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习*平近**总书记甘肃之行的第一站来到敦煌莫高窟。在敦煌研究院同有关专家、学者和文化单位代表座谈交流时，他勉励敦煌人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不断坚定文化自信。
重视历史文化传承，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是习*平近**总书记甘肃之行的讲话重点之一。
*物文**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面对保护*物文**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70多年来，敦煌研究院秉承“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十六字“莫高精神”，为了永不凋落的“沙漠之花”，付出了最刻苦的坚守。
从第一任院长常书鸿先生、第二任院长段文杰、第三任院长樊锦诗、第四任院长王旭东，再到第五任院长赵声良，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敦煌人不畏艰苦、刻苦钻研，守护着莫高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现在，就让我们通过回溯《朗读者》和《谢谢了，我的家》中的珍贵讲述，重温一下荡气回肠的“莫高精神”。
文学家喜欢说“永远的敦煌”，
樊锦诗为“永远”二字奉献一生
“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
在第一季《朗读者》的“勇气”主题中，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樊锦诗的同事和好友们，朗读了余秋雨的《莫高窟》、季羡林的《在敦煌》、冯骥才的《人类的敦煌》，献给以她为代表的几代莫高窟人。
莫高窟的发现，被称为20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有人说，看了敦煌莫高窟，就相当于看到了全世界的古代文明。1987年，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这样一座中国古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文化宝库，因为经历了*乱动**、战火和盗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成了废墟。
樊锦诗，一位出生在北平、成长在上海的瘦弱姑娘，在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之后，便与莫高窟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
毕业那年，她有了一个去敦煌实习的机会，原本只是为了看一眼历史课本上曾让她魂牵梦萦的敦煌。这一去，她就被迷住了。
洞窟很美妙，但是洞窟外面的世界和上海、北京的反差太大了。房子是土的，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房间没有卫生设备，还会有狼出没。但是，常书鸿、段文杰这些扎根荒漠十几二十余年的敦煌人，深深感染了樊锦诗。她强烈感觉到，我是不是应该为敦煌做一点事？
△樊锦诗工作照 敦煌研究院 供图
就这样，从青春年少到满头华发，她为莫高窟的永续利用、永久保存倾尽了心力。她踏着前辈的脚印，成了第三任院长。一年又一年，她走过莫高窟大大小小735座洞窟，展开断代分期的考古研究，领衔出版的《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第一卷，被业界称为“精致绝伦、佩服之至”，季羡林先生都赞她“功德无量”。
之所以要拼了命地去保护，是因为莫高窟在以一种非常缓慢的、不可逆转的态势消失。樊锦诗和同事们花费了将近30年的时间，打造莫高窟的数字工程。十三多米长、三米多高的《五台山》图，得用六千多张照片精准拼接，一点都不能变形，只为人们在千百年后还能领略莫高窟的样貌。全部工程之浩大，可想而知。
董卿说，“用现在话说这叫什么，逆天啊！但正是在这样的一种‘逆天’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勇气。”
1986年，樊锦诗的丈夫彭金章放弃武汉大学的工作，也调到了敦煌，和妻子一起并肩战斗。“相恋在未名湖，相爱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寥寥十五个字背后，有太多的辛酸与不易。说起家庭，樊锦诗心有愧意。她也许不是合格的母亲，不是合格的妻子，却是敦煌“永远的女儿”。
人生本可以有无数条路，她却选择了最为艰苦的那条。为了“永远”两个字，她付出了最实在的努力，最刻苦的坚守，诠释了最纯粹的信仰。
艰苦、贫乏，没有人看好，
常书鸿却要在沙漠里“种菜”
樊锦诗回忆，第一次看到常书鸿先生和段文杰先生的时候，他们和她想象的艺术家形象完全不同。“常先生几乎和农民差不多，段先生是画画的，穿了一个工作服，上面都是颜色点点，也是很土。他们在这个地方能待住，还能把这些洞守住，了不起！”
△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同志在敦煌城内办事处合影。1965年9月30日
敦煌人共同写就的，是一个在沙漠里种出鲜花的奇迹——第一个坚定要做这件事的，就是被称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
作为敦煌学的开拓者和敦煌研究院的创始人，常书鸿痴守莫高窟半个世纪，一生致力于研究和保护工作。女儿常沙娜回忆起常书鸿时，印象最深的是爸爸曾说，“戈壁滩沙漠没有菜，我们以后要种菜。”
一个在法国巴黎留学九年，连续四年获得巴黎春季沙龙金银奖，在法国已经小有名气的艺术才子，为何选择把家安在沙漠深处？
“在巴黎塞纳河边的一个书摊上，他发现了一本书，叫《敦煌石窟图录》，看了以后他说自己数典忘祖，不了解我们民族、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所以他下了决心一定要回国，以后要去敦煌”，常沙娜钦佩道，“我父辈那一代人，国家越困难、越遭殃，作为留学国外的中国人一定要返回。”
在常书鸿到来之前，尘封千年的莫高窟已经展现在世人面前半个世纪，然而，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战争频发的时期，法国、美国、英国等国的探险家，一批一批从敦煌运走藏经洞古老的经卷，剥下墙上的千年壁画。
著名学者陈寅恪曾经悲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当常书鸿一行人从战火中来到敦煌之后，西方人在敦煌的探索史结束了。可就在他苦心研究钻研事业时，妻子忍受不了，离他而去。雪上加霜的是，随着抗战的胜利，归心似箭的同事们纷纷离去，只剩下他还在苦苦支撑。
△常书鸿临摹第103窟
那时，常书鸿不光是一个画家，行政上要管、流沙要治理、栈道得修葺……虽然很苦，任何困难和挫折都浇灭不了他的热情。
“我外公每年都会种一部分树，一年一年的过程，就像年轮一样，把敦煌研究院的周围，包括莫高窟周围很多地方一点一点建立起小的绿洲”，常书鸿的外孙崔冬晖介绍，当时外公和母亲还从重庆带了波斯菊的种子，让沙漠有了花的活力。
常书鸿八十多岁的时候，身体渐差。*小平邓**同志提出来要给老先生一个安度晚年的地方，就让他到北京去住。一辈子都把心放在了敦煌的常书鸿，却怎么也忘不了沙漠，“我不是一个佛教徒，如果给我来生转世的机会，我还当常书鸿，我还是愿意去保护敦煌，为敦煌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在常书鸿的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里，敦煌不仅是艺术，是他付出了青春和心血的地方，更凝结了他对民族的感情。
谁说沙漠里不能种菜？敦煌人用几代人的努力告诉我们——明明还能开花结果，枝繁叶茂，香飘万里。王旭东院长曾说，这种在大漠中坚守的莫高精神，也是一种信仰，一种对莫高窟文化的信仰。
因为有了他们，饱经沧桑的绝美壁画从此不再被遗忘于荒漠之间，那历史留下的雄浑回响，从此生生不息，久久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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