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库虽然解围了，部队战斗力还是有的，也很强，但还是没前途，指定要失败，胜败之间实际是战略思想问题，我们都有这种感觉。东北一开打，蒋介石的思路是全面进攻，争取三个月之内消*共灭***党产**，那个时候看局势好像很有这个可能，但后来事实证明，这个战略是错的，打下来的地方越多，战线就越长，兵力就越分散。
当时民主联军连哈尔滨、佳木斯都准备不要了，都给你了，看你怎么办，给你的面积越大，你就越分散，最后我再收拾你。就七个军，北到松花江南到普兰店都要防守，战线拉得太长，兵力一分散民主联军可以集中兵力打你一个点，以多打少各个击破你，战场的主动权就逐渐落到*产党共**手里了。
接下来三人小组和谈，蒋介石因为需要美援要做给老美看，表示听三人小组的，说停战就停战，原地不动，结果很多地方又被抢回去了。
蒋介石以为自己的实力没问题，五次围剿不是把*产党共**打得没地方跑吗？实际上他的策略是错误的。老美不支持*产党共**，所以*产党共**实际上是我打我的。
杜聿明就提出来改变战略，先南后北，先解决辽宁以南。杜聿明最信得过新六军，一九四六年九月份，把新六军从北满调回南满，杜聿明告诉廖耀湘，你把南满解决了。
廖耀湘做了好多努力，没能解决了。新六军最南打到普兰店，普兰店南面是大连，苏联占领着过不去，民主联军打不过了就全跑到普兰店以南，要打打不着，你不打了，他就出来打几枪消灭你几个，你再打，他又跑南面去了，解决不了。
冬天，团里决定要我到黄埔军校学习，就是看中我了要培养，要让我带兵了。
我说我不去。
我对这个战争有看法，不理解，不想吃当兵的这碗饭，现在回来干了是没法子，不干就没饭吃。要说带兵打仗，现在我就能带，这么多年下来，带兵当个连长嫩点，当个小排长没问题。
部队里论资格是很有说道的，我当指导员在部队里也算是很硬气，第一次远征我没参加，但是第二次我参加了，要不然我站不住。年纪轻、够资格，所以要培养我，回来好找机会让我带兵。
我找了很多理由推托，但上面不批准。张清白说你为啥不去？多好的机会。我说我不爱去，不想去。什么理由吧，你说？他有点生气。我说理由很简单，我的未婚妻从鞍山来了，我母亲也来了，我得照顾她们生活。就撒谎呗。
张清白说你跟团长说吧，我就找周璞，周璞说属你年轻，从缅甸回来的就属你了，你不去谁去？我又把理由说了一遍，我说这次我不去，下一期再去。周璞说，那行了，下期再去吧。
我挺高兴，下一期要等半年以后才能去。
从内战开始，我们的思想问题就没有得到解决，没有人跟我们讲，你打这个战争是为了什么？我们只是觉得作为政府*队军**来受降是理所当然，谁阻止我受降我就跟谁打。但是战争打得这么残酷，就从心里不满意，我们为什么要打这个仗？为什么要中国人打中国人呢？我们为什么不搞建设？把家乡建设起来不好吗？因为从内心就反对这个战争，这个不满意情绪不能自消自灭，得不到化解，就越来越膨胀。
下级军官也不做思想工作。在教导营当学生时，排、连长的水平就普遍不如我们，等我们当干部，连、排长也没有我们水平高，他们也对这个战争不理解，但没有我们那么多的问号，那当然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
这次全团只派了两个人去军校，都是当年学生大队的，那些不行事的下级干部去不了，因为要考试，写文章，要求分数。
我没去，就剩输送连陆忠祥一个人去了，他过去是贵阳学生教导团的，学习半年后毕业考试全校第一名，升一级当中尉。在二十二师当连长的大部分是中尉，个别是上尉。
这时，东北民主联军已经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从十二月发起了冬季攻势。
冬季攻势时期，廖耀湘的九兵团被叫做机动军团，绕着沈阳外围布防，主要是北边、西边和西南面，解放军有时都进到现在的于洪区了。
