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

2018年新年刚过，我去了北京。距离上次去北京中间隔了10年。

这一次，没走繁华大街，也没到古韵小楼，甚至连那个最著名的宫殿也没进过。我去的是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

初春的北京，天空很灰淡，阳光泛橘黄，云朵漂流绵长。我裹紧大衣，还是觉得浑身透着北方的冽寒。

南半截胡同里很清淡，两边灰白的墙面上，挂着红色的横幅。横幅上醒目的几个白色的大字：早签协议，早搬家，早选房源。

胡同档口陈设破旧的美发店里，只有寥寥几个客人。私家车、自行车、摩托车挤占了走道，走道边围坐着几位闲聊的老人，聊天的内容无非关于*迁拆**和补偿。

我边走边看，不经意抬眼，居然看到了“绍兴会馆”几个字。

这里便是北京绍兴会馆的故址。会馆大门仍是朱红色，只是历久的时光荡清了它绚丽的光彩，原来中国红也会给人颓废的印象。

推门进去，里面有三间房，小院子里电线盘丝缠绕，晾衣绳上挂着衣物和还在滴水的布包。我环视一周，顿觉这里乱杂无味，便急急退了出去。心底难免失落，我来这里，是想寻访100年前有关鲁迅的踪迹，然而，好像并没有寻到什么。

100年前，鲁迅就在其中一间房住过。那一年他37岁，没写过有影响力的文章，更没有什么光辉的头衔。

鲁迅

那时他在教育部上班，薪资丰厚、闲暇充裕，下班后他就靠抄写魏晋碑文打发无聊的时间。1918年初春，钱玄同前来拜访，刚进屋便看到了他抄的碑帖，于是便有了这番对话：

“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鲁迅知道，他们正在办《新青年》，这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一份杂志，可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名气。1917年，中国知识界掀起了文学革命，然而文学革命在理论上搞得轰轰烈烈，创作实践上没有扎实的作品做支撑。

《新青年》的主笔都是一群没有实战经验的年轻人，他们亟需一位深刻睿智的文学高手帮助指导。鲁迅当然知道钱玄同来访的目的，可他对革命完全没有信心，于是打了个比喻：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钱玄同反驳：“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他比鲁迅小6岁，是个激进甚至冒进的闯将。他曾有个大胆的言论，说“人活40就该死，不死也要枪毙”，因为当时守旧的封建余孽大多超过了40岁。等他自己活到40岁后，就绝口不提此事了，鲁迅还写诗打趣他“做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

论思想的深度，钱玄同和鲁迅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他没有接着鲁迅的话往下争辩，而是直接否定了“铁屋万难破毁”的前提。

就这样一个单纯的否定，燃起了鲁迅心底早已陨灭的希望。“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

鲁迅答应他来写文章，便有了5月发表于《新青年》的那篇《狂人日记》。这是他第一次用“鲁迅”做笔名，也是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这是漫长的封建礼教史上的第一声惊雷，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块奠基石。因为这篇小说的发表，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占领了制高点。

二

鲁迅和青年在一起

鲁迅从37岁写作《狂人日记》，直到55岁去世，其间18年笔耕不辍。其思想之深度、措辞之犀利、格局之远大，在文坛几乎无人能及。有人说鲁迅，出手即高手，未有青涩时。这个说法，明显忽略了他在日本挨过的艰辛。

在日本仙台经历的那场幻灯事件，是他弃医从文的开始。

微生物学课堂上，*放播**日俄战争的幻灯片。这本是虎狼列强发起的掠夺战争，偏偏有中国人做了俄国的侦探，被日本人枪毙，围观的也是一群中国人，眼见自己的同胞被杀，他们的表情冷漠麻木。

鲁迅的心情难以平静，日本学生在欢呼，打着尖利的口哨，不会有人注意他苦痛的神情。

当初他去日本学医，是受到了父死的触动。父亲病倒后，请来的中医价格奇高，开的方子也很奇怪，药引子居然要用原配的蟋蟀……诊费药钱一把把地花出去，父亲却病得一日重过一日，最后终于死在庸医之手。

他挖苦中医，痛恨中医，了解到日本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决定到日本学医。他天真地以为，将来毕业回国可以救治像他父亲一样被误诊的病人，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然而他在日本历经辛苦、受尽凌辱，回国之后就是要给这些麻木愚昧的民国治病吗？而且从图片上看，这些中国人的身体并不差啊！

