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地方是一个名叫仰天的村子，这儿是我的故乡。
仰天，位于榆社县城的北部、北寨乡的中南部，距县城约15公里，北距乡政府所在地北寨约近3公里，村子的南北分别与赵王村、千峪村相邻。地理坐标为东经113.025度、北纬37.175度。
仰天属太行山典型的丘陵干石山区，植被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但四季分明、气候宜人。据说，仰天村早前并不叫仰天，只是后赵皇帝石勒路经此地，突然因病而亡故，后人遂将石勒病故之地更名为“仰天”。还有人说，仰天原来叫“养天”，当年后赵王石勒路经此地时伤病发作，于弥留之际看中了仰天的庙圪塔这块风水宝地，于是把庙圪塔指定为他的衣冠冢，并把“养天”赐名为“仰天”，以示对梦想未竟的企昐，或对鸿鹄之志未竟的叹息。传说归传说，实无任何实物或文字资料加以佐证，人们这样传，我也这样写，姑妄言之而已。
仰天村立村时间无考。不过我想，如果关于后赵王石勒的传说为真，那仰天村立村的时间至少也有近2000年了，其历史不可谓不悠久，如果再能在考古中发掘到一两个古墓为之佐证，那就更令人鼓舞。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仰天，大体呈长条状，东西窄、南北长，长约八九百米，宽约二百余米。整个村子由南到北分为村儿、湾儿（后来政府登记户口时又改名为“湾头”）、桑间儿（或许叫桑尖儿、伤尖儿）三部分，每一部分都由沟渠自然分开，其中“村儿”和“湾儿”的分界线为“道长沟”干涸的河渠，“湾儿”与“桑间儿”的分界线为“油坊沟”（亦称“泉的沟”，人们习惯称其为“沟儿”）自然延伸且干涸的河渠。全村约有二三百户八百余口人，分为六个生产小队，其中一队在桑间儿，二队、三队在湾儿，四队、五队、六队在村儿。根据村内三地的名称推测，大约最早的村子是“村儿”，村民也多居于此。可能后来随着村民数量的增多，才开始逐步向村北的平地发展，也才逐渐有了“湾儿”、“桑间儿”两部分。至于因何被称作“湾儿”、“桑间儿”，具体原因不知。不过我想，“湾儿”的地名大概与村东的泉水河有关。自七十年代末或八十代年代初起，居于“村儿”的人们开始逐渐北移，迁居到“桑间儿”东侧或“湾儿”一带，“村儿”也渐成为无人区，只残存一些破旧倒塌的房屋与长满蒿草的院落，变成一片废墟。
六七十年代的仰天，曾短暂作过公社的所在地，一些公社的机关单位如粮站、兽医站、供销合作社都曾长期驻扎仰天，还设有农村信用社的代办点。在村东的庙圪塔脚下，建有七年制的学校。在管理区院内设有医疗卫生所，配有一两名赤脚医生。大队开办有醋坊、油坊、水磨坊和砖瓦窑，有一辆四匹马拉的马车。1971年通电后，大队建起电磨坊，推谷（榆社话把给谷子去皮称为推谷）、磨面逐渐由电磨取代了水磨、石磨和石碾。稍后，大队又相继购置（抑或是公社分配）手扶拖拉机、小四轮拖拉机和55马力东方红拖拉机，马车也便不再使用。约在八十年代中期，粮站等驻地机关陆续迁走。再后来，学校也被撤并，孩子们上学，即便是小学也要跑到3公里外的北寨上住宿制学校。实行包产到户后，集体所有的土地、拖拉机、牛马驴骡等生产资料以及苹果树、梨树、核桃树、杨树、松树等所有的林木全部分给或承包给个体农户经营使用，油坊、磨坊、砖瓦窑等也全部停办。大队、生产小队所有的房屋也分别作价卖给了村民，原来的学校成为村支两委的办公地。
仰天的村东有一条小河，是为泉水河，也是浊漳河北源的支流，常年水流不断，向南流到南河底村后，注入浊漳河的北源。泉水河是早些年仰天种植水稻所引用的唯一水源，也是仰天水磨的动力来源，它的源头在北寨沟底的郭家社。泉水河在仰天境内有三条小溪是为其支流，为之补充水量，一是来自尹沟，二是来自扯余沟，三是来自南沟，其中来自尹沟渠的水量较为丰富。
