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商业史 (重庆商业案例)

重庆地处长江、嘉陵江的交汇处,“左挟右带,控驭便捷”,西连三蜀,北通陕甘,南达滇黔,东接荆襄,有舟楫和陆路交通之利,自古以来就是西南地区的物资集散地和繁荣的商业都市。到了近代,重庆则以商业城市的新面貌出现在中国的舞台上。

未来,重庆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

古代西南地区物资集散地和繁荣的商业都市

春秋时期,重庆作为巴国都城,开始商品交换,最初的市场逐步形。据《华阳国志·巴志》载:巴人“立市于龟亭北岸,今新市里也”。

秦时,以重庆为首府的巴国和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国土地肥沃,出产丰富,被誉为“天府”。

西汉时期,巴蜀经济日益繁盛。汉时,巴蜀人到京师,往往以铁器、蜀布为货。

唐宋以后,中国的经济中心由黄河流域逐渐南移到长江下游地区。长江水道交通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唐代诗人王维舟过重庆时留下了“水国舟中市,山桥树杪行”的诗句,就是唐代重庆沿江市场兴盛的写照。据《文献通考》载,从商税额而言,重庆已成为年征商税20 万贯以上的八城市之一,仅次于当时的东京(开封)、兴元(汉中)、成都,名列第四。

开埠前的重庆,以其发达的交通运输体系,吸引着四川各地乃至黔北、滇北、藏卫、陕南、甘南及长江中下游各地的物资,贩进贩出,成为一个水运繁盛、市场幅射辽阔的商业都市。

近代传统农副土特产品集散市场和洋货分销中心

1890 年3 月31 日,中英签订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正式规定“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无异”。1891 年3 月1 日,重庆正式开埠。

重庆开埠后,轮船航行川江,扩大了重庆物资的转输出口能力,川、滇、黔、陕、藏等地的土特产品,借长江及其支流岷江、沱江、嘉陵江等水系和陆路交通,源源输入重庆,辐辏往返,络绎不绝。其集散规模,在长江沿岸仅次于上海、武汉,为第三大埠。清光绪年间的川东道黎庶昌在《改建重庆五福宫北楼记》中说:“重庆蜀东一大都会也,其地当岷、涪二江之汇,水陆四冲。舟舆之所络绎,商贾之所骈集。丝麻布帛、丹漆盐铁之利,都积而委输。”

重庆以长江、嘉陵江沿岸的主要码头形成了沿江市场,成为农副土特产品的集散地。在清人笔下,当时沿江市场的情况是:“江中风帆飘动,船运往来如梭,江边艇舫肆列,桅杆林立,人烟辐辏。”太平门城外,是木竹商人会聚及木料集散的地方,后来木材市场转移到黄沙溪。储奇门一带,是山货、药材业集中的地方,并是山货、药材业字号的集中地。金紫门江边,是柑桔船集中之地。南纪门,是一道水陆两通的门,门外也是木材集中之地,同时也是屠宰业集中地。千厮门,滨临嘉陵江,是棉花、牛羊皮市场。沿江农副产品市场的兴盛促进了滨临长江的下半城商业的繁荣。中大街、西大街、西二街、西三街、西四街都是商业场所,周围有各类店铺203 家,成为当时重庆最繁荣的商业中心。抗战前,重庆商贸主要集中在沿江靠近码头的街道,主要是经销长江上游各地来渝的土特产品。其中一部分运至汉口、上海等地转口国内其他地区或出口国外,再将进口洋货或长江中下游的商品运回重庆再转销到西南各地,并逐步形成了很有势力的诸如匹头帮、盐帮、山货帮等民间商业集团。

重庆开埠,棉织品、毛织品、煤油、颜料、化妆品等洋货,从重庆口岸大量涌进,再由重庆分销到西南各地。1899年6月20日,英商立德乐、普南田带领英国商轮“先行号”到达重庆,这是到达重庆的第一艘商轮。从此,洋货运销日益增加。1930年,重庆洋货进口总值达5106万两白银,成为仅次于上海、天津、汉口的第四位洋货销售中心。洋货进口中的大宗品种主要是洋布和洋纱,也是重庆商人洋货经营的主要商品。这些货物主要通过洋行、买办商、本地商号向重庆及西南的城镇和广大乡村倾销。

