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安
（1939-2017）
我国著名呼吸病、热病、疑难病专家，长期担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专家委员会专家，传染病防治专家组核心专家，北京中医药薪火传承名医工作站名医，第四批全国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国务院专家保健委员会专家，第三届首都国医名师。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高等中医院校培养的第一代中医，周平安先生52年来一直奋战在中医临床第一线，曾长期担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及东方医院急诊科主任、呼吸病科主任、大内科主任、疑难病会诊首席专家。在长期临床实践中，他在强调完整继承、熟练运用中医辨证论治思想和方法的基础上，充分借鉴现代医药学乃至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主张中西医结合是中医药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晚年进一步凝练其学术思想，以“和法”统领临床诸法诸病，诊疗范围逐渐扩大至传染性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风湿免疫病、肿瘤等多种疾病并取得良好疗效。2017年8月20日，先生病逝于北京。值此先生逝世周年之际，谨作此文以资纪念。
一
以“和”思想
通观生命观、疾病观和治疗观
周平安教授曾得到秦伯未、董建华、颜正华、宋孝志、印会河、方鸣谦、焦树德等大师的悉心传授，在长期实践基础上，周平安教授认为中医学即“中和之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道、法、术”的各个层面同样体现出“和”思想。“和”是对正常的天人关系与人体正常状态的总概括。“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阐释了人体生命活动中存在的对立、统一规律。无论是形体结构还是生命活动，人体生命整个过程就是阴阳对立双方在矛盾运动中此消彼长、此盛彼衰，不断维持动态和谐的过程。“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是对正常生理活动的概括。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
“和法”的本质是通过健运人体枢机、调和病机关系，针对表里上下失和、阴阳气血营卫失和、脏腑气机失和、寒热互结或寒热格拒等病机矛盾的一类治法。枢机是气之升降出入有序运行的关键。表里出入、上下升降、气血调达、水火既济、脏腑安和，皆本于“枢机”。枢机一旦失利，则破坏阴阳气血、表里上下的和谐关系，往往表现为：少阳表里失和、太阳营卫不和、肝胆脾胃脏腑气机失和、心肾水火升降失和、气血失和、寒热不调等。无论治疗还是预防、保健、康复、养生，无论采取药物内服还是针灸、导引、推拿、外治等不同手段，其基本的原则就在于恢复或促进人体“和”的状态。不同于汗、吐、下、清、消之法专主攻邪，亦不同于温、补之法的专主扶正，“和法”包括“和解法”与“调和法”，和解法主要有和解少阳法、开达膜原法、和解营卫法；调和法包括调和脏腑法、调和气血法、平调寒热法。和法适用于少阳病枢机不利、太阳病营卫不和、肝胆脾胃气机失调、心肾水火升降失常、气血失和、寒热互结于中焦或寒热格拒于上下等多种病变。
“和法”立足调和人体处于一种阴阳、表里、气血、脏腑之间关系相对稳定的状态。周平安先生认为健运枢机，调和升降出入，是“和法”的理论内核和基本原理。“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是“和法”的内在要求。
北方流感“表寒里热”
