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岁高龄的郑小瑛再次指挥“爱乐女”
文 | 纪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港台流行音乐在内地风靡，年轻人都穿起了花衬衫、喇叭裤，大街小巷随处可以听到流行歌曲，古典音乐受到强烈冲击，专业院团乐手为生计频繁“走穴”，严肃音乐无人问津。
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内出现了一支特别的演出团体：中国第一支志愿者乐团。团体成员全部为女性，她们没有编制、不发工资，可是随请随到，以普及中外经典音乐为己任。从1990年3月初至1996年8月末，乐团将241台高质量的音乐会，不计报酬地送到学校、工厂、村庄等地方，约有23万人次观看过她们的演出。她们也一度成为代表中国女性的文化名片，出访世界各国，乃至登上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开幕式的舞台进行表演。她们有一个浪漫又充满干劲儿的名字——爱乐女。
12月20日下午，“爱乐女”三十年回闪纪念活动在国家大剧院艺术资料中心举行。活动上，91岁的指挥家郑小瑛中气十足地与大家分享了新书《低谷中的鲜花——“爱乐女”乐团群星谱》，“爱乐女”们带来昔日常演的8首曲目，仿佛透过时光与30年前的自己对话。
“爱乐女”演奏《阳春白雪》
为振兴古典音乐而努力
最先想到要组建这样一支乐团的是时任总政歌剧团乐队首席朱丽。朱丽的丈夫在文化部外联处工作，上世纪80年代，他多次被派往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从事文化外交工作，朱丽时常去意大利看望丈夫。她留意到意大利的社会音乐生活非常丰富，不仅节假日、周末在剧院里有高质量的演出，在城市各处的广场、学校、教堂里，各类小型演出也很多，不同程度的音乐爱好者们都有一个可以演出的平台。
作为小提琴演奏家，朱丽很为古典音乐在国内的处境忧心，于是思考是否可以成立一支乐团，利用业余时间演出，推广古典音乐。有了思路，就需要为乐团找到合适的领军人物。她想到了中国大提琴学会创始人、当时中央乐团任大提琴声部首席的司徒志文。1989年秋，借着一次到中央乐团排演节目的机会，朱丽把成立一支公益乐团的想法说给司徒志文，司徒志文听后特别兴奋，“咱们干吧。”
有了乐团的主心骨，还需要一位女指挥。这位女指挥不仅要专业过硬，还要在行业内有强大的号召力和社会影响力。朱丽首先想到的就是新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也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舞台指挥交响乐的指挥家郑小瑛。她到当时郑小瑛在中央歌剧院的宿舍找到了她，两个人一拍即合。这一年的秋天，在司徒志文家中，三人达成共识——为振兴古典音乐而努力。
起初，她们设想的并不是一支女子乐团，而是一支公益性的志愿者乐团，但自愿参加以及被推荐来的乐手清一色都是女性，于是干脆决定组建一支全部由女性音乐家组成的乐团。这样的乐团还从未有过。
郑小瑛提出：“中国古有孟姜女、莫愁女，我们就起名为‘爱乐女’吧。与时下的‘爱钱’不同，我们爱音乐。”大家一致认为，没有比“爱乐女”更恰当、更好听的名字了。
有情怀的人做有情怀的事
“爱乐女”合影
1989年12月，“爱乐女”开始排练，为乐团首演积极做准备。每一位乐手进入乐团前，司徒志文和郑小瑛都会告诉她们：演出是没有报酬的。但让郑小瑛感动的是，所有人都心甘情愿地无偿付出，甚至有时因时间冲突而推掉报酬不低的商演。
那时，中*歌国**剧舞剧院交响乐团大提琴首席方沛和二提琴首席罗瑶的孩子都还小，家中没人帮忙照顾孩子，她们每次都带着孩子来参加排练。排练时，两个孩子在一旁跑着玩，累了就睡在排练厅。“爱乐女”初期，大家都是骑自行车或坐公交车自行前往演出地点。后来为了方便演出，改为每次演出前租用当时中央乐团的车，绕遍北京城接乐手们前往演出场地。现中国交响乐团第二小提琴邓川记得，当时经常中午吃完饭就要到路边去等车，“比如下午1点，班车从中央音乐学院发车，我就要计算中间要接上哪些老师，大约几点能到和平里。所有人每次都早早地站在路边等着，生怕错过班车，耽误晚上的演出。越往后接上的老师，等待的时间越长，背着乐器在路边等上一两个小时的情况时常发生。”