仰天村最早的居民及其姓氏无确实资料可查。在我的记忆中，仰天村的村民中主要有张、曹、裴、游、孙、王、刘、李、孟、常等等十多个姓氏，其中张姓居民最多，其次是曹姓、裴姓。若按地域划分的话，张姓多数居于“村儿”，曹姓多数居于“湾儿”，裴姓多数居于“桑间儿”。据此我推测，张姓到仰天落户生存的时间可能要早于其他姓氏。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并无证据加以证实。事实上，随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以“打土豪、分田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村民按照姓氏来划片居住也早已成为历史，王姓、游姓等村民分到土地、房屋并移居“湾儿”居住者有之，曹姓被没收土地、房屋并被赶到“桑间儿”、“沟儿”居住的也有之。我的推测不一定合理，也不一定符合历史事实，只能算是一种猜测。不过，仰天村最为“豪华”、“气派”的楼院在土地改革前曾是祖籍为山晕村的李姓地主的私家宅院，“大门口”外的两川独立院落也分别是我爷爷的二哥、三哥和四哥几家的私人院落却是千真万确，不为虚言。土地改革后，豪华气派的楼院为王家所有，我二爷爷、三爷爷和四爷爷家所有的两川院落也分别分给了两家游姓人家，李姓地主被赶到名为“圪顶儿”的窑洞，我的几位爷爷全家则被分别赶到不同的地方居住。事实上，据我所知，那时被认定为贫下中农者，并不完全都是历史上受压迫的赤贫阶层，也有因吃喝嫖赌、抽大烟等不良行为致使家道衰败而赤贫的，那时的仰天就有！
楼院位于“湾儿”的中部，为四合院二进式。其院门坐北朝南，为上下二层，在大门上方刻有“琴韻書聲”四字。门板厚而重，对称双扇开，厚约二三寸，上面横竖钉有九排大型圆钉。正门前有五六阶台阶，门下是高高的门槛。正门向里是由高高的院墙和两层楼房间隔形成的约三四米宽的甬道，长约二三十米。在甬道的左侧为砖木结构的西向二层楼房，在楼房一层的中间，是为坐西朝东的二进门，门框及门板同样厚重，门槛同样高。二门以内是由东西南北相对的四座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围成的天井式四合院，院内青砖铺（漫）地。楼房的墙壁及底座有无石雕或砖雕之类的东西，确已不记得了，但雕梁画栋却是存在记忆深处的，只是孩提时代的我并不了解每一画作的含意，总觉得精美，花鸟山水及人物刻画栩栩如生。幼时的我们只觉得楼院好玩，也便经常三五成群跑到楼院来顺着西侧的楼梯上上下下追逐玩耍。在楼院的南侧，还有一栋单面二层小楼，坐西朝东，为我本家“四大爷”家所有。前些年回到仰天，看到楼院的围墙、楼房均衰败不堪，早不见了楼房的二层，楼院外的小楼也完全坍塌，给人一种凄凉、悲惨的景象。
二、我的出生地——仰天（续） 仰天村不同于其他村庄的一个特点，是在村东的河床中间，也即在村东、泉水河西有一座与周围山脉都不相联的、孤零零矗立的小山丘，人称“庙疙瘩”。庙疙瘩整体呈金字塔形，中间高四周低，相对高度约100米左右，底座直径约150米左右，构成以砂石岩为主，表皮覆盖有一层薄薄的沙土。在庙疙瘩的最高处，有一形似坟墓、由砂石和砂土构成的、10米余高的小山包。庙疙瘩东部靠泉水河的一面，在“农业学大寨”期间，农业社组织村民开山取石，致使本就陡峭的山势更为险峻，北坡坡底遗留有许多松散的、未及拉走的巨大石块。庙疙瘩上苍松、翠柏郁郁葱葱，以柏树居多，国槐等其他树种也有参杂。小的时候，我常常跑到庙疙瘩上，坐在最高处的一棵松树枝杈之上，俯瞰静静的村庄和袅袅升起的炊烟，倾听大队高音喇叭*放播**的新闻节目。后来听说在庙疙瘩上有一古墓，前几年曾被人盗掘，只是不知此消息是否可靠。