1998年北京地区流感大爆发，根据北京地区的气候和人群生活习惯特点，先生创造性地提出北方流感“表寒里热”的基本病机，力倡“表里和解”的治疗方法，创制“感冒双解合剂”、“预防感冒合剂”，以麻杏石甘汤合柴葛解肌汤、银翘散合用，疗效卓著、享誉京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1998流感中医的救治誉为“中医防治急性传染性疾病的范例”。2009年甲型H1N1全球大流行，以周平安教授为主创制的“金花清感”也脱胎于此。针对甲型H1N1流感重症早期即有咯血，很快出现呼吸衰竭的临床特点，先生根据《温病条辨》上焦篇第十一条“太阴温病，血从上溢者”、“若吐粉红色血水，死不治，血从上溢，脉七八至以上，面反黑者，死不治，可用清络育阴法”，提出流感或禽流感重症，应气血并治，早期扭转截断，从而完善了流感的中医论治体系。
中医药分期论治SARS
2003年4月，SARS肆虐京城，他深入东直门医院、佑安医院、地坛医院等临床一线诊治重症病例，并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起草了全国第一个中医药防治SARS草案。5月8日，他在*仪吴**副总理主持召开的防治SARS座谈会上，主动请缨：“中医治疗瘟疫病有两千年的历史，有其独特的理论和治疗方药，在SARS的防治战役中，中医应大有作为”。继而，他创造性地提出中医药分期论治SARS的救治方案，不仅可以改善急性期患者发热、喘憋等症状，减少激素用量，而且通过长期治疗，可以减少患者肺纤维化、肺功能损害等远期并发症，在长期的热病临床实践中，周平安注重外感热病的内伤病理基础及由内伤引起的病机、证治特点和转归的差异，强调“三因制宜”；内伤发热则在明辨虚实、缓急基础上，注意外感邪气诱发加重的情况，扶正达邪，以“清”、“透”、“泄”三法给邪以出路，善以益气解毒清热透邪法治疗结缔组织疾病、肿瘤发热以及现代医学未明热。
“三期二十一候”外感热病理论体系
周平安教授曾得到秦伯未、董建华、宋孝志、印会河、方鸣谦等大师的悉心传授，在董建华院士的指导和启发下，周平安教授力倡寒温统一，以“和法”为核心，形成了以表里辨证为纲领独具特色的“三期二十一候”外感热病理论体系，在呼吸热病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二
辨病与辨证有机结合
赋予西医病理生理以中医病证内涵
周平安教授对中西医结合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 强调正确评价辨病与辨证在认识疾病本质方面的不同作用和二者的互补，倡导借鉴病理生理学等现代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更深刻地认识病人各种临床表现的发生机制，将辨病与辨证有机结合，赋予西医病理生理以中医病证内涵，坚信辨病与辨证的有机结合将会促进中医学术的发展与进步。
1、借鉴西医病名系统和病机理论，
深化中医病证认识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
中医药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孕育了丰富的有关“病”的理性认识，从历代中医著作中可以看到庞杂的病名系统以及很多因病而设的方法和方药，体现出古代医家以“病”为纲研究疾病实质，进而把握共性、探索规律的努力和成就。其中汉唐医学治疗杂病，大多是在针对专病设立专方、专药的前提下，进一步分析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特性，进行相应的药物加减。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共记载疾病52类，100余种；《黄帝内经》中论述的病名有300多个，以病名为篇名的有“疟论”、“痹论”、“痿论”、“热论”等；《神农本草经》中所载的常山截疟、海藻治瘿、黄连治痢等，都是针对“病”治疗；张仲景《伤寒论》则将外感疾病分为太阳病、阳明病等6大类，《金匮要略》以病名篇，成为辨病论治的典范；《千金方》、《外台秘要》集隋唐经验方之大成，专方专药见有“治瘿方”、“治消渴方”、“疟疾方”等。辨病系统在明清又得以发扬，对于不同温病的治疗，首先应区分暑温、湿温、温毒、秋燥等不同的病种，辨病论治。古人众多关于“病”的科学认识和历代医籍中大量针对专病的专方专药，值得后人认真总结和发掘。中医学著作中关于疟疾的记载，即使现在看来仍然是基本正确的。但由于历史条件和中医学对疾病认识方法的限制，中医药有关“病”的认识水平未能普遍达到与疟疾认识同样的高度。作为疾病的归纳方法，中医学所称的“病”，如“黄疸”、“咳嗽”、“伤寒”、“中风”等，常常是以典型的体征、症状或病因命名的，除少数明显由特定病因所致者外，大多不够具体、准确，内涵模糊，外延宽泛，不能全面反映病因、病位、病变、病程等临床特征，不能深刻揭示特异性疾病的本质属性。因此，中医的辨病系统需要甄别和完善。