中国人身体不差，这是有史料佐证的。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德国*队军**遇到义和团伏击，德国军事部门觉得奇怪，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吗？为何抵抗力如此顽强？为了解开疑惑，德国人在城门设置关卡，检查每一个进出城门的成年男性身体，检查结果令人吃惊，中国男性平均身体状况居然达到了德国参军水平。

鲁迅痛定思痛，决定放下救治身体的手术刀，拿起拯救精神的手术刀。“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好友许寿裳问他：“你学医不是学得好好的吗？为何放弃？”鲁迅恨恨地说：“中国的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

许广平和鲁迅

先知多是寂寞的，迷梦中的人没谁愿意被唤醒。后面的未来，并不想他构想的那般精彩。他离开仙台，和朋友一起回东京办杂志，写作翻译，然而响应者寥寥无几。好不容易出了一本书，只买出去40多本。

“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啊，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他渐渐从激情中冷却下来，发觉自己并非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1909年，他落落寡欢地回国，在杭州、绍兴任教，尝试过教育改革，成为学校第一个讲生理卫生课的老师，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30岁的鲁迅住在单身宿舍，整个学校里，他是最能熬夜的教员。深夜里，众人酣睡，他清醒着，备课、读书，整理和学生一起采集来的植物标本。每天抽“强盗牌”香烟，吃杭州点心条头糕，生活看起来倒也不坏。

1912年春，鲁迅离开浙江，前往教育部任职。同年5月，临时政府迁往北京，鲁迅随教育部北上。辛亥革命之初，他对中国的未来满怀希望，然而后来就失望了。“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

他住在北京的绍兴会馆，会馆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整个院子看起来阴气森森，他却不怕。几个月后，他从教育部第二科科长的位置，升为部里的佥事，是个高级干部，月薪丰厚，权力很大，空闲时间也多。工作、应酬、读书、抄古碑，就是他生活的全部。夏夜里他躺在槐树下纳凉，冰冷的毛毛虫坠入他的脖颈，透过树枝罅隙看星空，依然那么亮那么远。

然而，他的生命在暗暗消去。

三

鲁迅、许广平和周海婴

如果没有13岁遭遇的那场家族变故，鲁迅的人生应该是另一种走向。

他的童年很幸福。从小，有母亲、祖母、长妈妈温柔地环绕着他。

鲁迅的母亲叫鲁瑞，娘家在安桥村。他常随母亲去外婆家，沿途的碧草小花，连同每一次朝阳夕阳，在蜿蜒的小路上铺陈而去，那是完全不同于百草园的自在开阔。

长妈妈是个年轻的寡妇，从乡下到绍兴城谋生。她几乎就是道理和规矩的化身，总是喋喋不休地嘱咐鲁迅：人死了不能说死了，只能说老了；不要从晾衣杆上的裤子下钻过，那样做是要遭灾的……

鲁迅初名樟寿，字豫山。老家的小孩都笑称他“雨伞”，于是家里给他改名为豫才。

他的家学很特别，是祖父定下的：“初学先通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如水。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轼诗，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甫之艰深，韩愈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矣。”

三味书屋的老师姓寿，课讲得很出彩，学费也是整个绍兴城最贵的。鲁迅跟着寿老师学习四书五经，基础打得很扎实。

鲁迅

13岁那一年，祖父犯了科场案，关进大牢。原本要秋后问斩的，遇上慈禧六十大寿，全国大赦祖父被列入缓决，继续收押狱中。周家买通官府，让刑期尽量往后拖，年年花钱打点，一直拖了8年。

父亲周用吉因受牵连被革去秀才身份，抑郁悲愤而病倒，后又为庸医所误，去世时只有36岁。父亲病重期间，年少的鲁迅往返于高高的当铺和嘈杂的药铺之间，遭遇着各种白眼。

周家显赫时，不相干的人都来攀亲，等败落后，原先熟络的亲朋都躲得远远的，唯恐受牵连。“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好似一夜之间，少年从幸福的云端跌落现实的谷底，痛苦的落差横亘在他稚嫩的心底，磨折成殷红的伤口。

多年后他写《父亲的病》，写中医之庸、父亲之痛、自己之悔。父亲咽气前，他大声喊着，想让他在人间再停留片刻，然而父亲平静的脸忽然紧张起来，仿佛有一些苦痛。“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

