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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认同理论视阈下中国英语本土化现象研究

刘雅婧 程雅丹 李 响

摘要：长期以来，中国英语本土化现象吸引了许多语言研究者的关注。然而，从社会认同理论视阈下开展的中国英语本土化现象研究至今为少数。为积极推动相关研究的开展，本研究结合中国英语变体相关特征，从文化身份认同、文化表达认同、文化价值认同三个方面探索了中国英语本土化现象，并从概念争议、本土化进程、本土存在及其社会认同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英语的本土化趋势，展示了社会认同理论下，英语在中国本土化的维度，为启发中国英语教学、提升文化自信奠定基础。

关键词：社会认同理论；中国英语；英语本土化

一、引言

中国英语作为世界英语家族的一员，愈发受到学界的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葛传槼先生（1980）提出“中国英语”这一概念以来，针对中国英语的研究由浅入深已走过近30年的历程。如今，学者们普遍认可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的，对于它的研究更是涵盖甚广，但主要还是基于语言学方面的音位、词汇、句法、语篇等范畴进行探究，鲜少有结合社会和文化层面对中国英语本土化现象进行分析的研究。本文立足于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中国英语的存在实质上是一种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在注重国际交流和全球合作的今天，中国英语在国际和国内的交流中发挥着强大的跨文化交际功能和文化传播功能，向世界弘扬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因此，英语在中国本土化需要进一步规范化和系统化，以适应中国英语发展的需要。研究中国英语本土化现象对于促进中国英语的规范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社会认同理论和中国英语的概念界定

（一）社会认同理论之概念界定

“认同”的概念囊括了自我和他人、内群（in-group）和外群（out-group）的定义与划分，虽然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没有统一的界定，但都具备一些核心观点：认同是人们对自身及与群体关系的一种定位；认同不是自发的或不变的，而是在频繁、复杂、不断变化的动态社会交往中，通过自我反省和规范化学习而形成的。由此可见，认同在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中皆有，“社会认同”则属于后者。周晓虹（2008）提出，认同理论是社会学取向的，而社会认同理论则是心理学取向的，但两者在社会建构的自我社会属性这一看法上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与“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ies）这一概念不可分割的是social identification，为了与“社会认同”区分，国内学者绝大部分将其译为“社会认同过程”，但在使用时，国内外学者有时并没有将两者明确区分。而“社会认同”与“社会认同过程”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的是既定的结果和事实，后者则侧重于产生结果前的个体心理状态与行为。社会认同理论，又称社会身份理论，是随着种族主义的出现而产生的。在20世纪70年代，泰弗尔基于社会群体内部和群际关系提出该理论，主要用于解释偏见心理的社会判断。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具有群体行为的基础和社会认同都来自于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感。个体对群体成员资格抱有什么样的情感和价值，既是对个体自我形象的界定，也是“社会认同”界定的一部分。

（二）中国英语之概念界定

当提及“中国英语”的译名, 分别有China English, Sinicized English，Chinese English等，学术界至今仍未有统一的标准。为和具有相对贬义的Chinglish和Chinese English区分，葛传槼先生用的China English被许多学者沿用至今，但仍争议不断。中国英语在受到中国特有的文化、习俗等的影响下，具备明显的中国特征。随着英语在中国的普及和中国对外交流的增加，中国英语这一语言变体应运而生，具有稳固的区别性特征。目前，将“中式英语”和“中国英语”概念相混淆的英语学习者不在少数，为更好地发展“中国英语”，应在两者之间划清界限。吴雪峰（2017）指出，中式英语是一种既不是英语也不是汉语，却附有汉语特色的英语，是一种杂糅的英语。也就是说，中式英语既不规范，也不地道。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有着根本的区别，但也有学者认为两者的关系存在一定的连续性。根据国内学者金惠康（2003）的阐述“中式英语”大多是受汉语语言文法和思维定式的干扰，因此极其不稳定。相比之下“，中国英语”是经过深思熟虑地、有意识且有目的地用规范化英语表达具有中国特色文化事物的。自从“中国英语”概念提出以来，国内学者的不同界定主要包括：一是中国英语必定是以规范英语为核心的；二是中国英语是具有明显中国文化特点的；三是中国英语理论上是能被英语本族语者理解并且接受的。中国英语在中国对外宣传本国文化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日益频繁的跨文化交际中，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中国英语具有非凡的意义。