西医病名系统
西医的病名反映了疾病的病因、病位、病变器官的病理变化、整体机能的反应状态、病程演变的阶段和预后等多方面的本质问题，人们可以通过病名基本了解病情轻重、病程演变、预后转归，从而可以采取更加有效的方法，积极主动地治疗、预防甚至消灭某种疾病。
二者互相融合
周平安先生坚决反对抛弃中医学传统的疾病理论体系，单纯或主要采用西医辨病的中医临床模式，但也不赞成只知中医辨证、排除西医知识的“纯中医”临床模式。他认为现代中医应该在娴熟运用中医传统理论和方法的同时，借鉴必要的西医西药知识，中医药治疗疾病，不只是改善疾病症状，让患者感到舒适，更重要的是针对疾病的病理改变，使疾病从根本上得到好转。因此现代中医不仅应学习现代医学疾病的诊断体系，更应努力学习病理、生理等方面的知识，努力探索疾病症状、体征的发生机制，这样才会有助于充分挖掘中医学对于疾病认识的科学内涵。西医疾病理论与中医疾病理论相互融合、相互借鉴，才能有助于汲取中医几千年来宝贵的临床经验，从而在更深层次上把握疾病的本质，真正达到治病求本的目的。
以弥漫性肺间质病为例
弥漫性肺间质病是呼吸系统的疑难疾病，周平安教授认为本病应从肺痹论治。肺痹病名肇始于《内经》,《内经》以降,代有学者论及本病,立本于宋元,敷扬于明清。《素问·痹论》论述肺痹为脏腑痹之一,其主要表现为皮肤不仁,肿痛,隐疹,烦闷喘而呕,喘息,发喘上气,其脉浮、微大,各代医家将肺痹另立一门,与哮、喘、咳嗽、肺痿毗邻、并列,不仅丰富了肺痹内容,而且在方药上补《内经》之不逮,但其疾病表现基本未超出《黄帝内经》论述的范畴。周平安总结了历代关于肺痹的论述,借鉴现代医学关于咳喘类疾病的认识,认为肺痹与哮证、肺胀、喘证不同,是一独立的疾病,大致与肺间质疾病相当。从中医角度分析肺间质纤维化,从西医角度看肺痹,可以发现中西医在病因、症状、体征、预后等的认识具有显著的一致性。从病因学角度,继发于硬皮病之肺间质纤维化,类似于皮痹久舍于肺之肺痹,而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则与本脏自痹相当。他从历代中医古籍中搜集了很多肺痹医案和20首以肺痹为名的古方,并对近70味药物进行了归纳分析,认为就肺痹而言,肺气亏虚,为其病之根本,气虚气滞(虚气留滞)、气虚血瘀、气滞血瘀、脉络闭塞、痰浊湿热阻滞等病机的相继出现,导致了肺痹的持续发展。据此，先生创制益气活血通络开痹系列方药，在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和硬皮病合并肺间质疾病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
2、辨病与辨证有机结合，
提高临床诊治水平
辨病论治
辨病可以把握疾病的本质、特点、转归、预后，以解决疾病的主要矛盾。疾病状态下，病的本质从根本上决定着证的变动和表现形式，辨证的目的是认识和解决疾病某一阶段的主要矛盾，而解决疾病某一阶段主要矛盾，必须服从于解决疾病整体过程的主要矛盾，因此辨病是纲，辨证是目，临诊时不能停留于辨识证候层面。周平安坚持先辨病、后辨证的临床诊疗原则，每每取得显著的疗效。
辨证论治
两者结合
辨病可以把握疾病的本质和发展变化规律，有助于提高辨证的预见性、准确性，重点在全过程；辨证可以抓住疾病现阶段的具体特点和个体内环境状态，又有助于辨病的个体化、针对性，重点在现阶段。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在辨病的基础上进一步辨证，既有全局观念和整体认识，又有阶段性、现实性和灵活性认识，从而可以动态把握疾病发生、发展的变化规律，准确辨别疾病性质、病位，明确所患何病、何证，据此进行有针对性的个体化治疗。
以治疗原因不明的慢性咳嗽为例