机动兵团就是哪里危险，哪里需要就增援到哪里去，都是从沈北集中后出发，白天行军晚上行军，这里危急那里危急，等我们到了解放军就撤，这里解围那边又危急。
行军时有战斗任务我就跟着连里走，没啥事我就跟着营部走，副营长和机枪连长都骑马，他们骑一会儿冻脚了就下来，跟我换着骑。
冬季攻势期间我曾经七天没睡过觉。
一九四八年大年三十，我们住在新台子，连长说，指导员，改善一下生活。我说好啊，改善呗。那天唐连长把铜火锅都支上了，特务长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各种材料，肉片、猪肚什么都放好了，都开锅了我们正准备要吃。一个电话来命令了，立即出发，解放军要敲陈诚这个东北剿总总司令的大门，打到沈阳外围了，要我们去增援。
马上把火锅汤倒掉，菜、肉都收起来，从新台子出发往西绕着沈阳走，这一出发就连续转了七天七宿，这边告急、那边告急，哪儿有战况就到哪儿打，我们打到哪里，解放军就退，不跟我们打，一碰就撤。
那时候解放军有一句话叫打死六十军、跑死新六军。新六军是机动部队，哪里有情况就到哪儿增援，那就让你跑，东一下，西一下，没有工夫休息，不等你休息，那边又有情况了，你不是机动吗？哎呀，跑了七天七宿都没怎么睡觉，最后什么情况？那天晚上，冰天雪地，说休息一会儿，我站在那儿就睡着了。把我们累屁了，够苦的。
部队疲乏到这种程度，打仗都很困难，就那么个状况，这个战争也太苦了。就是这个时候，接到去解围新五军的命令。
新五军在新民东北方向的公主屯，到了地方，新五军已经没了。我亲眼看到新五军的两个散兵游勇正在捉小鸡，弄得鸡飞狗跳的，其中一个枪杆子上挑着鸡，部队垮的垮、俘的俘，还有心抓小鸡，我就合计这个部队垮了也活该，军纪太差了，这样的部队能打仗就怪了。
新五军被歼灭，新六军受到了剿总参谋长赵家襄批评：新六军二十二师增援动作迟缓，导致新五军失利。李涛不承认，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事儿，没有接到增援命令。赵家襄说我是在电话里通知你们的，李涛说我没接到这个电话。
李涛根本不听他的，因为廖耀湘跟卫立煌关系很好，赵家襄指挥不动。就像二 O 七师划归第八兵团，但是周福成指挥得了戴朴吗？戴朴后面还站着罗又伦呢，第一次远征，罗又伦是杜聿明的参谋长，这时在沈阳当警备司令，他是二 O 七师的后台。
国民*党**部队的派系很重要，新五军没啥分量，新六军当时只有两个师，二十二师和一六九师，去增援要冒风险，所以李涛不干。
东北战局的得失，在我们这个层次可能说不清楚，但是从整个形势还是看出来了，必败。比如由于部队派系问题，二十二师就有两次增援出工不出力。
一次是在安东的灌水、凤凰城一带增援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到了本溪南芬的桥头一带后就不前进了。二十五师向安东进攻，是实施先南后北的第二步战略意图，结果二十五师被歼灭，新六军从北满调回来也没解决南满问题。
再就是这次增援新五军，就不像增援法库解围刘梓皋那么积极，因为刘梓皋的六十二师隶属新六军。
这就看出来，部队之间互相不是很支持，不愿意为别人冒险，不愿自己受损失，都想保存实力。这个也和体制有关系，一个师被打垮了，如果蒋介石不再给你这个番号，那这个部队就撤销了，就没了。剩下的人怎么办？军官都到干训团去，领七成、八成的工资，士兵都给分到其他各个部队去。
遛了七天，终于睡了一大觉，半夜醒了上厕所时，就感觉热炕头睡觉真舒服，连长和我都睡炕头。
第二天黎明，我们一营主攻法库、新民一带的拉塔湖，在那里打了一仗，这仗打得很有意思。
一九四五年六月份，黄埔十九期毕业分配，有一个叫张英的湖北人分到我们学生教导营当我的排长，现在我在二连当指导员了，他还在一连当排长，和他一起分来的人都升连长了，他还是排长。
