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拂晓，辽西会战刚近尾声，东北*战野**军总部电令我第一纵队三师立刻渡过辽河，向国民*党**军在东北的最后巢穴——沈阳挺进。
我师从辽西会战以来，连战半月，行程数百里，大小战斗数十次。可是，战士们听说打沈阳是解放东北的最后一仗，便忘却了连日的劳累，以每小时十五六里的速度向沈阳疾进。沿途，鼓动棚里，锣鼓喧天，口号声此起彼落，石崖、墙壁，标语醒目：“打到沈阳去，解放全东北！”
一天傍晚，我在大民屯地区遇到九团八连一位掉队的战士，他正感冒发高烧。我对照顾他的刘指导员说：“立刻把他送到卫生队去！”
“不行呀！*长首**，他硬是不去，我有啥办法？”“那为什么？”我愣住了。
这时，那个病号固执地说：“*长首**，这一仗我是一定要打的！我被国民*党**军欺弄了八年，这回该我拿枪杆子和他算帐了。”原来，他是这次战役刚解放过来的新战士经过阶级教育，认清了国民*党**的面目。现在，他坚决要转枪口打老蒋，为人民立功。
部队在疾进，不时和各路友军交又穿过。次日凌晨我们和二纵汇合在一条公路上。两军都想争先到达沈阳。
于是，两路的行军纵队，霎时变成了三路、四路，以至于满路平推。公路上走不开，便扩展到垄畦纵横的田野，成了浩浩荡荡、无边无际的车龙人流。
三十一日下午三四点钟，夕阳西斜，秋风劲吹，我各路大军兵临城下。当一纵和二纵到达沈西、沈北时，十二纵和各独立师已经在南部、东部、北部打响了。
是夜，我师对敌主要防区——铁西区之敌二O七师发起了攻击。该区由两道防线构成，水壕、鹿营、堡垒星罗棋布，铁丝网相互交织，工事十分坚固。我令八团、九团各打开一个口子。八团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炸掉了于洪机场西面的几个碉堡，打退了敌人多次反击，突破了敌人第一道防线。九团在公路两侧进攻，遇到敌人炮群、坦克的拦阻。这时，纵队李天佑司令员和梁必业政委带着纵队炮兵团赶来了。李天佑同志说：“麻痹不得。秋蚊子咬人不出声，却更毒。不要把敌人看得太简单了。”我们立即协助炮兵抢修了炮阵地，准备拂晓强攻。
果然不出李司令员所料。次日晨三时许，九团正面的敌人先向我们连续发起了反击。梁政委告诉我们，不要硬碰硬打，敌人已成败局，要注意攻心，突破其心理防线。于是，一营政治教导员——模范政治工作者孙永章同志，迅速跑到一连散兵线前组织对敌喊话，警告敌人：只有缴枪，投降才是活路。
喊话代替了枪声，每句话就缘一包烈性*药炸**，在摧毁着动摇着敌人的防线。
片刻，在敌人的碉堡前，一面小白旗怯生生地晃了出来。十几分钟后，一个三十多岁、中等身材、面容憔悴的上尉，站在孙永章面前。他是敌一二 O 师的一位连长，是来所谓“谈判”的。
“欢迎！”孙教导员说。
敌连长回话：“深知贵军一向宽宏大量，王某不想再打，说实话，国民*党**打也亡，不打也亡。”
“对！识时务者为俊杰。赶快把你的全连人马枪械带过来！”孙教导员又向他交待了俘虏政策。
“好！好！照办，照办！”敌连长答允。于是，我九团的突破口，不突即破。
从外围和下级军官开始，投降的愈来愈多，逐渐向城内发展。敌人的第一道防线就这样垮了。
九团三连充当了尖刀。他们摸到敌人的第二道防线——臭水沟，猛地扔过去一排*榴弹手**，敌人依仗地堡、交通沟投弹还击，霎时，硝烟弥空，弹片横飞。激烈的近战打了一个多小时，我们虽伤亡了几十名同志，但抓了六百多名俘虏，取得了突破第二道防线的胜利。接着，八团和二纵也相继突破了第二道防线。
十一月一日拂晓，我各路大军犹如股股激流，向着铁西区、和平区冲去，到处是草绿色的人流，军号嘀嗒，歌声起伏，眨眼功夫，沈阳市天翻地覆。
城里到处是高楼大院、横街竖巷，残敌四窜。工人、市民出来了，他们冒着流弹，主动为我军指路和报告情况。沈阳电缆厂内驻有敌人炮兵和骑兵大队，四门紧闭，未被发觉。一个护厂的老工人隔墙大喊：“八路同志，这里有‘货’!”在这位工友的指引下，我们一举全歼该敌。当我率师指挥所乘车前往中山广场时，在铁西俱乐部前遇到了一位老太太。她白发苍苍，抱着个婴儿，脚下着一个血污模糊的少女。老人手指枪声激烈的市政广场说：“打过去，孩子们，一个不留。”她老泪横流，悲愤已极。“老大娘，我们一定给你*仇报**！”战士们擦着眼泪，端着*刀刺**，从老人的身旁冲过去。