原因不明的慢性咳嗽（除外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肺癌等疾病），是呼吸科门诊最常见的病证。俗语称“诸病易治，咳嗽难医”，而慢性咳嗽尤为难治。周平安认为，《黄帝内经》所言“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即言咳嗽病因繁杂，而且涉及病种颇多。他在实践中发现，慢性顽固性咳嗽大多为咽喉源性咳嗽，表现以干咳少痰为主，中医历代治疗咳嗽的辨病处方中，治疗干咳的方药也大多明确提出突出的咽喉部症状，如止嗽散和金沸草散。结合现代医学慢性咳嗽的疾病谱系可知，鼻后滴综合征、咳嗽型哮喘、变应性咳嗽、胃-食管反流性咳嗽等疾病，多以咽喉部症状为突出表现，缓解咽喉部不适，消除咳嗽的诱因，是治疗此类疾病的关键环节。西医辨病可以了解鼻后滴综合征、咳嗽性哮喘、食管返流性咳嗽等形成的病理生理机制，而中医辨证则认为病位有在肺、肝、脾、胃的不同，在辨病的基础上，加强咽喉部的寒热虚实辨证，注重调肝、和胃、健脾，可首先使咽喉部刺激感减轻，之后痰块顺利咯出，咳嗽也随即迅速缓解。
周平安先生临床治疗慢性咳嗽时，还特别注重患者的体质因素和既往病史，如糖尿病患者感受邪气之后易化燥伤阴，阴虚燥咳常见；高血压病患者咳嗽则多表现为气火；肥胖患者痰湿突出；慢性胃病患者在外感邪气袭肺致咳嗽的同时，胃肠症状加重，肺胃失和较著；冠心病患者发生咳嗽之后，胸部闷胀、夜间咳重等气滞血瘀特点也较明显；儿童咳嗽，或肺气偏虚，易感外邪，或饮食不当，食积化火者。针对体质因素和宿疾制定比较全面的治疗方案，也是提高疗效的重要环节之一。
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周平安先生认为肺主气，司呼吸，其性轻虚，肺病病机总体为气机失调，气血不和，故用药宜以调理气机为主；同时主张肺居上焦，其位最高，用药宜轻，令药力轻清上行易达病所，不宜重浊；肺为娇脏，不耐寒热，用药宜平，不宜大寒大热、偏过偏峻。
三
精熟本草理论，结合药理知识
准确把握用药指征
周平安教授是国内首届中药药理学硕士，师从颜正华先生。由于中医论治主要体现在方药的具体运用方面，因此周平安教授多年来对本草学的钻研精勤不辍，独具心得，认为现代中医必须全面继承古代本草学知识，熟稔常用药物的性用特长，同时还要将中药药理知识与传统本草理论相结合，甚至应当着力建立中药临床药理学新学科。临证时应当以临床药效学及毒理学为指导，注意从同类药物中选择对患者个体最适宜的高效低毒药物尽量做到用药品种和剂量的个体化。周教授还倡导通过现代中药药理学的研究探寻中药及方剂的新功效，开辟新用途，逐渐在临床实践中形成中医药治疗的时代特色。
1、正确认识传统本草学的
科学性与局限性
本草学是中医药学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本草药物的作用机理，在于通过性味特性，扶正祛邪，纠正阴阳气血的偏盛偏衰，恢复脏腑经络的正常生理功能。古代医药学家以中医学脏腑、经络、病因、病机、治则等理论为指导，在长期实践中逐渐总结出了以药物性味、归经、引经报使、升降浮沉、功用主治、七情和合、君臣佐使等组成的传统本草学理论，从不同角度和层次，揭示了药物于患病机体的特异联系和临床应用的一般规律。自《神农本草经》重视四气五味伊始，魏晋隋唐时期多以药性与功用相结合，偏重于药物的主治病证，而对功能的论述较为笼统；宋*开代**始以药物法象理论（外在表象）为主解释药物奏效的原理，往往以形色、生态、习性乃至传说附会作为释药的依据，如《圣济经》解释蜂房成于蜂，故以治蜂蜇；鼠妇生于湿，故以利水道等等，即带有明显的臆断性和局限性。明代医家常以儒理、佛理、道学来阐明中药药理，影响了中药理论的真实性。清代仍然从药物的形、色、气、味等外观特征解释药物的药性、药效，如皮以治皮、节以治骨、藤蔓治筋骨、血肉者补血肉之类。以药物性味及药物法象为主阐发和解释功用主治的方法具有明显的缺陷，加之历代医家个体临床实践的局限性和主观片面性，常常使得众多医家对于同一药物性用主治的认识产生严重分歧，如丹参，《神农本草经》言其“微寒”，陶弘景言其“性热”，《药性论》则称“平”；又如黄连，有泻心说，有泻脾说，有泻心下虚热说，有去上焦之火说，有去中焦之火说，有平肝、镇肝说，有益肝胆或益胆说，可谓形形色色，使人莫衷一是。现在看来，某些传统本草理论明显滞后于临床实践已是不容讳言的事实。
