实含义，由此而让他领悟到松雪字体的相同问题所在。到如今赵孟頫的书法精品动辄上亿，非我辈可以问津者，而王文治的书法则便宜得多，其真迹我也得之一二，然以我的愚见，梦楼之字在甜美程度上，还是跟松雪体差着几个档次。然从整体风貌上看，两者之间却也有共同之通，均可以“媚”字来形容，以此足见台静农在书法认识上直入对方之髓。
启功代序之后，本书收录了罗孚所撰《老去空余渡海心――纪念台静农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一文。本文乃是罗孚在2001年所写，当时是台静农百年诞辰，而翰墨轩准备出版台静农的书法集、画集、诗集等纪念物，当时的出版物中有一件台静农所书诗卷，内容乃是台静农手书鲁迅之诗。1925年，鲁迅在北京与曹靖华等人创办了文学团体未名社，台静农为六个发起人之一。鲁迅曾编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该集选用了台静农的四篇小说，而鲁迅本人也有四篇入选，由此可见，台静农与鲁迅的关系颇为密切。1946年，台先生去了台湾，根据当地的政策，台先生不能再谈到鲁迅。
关于台静农前往台湾的原因，罗孚在文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台静农去台湾教书，是出于好友魏建功的推荐。魏建功在一九三六年鲁迅逝世后，发愿抄写鲁迅的旧本诗刻木版印行，“用先生所提倡的木刻艺术来纪念先生”，终因刻印困难而放弃了这个想法。魏建功本来还建议，用木版刻字印刷《鲁迅全集》，认为“这样可以有中国气派”，这就更是兹事体大而不可行了。
从出版史角度而言，在印刷技术的交替期，不少的人都有着隆重的怀旧情结，他们认为新式印刷技术所印之书不能算正规出版物，故有不少的人为了省钱，先以石印或排印等现代技术出版自己的作品，一旦经济情况好转，又会出资重新以雕版的方式再次出版。然后世有不少人却以时间作推论，认为有些著作雕版在前，石印或排印在后，这实为一种误解。魏建功曾发愿将鲁迅的旧体诗，以雕版方式予以再版，这显然也是时代风气使然，可惜的是如此刊刻方式费用较大，最终魏建功放弃了这种想法。而罗孚还称，魏建功曾建议“用木版刻字印刷《鲁迅全集》”，这句话略令人费解。
以我的理解，罗孚可能指的是用传统的木活字排印《鲁迅全集》。虽然说活字印刷术乃中国人为世界文明的推进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之一，然这种方式所印之书却存世无多，个中原因颇为复杂，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活字印刷之物适合于大规模工业印刷，如果印刷量不大的话，反而不如雕版来的经济，故魏建功的这种提议更加难以实施。然而罗孚的这段话，却记录了《鲁迅全集》在出版史上曾有过这样的探讨。
本书中还收录了姬学友所撰《人格、文心、笔性――论台静农书风》，姬先生称，2012年北京鲁迅博物馆准备搞台静农书法精品展，他参加了台静农诞辰110周年研讨会的前期准备工作，为此看到了大量台静农的书法精品以及相应的图片，由此而对台静农的书法有了整体上的认识。姬学友总结道：
要而言之，台静农先生的书法艺术风格、即台静农书风，由三个关键词构成：人格、文心、笔性。从中国古代书论（文论、诗论和画论）传统的角度看，构成台静农书风的这三个词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关联、浑融互通的有机整体，没有什么本质意义上的界限和不同。人格是指书法中折射的人格；文心是指书法中内蕴的文心；笔性，顾名思义，是指书法中呈现出来的笔性。也就是说，这三个词有一个共同指向：台静农书风。
将人品与书品挂钩，这是中国传统上的主流观念之一，而柳诚悬的“心正则笔直”则为这类说法的最常用引语。且不论这种观念是否更具感情色彩，但姬先生对台静农书法的解读却有其独到处。该文中又引用了张大千对台静农书法的评价：“三百年来，能得倪书精髓者，静农一人而已。”而启功先生曾评价台静农书法时称：“与其说是写倪黄的字体，不如说是写倪黄的感情。”倪元璐与黄道周乃是明末清初的烈士，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倪元璐闻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于是他也自缢身亡，以此而殉明，而黄道周则参加了抗清的队伍，两年后被捕就义。故启功所说的“倪黄的感情”，更多的指的是这两位英烈人品上的高洁，而这段话可视为姬学友总结台静农书法的主要注脚。
站着客观的角度来说，有时书法成就跟人品优劣并不能划上等号，否则蔡京等人的艺术创作也不会为后世所瞩目，这句话正应了“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之语。但艺术感受往往是心灵的折射，在恶人被憎恶之时，难以用公正心去客观评价他们的作品。
本书的后半部分则为许乐心所编《台静农年谱》，此谱使该书具有了工具书的价值，从中可以看出台静农一生的艺术经历。而许乐心在该书的《后记》中又写道：
记得某日上午，启功伯伯自北京来我家做客，父亲嘱咐要安静。原来启功伯伯要打电话，与台静农先生作阔别半世纪的首次通话叙旧，也是他们最后一次通话。半年后，台先生病逝了。当时家父正主编《名家翰墨》月刊第十一期《台静农·启功专号》，原为祝贺台先生九十寿诞，然刊出后台先生遽尔仙逝，未及目睹。家父携未装订之专号样本赴台。公祭后，纳之于棺，权代心香一瓣。
原来许乐心先生及其父亲跟启功先生、台静农先生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难怪他编出了这样一部书，而书中不但收录了台静农不同时期的书法作品，同时还有台先生的一些照片，我从这些珍贵的照片上看到了，温文尔雅的台先生在骨子里所蕴藏的刚毅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