我有次听洛营长说，我告诉你们，就是什么人也没有，张英也不能升连长，我在这里他升连长就升不了。
张英老在队伍后面指挥，战斗的时候，头一个在前面领着部队的就应该是排长，第一枪打死的就应该是排长，排长老在后面，部队能打胜仗吗？所以营长骆鸿武对他看法特别不好。
拉塔湖前面是一个高地，一连担任主攻，命令张英领着他那个排进攻，很快就把高地拿下来了，地方挺大，中间是大洼地。但营长就是不高兴，不买账，就说打得不好。其实那一仗也没啥，他走前面走后面，反正攻下来目标不就行了吗。骆鸿武总说他，你呀，再干三年也当不了连长。后来张英投奔在锦州当团长的邱钟岳当上了连长，在锦州应该被俘了。
一连攻下目标后，下个任务就是要拿下前面的堡子，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二连。
二排长牺牲后，二排一直由我这个指导员领着。排里有个姓龙的中士班长，湖南人，从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参军了，是打过昆仑关、打过远征的老兵，他领着三个士兵当斥候往前搜索。
前进不远，遇上三个解放军士兵的埋伏哨，被他们俘虏了。
丘陵地带的高地上边有洼地，他们埋伏在洼地里。龙班长搜索过去刚好看到他们三个拿着枪趴着，双方一遇到就已经距离很近了，谁也没打枪。
龙班长一直走到跟前说，哎，八路弟兄，走，跟我们回去吧，咱们之间打什么仗？不打了。他一动员，说能不打就别打了，上我们那儿去，喊了几句，这三个人说，行，跟你走。
三个人就跟龙班长都过来了，他们的枪早就被缴了，骆鸿武营长说黄指导员你带他们到营部去吧。我说行，跟我走吧，我送你们到营部去。
攻下来的这块高地两边高，中间洼，部队正在洼地里休息。我说我把他们领回去，让伙房送饭，趁空隙时间吃饭，吃完饭好进攻。
我连枪都没带，就空手领他们三个人边走边唠去营部，我就问："你们哪儿的啊？""吉林的。""在家是干什么的？""农民，种地的。"我当时就想，怎么这么简单呢，说不打了就不打了，就过来了。
龙班长把他们带回来，就是这么汇报的，没打枪，就喊别打了弟兄，跟我们走，真就过来了。这几个兵就是没经过训练的农民，都穿着靰鞡。
部队作战时，营长在一线的前线指挥所领着步兵连，后面是副营长在营部负责供给，离得不远。
副营长是韩剑业，在虎石台有个一连的兵抢老百姓鸭子，我打电话给他们连长，那个连长就是韩剑业。现在升了少校副营长。
韩副营长特别喜欢喝酒，天天不离，我进了营部，韩副营长正在那儿喝呢，买的一打打的干鱿鱼，用油一过都炸起来了，吃起来特别香。
我一进来他就喊，黄指导员回来了。我说回来了，前面现在休息呢，让传令兵通知各连赶快送饭。传令兵打电话通知完了，韩副营长喊我，来来来，喝点。
我到营部，遇上他们开饭，都喊我，来来，来吃点。不管我到哪里，我们营上下对我都很客气。什么原因一直也没有总结，可能都是从印缅回来，年龄也小点，他们把我看成小老弟，对我特别有种亲情。
那时我还不会喝酒，喊我了不会喝也喝点吧，凑热闹呗。副营长能唠，我就和副营长吃点鱿鱼，喝点酒，鱿鱼咬着挺香。后来我到二 O 七师后，很后悔离开新六军，新六军有个特点，远征回来的干部之间特别亲切，能够唠上磕儿的，数数还能有多少个？所以彼此都特别有感情，都是这种关系。
我说这三个弟兄啊，营长要我送回来交给你们了。我一路跟他们谈了，吉林的，都过来了。他说那好啊，就坐在那儿拿出一把钞票，嘎嘎新，亮给他们看。
什么审讯啊、对骂啊，什么都没有，就是和平解决，说过来就过来了。这样的士兵估计受*产党共**的阶级斗争教育还没到那个地步，还没经过忆苦思甜。
跟他们聊了几句，韩副营长就喊，传令兵，告诉伙房给他们准备饭吃。他们吃饭就不能和我们一块吃了，都带伙房去。营里没有特务排，就由战防排负责管理，接着再往团部送，在团部集中后，没有战事的时候训练几天，又分到各连去了。
解放军逮到我们的也是这样，训练后再分到各连去。