周平安教授认为，古代本草学是总结、整理实践中发现的药物知识而逐渐形成的科学体系，其中心思想是通过药物的四气五味之性，纠正人体阴阳之偏，从而体现其治疗功能，使患病机体恢复相对平衡。但药物的“四气五味”不过是药物功能的抽象概括，与治疗功能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必然联系，单凭药物的性味并不能真正阐释药物的疗效，引经报使、四气五味、升降浮沉为内容的本草学理论难以将药物的药效备述周全，其中牵强的比附之论，往往有碍药物的正确使用，不宜全部盲目遵从。大量临床实践证明，药物有专能，性同而用异，所以本草学应该着重研究药物的功能主治，揭示药物性同而效殊的内在机理，洞察和分析各种药物独具的特殊功效，尤其是传统本草理论所不能概括和解释的药物作用。医生临证遣药组方，应在深明药物本草学特性的同时，注意区分性气相同药物之间的多方面差异，厚其能，薄其性，以药性专能为选择药物的主要根据。同时，还须认识到现代中药药理研究阐明中药功能的重要手段，中医临床医生应当注意对相关研究成果的借鉴和利用。
2、熟谙传统本草理论，
借鉴中药药理研究，
发掘中药临床新用。
传统本草理论多建立在历代医家个体临床经验的基础上，尽管有着合理的内核，但事实依据往往不够充分，时代、地域、学派的不同，使得医家们阐述中药功能主治所用的术语不够统一和规范，导致本草学对于药物功能的论述不够准确和稳定。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中药药理学，通过试验研究探索药效学规律，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方面和层次，深刻阐释中药本质和发挥功能主治的途径。周平安教授师从颜正华先生，受其影响颇深。他认为中医药理论和经验是现代中药药理学研究与学科发展的基础、前提和动力，现代临床实践则是检验药物药效功能的唯一标准，中药药理研究与临床中医药实践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现代中药药理研究与本草理论相结合，可以在临床实践中建立起中药临床药理学科，指导更科学合理的临床用药规范的逐步制定和实施。
用药精当
谨守证据和指征
周平安教授强调，运用中药必须依从证据、把握指征。所谓“证据”，就是本草学关于药物功能主治的传统论述与现代中药药理研究的综合资料；所谓“指征”，则是针对此人、此病、此证的辨病辨证结论。与化学合成药物不同，中药所含天然成分的复杂性，决定了药物作用的多样性。举甘草为例，历代本草著作对甘草功能的描述达十余种之多，如《神农本草经》言其“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坚筋骨，长肌肉，倍力……解毒。”《名医别录》则谓:“温中下气……止渴，通经脉，利血气，解百药毒。”《日华子本草》曰:“安魂定魄补五劳七伤，通九窍，利百脉，益精，养气，壮筋骨，解冷热。”《汤液本草》谓:“生用大泻热火，炙之则温，能补上焦、中焦、下焦元气，性缓，善解诸急，热药用之缓其热，寒药用之缓其寒，去咽痛，除热，缓正气，缓阴血，润肺。”《本草纲目》又补充“解小儿胎毒，降火，止痛。”
周教授认为，应该全面继承历代医家描述的单一药物的功效主治，与中药药理学相结合，认识药物各种成分的功效与主治病证之间的必然联系。例如:甘草含有甘草次酸、甘草苷、甘草素、异甘草苷和异甘草素，这些成分具有抗溃疡作用，而甘草在小建中汤治疗腹痛；甘草的抗杆菌作用与葛根、桂枝、白头翁、黄芩等相配治疗下利；甘草含多量黏液性物质，能阻碍水液的吸收而有缓下作用，与大黄、芒硝配伍可治疗便秘；甘草促进咽喉及支气管黏膜的分泌而有化痰作用，所含甘草次酸具有中枢性镇咳作用、对抗5-羟色胺等物质引起的支气管痉挛作用，配合桔梗、麻黄、石膏治疗咽痛、咳喘；甘草制剂具有去氧皮质醇样作用，可以加重水钠潴留，甘草甜素有类似于肾上腺素的强心作用，从而增加血容量和升高血压，改善血液循环，因而甘草与附子、桂枝配合，对气血亏损的厥逆、心悸、脉结代等症有效；甘草有镇痛与抗惊厥作用，说明甘草善缓急，补心阳，益心血，宁心神，与酸枣仁、茯神、当归、枣仁、龙牡、桂枝等相配，治疗脏躁、失眠及神经*能官**症，对于神经急迫症有缓解作用；甘草有杀菌消炎，尤其对热痛过程中的细菌毒素有较强的解毒作用，因而可与麻黄、桂枝、石膏、知母、麦冬、柴胡等配伍治疗各种热症；甘草甜素对毒物有吸收作用，水解产生的葡萄糖醛酸能与毒物相结合，且有肾上腺皮质激素样作用，增强肝脏的解毒能力，故可用于解药物食物之毒。《伤寒论》所载112方中有甘草70方，《金匮要略》184方中有甘草者85方，这些方剂被用于消化、呼吸、循环、神经等系统的多种病证。现代中药药理研究有助于理解仲景广泛应用甘草而取效的机理，并可指导把握甘草治疗不同病证的用量。以这种方法，周平安教授结合现代中药药理究成果，总结了历代医家应用甘草治疗外科、皮肤科疾病等的经验，阐明了药效机理，深化了对传统本草学临床经验的认识，揭示了在遵从古代本草理论基础上，辨证应用甘草于各系统疾病的规律。