庙疙瘩上建有玉皇庙一座。仰天的玉皇庙位于庙疙瘩西坡，背北面南。整个庙宇呈长方形，庙的正北为气魄宏伟的正殿，正殿的两侧分别为东西配殿和廊房十五间（约为一般人工的居所），靠东殿还建有五间石拱窑。庙宇之正南，是与正殿相对的是古戏台。在正殿与古戏台的正中间，是南北通透、未设门窗的拜殿。整个庙宇是全封闭的，山门（即大门）位于庙宇的东南角，为上下两层。院内有两株笔直的、一抱粗细的参天翠柏和一株苍松，显得刚劲有力，据说已有五百年的历史。又据老人们讲，仰天村的玉皇庙就其建筑规模，在整个北寨乡算是首屈一指的，庙内原来供奉的神仙数，也是其他村社的庙宇无可比拟的。只是到了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后期，由于年久失修，并经“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为的破坏，仰天的玉皇庙已是破败不堪，正殿、东西配殿内的神像早已不知所踪，庙宇的围墙及拜殿东侧的人工居所也早已坍塌，成为不忍直视的残垣断壁。1960年左右，玉皇庙曾被作为学校使用。后新的学校建成后，玉皇庙西南的平房就成为堆放零碎物品的杂物间。1981年，村委组织村民将庙宇及戏台拆除，又在原戏台之南修建了新的较大的剧场。到2012年，“应全体村民之意，由张晋刚等人发起，组建筹委会”，通过募捐的方式，组织人力、物力在原址上开始修复玉皇庙的正殿和东西拜殿。2016年3月竣工，农历二月二十九举行了隆重的开光仪式。那一年，我也被邀请回村参加竣工典礼，还捐款3000元人民币。实际上，据2016年立《重修玉皇庙碑记》记载，仰天的先祖们曾在村东西南北中不同方位，修建有玉皇庙、山神庙、三官庙、龙王庙、二龙庙等大小不同的庙宇。只是几经沧桑，除庙疙瘩上玉皇庙外，其他庙宇或毁或拆，均无迹可寻。
那时的仰天尚不知有自来水一说，吃水主要靠井水。村中有水井三眼，一眼位于“村儿”北侧一上坡的地方，一眼位于“湾儿”中西部靠近道场沟口，另一眼位于“沟儿”油坊下的沟渠中。这三眼水井，除了“沟儿”的这眼水井会受到雨水、河水的影响外，其他两眼一年四季清澈干净，不受雨雪洪水的影响，其中位于“湾儿”的水井深约十米，井口安有辘轳，井绳（我好像记得是钢索）末端系有不锈钢套环。汲水时，将长、圆不同形状的套环，通过互相穿插的方式巧妙地套在水桶上，再将水桶放到井中提水。可以说，这眼水井也是哺育我生长的生命之源。后来，县打井队还在“桑间儿”东、庙疙瘩后打过几眼深井，但都未见出水，后来也就封死了。再后来约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集体给村民统一安装自来水管后，三眼水井也便废弃不再使用。
在七十代年以前，仰天的村民世世代代使用油灯作为照明工具。有了煤油后，便使用煤油灯。唱戏时，则在戏台两侧的柱子上吊两盏大点的麻油灯。1971年，榆社城关变电站到北寨公社的10千伏输电线路架设完成后，仰天才结束了使用油灯照明的历史。其实，我对于仰天1971年通电的时间是有所怀疑的，因为我清楚记得电力工人在仰天村边挖埋电杆、架设电线的情景，也清楚记得某一天的早晨我到学校旁边观看工人安装变压器的场景，只是确切时间记不得了，总觉得仰天用电的时间应是1971年以后的事，可惜没有找到确切的资料作为定论的准确依据。
尽管现今的仰天早已今非昔比，但是刻在我记忆中的仰天，依然是昨日的那个模样……
我的家在仰天的“大门口”。而“大门口”就处于仰天的中心地带，紧临村东的大道，曾是仰天村热闹的所在。
“大门口”正对着的马路对面，是一堵宽大的照壁墙。出大门向南行约二十余步，路东是一片高大、茂密的核桃林，路西就是仰天唯一的碾场。碾场上那两大一小的三盘石碾和一盘使用率较高的石磨，就是村民们“推谷”、“磨面”的主要工具。
