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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暮云史记
编辑 |暮云史记
«——【·大地·】——»
一、介入好莱坞的中国叙事: 公众的国族意识及其媒体“ 围观”
1934年初好莱坞的米高梅公司派出摄影队来中国拍摄电影《大地》外景的时候,正是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的时候: 一方面宣称以“三民主义”立国的南京国民政府,不断地以“民族固有道德”和民族主义号召并动员国民; 另一方面随着日本侵华的脚步步步紧逼,国民的民族主义怒火也在一步步升温。
就当时国内情况而言,反对帝国主义是一种绝对的政治正确,此时已经“清共”并正致力于“剿共”的南京国民政府,也不敢并且不会明目张胆地打击那种比较普泛的对帝国主义的抗议话语。在这种语境里, “帝国主义”的一举一动,往往都被置于公众舆论的火眼金睛的监督之下。
具体到电影界,以上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不怕死”事件为标志,关于外国影片“辱华”的问题,成为此一时期电影界民族话语的一个重要关注点。
到1934年初《大地》事件出现之前,中国对于“辱华片”的斗争,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在派拉蒙公司出品的《上海快车》“引起朝野上下大动公愤,一致提出抗议”之后,“从此洋鬼子就聪明起来,辱华片于是绝迹于中国市场”。
米高梅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到中国来拍摄一部完全的中国故事的电影,显然立马触动了在电影问题上本来或许已经稍微松弛了一点的中国公众紧绷得民族神经。
于是,一场公众针对米高梅公司摄影队的监视性的“围观”运动,通过同样持有民族主义观点的媒体的帮助,几乎在该公司摄影队刚一来华之际,就展开了。
这种监视性质的“围观”,显然给米高梅公司来华人员造成了相当的压力,而关键在于,它是针对作为一种中国想象的好莱坞叙事的“反想象”,在“围观”过程中,那些将来准备纳入《大地》叙事体系的符号,诸如拍摄地点、服装道具等,均遭到了质疑,或者至少是关注。通过“围观”,中国公众和媒体,事实上强行参与进了好莱坞叙事的运行机制之中。
由于有赛珍珠的原著作指导,米高梅公司对中国的了解程度显然要高于同时期的其他好莱坞电影公司,因此它派出的摄影队,计划中的摄影地点的范围是比较广泛和深入的。
摄影队的摄影师对此有详细的介绍: 由北方的长城及山东,以至南方的香港; 有时,还深入内地数百里,我们走遍了中国找着我们的影片所需要的景。
我们不止在比较著名的城市如上海,南京,北平,山海关,香港等地取景,而且还在乡村,以及由最底层的农民,以至于在哈佛及牛津大学受过教育的贵介,各阶级的中国人家庭内取景。
如此大范围的深入拍摄中国,必然引起民族主义者的极度关切。事实也的确如此,可以说, 《大地》摄影队的行踪,完全处于中国公众的监视之下。
报纸和杂志频繁地登载摄影队在北平、南京、上海等地的“工作情形”的照片,以满足公众的这种知情的欲望。比如,《良友》就有一组“《大地》在北平”的系列照片,《摄影画报》则刊登过一组名为“《大地》摄影真相”的照片。
1由此造成的实际情形是,公众借由大众媒介实现了无所不在的在场,他们与身处现场的国民政府派去的监察人员,共同构成了摄影队的监督机构。对摄影地点的监视,不只是出于监督的需要,其中还有公众更深一层的隐秘担忧,这在对摄影队在北平活动的关注中体现了出来。
因为“北平是历代京都之区,一切充满外国人想象中的中国模样儿”。在公众看来,有些地点,显然因为太符合外国人“*辱侮**性”的想象而不适宜被拍摄。
被摄入镜头的内容,也是引起公众焦虑的所在。一篇文章逐一列举了摄影队在各地所拍摄到的内容,大致如下: 猴子戏,中国旧时的男人装束,中国旧女子的发髻, “不接近文化”的乡村女人的傻气,小脚村妇,出殡的仪式,穷苦的流浪的人们等等。
当然,这些内容在当时的舆论看来,都是十足的中国“劣点”。而在一张表现中国民众踩高跷活动的照片下面,杂志给配上的是这样一句交流性的文字: “现在你们看清楚了吗?”这明显地是对公众关切的一种呼应。
它的潜台词是: 你看,米高梅摄影队果然如此居心叵测,专门将镜头对准有辱我们“国体”的事物,难道我们不应该严加监视吗?