我们这一代人，这一生不容易，各种变化多大啊。
当初我对这场战争有看法，现在就清楚了，这场战争是非打不可的战争，所以这些炮灰呵。
林彪出关是十万*队军**，后来发展成百万大军，除了当地农民，相当大一部分是国民*党**的俘虏兵。有点军事素质，到他那儿经过思想工作、忆苦思甜，就变成了坚强的战士。
饭做好了送到前面了，我说我回去了，就回到前沿。
我们二连准备进攻了，唐连长说，一排准备。因为这堡子也不大，考虑对方兵力也不太多，就一个排一个排去攻击。
我倒在洼地的坡上晒太阳，利用空隙时间躺着休息一会儿，出发时我一翻身就起来。
就听到很急的炮弹呼啸声，骆营长大喊，卧倒！快卧倒！他一喊我一翻身就滚到旁边的沟底下了，炮弹就在坡上面爆炸了，连续三发炮弹打在了我们阵地上，离我躺的地方不远。
哎呀，我说是有惊无险啊，营长行啊，起码听声音就知道这个炮弹要落在我们附近。骆营长是黄埔十五期的，海南人，黑不溜秋的大高个，对我特别好，看做小老弟一样特别照顾。
老兵的经验都很丰富，对方一发炮弹打过来，都可以做到这点，听着声音就知道这发炮弹要落到哪儿。
再就是冲锋时，听到冲锋枪、轻重机枪嗒嗒嗒嗒地打连发，就知道对方是新兵，没啥经验。可怕的是什么？打点发，瞄准了嗒嗒就几声，这个才致命，一听就知道射手很有经验，看准目标打的是要害，这两枪没打着，再打两发，有资格有经验的老兵就这样。
落到我们阵地上的这三发炮弹不是解放军的，是从我们后方打过来掩护我们进攻的，这几发炮弹是试发，看打击的目标对不对？差距多大？观测参谋马上电话通报，然后再矫正，看看是否需要延伸。往左还是往右。
这个高地我们已经拿下来了，炮兵观测手应该通知往前延伸，结果没延伸。这个炮弹是山炮，主要是打击敌人的工事、机枪阵地、炮兵阵地一类，是从团指挥所射击的，离我们有二三里远。
炮弹爆炸把头脑震坏、耳朵震聋是极个别的，一般都是距离十多米远炸响，当兵的都习惯了，无所谓，除非炮弹炸到跟前儿。
打仗留下的后遗症，最多的是两种病，胃病是最严重的，因为吃饭不准时，经常挨饿；再一个是痔疮、风湿，痔疮是因为潮湿，到哪儿都是随便找个地方坐着，打仗时吃睡在战壕里，尤其缅甸非常潮湿。但这些病我都没有。
一排出动打响了，连长说，指导员你去指挥重机枪，用重机枪压他们的火力。注意看着部队往前进攻的位置，机枪适当抬高，你别打到我自己人啊。
部队进攻时，要用机枪压制对方火力，部队进攻到目标位置后，枪口就要稍微往高抬了，部队已经上去了，继续打击目标会伤到自己人，这时机枪的作用主要是威慑对方。
我说好，就去指挥两挺重机枪。指导员没有指挥部队的责任，领着连队在前面打是连长的任务，我愿意到一线我就去，不想去我就在后面，但我经常到一线来。
我们一个营有一个重机连，有战斗任务的时候，就把机枪连的三个排分给三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排是两挺重机枪。
到了重机枪阵地，我一看没挖掩体，就问机枪射手，镐头呢？他说没拿。我说你把机枪架在这里，那么高你就等死吧你，如果你把机位挖下去，你不就在下面了吗？这个你都不明白啊？
我倒趴着，指挥重机枪掩护向前进攻的一排，主要打对方的防御，我不时提醒他们看看距离，瞄准的时候注意别打到自己人。部队攻到对方工事前了，我就告诉他们，稍抬高，稍抬高。这样*弹子**就是从老百姓的房顶上过去的，用机枪的枪声威胁对方，新兵听到机枪哗哗响就害怕了。
当时已经是下午，我们是从东往西北方向攻，我们戴的*盖帽大**、士兵帽都有帽徽，对着太阳一照有反射光。
对方也是个老兵，他是照着反射光瞄准的，一枪就打中我的机枪射手，我看他躺下了，一摸他，怎么了？不说话了，被打中了。他没带工具，应该挖个掩体没有挖，所以机位高，机枪架在土坎上面头就冒出来了，再加上还带着帽徽，人家就照着反光一枪打在头上，把我这个机枪射手给打死了。
我就叫预备射手上，我说你来吧，我给你当助手，给你上*弹子**。