“中西的思想确乎有一点不同。听说中国的孝子们，一到将要‘罪孽深重祸延父母’的时候，就买几斤人参，煎汤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几天气，即使半天也好。我的一位教医学的先生却教给我医生的职务道：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但这先生自然是西医。”

他去日本仙台学医，留学生活好像也并不如意，他被日本同学视为“*那支**学生”，期末成绩下来了，成绩中等没有落地反受奚落。一个*那支**人，怎么可能在骨学、神经学、血管学、解剖学、细菌学上都取得好成绩呢？

有日本学生写信给他，开头便说：你忏悔吧！意思是，你交代吧，你是怎么作弊的？鲁迅年轻的自尊心又一次受到了重创。在日本留学期间，他还接受了一场家族安排的婚姻，娶了被他冷落了一辈子的朱安。朋友前来恭贺新婚，他只是苦笑，那是母亲娶的媳妇。

接连的个人之痛被家国百年之悲深深裹挟着，他开始深入思考个人悲剧与国家前途的关联，探究国民性和民族的劣根性。

四

鲁迅演讲

中国民众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麻木愚昧的？

远古中国人品格清澈、自由天真，到隋唐时变得雄健阳光，宋朝人从容文雅，明清中国人品质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明朝皇帝自带流氓气，设立特务机构，高效推进*制专**制度的严密严酷。到了清代，统治阶级把束缚中国两千年的*制专**政体修补加固，完善得牢不可破，天下万民最后一点自由呼吸的空间也被剥夺了。

统治阶级的*制专**，对应着底层人民的奴性。“奴”的深刻涵义，从清朝开始推广开来。只有坐大殿的是主子，普天之下皆为奴才奴婢。所以鲁迅说中国的历史只有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

清末，革命以各种形式进行着，仁人志士层出不穷。他的同乡徐锡麟被处死，开膛，心肝肺做了恩铭亲兵的下酒菜。他的另一个同乡鉴湖女侠秋瑾，也死于清廷的屠刀下。然而革命者为民众而死，民众却要拿他们的血蘸馒头吃。这就类似于，你眼见一个人即将跌落悬崖，想过去拉他一把，他不仅不感恩，还稀里糊涂地将你拽入深渊。

随着时间的累积，封建腐朽势力对民众的精神压迫层层叠加，然而民众对这样的压迫渐渐习以为常。到了鲁迅所处的时代，国民劣根性无以复加。要使人性得以解放，就要使国民人格得以健全，不仅要对国民性大力抨击，更需要中国文化更新换代。

1918年，《狂人日记》惊世而出。小说以第一人称，写一个患有受害妄想症的“狂人”。文中弥漫着恐怖氛围，直指四千年吃人的封建礼教。“狂人”原型是鲁迅的一个远房亲戚，事情发生在1916年。也就是说，这篇小说鲁迅酝酿了两年。

中为鲁迅

此后，鲁迅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散文、杂文，持之以恒地批判“劣根性”。

他的小说《阿Q正传》、《药》、《祝福》、《示众》，对国民的麻木做了入木三分的描绘。从小说集《呐喊》、《彷徨》，到《故事新编》，几乎一本一个风格，其艺术蜕变的能力令人惊叹。他不刻意追求形式，反而获得了“有意味的形式”。

他的杂文鞭辟入里、辛辣入味，文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接连出版，每一本都精彩绝妙。郁达夫说，鲁迅的杂文“能以寸刀杀人”。鲁迅之所以被称作“民主斗士”、“左翼先锋”，不单单是因为他留下了无数发人深省的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鲁迅一生都在为民主自由呐喊，对“敌人”他报以“痛打落水狗”的决绝，撕开他们的各式面具，言辞辛辣犀利，直指症结要害，丝毫不留情面。

他的文章常受到当局的查禁，他不断变换笔名，一生竟用过140多个笔名。1934年出版的《二心集》，38篇文章被删掉22篇，只剩16篇，最后只好改名为《拾零集》，就是拾掇零七八碎的意思。他感叹：“大约凡是主张改革的文章，现在似乎不能发表，甚至还带累刊物。所以在报上，我已经没有发表的地方……”

1920年，《新青年》被陈独秀从北京移到了上海，众文人分道扬镳，鲁迅从此孤军奋战。他写下了一首落寞的诗：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戟尚彷徨。