“大门口”也是仰天村一条小巷的东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前，在仰天村的“湾儿”中部，有两条相互交叉的小巷。南北向的短些，约四五十米，叫“湾圪廊”；东西向的长些，约一百三四十米，无名。东西向的无名小巷宽约两米多些，好像在土地改革前曾是我曹姓家人的私有之地。即使经过土地改革，整个小巷的大部分也是我曹姓家人的居所，尤其是两条小巷的交叉口以东部分，只杂有一两户异性人家。因巷东便是仰天村内唯一的一条大路，约为安全起见，先祖们便在小巷的东口建起一座也还算是气魄、高大的大门。大门为双扇对开，门扇厚而重，门下有可提起的高高的门槛。夜晚大门关起，小巷便成为相对安全、私密的场所。小巷向西到尽头，是我曹姓家人紧靠山崖的宒院。不知什么原因，在两条小巷的交汇处，既无围墙、也无大门，成为完全的开放式格局。有时我会想，是不是原来小巷到交叉处就算终止？是否在西口还曾建有一座同样气魄的大门？历史上“湾儿”的格局到底是怎么样的？仰天曹姓家人的历史又是怎么样发展的？一切都无史料记载，也无人愿意口述，知道的人也总是三缄其口，不愿谈及。或许历史的真实会随着先人们的渐渐离世而被一起埋进土里，留给后人的只是无数的疑问与数不尽的谜团。
在我记事时，就记得仰天的村民称小巷东口为“大门口”。实际上，大门口那两扇厚重的大门在我记事时还在，我还经常藏到门后或坐在大门那高高的门墩上玩耍。下雨时，也会经常躲在大门下避雨。后来，不知什么人将那两扇大门偷去，“大门口”的大门便只剩了门框。再后来，那门框也被人拆走，只留下空有印痕的空落落的墙壁。那时，我的家就位于大门口内北侧的第一川小院。
我家的小院不大，为南向，满铺石板，占地约150余平方米。南临小巷的一侧有一堵用土坯（榆社话叫“积”，即用一寸宽、一尺长的四块木条搭成四方形，填满土后用石锤捣实形成的土块）垒就的、高约一米七左右的院墙。院墙的中间是一座两三层台阶的内檐式大门。大门内檐的西北角和东北角分别用两根圆柱支撑，柱下有抱鼓圆型柱石。门檐类似凉亭，为南高北低单面院内出水，似有“聚财不流外”，即“肥水不流外人田”之意。大门为双扇对开，临巷的门框东侧钉有一块“人民功臣”的小木牌。小院的北侧是四间正房，只是这四间正房并不处在中线位置，稍稍偏东，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最东的那间是后续上去似的。院内并无照壁之类。正房前紧靠墙壁有一溜印象中的高台，门前是两阶台阶。四间正房分别为我二叔和堂叔两家所有。紧靠正房的西侧建有两间小正房，为我爷爷奶奶所居，其入深与房高均不可与大正房相提并论。小院的东西两侧，分别建有三间低矮的土坯房，其中三间东房分别为我堂叔和堂哥所有，三间残破的西房即是我的家，也是我出生的所在。
在我家房后的西南角，也即小院的西南角，建有一露天旱厕，俗称茅房，用“冬天一溜冰，夏天臭哄哄”来形容应该是恰当的。晴天尚好，如遇连绵不断的雨天和大雪纷飞的雪天，内急如厕就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雨天怕淋，雪天怕滑。尤其是小孩子，每次上厕所必得有大人看护，不然便有一不小心掉下去的危险。在我稍大些独自上厕所时，每次总得使出千万个小心。那时家贫，雨伞、手电筒都没有，就连马灯也没有一个，夜晚如厕或外出，使用的照明工具就是麻秸火（麻秸，即小麻去籽、沤熟去皮后的白色空心杆，易燃，常用作点火的引子和照明的工具），有时操作不慎，火焰被风吹灭或被雨水淋灭，也只好二次返回点燃。如恰遇家中无火，只能手持麻秸到邻居家借火。到后来我再大些时，家中才有了一把红色的油纸伞和一只使用两节一号电池的手电。
我家所在的西房为坐西朝东、低矮的土坯木结构建筑。东西宽约三米多一点，南北长约六米，从地基到房檐的高度不足三米。房屋不知建于何时，裸露的外墙上原本掺杂麦秸抹就的泥皮已有多处脱落，露出早已酥化的土“积”和一道道竖着的缝隙。或因疏于修补，后墙西南角的上方曾有一处如脸盆大小的窟窿，下方的墙角也已粉化为圆形。夏天时，房顶上的瓦片间会长出一簇簇杂草。有的瓦片已开裂，每到雨季，雨水会顺着裂缝慢慢向下渗漏到屋内的顶棚（榆社称之为“仰层”），形成一片一片的水渍印迹。