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商贸中心

1937 年11 月,南京国民政府移驻重庆。作为战时陪都的重庆,迅速发展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骤然增加,内迁工厂剧增(奉命内迁的400 多家厂矿,有一半以上都迁往重庆城郊及附近地区),对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需求迅速膨胀。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为重庆商贸提供了极大的发展机会,极大地刺激了重庆商贸的繁荣,从而巩固和扩展了重庆商贸中心的地位和范围。重庆成为战时大后方甚至全国的商贸中心。

抗日战争期间重庆商业资本规模的迅速扩大,是重庆商业繁荣和重庆商贸中心巩固与发展的又一重要标志。1942 年比1941 年商业企业增加了81.74%,资本增加了293.67%。虽然资本包含了通货膨胀的因素,但企业的大幅度增加必然带来资本的大幅度增加。1942 年是抗日战争期间重庆经济发展的高峰,也是商业发展的高峰。

随着国民政府政治中心迁往重庆,对外贸易的重要渠道也由上海转向了西南。在西南七关中(重庆、梧州、南宁、龙州、蒙自、思茅、腾越),重庆居于后方中心地位。1941 年12 月,新的海关总税务司署在重庆正式成立,是重庆成为大后方对外贸易中心的标志。

近代商贸中心

近代以来,上海成为长江流域的经济中心。上海居长江之头,重庆居长江之尾,东西呼应。重庆地处长江、嘉陵江之交汇处,通过川江连接乌江、綦江、沱江、岷江、嘉陵江大约1万km水路,同时又处于中国西部最富庶的川西平原及云贵高原同长江中下游交往的必由通道上,具有与上海相似的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重庆因此成为经济链条中的极为重要一环—连接西部的广大地区。重庆以其自身在商业和贸易上的独特地位跟着上海加入了长江流域经济带开发的行列,承担起长江流域经济带链条上东西结合的重要一环的历史责任。

长江上游商贸物流中心地位日渐显现

1949 年11 月30 日重庆解放,重庆被列为直辖市,是西南大行政区*党**政机关的所在地。20 世纪50 年代,重庆是西南地区的主要物资集散中心,云、贵、川1 亿人口所需生产、生活物资,大部分是由重庆组织供应的。20世纪50 年代末期以后,由于实行按行政区划和行政系统管理经济的政策,重庆与西南各省的经济联系逐渐被割断,加上“三固定”的体制,人为地造成地区*锁封**和条块分割,把重庆的对外经济联系、贸易范围约束在四川东部地区这一很小的范围之内,重庆商业贸易失去了既有的发展空间,严重束缚了中心城市作用的发挥。因此,1978 年以前,在高度集中统一的商业计划体制下,重庆商业主体单一,产品按照“一、二、三、零”的模式分配和运行,重庆商业发展缓慢。

1979~1995 年,在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下,重庆的商业又重现了活力。在全国有极大影响的“商业四放开”,始于重庆。1996 年重庆代管“两地一市”,尤其是1997 年重庆直辖,中央和国务院赋予了重庆伟大而光荣的任务,即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长江上流商贸物流中心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的重要内容之一。

重庆商贸流通不辱使命,发展大流通、建设大市场、构建大物流、建设大商圈、提升大餐饮、创新大会展、培育大企业,以长江上游地区购物之都、会展之都、美食之都和西部国际物流中心为内容的长江上流商贸物流中心地位日渐显现。

重庆的商业现状,重庆有哪些大型商业圈

本文由杨婵娟摘编自曾庆均等《长江上游商贸物流中心研究》(2016年4月,第1版)第1章,内容有删减。

重庆的商业现状,重庆有哪些大型商业圈

ISBN 978-7-03-047746-0

本书基于国内商贸流通视角,立足重庆,探讨长江上游商贸物流中心发展。在分析长江上游商贸物流中心的历史演变和综合评价长江上游地区商贸物流业基础上,讨论了建设长江上游商贸物流中心的总体思路与空间布局,并围绕中央商务区、城市核心商圈、商品交易市场、特色商业街、会展经济、餐饮住宿、便民商业、流通现代化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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