学校是“爱乐女”最常演出的地方。有的学校有礼堂，没有礼堂就在学校食堂里演出。冬天，很多学校礼堂没有暖气，大家冻得直发抖，吃的也是冰冷的盒饭。郑小瑛还记得，一次后台只有一片暖气有一点热乎气儿，上台前姑娘们就轮流去烤手。有一次在农村演出时，突然下起雨来，台下的观众们都没有动弹，台上正在演奏小提琴和三弦的赵婵、黄桂芳也没有停下来，继续演奏。但乐器不能被雨水淋到，舞台监督冯鸿娜拿着伞就冲上了台，举着伞站在乐手身后给乐器打伞，自己就站在雨中。
加入“爱乐女”时，邓川还是音乐学院弦乐系大三的学生，是当时“爱乐女”中的小辈。让她感动的是，大名鼎鼎的钢琴家周广仁也和大家一起挤在一间化妆间里，吃一样的盒饭，坐同一台车，和大家一起去演出。
用原创作品培养音乐人才
1990年3月8日，“爱乐女”迎来首场演出。自成立之初，“爱乐女”就得到了很多作曲家们的支持和帮助。作曲家鲍元恺根据“爱乐女”的人员编制，重新配器《炎黄风情》供她们演出使用。在作曲家们支持下，“爱乐女”每年推出一场中国室内乐新作品音乐会，戴宏威根据刘天华十大名曲改编的《烛影摇红》《空山鸟语》，杨宝智根据潮州音乐改编的三弦与弦乐六重奏《出水莲》、根据河南坠子音调写成的三弦与小提琴二重奏《引子与赋格》，张丽达改编的“梁祝”室内乐协奏版，莫凡为“爱乐女”谱写的《琵琶行》《鹿母莲》等原创作品都成为“爱乐女”音乐会的经典曲目，成为我国室内乐作品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烛影摇红》《空山鸟语》首演时由二胡演奏家宋飞担任独奏，后来这两首作品也成为宋飞的成名曲；《琵琶行》由琵琶演奏家章红艳独奏。那时宋飞和章红艳还是音乐学院在校生，但在“爱乐女”中她们得到了担任独奏的机会。后来章红艳曾写文章感慨：“是‘爱乐女’让我从一个初出茅庐、还不明确自己要成为怎样的音乐家、要走怎样的艺术之路的大学生，成为一个自信的音乐家，坚定地用中西合璧的形式传播中国音乐。不得不说，‘爱乐女’给予我的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和宽阔的视野。”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交响乐团的铜管声部只有长笛一种乐器有女性演奏员，其他铜管乐器完全看不到女性的身影。当时有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女性的体质不适合演奏铜管乐器。一次，一支中国台湾的交响乐团到内地交流，郑小瑛留意到除了一位吹圆号的乐手是男性外，其余的圆号乐手都是女性。她心想：“如果说我们和西方人的体质有差异，这个我承认。但台湾和我们同根同源，台湾的女性乐手能够做到，我们也一定能够做到。”“爱乐女”交响乐团刚刚成立时，女孩子们都是管乐初学者，吹出来的音量很小。为了达到演出效果，乐团就采用人海战术。原本交响乐团中只需要4支圆号，“爱乐女”就用上8支圆号。原本两个小号手就够了，爱乐女就用5个人。即便这样也要让大众看看，女性也能吹管乐，打破传统“女子不如男”的想法。
去年，郑小瑛对国内主流交响乐团做了一个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长笛之外的女性职业木管乐手30多人，女性职业铜管乐手16人。当年“爱乐女”交响乐团中的大号手陈冰，如今已是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室内乐团的指挥，当年号声很小的小号手刘淼，已成为天津师范大学的小号专业副教授。
“爱乐女”的大管家
1993年，“爱乐女”在欧洲巡回演出，郑小瑛与司徒志文（左）在巴黎凯旋门前合影。
6年中，有15位指挥义务参与过“爱乐女”的排练、演出，20位作曲家无偿为“爱乐女”提供作品。除西方经典作品外，“爱乐女”共演奏过229部中国作品。在“爱乐女”室内乐团和“爱乐女”交响乐团的演职人员名录里，共有155位弦乐手、82位管乐手和打击乐手，与“爱乐女”合作过的专家名流、业余音乐家和行政人员156人……
每一场演出的时间、地点、参与人员名单、各声部分谱、指挥总谱、媒体对“爱乐女”的报道，都被“爱乐女”的大管家司徒志文用心地记录、收藏。直至两年前大家才一睹它们的真容。