我们家的房子，说是三间，实际也就只有两间半。靠南的半间是我家的里间，平时堆放一些杂物和两三口存放谷物的大缸，前墙留有一个连纸也没糊、由木板挡着的不大的窗户。靠北的两间，是我们家的起居室兼伙房。屋子的里外间由一层薄薄的墙壁隔开，并在中间偏东的位置留有一扇进出的门，门扇为挂有门帘遮挡的内拉式单扇门。屋子的进深很浅，顶多也就两米四五左右，推门进屋两三步便可触摸到后墙。室内的地是黄土垫起来的，大概只是经过了简单的夯实“硬化”，几乎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水平处理，墙角处常有两三个老鼠的盗洞和被老鼠挖出的活土。进门右侧是一盘通间土炕，土炕边沿固定有一木制的炕沿，炕上铺有好几个破洞的苇席。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白胡子的大爷爷（我爷爷的大哥）在我家补席子的场景，以及我从当时还未固定好的炕沿上滚下来的情景。条件稍好些后，母亲便找人做了一块绿色的漆布铺在席子之上。漆布光滑干净，能擦能扫，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被破烂的苇席刺破过手脚。秋收过后，我家会在炕的西侧支一块木板，上面存放一些南瓜、金瓜之类的疏菜。室内的墙面是用石灰水或白土涂刷过的。刚刚涂刷过的墙面白而亮，也会使室内显得亮堂些，使墙面显得干净，只是会时不时将白灰蹭到衣服上、被子上。每年的春节前，母亲打扫完室内的卫生后，一般会购买一些新的年画贴在炕的正面和侧面墙上，增加些喜气和年味，并在火炕的周围粘贴一圈报纸之类的纸张。在火炕前的里侧是灶台，烟道通过炕洞与烟囱相联。灶台很低，约两砖高，做饭、烧火以柴草为主。做饭用的锅全部为铁锅，盛饭用的勺为铜勺。我记得我家共有两口铁锅，一口叫“楼锅”，鼓肚缩口，锅下有三个支脚；一口就叫“铁锅”，为敞口式，锅下也有三个支脚。灶前靠墙的地方，一般放置做饭用的柴禾。灶前挖有半人多深的坑，俗称“煤灰圪洞”，坑上一般有三四块长形木板作为盖板。房门正对的后墙上方贴有毛主席画像，稍下的墙上钉有几个铁钉，钉子上挂着一两个像框。靠南的隔墙和后墙墙角立着一个老旧的木制立柜，据说是我亲奶奶当年的嫁妆。在屋外房门和窗户之间，建有一高高的灶台，是天热时我家做饭的地方。
如果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我刚刚记事时的家，我觉得是再恰当不过的了。那时我的家，除了里间有两三口存放谷物的大缸和一口破烂的木箱外，家里可移动的物件就是一口放置在左侧门后的水缸，一支面北背南、靠里外间隔墙立着的旧式立柜，一张方形的、带小抽屉的小炕桌，一把高脚木凳和榆社人称“小双双”的小木板凳了。除此之外，要说还有什么东西的话，就是两口铁锅、七八只饭碗和一两把镰刀、镢头以及一对箩筐之类的农具了。到后来，不知母亲从哪儿买了一桩较大些的杨树根，找木匠破开，打制了一件存放碗筷之类的两门三屉平柜，放在正对门的后墙根、像框之下。而这件平柜，就算我家当时最新潮、时尚的家具了。在打制平柜的同时，我好像记得母亲还让木匠做了一件带镜子的穿衣镜，放在平柜的桌面上，靠墙而立。那个时候大家都很贫穷，别说电视机，就是收音机也很少见。对于普通农家，获取外部信息的唯一渠道，就是每天的早、午、晚收听有线广播喇叭的广播。在我家一进门右侧的墙的上方，就安装有一只有线广播喇叭，每天早晨的六点二十五分左右，就能准时听到广播喇叭里传出的“榆社人民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的声音。那时榆社有“11万人民”的信息，正是我从有线广播喇叭中得知的。我国杰出的民间音乐家、瞎子阿炳演奏的二胡独奏曲《二泉印月》，我也是从有线广播喇叭中听到的。再后来，生活条件稍好一些后，母亲便用好不容易攒下的一点钱，购买了一部调波段收音机和一只小黄鸡一下一下啄食的两铃闹钟，而那部调波段收音机则成为我爱不释手的宝贝和收听音乐、学说普通话的主要工具。