阵亡的这个机枪射手，不是缅甸回来的，是去年从广东补充过来的，资格不是很老，经验不行，不知道帽徽对着太阳会有反光，这个兵不太懂。
在缅甸和东北战场，很多士兵和下级军官因此出现伤亡，一些行伍出身的连、排长用望远镜观察情况时，有的就不注意角度，比方说下午就不能用望远镜往西看，对方的老兵一看到闪光肯定一枪一个。
肩章、帽徽都是反光的物体，我上战场时，头一个是把绑腿打好，再一个把水壶装满，第三个把帽徽拿掉，免得反光。到了战场上看不出来我是军官，肩章帽徽都没有，打仗也用不上我指挥。但还不敢说，怕别人说是胆小鬼，自己拿掉就完了，所以我在东北打仗尽管经常在前沿但没受过伤。
望远镜有的是，我从来不带，一般情况目测就行了，一看地形就知道对方的轻重*器武**布置在哪儿了，这些战场知识，很多人打了十年八年都不清楚，大头兵最大的有四十多岁的。
下午我们就把那个村庄攻下来了。
当时我们是三个军齐头并进。我们已经把目标拿下了，右边是四十九军，他进攻的堡子没拿下来，新三军在左边，那边也没拿下来，我们前面还有个堡子，离我们也就是六七百米，只要上去把对面堡子拿下来，左右两边的解放军就得全撤。
我说为什么不拿呢？我们继续往前一拿下，再一个迂回，对方侧面就受敌了，他肯定支持不了，正面的进攻他还管不过来呢。但是没下来命令，就是到这为止，不再进攻。什么时候那两边占领两侧堡子，我们再往前攻，这就叫齐头并进。
齐头并进不要紧，战果肯定就要差。
好几次战斗都是这样，我们把这块阵地拿下来了，侧翼那边还在打，我们再往前走一步，可能就前进两百米，侧翼的解放军就受威胁，他如果不撤我们就侧面攻击，那就两面受敌了，他不害怕吗？必然就撤退。
我跟唐连长说了几次，连长怎么回答我？齐头并进，绝对不冒险。
为什么绝对不冒险？就是唯恐自己受到损失，日后影响到职务的提升，这就是弊端。
唐连长总是把我看成*弟弟小**似的，我说什么他都能耐心听耐心给我讲，对我很关心。我也很尊重他，有话就跟他说。他后来升了少校副营长。
唐连长也承认我的意见是对的，但他不敢自作主张，就在那儿等兄弟连打过来了才前进，我觉得这是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应该说和平常上面对他们的影响有关系。
那时候部队的高级将领都是为自己着想，都是考虑自己的部队怎么样不受损失，或是少受损失，都是齐头并进，谁也不冒险前出半步，有些战事，再往前走一步，整个战局就改变了，但他就是不进。
打下拉塔湖后，解放军开始撤退，飞机就追着扫射。我们步兵一直追过辽河，沿途看到解放军伤亡的尸体，地上有很多血染的帽子，都是飞机空袭的。
前沿和空中联系主要依靠制作指引符号，战斗前给步兵连发批红布，需要时布一个方块，再布一个箭头，方块表示我，箭头指着攻击目标。土地是灰色的，草地是绿色的，把红布往草地上一铺有一个房间那么大，红的，绿的，灰的，足够空军看清楚，指引符号一摆开，空军就知道这是我们的部队，前面就是对方。
进攻之前，侦察机不断，连续在对方阵地上空盘旋，目的就是要察看你的火力配备，我们每次作战空军都有配合，除了阴天、下雨受影响之外，一般都没问题。
对方没有飞机和防空设备，每次飞机支援时都飞得很低，就是三四百米，四五百米，否则不敢飞得这么低。飞机机枪扫射都是连发，威胁大，电视剧里演部队行军几路纵队集中走，是缺乏常识。真到了战场，目标那么集中，机关枪扫射加轰炸，*伤杀**不大吗？行军都是散开呈战斗队形前进。沙岭战斗的时候没有空军支援，那时刚开始打，飞机还没有来。
当然我们还有榴弹炮，加农、一 O 五、一五五，都可以打到十公里以上，专打对方纵深，在缅甸时军里有一个榴弹炮团，到东北后只有兵团才有。一个榴弹炮团是六门榴弹炮，假如兵团今天有行动，二十二师打主攻，就把六门榴弹炮都集中给你，那就是十万人以上规模的战斗了，也只有这么六门重炮。
打对方前沿就用步炮，八一、四二、六 O 等迫击炮，七五山炮。
