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坚范
海伦·*诺斯**病了，病得还不轻。
这位中国人民久经考验、忠贞不渝的朋友，不得不离开居住了数十年、“舍不得离开”的小木屋，进了老人疗养院。位于康涅狄格州麦迪逊市的小木屋，这可是她的“风水宝地”呀，因为这是夫妻俩用《西行漫记》的稿费买下的三英亩土地，有着一片葱郁的林子，一方碧波粼粼的水池，以及嬉戏其间的浣熊、野鸭、黑天鹅等等，更有夫妇俩青年时代留下的欢声笑语、梦幻和足迹。
她现在十分虚弱，大多数时间不得不躺在床上休息，只有每天早晨尚能支撑着在轮椅上坐上约一个小时，时间长了疼痛得受不住。体重已从原先的160磅掉到90磅。
陆璀同志一听到这个令人揪心的消息便立即打电话告诉了我。思念、忧虑之余，我自然想起1991年11月初张锲同志和我去美国向她颁发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第一届“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时的一些情景。
多年来，她生活在200多年以前建造的一幢简朴、陈旧的小木屋里。她孤身一人，无儿无女，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仅仅依靠一个月300多美元的社会救济金糊口度日。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对这位有大功于中国革命事业的朋友的如此困境大动恻隐之心。陪同我们前往的美国朋友雪莲女士，似乎觉察到了我们的心情，便特别提醒说：“许多中国朋友感到她晚年生活潦倒，处境孤独凄凉。请注意，她是个性格坚强的人，不愿意听到这类言语。”
此言甚是。
为了欢迎我们，海伦特意去理发店烫了一个银色的头发，显得十分精神；穿着印有松竹梅花的大红绸缎的中式上衣，使人感到似一团火一样在燃烧，一点也看不到84岁老人的样子。她津津有味地向我们一一介绍十几盆生机盎然的花草，戏称“这是大自然的一角”；介绍置放在地上、桌上和几上的数十部打印稿和一些关于中国的资料，以及她敲打了数十年仍然每天敲打一二个小时的打字机……。她的确拥有一个十分独特、丰富、盈实的精神世界。
死亡，谁也不可避免。它的严酷性在于，何时死、如何死是无可代替的。如何面对死亡，是对人的最后一次考验。病成这个样子，她能坦然面对死亡吗？
所幸爱泼斯坦同志从美国回来，带回了第一手材料。从他告诉我们的情况来看，海伦没有变，她的精神风貌依然故我。
1995年12月，艾老从纽约驱车两小时，到位于康涅狄格州的米德尔敦镇的老人疗养院看望了海伦。
艾老抵达之前，医生给她注射了一支止痛针。她坚决反对吃止痛片，认为止痛片会麻痹头脑，而她要永远保持清醒。
一见到这位相识于30年代的中国有合作共事过的朋友，海伦十分欣喜又轻声柔气地说：“我们相识时，你17岁，我25岁。我见上帝之前还要见你！”一。二九运动之前，黄华同志便是*诺斯**家中的常客，同一些进步学生议论国事、分析形势；陆璀同志在一二·九运动期间，上了军警追捕的黑名单，因此在*诺斯**家中躲避了十来天。艾老此次特别转达了他们两位对她的问候，她要艾老向他们两位致谢。
1991年我见到她时，她的幽默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天她一开门见到张锲、雪莲和我，未等我们开口致意，便用美国调的中国话说：“张锲，安徽人。金坚范，上海人。我，北京人，海淀区的。她（雪莲），堪萨斯人。”雪莲马上用生硬的中国话纠正说，“不，西安人。”大家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笑得那样爽朗，初次见面的那种惯有的矜持被笑声消融得一干二净。
在长达几近三个小时的谈话中，她忽儿美国，忽儿中国，忽儿历史，忽儿现实，充分显示了她的知识、记忆力和思想的敏锐性，且不乏幽默。
艾老告诉我们，谈到她的身体状况，她十分客观，毫无怨气。她说，人老化了，全面衰竭，无可救药。症状之一是常常极度口渴。所以她和艾老谈话，每谈一两分钟，便感到口渴，要呷上一口水。对此，她不无幽默地说，对目前日益衰弱的身体，没有哭鼻子，欲哭无泪呗！— 体内没有水了，怎么哭？
谈到日益迫近的死亡，她十分安详，毫无惧色。她唯一的要求是：“我要在自己家里的小床上死去！”
同她与生俱来的幽默感一样，她性格的另一个特点是直言不讳，无所顾忌，不为世俗所累。
那次我们在她的小木屋里落座之后，张锲同志向她说明来意——给她发奖。当我们临走时，她拿出1991年9月30日的英文《中国日报》介绍她的文章说，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赞扬此文写得好，并复印后寄给了她。她认为此文能得到索尔兹伯里这样的大记者的赞扬不容易，但她不同意《毕生热爱中国》这个题目：“这不是一个热爱的问题，而是我研究中国的结果。”
原来她1931年到中国后，便结识了同情中国*产党共**又耳闻目睹了广州起义的美国外交官保罗·休斯顿，阅读了休斯顿有关中国的全部个人藏书，后又从宋庆龄、鲁迅、茅盾等好友处得到教益和启迪。因而她“早在三十年代就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没有存在的余地”，人民革命一定会胜利。“我和我丈夫是历史的积极参加者。我们去中国，去延安，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出于一种积极的、明智的选择，是历史和个人倾向所注定的。”
此次艾老向她提到陆璀同志时借用了埃德加·*诺斯**在文章中对陆璀的比喻——中国的圣女贞德。这句话一下子就点燃了她的火气，其凌厉的怒气不减当年：“那些是我的话！埃德加能够写好那文章，但我提供了许多分析和形象——凡是我们俩合作而成的事情，乃至许多是我一人独立完成的事情，结果都归到埃德加的名下，因为功劳总是归男的，人们认为仅仅是女性做的事情是不重要的！”
艾老还告诉我们，她最关心的仍然是她的书稿。她写了54本书稿，正式出版的只有4本。她现在已经不能写字了，但仍有一些思想希望能口授后有人给她记录下来。我记得很清楚，她那次向我和张锲说过：“只要一息尚存，我就要写下去。我不是为了出版商而写，而是为了中美两国年轻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