（续）我家的房门开在屋子的中间位置，为全木结构对开木闩式。起居室的窗户，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部约占整个窗户的四分之三，为支摘窗，窗口糊以麻纸，通风时，可由下向外推开支起。下部为固定的三个大些的窗格，分别安有三块薄薄的玻璃。冬天的早晨，因里外温差的作用，室内的热气会在窗玻璃上形成各种形状的“窗花”。小时觉得因霜而成的“窗花”煞是好看，会将小手放在有霜的窗玻璃上，看着霜花由白变亮，进而透明，直至融化。有时也会因融化的霜水流到炕上，遭到母亲的阻拦。我们家所居的西屋，并非正东正西的方位，多少有点偏南的感觉，因此太阳惠顾的少些，除了早晨和半上午能享受一点阳光的照射外，其他时间光线都很暗淡，尤其是傍晚，室内光线犹如夜晚。正因为如此，我家起居室的窗户就稍稍大些，并在房门的上方留有一个与房门宽度相同的窗户。即便如此，仍不能解决屋内光线不足的问题。好在时间长了也就习以为常，不觉得有多暗，该做的营生也都要按部就班地完成。那个时候，尽管有毛主席“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号召，但我从未记得有过什么“家庭作业”，也不会如现在的小学生回家做作业到晚上十一二点仍完不成的现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于我们这些农村的小孩子也一样适用。
房屋狭窄，人少尚可，人多便有些转寰不开。1972年我的小妹出生后，家中的孩子成为五个，使本就狭小的空间显得更加拥挤。每到晚上，我们兄弟姐妹与母亲六个人挤在一盘小炕上，翻个身都觉得困难。春节期间父亲放假回家后，七个人就更挤，只能侧卧。为此，我曾跟着奶奶睡过，也曾跟着我的四爷爷（我爷爷的四哥）睡过。为了解决房屋狭窄的问题，大约从七三四年起，母亲除了不厌其烦寻找大队干部要求审批一块宅基地外，还开始着手准备盖房所用的檩、椽、梁、柱之类的建筑材料。
那时的林木全是国家和集体所有。对于一个“富裕”的上中农成份的家庭和缺少男壮劳力的家庭来说，除了难以得到大队的审批权外，就是把檩、椽、梁、柱之类的建筑材料从大山深处运回家，也是个不太容易解决的问题。我记得，母亲先是通过人托人的方式，想方设法买到檩椽之类的材料，再找人在夜间把这些材料偷偷拉回家。为了放置这些建筑材料，母亲便先找人在我家的房后，利用后墙和院墙的高差搭建了一个如房子似的木棚。建筑材料拉回来后，便全部堆放在了这个木棚之中。大约到了1976年，建筑材料基本备齐，宅基地也批了下来，于是开始打地基、垒墙、搭房顶、垒前墙、进行简单的室内装饰。到1980年房子建好搬进去，前后用了四年。
我家的新房共五间，位于“桑间儿”东部，基本仍是土木结构的砖瓦房，不同的是新房为正房，阳光照射充足，室内十分亮堂。新房的房梁长为一丈四五，进深较深，前墙与两个后墙墙角挂以青砖。室内的地面用石灰拌以灰渣拍实硬化，土炕周边的墙上约60公分左右的高度，母亲找画匠描绘了一些山水车船之类的画作（榆社人称之为“炕围子”），四面的墙壁和顶棚仍以白灰涂刷。房门和窗户也均比旧房大了许多。新家的院子也很大，开始时还种了一些梨果之类的树木，前些年父母亲找人重新收拾房顶的时候，不仅将木质门窗更换为铝合金门窗，室内的地面也铺上了地板砖，而且还在院子的东面盖了两间厨房，将几棵梨果树木砍去，用地板将院子全部进行了硬化。同样也是在前些年，仰天村进行饮用水改革，我家新房的地下也敷设了自来水管道，在院子里安上了自来水笼头。
房子建好，我家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得到了较大改善，确实很是喜人。只是我们的家人基本没怎么在新房住过，尤其是我。1980年我家乔迁新居时，我在榆社中学上学。同年10月，我的母亲恢复工作。好像到1981年后半年我家就举家迁至县城了。可以说，我在我们的新家居住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超过两个月。不过可以肯定的是，1981年的春节我是在仰天的新家过的。迄今为止，那也是我在仰天所过的最后一个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