新六军的干部有的是，上面就根据各自的个性、特点进行比较。
有的廖耀湘和李涛就不太愿意留，比如说原六十五团团长李定一，这个人很勇敢，能打，第一个冲进马拉关的就是他，但是太莽撞，新六军不喜欢这样的干部，新六军需要的是既有勇气又有谋略，比较全面的干部。所以在考察、提拔干部时，留下来的都是要勇要稳，还要有谋略的。很多部队的军官都是从新六军调出去的，而且都升一级。
有一天晚上我们驻扎下来，唐连长跟我说，骆营长让你到前面的村子侦察一下，看看那里有没有友邻部队？他们的任务是什么？
我就领一个班去了，摆开了进攻阵势，步兵前面，机枪后面，我跟在后面。到那儿一联系，是三十八师的一个连驻在那儿。我说我驻在哪个村子，要跟你们连长见面。见了面他们连长把地图拿出来，我告诉他我们的任务是什么，驻在哪个村子。他说，我们的任务现在还不知道，就是命令我们守卫这里，没有命令不能撤。左右有没有友邻部队不知道，守卫多长时间也不清楚。
交换完情况我们就回来了，如果没有友邻部队，我们就要派出排哨。
解放军的冬季攻势结束，我们也就回撤，到沈阳外围清水台一带整顿补充。
从这些战斗看，二十二师打了不少仗，但都打不成大仗，解放军一打就撤。至于到了兵败辽西时，大伙都不想打了，廖耀湘都找不到了，打什么打，对战斗没有了信心，感到好像很渺茫。
解放军发动的这场冬季攻势，就是敲沈阳的大门，给陈诚点颜色看看，当时陈诚当东北行辕主任兼剿总司令，新五军丢了陈诚也就下台了，换了卫立煌。
东北行辕主任第一任是熊式辉，保安司令是杜聿明，第二任是陈诚当主任兼剿总司令，杜聿明下去当副手。
后来又启用马占山，让他当副司令长官。马占山原来是张学良的部下，抗日打得挺坚决，启用他是考虑有些*产党共**人是张学良的旧部，大概就是收拢一下人心。
原张学良部队跟蒋介石部队有矛盾，除了周福成，很多军官都编到干训团去了，无职无权，一个月给你八成工资，让你凑合活着，要死死不了，要活活不好，人就没有信心了。
我还在流浪时，二十二师有次驻扎在开原，马占山刚上任副司令，当时没战事，来视察过。是个小老头，胡子很长，穿的便服，身材瘦瘦的。当时我们都知道他是抗日最坚决的，根据当时的矛盾，我们也知道马占山不能干，因为这是残局。
他各处看了一下就走了，后来就没信息了，听说到北京当寓公了。
国民*党**有些*官高**也是这样，对这个战争不理解。
黄埔军校校长开始是蒋介石，后来换了黄埔一期的关麟征，抗日战争立的功劳老了，是员干将，最后他也不干了，跑香港去了，怎么请也不干。
有些高级军官就是看透了这个局势，没希望了，对蒋介石也是了解的，这个人没什么信义，盘根错节的都是官僚政客，各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打算，什么国家民族都是扯淡，对他手下的军统也恨之入骨。
一九四八年春天，唐延裕连长提升到三营当少校副营长，调来一个谭剑当连长，是打昆仑关的老兵，没文化，我和他的关系就处得很不好。
年轻的时候，这些关系不大会处理，好多事情都理顺得不好。我后来给自己总结了一条：太幼稚，太硬气，不平则鸣，看不惯的我就要说。应该学圆滑点。
这个连长特别抠。他老婆怀孕了让传令兵去买鸡蛋、买小鸡，拿不几个钱，让我遇上了。
我说买啥去了？他说帮谭连长买的鸡蛋、买只鸡。我说给谁吃啊？连长太太。我问花了多少钱？他没讲。我说你回去告诉连长，咱们要吃不起啊就不买，要吃得起啊，也不是没有钱，该给人家多少钱拿多少，干吗给他两个半子儿，拿了一只母鸡、拿那么多鸡蛋啊？这是啥作风啊？
我就看不惯。舍不得给钱还要买鸡买蛋，就是抢嘛，太抠了。
谭剑这个人平时很刻薄，连部就我们俩住一个小屋，剩下传令兵、司务长、文书、军需上士住大屋。到了夏天，部队要把用不着的冬装打包放在留守处，早先发的美国造皮大衣，穿得已经不像样子了，他弄了十好几件，让我回沈阳时带给他家里人。我没给带，都给卖破烂了。