在那个*乱动**年代，他能做的只是呐喊助威，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然而，他的勇气并不比冲锋陷阵的猛士要弱。

1933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杨佛杏被执政当局派出的特务*杀暗**，鲁迅也被列入*杀暗**名单，还收到了特务的恐吓信，要他“近期小心点”“好好呆在家里”。鲁迅置生死于度外，不仅参加了杨佛杏的追悼会，还故意出门不带钥匙，做好了有去无回的准备。许广平担心鲁迅的安全。平时，鲁迅一出门，她就紧跟在左右，但这次鲁迅硬是不让许广平跟去。许广平说：“周先生人犟，喜欢吃硬的，油炸的，就是吃饭也喜欢吃硬饭。”鲁迅性格真是硬到了骨子里。

殡仪馆里布满了特务，鲁迅的昂然出现，反使特务们措手不及。他身上透出一股无形的力量，让在场特务有所忌惮，终于未敢下手。

五

鲁迅和进步青年在一起

鲁迅剖析灵魂的手术刀，在面对他人之前，往往首先对准自己。

鲁迅十几岁就开始苦闷，他追忆：“父亲穷下来，也是一件好事，使我想了很多事情。”他在东京苦闷，在仙台苦闷，回国后依然苦闷。他把身体放到一边，让精神迎着苦闷顽强地生长。

“当我沉默者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他将最苦涩寂寥的内心，全都写进了散文诗《野草》。

他通宵达旦地工作，苦行僧一般。萧红说：“鲁迅先生在椅子上躺一躺，翻翻闲书，就是休息了。”

1936年9月5日，鲁迅先生已经反复咳嗽发烧了很久，终于溽热的夏季熬过去，咳嗽逐渐减轻。他又开始在楼上奋笔疾书。不久后，《中流》杂志上发表了他的杂文《死》。文中他留下了遗言似的的几段话。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文末他写道：“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礼仪，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为何鲁迅通透地活了一生，最终还是放不下怨怒呢？我想，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作家，他的魅力往往在于其性格中的偏执。

家族的衰落，亲戚的疏远，同乡的冷眼，医者的落井下石，婚姻的不情愿……从幸转为不幸的落差，让他一生都无法释怀。后来反复的论战，又让他练就了一身防身术。鲁迅成名后，与敌论战，很少宽恕。话语之辛辣，简直就是要置怨敌于死地而后快。他将被压抑在记忆里的东西当做眼下的事物来体验，以致现实与历史不再有明显的界限。

“所谓记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记忆缠绕着他，他的心绪总是难得平静。

鲁迅自“五四”时期开始，便树敌众多。诚然得罪了不少人，甚至被国民政府四处通缉，他也不改本色，运笔如刀，刀刀见血。

左为朱安

然而辛辣，那只是对“敌人”。对进步青年，他一向给予帮助、寄予厚望。他这一生单是给青年写回信就有3500多封，毛笔字一丝不苟。他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鲁迅打小身体就不好，又不注意养生，胃病、气管炎、神经痛，长期折磨着他，看病吃药，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他生命最后的几年里，每年看病多达几十次。他自嘲是“死的随便*党**”。

宋庆龄劝他住院，他不肯，反倒更加拼命地工作，只希望快点把生命消磨干净。1936年10月，他终于一*不起病**。19日上午5时25分，他在寓所与世长辞。

追悼鲁迅的仪式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先生身上覆盖着“民族魂”三个大字，那是民众献上的。

整个20世纪的中国，鲁迅是葬礼是最隆重的。

葬礼上，有老人低声啜泣，有青年红着眼圈哀求见先生最后一面，也有很多文人哭得撕心裂肺。

鲁迅生前一直想写红军长征的小说，想写关于杨贵妃的长篇小说，并做过很多准备，可惜最终未能成稿。

幸而他留下太多好文章，被后世品读了100多年而毫无隔阂感。鲁迅的才华、气节、睿智和深刻，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人。他的言论放在当今社会，依然有惊醒世人的作用。

他敢于在人人说假话的年代讲真话，善于在人人麻木的年代拥有充实的心灵。而今在读鲁迅，你会感觉他也依旧在另一个时空，用洞察一切的目光，审视着这个世界。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

人生总有遗憾，然而他教会我们，无论深陷何种困境，总是要怀着勇气，往前走，走出一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