败兵无斗志。打到市内以后，敌人已经基本上失去抵抗能力。“缴枪不杀！”“我们投降！”两种声音互相对应，此起彼伏。在集聚着敌人的大院里，旗杆上飘起了白旗；在敌人据守的大楼上，楼窗口伸出了白旗。市民们爬上大楼阳台，挤在门洞、窗口，拍手示意，为我军的胜利叫好。敌人的汽车、装甲车、坦克车纷纷自动开来，在中山路两侧整齐地排列着。驾驶员自我报名登记后，端正地坐在驾驶座上，等待我们调用。仓库、*器武**、*药弹**、被服、粮食……等待着我们接管。我们一个排、一个班，甚至一个人都可以接受敌人整团、整营的投降或看管整座仓库。为了加快这种“战斗”的进行，我们坐上敌人的轿车、吉普车，卡车奔驰着，纵然这样，兵力还是不够用，再加上敌人对投降的“仪式”很讲究，我们就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九团政治处主任张镇铭，在铁西区遇到六连一位班长带着八名战士接受一个坦克营投降。这九名同志是在部队向纵深发展中掉了队的。他们见一个大院里插上了白旗，院门虚掩着，门前还站着一个敌军官，就组织起来奔上前去。这军官看他们来了，忙向院内吆喝：“开门！”门“吱嘎”一声打开了。“站队！”院里的敌人立即集合起来。刚好张主任赶到这里，他带着九名战士进了大院。这个军官发出“立正”的口令，跑到张主任跟前，举手敬礼：“报告长官，本营实到人数八十四名：实有坦克八辆。请验收。坦克营营副王建业。”接着，毕恭毕敬地把一张名片送给张主任。张主任接过后，扫了一眼，问营长为什么不出来。他说开小差了。接看，他又送来了一包文件，一样一样放在张主任面前说：“这是印章，这是花名册，这是坦克技术的材料……”
张主任问：“坦克坏了没有？”
“没有，没有！贵军招降条件上说，不准破坏嘛，坏了不好交代。”看来，他对投降很有研究。
张主任走到俘虏前，简要地讲解了我军的俘虏政策，又叫六班解放过来的战士给他们现身说法。这堂政治课，使俘虏们立即嘁嘁喳喳起来。他们象是忘却了自己的俘虏身分，有的低着头在袜头或衣缝里掏着什么，有的扬起胳膊抖索着一张色纸，叫喊起来：。“我们早知道了！”
这是我军散发的传单。记得一九四六年，敌人用飞机、大炮把大量传单撒在我们阵地上，说什么“*国党**枪好人多，装备好，吃得好”，叫我们放下*器武**，投归他们。可是我们的战士只不过笑着拿来卷烟、擦屁股罢了，但我们的传单却被国民*党**军官兵包的里三层外三层的，这不由得使人发笑。
张主任说：“不错！你们保存得很好。”
“长官过奖！过奖！”营副很高兴。他又问：“什么时候叫回家？什么人能够回家？眷属怎样带？发给多少路费……
张主任一 一作了解释。他咧着嘴满意地笑了。
八团团长宋文洪指挥部队拿下于洪机场后，又带创全团问城内发展，在铁西区没费多大力气，就解决了敌一装甲车团，俘敌一部，缴获二十多辆装甲战车。他命令部队赶快往里打，接受敌人投降。为了靠前指挥，他同作战股长王培德和警卫员来上一辆刚刚缴获的装甲战车，令驾驶员朝市中心开去。他们冲到中山广场，停下车来，正要生观察情况，斜对面白楼上的敌人朝他们打了几枪。宋团长当即用手中的冲锋枪向白楼开火。跟上来的一营正准备发起攻击，白楼和另一侧的黄楼里的敌人都伸出了白旗。
在战士们“缴枪不杀，宽待俘虏”的喊话声中，从这两座楼房里陆续走出来几百名敌军官兵。同时，他们还解决了驻在另一座方形大楼里的“东北剿总空军司令部”。宋团长的身边只剩下团政治处宣传干事冯秀生、司令部一个参谋和纵队派来的记者于晓光等五人了。此时，来自马路湾的两名敌军官前来联系投诚。
“你们是哪部分的？你是干什么的？”宋团长问。“我们是直辖总司令部高射炮团的。请长官前往。”宋团长无部队可派，只好派宣传干事冯秀生等前往。他们在那里接受了四百多敌人的投降，收缴了一排崭新的美造高射炮和三百多支美式卡宾枪、手枪。
在一片投降声中，敌沈阳第二守备队司令秦祥征、副可令王凤起和东北“剿总”高参邱立听嵉，在南两孔桥以西找到八团一营教导员郝建岳，表示要率部起义。郝教导员率领二连，跟随他们到了守备队总部。秦祥征、王风起说，他们有三个团，共八千人，都驻在附近一带，声称也们早已同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联系了起义的事，要求我军按起义来对待他们。郝教导员没有答应，并令其带路，巡视了三个团的团部。八团命令这三个团立即放下*器武**，可他们说不见到我前线司令，就不缴枪。半小时以后， 我和 纵队联络科长以及八团政委余琳见到了这两名敌守备司令。敌司令重述了他们的请求，副司令也随声附和着。
“你们必须立即放下*器武**，把部队带到城外，听候处理！”我直截了当地说。
“我是要求起义啊！我有三个团啊……”敌司令伸出三个指头，向我们讨价还价。
“先生们，现在只能算是你们投诚。”我严肃地告诉他们。
天色近晚，大批大批的俘虏在英雄的人民子弟兵的押解下，从大街小巷奔向集结的地方。
十一月二日，宜人的阳光普照着新生的沈阳。男女老幼怀着热辣辣的心，涌向街头。在马路湾的一个街口上，我遇到一个六十多岁的车夫，他望着满城红旗和毛主席画像，激动得老泪横流，扬着手，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看着这位老人，我不由得感叹：沈阳，你这古老的关东城堡，终于走完了漫长苦难的道路，迎来了黎明！（作者：刘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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