我觉得要求士兵不能侵害老百姓的利益很重要，你今天睡觉，嫌这个地方潮卸块门板铺下面，那你住在这卸门板可以，早晨起来再上上。你到别的人家卸回来就不行，用完了能送回去吗？不可能送回去，冬天人家没有门板多冷啊，那能行吗？
这样做，扰乱人家，我就不允许他动。
我们驻在沈阳、抚顺交界的清水台时，在东面放了个排哨。有一天我没啥事就过去看看，进了村子无意中看到有个人穿着便衣，让老百姓给他做饭，很牛。我说你哪部分的？他说我是二 O 七师谍报队的。我一听谍报队的就火了，他们到哪儿都熊老百姓，占便宜。我说你来这儿向驻军报告没有？他说没有，*操我**起个二尺来长的杠子就揍他。我说你是谍报队的就让老百姓给你做饭？连告诉也不告诉驻军？他说哎呀，长官别打了。揍他一顿，让他滚蛋了。
到了友军的防区要跟驻军打招呼这是规矩，不然你到我的防区来，谁知道你是干啥的？按礼仪上应该通报一下，我是哪个部队的，到这里有什么任务，要打个招呼。招呼不打，还让老百姓给做饭，那就揍他。
当地有个老乡家里养了五头猪，都一百多斤，有天我说你卖给我一头行吗？他说行，卖两口也行啊。我说我可是给官价。
官价就不是市场价，因为这家属于有钱人家。他说行，不给钱也行。我说不给钱是不行的，给钱，但是给官价，你考虑。你要说不行，我就不买了，你要说行我就买，你不有五头猪吗，给我一头就行。
我就把那头猪买来了，分给各连改善一下生活。
新六军的军风纪还是比较严格的，一九四七年九月初，我们在新民东南的一个村子里住了一晚，老百姓来告状说，有个士兵*戏调**他家姑娘，唐连长把这个兵拽出来，打了二十大板。只要发现了就都处理。一九四八年春天，六连指导员住的老乡家有个姑娘，长得不错，他*戏调**人家，结果被撤职了。
我到了哪个村子，喜欢到老百姓家里挨家坐会儿，我都知道哪家有人参加了解放军，有多少家是解放军家属，我动都不动，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想，不能怪罪他的家庭，我是不闻不问，不会加害谁。
国统区的老百姓，我们的士兵，包括我们这些下级军官都对这场战争有想法，都不知道为何打仗。
*产党共**的口号很明确，*倒打**蒋介石*倒打***动反**派。蒋介石就没有这个口号，他说戡乱救国，这种口号很难贯彻下去，所以很多标语都莫名其妙，比如杀猪拔毛捉贺龙，一点意义都没有，不解决老百姓的实质问题，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需要靠土地维持生计，这个他不解决。
军纪方面，数五十三军最差。
铁抚公路中间有很大的堡子叫崔镇堡，有几千口人，有一次我领一个排去征粮，不是我们官兵没口粮，是牲口没口粮，给一些钱要买高粱秆。这个任务交给我了，我本来是指员，这时候也成了指挥官了。
征粮是个难差，去的路上就想怎么办呢？他们户数多，我就跟甲保长说，我是新六军的，就住在哪个堡子，离你们有二里地，我来看看你们有什么情况没有？他看我骑个大马，是个年轻军官，态度很和蔼。他说没啥，但是我们这里不很太平。刚说完，山上就响了几枪，估计就是解放军的哨兵。但是我没有攻击任务，我的任务是征粮，就没理会。继续跟他商量，一户拿一斤高粱，包米秆来一捆，特别困难拿不出来的，就算了。
我们一个营的骡马能吃多少？不够的话走到别的地方再说，先弄来一点儿分给牲口。
结果就在那儿差点跟五十三军打起来。
我们在镇子里远远就看见灰尘四起，大批的人马开过来了，我马上布置警戒，在村头架起机关枪。是五十三军从铁岭那边来了二百多辆大车，起码来了一个团。
我一看不好，大队马车来了肯定是又来抢粮了，打算鸣枪叫他们停止，但是人家也是友军，没法鸣枪。很快就冲进来了，到老百姓家根本什么话都不说，粮食、包米秆见到就往车上搬。老百姓气得说不出话，大冬天抄个手，一句话不说，也不是不让你抢，也不表什么态度，就是很生气。