辨证认识药物的
治疗作用与毒副作用
中药成分的复杂性要求医生清晰地了解中药的治疗作用和毒副作用。如麻黄有发汗、平喘、利尿的治疗作用，而历代本草著作大多不言其毒。周平安教授认为麻黄并非无毒，毒性大小取决于生药中总生物碱的含量以及临床用量和配伍情况。麻黄引起中毒的机理主要是麻黄碱抑制单胺氧化酶的活性，使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能神经的化学传导物质降解的速度减慢，从而引起交感神经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对呼吸中枢和血管运动中枢带来显著影响，一次口服麻黄30～45g即可中毒，一般在服后30min至2h出现症状，表现为烦躁不安、焦虑谵妄、失眠、心悸气短、头晕震颤、恶心呕吐、血压升高、大量汗出、鼻黏膜干燥、心前区疼痛、排尿困难、瞳孔散大等；重度中毒者，视物不清、休克、昏迷、呼吸困难、惊厥、心律失常，最后死于呼吸衰竭和心室纤颤。不同个体对麻黄毒性的耐受性存在者明显的差异，对麻黄过于敏感者，3g麻黄一次煎服即可出现心动过速和失眠。事物总是辩证的，治疗作用和毒副作用是药物之剑的两个利刃，必须具体分析，合理利用。麻黄发汗、平喘、利尿时兴奋交感神经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的毒副作用，也可成为治疗作用，对于病窦综合征、嗜睡症，可以收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探索发现药物的
最适用量
临床药物的用量是否适度，直接关系到药物的疗效，中药成分的复杂性也导致中药剂量和效应之间的关系远较化学药物复杂，而同一中药或方剂，对不同个体，其药物反应也可不同。应注意中药药效与用药时间、剂量的关系，与个体体质差异的关系。在治疗中应坚持辨病、辨证相结合的原则，因病、因人、因地、因药而异，注意根据中药药理研究，确定疗效最佳、毒副最低的用药剂量，制定较为合理的治疗方案，同时注意剂量的个体化，方能取得较为满意的治疗效果。仍举甘草为例:甘草的用量古今中外的记述差别较大，《伤寒杂病论》中，治疗呃逆的橘皮竹茹汤，用甘草五两（相当于70g左右）；甘草干姜汤、芍药甘草汤、甘草泻心汤、炙甘草汤等，均用甘草四两。因甘草甜素的甜味约为砂糖的50倍，在国外被广泛而大量的用于医疗和食品，但对其毒副作用已经引起广泛重视，日本厚生省明确中药方剂中配备甘草的剂量为一天1～4g。周平安教授则提出我国甘草的常用量大于日本和欧美，单用、偶用量可稍大，常服、久服量要渐小；补气宜轻用，养阴宜重用；祛痰宜轻用，解毒宜重用；调和诸药宜轻用，缓急止痛宜重用。常用量为1～9g，最大量为60g。
周平安先生自1965年8月业医，在临床一线工作52个年头。历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东方医院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并先后担任急诊科主任、呼吸热病科主任、大内科主任，一生挚爱着中医事业，就象一位头戴斗笠的农夫，在中医园地里，安得了冷热，经得住风雨，弯腰劳作、耕耘不已。先生出身贫寒，始终将自己定位于一位普普通通的医生，先生总在告诫我们，要作一名真正有疗效、能运用中医药解决实际问题的良医！先生平素淡泊名利，生活简朴、勤奋求实，宽仁敦厚，谦逊和善、平易近人，但在专业和学术方面却融汇新知，衷中参西、大胆创新！尤擅于呼吸系统疾病、急性热病以及疑难杂症的治疗，在诸多领域均有开创性的贡献！在此谨将深深的崇敬与谢意献给周平安教授！惟愿先生的学术思想传世，不论春秋几度，都能够发扬光大，造福后人，这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来源 | 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研途
技术 | 朱雪莹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