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受《德国天才》之读思的“刺激”，散漫地作了一文《“百年老店”的做法》，午读北大陈平原先生《当年遊侠人》中的《“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一文，又一“刺激”，则有了自己的这个“必须的补白”，是为本文。
想来，是在十八年前的2004年，我崇敬地步入燕园，是为攻读“管理哲学硕士课程”的，今天深思之，没有“蔡元培治校哲学”的课程，是教育设计者的失误，还是“能力不济”呢？是个问题，但也不必追究了，自己的觉悟提高了——自觉而高，是为可喜！当然，要感谢陈平原先生这篇文章，没有它我是不会“新觉悟”的。
蔡元培先生“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而长校北大十年，是以“德国大学作为重要的理论资源，曾发挥了很大作用”。由此让我兴奋的是，我于2022年专读《德国天才》，该是作为选择的正确——没有天才，哪里有奇迹发生？
陈平原先生论及蔡先生的“追慕德国大学精神”而缔造“老北大”，是为“只有他学得最像，也用得最好”。因而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以华为作为理论资源”而建设“百年老店”式企业、公司，谁人能够“学得最像，用得最好”呢？这该是考验人的“学习赤心”与“作为意志力”的吧？
如果讲“善于学习”的话，“蔡元培治理北大”该是与“治理公司”同一律的，逻辑学上是绝对可以肯定的。但论“实现程度”，则取决于各人的修养与能力了，尤其是“定力”。其要害，恰在于“兼容并包”这个“硬作为点”，其深层则在于反对“定于一尊”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凡“定于一尊”的思维方式，是做不到，也做不好“兼容并包”的，如是也就没有了“聚天下英才”而成大业了。以华见，不正是“价值为纲”的“兼容并包”吗？倘没有华为对俄国、印度、欧美等世界各地之数学家的“兼容并包”，怕是5G不可能“独占鳌头”吧？其“以奋斗者为本”更当是别具一格的“兼容并包”了。
在剖析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无疑“是最出色”时，陈平原先生有这样几句话：“有其位者不一定有其识，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位；有其位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时——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才可能有蔡元培出长北大时之挥洒自如。康有为之追求速成，乃典型的政治家思路；章太炎之壁立千仞，可以成为文人追忆的目标；蒋梦麟的一丝不苟，有能力办好任何一所学校——唯有蔡元培那样的学识、胸襟、性格、才情，方能够胜任建构‘北大传统’那样的伟业。”这话是颇为让人深长思之的，不过，我倒是以为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思而用之，即是：一者，做“百年老店”，天时地利人和都看人怎样把握，更况乎天时地利人和怎能不会主动拥有或造成呢？二者，做“百年老店”不是可以将康、章、蒋等各型人才“兼容并包”么？
陈平原先生在讲到蔡元培入主北大以文科作为“改革的突破口”而“调兵遣将”时，让人思考得最多，其要义是在于“兼容并包”不只是“组织结构上的东西兼容、新旧并包、少长咸集，更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这和华为的“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而实现“价值为纲”该是“异曲同工”之妙吧？
倘若是“向蔡元培学习管理哲学”，我以为“深心者”是当长期读思《蔡元培全集》的，“近利者”则学以致用陈平原先生这篇文章而足矣。
入北大读过哲学的我，是多次在元培先生塑像前留影的，今作此应用文，心中多少有点无愧于先生了。当然，之后多读《蔡元培全集》是肯定的，收获水平也会高于今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