2018年，郑小瑛参加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节目的录制，为了给郑小瑛一个惊喜，节目组联系到了“爱乐女”的新管家李晓芳，希望能邀请部分“爱乐女”成员到场演奏她们演出过的中国作品。为了找到乐谱，李晓芳到司徒志文家查找资料。在司徒表志文家中的角落里，她看到一个巨大的银色铁皮箱，打开箱子是整整齐齐的公文袋，用纸绳仔细系好，袋子上标注着资料名称，每个字都写得工工整整。当时司徒志文刚刚出院在家修养，因为要反复和导演组沟通演出曲目、翻找资料，大箱子只能摆在她家中的地当间。李晓芳为此道歉，司徒志文慢条斯理地回道：“没关系，我就当多了一个桌子。”
2019年，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答应将“爱乐女”的故事出版，郑小瑛也开始筹划“爱乐女”的纪念音乐会。原本新书发布会定在今年3月8日，也就是“爱乐女”首演三十周年的日子。当时，88岁的司徒志文已经重病卧床，郑小瑛向她详细介绍了新书和音乐会的筹备情况，并拉着她的手说：“你好好养病，咱们3月8日的活动，你可一定要来。”然而，1月底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活动未能如期举行。5月16日，司徒志文在北京病逝。郑小瑛万分悲痛，第一时间想要回北京送她最后一程。“爱乐女”们纷纷劝阻，最后是司徒志文的女儿孟淑玲打电话告诉她，由于防疫要求，不能举行告别仪式，机场人员密集，大家都不放心让她“冒险”，才最终劝住了郑小瑛。
12月20日“爱乐女”三十年回闪纪念活动上，郑小瑛将《低谷中的鲜花》一书赠予司徒志文的女儿 孟淑玲
邓川回忆：“司徒老师从不在意自己的衣服是否漂亮，不在意她的名字排在第几位，不在意各种荣誉。在‘爱乐女’这个团队中，她亲自校对乐谱，甚至和大家一起摆台。她在意的是乐谱上每一个音是否准确。和年轻人同台，她在意的是自己的艺术质量还能不能达到她的标准，在什么阶段应该推哪位年轻乐手一把，让年轻人更上一个台阶。”
“爱乐女”留下了什么
郑小瑛讲述“爱乐女”的故事
“爱乐女”室内乐团的成员，多是来自各大音乐团体的主要骨干和刚刚显露才华的青年演奏家，也有当时音乐学院的在校生。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古典乐市场冷清，大环境使得各交响乐团少有演出。而对于职业乐手来说，达不到一定的演出量，就很难找到演奏状态。“爱乐女”为大家提供了演出机会，让年轻的乐手们能够和业内的资深前辈们同台，和志同道合、富有才华的同辈甚至晚辈同台，共同把好作品带给观众。
在与司徒志文、郑小瑛、周广仁等音乐大家的相处过程中，乐手们也被她们身上的精神所感染。“爱乐女”成立之时，朱丽已过50岁，郑小瑛刚好60岁，司徒志文57岁。她们不在意物质条件，所有的关注点都是怎样把更好的作品呈现给大家，以艺术标准作为惟一评判标准，这些都深远地影响着每一位“爱乐女”。
1996年以后，“爱乐女”的密集活动变少了。从这一年开始，国内的古典音乐市场回暖，仅1996年，北京就有6个外国顶尖交响乐团来华演出。国内各院团开始设立自己的乐季，乐手们忙碌了起来，各种学生乐团纷纷出现。“爱乐女”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逐渐退出了大众的视野。
朱丽在活动现场发言
作为“爱乐女”发起人，朱丽说：“我们组建‘爱乐女’时，就明确要以女性特有的母爱，去播撒爱乐的种子。回望历史，我相信我们做到了。”
- THE END -
“星标” 音乐周报 微信公众号
不错过每条推送
张国勇：一家民营交响乐团的自强之路
孩子钢琴弹不好，是家长自己没努力！
刘沙：时代变了，不能让大众再认为民乐“土” | 人物
西方媒体给郎朗新专辑《哥德堡变奏曲》都打了多少分？
为中国合唱挤一挤“泡沫”，理一理乱象
钢琴“基本练习”：练什么、如何练？
Ｑ：想订阅《音乐周报》？
Ａ：请进入“音乐周报”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拉菜单“订阅报纸”。
Ａ： 发这里 yyzb1979@163.com
Ａ：请点击下拉菜单“广告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