除了在中国各地拍摄之外,米高梅摄影队还大量购置了将来用于影片之中的真实道具。摄影队成员之一的导演乔治·希尔介绍道: “我们并不只以仿制为满足。
我们却把它们购买了来,运回好莱坞。截止现在为止,我们运往好莱坞的约有一百九十箱,而我们的工作十分之九已经完成。”这些装箱运往好莱坞的道具,也引起了公众的不满和关注。
一篇文章甚至这样写道: “那三百箱运美的道具中,我们不是更可想像得出它所装的是什么吗?”言外之意是,米高梅所购买的道具,一定都是一些表现中国人“劣点”的东西。
更使中国公众感到焦虑的还不是上述这些活动,因为这些活动毕竟在中国境内,借助媒体他们可以获得比较有利的监视可能性。米高梅的计划只是在中国摄取《大地》的外景,剩下的任务,则要返回美国完成,
这就给中国公众的“围观”造成了极大的难度,一位作者充满忧虑地写道, “一切的戏,将在好莱坞摄影场内摄制。将来的结果是怎样,我们是无从知道的”。当然,当米高梅在美国开始真正拍摄《大地》的时候,国内的媒体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愿望,但这就难以构成一种“围观”了。至于米高梅在美国本土活动的监督,则看来是只能依靠南京国民政府了。
但不管怎么说,中国公众借由媒体的“围观”,的确给米高梅摄影队造成了相当的压力,这种压力显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米高梅想象中国的既定话语走向。摄影队的一封致中国公众的“公开函件”,颇能说明问题。
公开信的开头称谓是“诸位先生”,这表明摄影队完全意识到了其所面对的———自己的监视者和试图与之对话者———正是中国公众,信中保证道: “敝公司既决定努力排除一切劣迹,将来该片开演时,非但无劣迹可指,如小脚,土匪及吸*片鸦**等,且对于贵国只有有价值之宣传。
因在贵国各处所摄取之名胜,将来将尽量藉银幕而传播也……前在上海北平摄取外景,均关于《大地》开始时之数幕,其时期远在民国纪元前二十余年,尚未及新中国之时期,外间发生颇多误会者以此。此次来京拟摄取之一部,均系贵国近年来迈进之实相,例如中央军校及其他一切之新建设等。”
这封信的背后信息更值得玩味: 米高梅公司的对话对象是“诸位先生”,但在行文中又口口声声“贵国”如何如何。显而易见,米高梅是将当时的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看待的,在这种共同体之中,作为其成员的公众,正是国家的代表。
而事实上,那些通过媒体监视摄影队活动的人们,也正是这样看待自己和其所身处的共同体的,在他们眼中,这个共同体不仅在政治上是统一的,而且在文化上也同样如此———而他们,则对这一切负有国民的责任。这也正是“围观”的思想前提和逻辑基础。
二、介入好莱坞的中国叙事: 审查,监督与“ 新生活运动的气象”
早在米高梅摄影队刚到中国的时候,南京国民政府就已经参与了进来,整个摄影队在华期间,乃至整个《大地》拍摄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对米高梅此次想象中国的叙事行为的深度参与是无所不在的。
最初南京国民政府对于米高梅摄影队来华消息的反应是极为迅速的,此时已经颁布了《外国人在华摄制电影片规程》,因此电影管理部门积极“依法”防范,协调各个部门,做出了临敌应对的姿态: “除通知米高梅先送剧本审查暨函达中宣会通令各级*党**部协同防范外,并呈请内部,通令全国各警察机关,查照外人摄制电影片规程,加以防范,已由部咨请各省市饬属遵办。”
可以说,经由之前几次对“辱华片”斗争的实践,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在防范外国此类电影方面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并将这经验体现在了法律法规之中。
随着相关法制和制度设施的完善,当米高梅摄影队来华之际,南京国民政府已经能够从容应对,迅速协调组织起一张防范“辱华”的体系之网。在这张依靠国家行政权力编织的网面前,米高梅不得不积极配合,将剧本呈请审查,并等待获得拍摄的许可。
这一等就是好几个月,从1934年初来华,直到1934年4月份,在“复请中央将剧本修改,与赛氏原著完全不同,并请中央派人随时随地监摄,经数星期之讨论,始将剧本修正”,使得修改后的“内容尽量表现中国固有文化之精神,及复兴民族之开展,极合时代精神”之后,米高梅摄影队才获得摄制的许可。
由此可见,与单纯的防范“辱华”不同,《大地》事件中的南京国民政府,直接参与进了米高梅的摄影团队之中,获得了随时干预摄制进程和事项的权力,这种“待遇”甚至国产影片也不曾获得。
另一方面,与对待国产影片类似,南京国民政府还对剧本做了修改,以至于修改后的剧本成了体现政府意识形态、发扬其倡导的“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当时甚至有传言说,修改后的《大地》“成了一个完全介绍新中国精神和新生活运动的气象的剧本”。
1934年初的中国,确实自上而下由政府发动了一场新生活运动,这场旨在改造国民精神和生活的运动,是南京国民政府一贯的社会和文化主张的集中体现。运动发动之初,南京国民政府就曾提出要利用电影来宣传推广新生活,并曾组织编写关于新生活运动的剧本。
可以说,新生活运动所提倡的精神,就是当时官方认可的“时代精神”。而《大地》剧本送审之时,正是南京国民政府企图利用电影宣传新生活的时候,这样的巧合,不难想见官方会产生借机利用的心态。至于《大地》当时修改后的剧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以新生活为标志的时代精神,我们可以从其本事1中略微窥见一点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