三、社会认同理论视阈下中国英语存在的意义

在社会认同理论视阈下，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英语有其存在的原因。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语言，文化可以促进语言发展的沃土，也可以限制其发展。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在社会阶级、国籍、文字、语言、种族等多种社会认同类型中，最重要是社会文化认同。社会文化认同指人们在认可、接受和自愿实践某种文化的同时，将其变成自身的文化知识、价值审美体系。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认同长期处于动态变化中。人类学家Edward T. Hall提出“跨文化交际”这一概念，并指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上往往也有较大差异，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可能会对彼此产生误解。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离不开文化，更不可能独立存在。中国英语是一种以标准英语为核心的语言，具备了跨文化交际的基本功能。中国英语通过不同的翻译手段将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文化、事物等传播到英语国家乃至国际社会，有助于鼓励西方人加深对中国社会与特色文化的了解与认同，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实现真正的互相理解与尊重。

（一）文化身份认同

语言作为一个用于交流的符号系统，它的使用体现了社会规则与惯例所反映出来的社区文化，语言具备其自身的文化价值取向，可以象征一种社会身份。在同一个社区的人们把自己看作同一社会群体的成员，并在该群体里与他人的互动中形成相同的世界观，群体成员认同自己的群体文化，便构建出了同一种文化身份。文化身份是个体或集体在整体社会关系中界定自我并与他人或其他集体有所区分，形成同一感和归属感从而最终建构成为具有共同文化基础的群体的标志。而语言作为隶属同一群体文化的人们在交往中用来口头表达或是书写的体系，反映且影响了文化的思维模式。人们使用语言来表达自我，阐明自己的观点、情感和态度，因此语言也是建构个体或群体文化身份的一种具体途径，中国英语的存在与使用同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英语是以规范英语为核心的世界英语变体，已经可以作为一种通用语言，在国际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英语也日益展现出汉语言文化身份，中国人在与英语本族语者进行交际时，使用规范化的中国英语能使双方的跨文化交流更顺畅，并彰显中国文化身份。

（二）文化表达认同

美国语言学家霍克特于1954年通过研究首次发现并提出语言“空缺”现象。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中国的诸多文化负载词难以从作为*界通世**用语言的英语中找到较为准确的对应表达，出现了文化空缺现象。基于这一现象，中国英语变体应运而生。

针对文化空缺现象以及准确顺畅地表达中国文化本色的需求，中国英语的构成方法及翻译策略根据具体的文字意义和文化内涵而选定，主要的方法有音译、直译、意译、注释翻译等。

1. 音译

在语言学和翻译实践范畴内，基于发音和意义从源语中借词表达目的语的翻译行为即为音译。基于汉语语言的特点，音译是最能彰显中国英语词汇特色的翻译手段。在跨文化交流的翻译实践中，恰当的音译词也能被广泛接受，成为英语收入的外来词，如kylin（麒麟），wontun（馄饨），pipa（琵琶），toufu（豆腐），mahjong（麻将）等。

2. 直译

直译是将源语言的原始结构和意义直接翻译成目标语言中词语和句子的相应意义。对于中国英语来说，直译法能传达汉语意义，表现出汉语的语言形式，从而保持汉语语言的地道，如the Belt and Road（一带一路），purchasing agent（代购），floating population（流动人口），the Chinese dream（中国梦），spring festival（春节）等。

3. 意译

当部分词句由于英汉语言文化差异难以采用直译法进行转换时，使用意译法进行阐释性翻译更为合适，如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小康社会），the blossoming of cultural development（百花齐放），love pea（红豆），spring chicken（童子鸡），confinement in childbirth（坐月子）等。

4. 注释翻译

当汉语中涉及到政治、经济、风俗等方面的术语或俗语完成翻译转换后，对于不了解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人来说仍难以理解时，就需要注释来进一步解释含义和文化内涵，如：siheyuan, a compound with houses around a square courtyard（四合院）。

使用恰当的翻译方法将蕴含中国特色文化内涵的词翻译成英语，既要保留原有的意义，也要尽量使目的语读者能领会其深刻含义及背后的文化底蕴，在此基础之上提高对中国文化特征的英语表达在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上的接纳和认可程度，进而有效实现文化表达认同。

（三）文化价值认同

中国英语具有一定汉语语言特征，并且反映了中国社会特有的习俗、价值观、行为等文化。随着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文化影响力的提升，中国英语的汉语语言文化身份也日益增强，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保留汉语言特色，展现特有的语言魅力，如“高考”一词在英语中原本表示为“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但近年来的英文报道更多使用“gaokao”这一表述。“gaokao”是源于汉语拼音的音译法表达。每个国家的教育体制都有差异，“高考”一词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概念，而它所代表的具体含义是“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是中国教育体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因此，对于部分富含中国特色或是找不到英文对应词的词汇，使用汉语拼音进行音译并加上注解，更能表达中国的文化特色，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化。从社会文化认同这一视角来看，中国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是中国英语存在的文化基础。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前提。人们只有对自己的文化拥有科学的理性的认知，才能形成健全的文化态度和文化心理。文化自信是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认可和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并逐步跃上新台阶，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中国英语作为一种语言媒介应运而生，负载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走向世界，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的历史、文化、精神等深厚底蕴，增强中国的文化自信。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人们对中国英语的领会和认可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中国文化走出去有助于中国英语的推广，反过来，中国英语的普及也促进了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过程。