我说这哪像部队啊就是土匪。营部距离我们不远，骆营长有病在铁岭住院，副营长韩剑业在家，我骑马就往营部跑，我经常骑韩副营长的马，但是那个马太老，跑得慢，这次我就把迫击炮排排长的马借来了，是我们营跑得最快的，一蹬那个马跑起来闪电一样，一会儿就跑到了营部。
把情况跟韩副营长一报告，我说我把他们撵出去，机枪一响，他不跑就打他几个，吓吓他们。韩副营长说，别别别，他们抢我们不管，我们不抢就行，你撤回来算了。
韩副营长喜欢喝酒，他一顿也离不开酒，我把这个排撤回来，他就喊我喝酒，营部李副官也喊我，来吧，指导员，喝点酒。我说不我会喝酒。他说不会喝也对付点，意思意思。下酒菜还是炸鱿鱼，我和韩副营长关系很好。
这也和上边有关系，卫立煌来了以后，向蒋介石保证东北部队供应不用中央解决，我们自己解决。拿什么解决啊？你势力范围能达到的就这么大一块儿地方，灯塔以北、铁岭以南是你的，西边到辽中、新民，东边到抚顺、本溪，有多大的地盘，老百姓供得起几十万*队军**吗？根本不可能，没有怎么办？就得到地方上征粮，征粮应该给钱，但是上头到底给没给拨款都不知道，就是给了也没有多少到老百姓手里，中间层层盘剥，很黑暗。最后就把征根这个任务推给一线部队，怎么执行？征就是抢啊。
加重老百姓负担，那老百姓就反对你，就加速你的灭亡。
征收上来的也都是高粱米，高粱米掺黄豆煮着吃。南方兵吃高粱米受不了，我就生气，这东西喂马行，我是吃不动，半碗饭嚼了半天也咽不下去。
"*革文**"的时候要到当地对证，人家问当地老百姓，新六军到这儿来没有？抢你们东西了没？老百姓说没有，抢我们的都是五十三军。老百姓都知道哪个部队是哪个部队。
我的观点是，无论到哪里，不允许扰民，但实际很难做到。虽然我现在老了，什么都没有，很穷。但是我不抱怨，也不觉得遗憾，因为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抗日战争我参加了，解放战争那么打，我也往后退了，尽管我也参战了，但没有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
部队里逢年过节都宰猪改善生活，吃铜火锅，连长有条件，下令把猪肚、猪肝、下水留下。要按照我的意见这样不行，都倒一个锅里，我们吃什么士兵吃什么，一块儿来，但有时候这样行不通，我要过于固执，连里面这些官长，连长、排长、司务长就反感了，就不好深说了，搞就搞吧。
一仗打下来，战场上经常遗留很多*器武**，按道理应该打扫战场把*器武**都收上来，但是我们不收，就扔那儿不要了。有时候连、排长就一人捞两支，让传令兵包起来放大车上，回头找个地方卖了，换点肉、换几条烟。这样的事在解放军那边就不可能有。
解围法库那次，战场上到处是解放军的尸体，到处是枪，没有人捡，就那么扔着我们就走了，那些枪最后又回到解放军手里了。
部队从上到下就是从大腐败到小腐败，都烂了，失败是必然的。
按建制规定，一个军应该有五万人，但是东北一共七个军加一个整编师没有一个满员的，抗战后就没有补充，基层干部再吃点空缺。兵员补充不上来，所以双方都训练俘虏补充部队，对下级军官不强求，根据自愿，士兵肯定留下。
不仅兵员供不上，更严重的是给养也供不上，过去军官都给发家眷米，后来没了，发不起了。原来吃大米，后来吃高粱米掺黄豆，物价飞涨，不仅老百姓受不了，*队军**也受不了。下级军官一个月就那么点军饷，抽点烟喝个酒就没了，连长还可以，营、团长都没问题了。下面的就很难，所以你说不让士兵拿老百姓东西，人家抽烟跟老百姓要点儿旱烟，怎么管？
【黄耀武，一九四四年新六军二十二师特务连下士学生轻机枪射手，一九四七年新六军二十二师六十五团二连少尉指导员，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鞍钢耐火厂成型工，一九八八年在沈阳低压开关厂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