四、中国英语的本土化趋势

（一）中国英语之概念争鸣

自“中国英语”这一概念的提出以来，有关“中国英语是否客观存在”这一议题，争议不断。有些学者持肯定态度，例如，刘祥清（2005）认为，“中国英语”是一种使用性变体，它是客观存在的，是英语在中国本土化的结果。正确对待“中国英语”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必将对我国英语专业教育改革起到积极作用。金惠康（2003）认为，中国英语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其存在已经是一个不可争论的事实。有些学者持矛盾的态度，例如，孙骊先生（1989）指出，客观来说，英语在中国实际上不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使得它向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化变体发展。张培成（1995）认为，中国英语不是国别变体，而可被称为外语的变体或使用型变体，然而，他也指出，中国人之间类似的英语交流形式必定会促进中国英语成为制度化变体。林秋云（1998）认同中国英语的本土存在，但也表明若是将其与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相提并论，这既不客观也不现实，而且容易造成理论和实践的混乱。有些学者则持怀疑的态度，例如，邱立中和宁全新认为，一方面，已存在的英语变体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产生的，而中国目前并不具备这些特定条件。另一方面，英语在我国本土化既不切实际也没有必要，因此，提出“中国英语”这一概念为时过早。如上所述，国内学者对中国英语各持己见，达成意见一致仍有一定距离，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争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中国英语标准这一定义的明确化，逐渐使得中国英语这一概念清晰化，进而为规范化建设中国英语打下基础。

（二）中国英语之本土化进程

中国英语作为一种英语变体，其存在是不可置否的。多种多样的英语变体是由于英语的全球化给英语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产生的。英语变体正挑战着英语本族人的语言及其文化的权威，使得英语与其本族文化的联系不再密切，人们质疑其语言中原有的单一性标准和规范，渐渐提出了多元标准和多中心论。英语变体是英语与其他语言、其他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的产物。英语变体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主要是与语言使用的个体和地域相关。例如印度英语、香港英语等。第二类是与语言的使用和功能相关。例如文学英语、旅游英语等。中国英语则属于第一类英语变体。

根据美国著名语言学家Kachru于1985年提出的三大同轴圈理论，在世界英语的“内圈（The Inner Circle）”“外圈（The Outer Circle）”和“延伸圈（The Expanding Circle）”中，中国是视英语为外语的国家与地区之一，属于“延伸圈”国家。在“延伸圈”的国家主要以国际交流为目的使用英语，并且正在大力普及英语教育。这三种形式的世界英语都具备 以“内圈”国家使用的规范英语为核心的特征，但它们与规范英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内圈”“外圈”与“扩展圈”之间的联系以及他们的变体，促进了英语全球化和英语本土化的结合。英语在外圈和延伸圈国家中传播导致英语得以广泛使用。在外圈国家，英语主要介于制度化变体（institutionalized variety）和使用性变体（performance variety）之间。制度化变体和使用型变体的根本区别在于：在使用国中，其适应范围的广泛程度；在使用国中，是否可以适应于不同语域而有不同的文体表现；在使用国中，这些文体表达是否已经本土化；在使用国中，是否出现本地特有的英语文学创作，具有原汁原味的本土特征。也就是说，虽然中国英语仍为使用变体，但其客观存在是不可否认的。然而，尽管英语在中国的普及有一定的基础，但由于中国大陆对英语语言仍处于学习阶段（English learning）并非习得阶段（English Acquisition），就目前而言，英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仍作为一种与外语国家交流的工具，且英语在中国大陆使用的语域有限，这一变体尚不具备成为国别变体的条件。因此，中国英语的本土存在是事实，但英语在中国尚未进入本土化阶段。

（三）中国英语之本土存在及其社会认同

尽管英语在中国还没有进入本土化阶段，这并不意味着英语在中国的发展将止步不前。“中国英语”目前只是英语变体的一种，尚未且短时间内不会成为一种世界英语变体，但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状来看，英语语言在中国将会本土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Kachru（1992）提出，一旦英语在某个地区被采用，无论是出于科学、技术、文学还是人类声望、地位或现代化的目的，它都会经历一个再生的过程，一部分是语言上的，一部分是文化上的。邱立忠（2008 年）提出，将扩展圈国家使用的英语变体合法化或标准化，在某种程度上，让英语变成了概念化语言，从而失去了标准。换言之，中国英语如果成为了一种标准，这将会对中国英语以及英语在中国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据此，Kachru这里提及的“英语”应指规范英语，并非任何一种英语变体，“再生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指语言的本土化。

Kachru（2006）在World Englishes In Asian Contexts中着重强调了：实际上，英语变体标准的形成和语言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权利和意识形态才是关键所在。可见，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水平与综合国力密切相关。如今，随着中国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增强，文化的单向“输入”的态势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的“输入”与“输出”并存的新格局。文化的双向交流必须有语言媒介，目前，如果使用汉语输出中国文化，就会有一定局限性，因此，英语仍是用来传播、表达中国文化的最佳语言媒介。中国英语的出现在中国对外输出文化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其符合规范英语，且交际功能拥有可理解性，能够在跨文化交际中更有效地输出中国文化。中国英语是英语语言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提出也意味着世界需要中国文化为其注入更多的生命力。中国英语是一种蕴含丰富中国文化的语言载体，它正在渐渐获得世界英语大家庭的认可，也意味着中国英语逐渐为世界所接受，这对于向世界传播、表达中国文化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对提高国家软实力有积极作用。

五、中国英语对英语教学的启示

中国英语接受的普遍性应当首先从中国本土开始，增加中国英语教学内容是有必要的。张为民、朱红梅（2002）指出，许多英语表达能力尚可的人在向外国友人介绍本土文化时，也经常难以准确地传达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甚至产生误解。中国学生普遍对中国社会涌现出的新政策、新词汇、新观点等的英文译法很陌生，很大程度上导致他们在跨文化交际中词不达意。然而，中国英语接受的普遍性指的是它不仅仅能够被中国社会接受，得到广泛的使用，而且延伸至各种英文媒体和跨文化交际的日常交谈中。要扩大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中国英语词汇接受的普遍性，近来具有形象表达和富有时代特征的中国英语，如gelivable（给力的）、Dama（大妈）等，能够促使其交际功能进一步加强，随着广泛的传播而提高使用群体的普遍性。

随着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及其发展，外语语言教学中对文化的教学愈加重视。然而在此过程中，过度关注目的语文化的输入，忽视了本国文化输入与输出的教学，就违背了“文化交流是双向的”这一基本理论。在中国，英语教学的内容绝大部分是从英美社会刊物中选取的原汁原味的文章，使当代学生对英语社会文化更为了解，对更好地学习英语语言是有一定帮助的，这无可厚非。但与此同时，纵观我国各年龄阶段的英语教材，都普遍存在对中国文化内容的相对忽视，而教材又是教学的根本，这就使得中国学生在表达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特有的思想文化上存在困难，导致了中国文化“失语症”。想要让中国英语得到世界英语国家的“社会认同”，首先要在中国本土实现“社会认同”。必须明白中国英语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最佳语言载体，无论对于语言输入还是输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的语言学习都有所帮助。在教学中使用中国英语，能为中国学生提供更贴近生活环境以及语言使用环境的真实语言材料，培养学生在实践中不仅会用英语表达西方文化，而且会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积极推动“中国英语”的发展，也将推动中国的英语教学质量的发展。

六、结语

中国英语作为一种语言变体，与文化交际的语言联系紧密，互相渗透、互相影响。

目前，在学术界，对于“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大多数学者从普遍质疑转变到普遍认同。文章基于社会认同理论，结合中国英语变体的具体特征，从社会和文化层面由浅入深地对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现象进行分析。首先，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感是社会认同形成的基础，而中国英语是以规范英语为核心的蕴含中国特色的一种语言变体；其次，结合社会认同理论进一步分析得出社会文化认同是影响语言发展的重要因素，就中国英语而言，中国文化内涵负载其中。尽管中国英语仍处于本土存在而未进入本土化阶段，但凭借其文化载体和交际媒介功能正在日益获得国内乃至国际社会的认可；最后，如何对中国英语进行规范化建设，实现“社会认同”，以及如何进一步在跨文化交际中充分发挥其作用，得到世界英语国家的“社会认同”，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在当前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飞速提升的背景下，中国英语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在国际上话语权之重要。因此，笔者认为，中国英语如果在中国实现“社会认同”，那么终有一天，中国英语作为英语的变体语言，也将会得到世界英语国家的“社会认同”。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江苏省大学生创新项目《文化自信视阈下英语本土化现象研究——以近年来〈牛津英语词典〉收录的“中国英语”为例》（项目编号：202013573067Y）、2020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新工科背景下江苏理工类高校文化育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20SJZDA1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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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Localization of China Englis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Identity Theory

Liu Yajing Cheng Yadan Li Xiang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localization of English in China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any language researchers.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on the phenomenon of the localization of China Englis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identity theory.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research, combined with the relate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English variants,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localization of China English from three aspects, the identific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cultural value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and then analyzes China English localization trend from the concept of dispute, the localization process, the local existence and social identity, shows the dimensions of the localization of China Englis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identity theory, which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enlightening Chinese English teaching and promoting cultural confidence.

Key words: social identity theory; China English; English localization

（本文首次发表在《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