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善海
1968年8月，我们后来被社会公称为“老三届”的那批滞留在原属学校，但却又不能正常学习的学子们，也得以迎来了六个年级，一次性毕业离校的毕业典礼。
我们姚屯村在平原县第一中学初中部读书的张云鹏、张坤、张和林、张兆勇和我，这五个被当时的姚屯村村民们公认为姚屯村“五小才子”的男孩儿儿，也打起背包，收拾好学具，离开学习、生活、战斗了4个年头的校园，徒步回到了阔别4年的故乡，回家等待暑假后返校入读高中的入学通知书。
这5个稚气初脱、乍入成年的男孩儿，之所以被公称为姚屯村的“五小才子”，那也应该算作是名符其实。因为当时由于受国家教育体制和教育规模的限制，几乎全县每届小学毕业生要想步入平原一中的神圣殿堂，都是要经过一番舞文弄墨、脑洞大开的激烈鏖战，最后才能得以以七子取一的比例，挤入平原一中初一年级，全县每年只招二百名新生的四个班级之中的。
一个仅有700余人的村庄，猛的加入了5个青春健硕、初中文化的青年才俊，这无论是从当时重靠人力生产的集体劳动力方面，还是从全村村民的文化素质方面，都可谓是一个不容小觑的飞跃。
仅对这5个孩子的个人家庭而言，一个全新劳动力的增加，也为多劳多得的集体主义分配制度下的家庭收益，带来了一个飞跃性的提升。
因此，这5个青年人的回归，在姚屯村这片古来就不甘滞后的融融热土上，着实带来了一波久久不能平抑的欣喜。
姚屯，这个人口只有700余丁，但土地却拥有近4000亩的村庄，土地肥沃，平整广阔，且横跨鬲津河两岸。在当时以农为主的国民经济模式下，堪称为福满四方的天富之所。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每年夏季约产出近20万斤颗粒饱满的小麦。按照当时政府“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兼顾”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我们姚屯村的公社社员，每年夏季可以分配到7月至9月3个月的口粮共90斤小麦，这要比周围邻村的社员每人高出近20斤。加上每人3分自留地的产出，我们村每个社员每年会有150余斤小麦的夏粮收入。加上自产自用的瓜果蔬菜，这150余斤小麦，每年要有约四分之一转化为余粮粜出，换回全家人一年100余元的日常零用钱。
象这种到县城集市去出粜余粮的活计，过去我们家都是要由父亲来做的。现在，18岁的儿子毕业回来了，一则父亲想要躲躲清闲，更重要的还是要历练历练我今后理财治家的能力。所以这一次，父亲就把这到县城集市去出粜夏季余粮的事情，交给我去办了。
按照以往的惯例，一般情况下社员们在阳历7月初分配到夏季口粮。计算留足一家人至阳历9月底秋粮收成前和过年所需的小麦数量后，能够挤出来的小麦，在阳历7月底，都要搭帮成群，套上生产队那架唯一的骡马大车，一起到县城集市去粜卖。
县城的大集是逢五排十。阴历6月30这天，我们第4生产队的队长任善泉大哥，赶着那辆骡马大车，拉着我们队20多户人家的近3000斤小麦，到平原县城丁字街（现在琵琶湾公园北门往北往东的大街上）去赶集。大车走到第二生产队张姓人家地段时，被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张全明拦住了。善泉哥连忙跳下大车，问道:“全明叔，有事吗？”全明叔回答说:“有事呀。我拾掇晚了，2队的大车走了，你们帮我把这些麦子捎上吧。”于是我也跳下大车，与善泉哥一起，把全明叔用独轮车推来的100多斤小麦，抬上了大车。全明叔也爬上麦堆，和我们一起进了城。
到了集市，卸下粮食，社员们就各自扛起自己的小麦，去摆摊出粜。善泉哥也赶起大车，到县粮食局去领公社分配给生产队的牲口饲料黄豆饼去了。日近中午，大部分社员的小麦已相继成交，全明叔的麦子也卖完了，但他并没有离开回家，只是在我的摊子前转来转去。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他见我还没有卖掉，就走到我跟前，问我说:“你怎么还没卖呀？一会儿集散了，你打算扛回去呀？”
我说:“他们都嫌贵，没人买呢。”
全明叔听后问我说:“你给人家要多少钱呀？”
我回答说:“要1毛3呀，我爸爸让我要这些钱。”
全明叔听完后笑了，随后说:“1毛3那是上一集的价。这一集麦子上的多了，你还非卖1毛3，谁要你的呀？我才卖了1毛2分5呢。你也卖1毛2分5，行吧？”
我听说全明叔的才卖了一毛2分5，随口说道:“行呀，只要不扛回去就行呀。”
全明叔听我这样说，随口便向周围喊了起来:“我们姚屯村的麦子，1毛2分5一斤。有要的么？有要的过来看看。”
只见他话音刚落，便有五、六个人围了过来。最后经过协商，由先过来的3个人每人买了40斤，120斤小麦就这样被他们买走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赶集卖东西，心想:没成想这里面还有这样的道道呀！
看看帐已算清，小麦钱也都收了进来，全明叔对我说:“善海，走哇，咱爷儿俩一块儿回去。”
这时，时间虽然已经过了12点。那时的人们，赶完集无论早晚，都要饿着肚子回家去吃饭的，绝没有一个人在集市上吃饭。因为那样会被人们冠以“进街饿”的污名，传讲成不过日子的败家子，严重影响到与周围乡邻的交往，甚至会严重影响到子女的择偶结婚。再是，那时的平原县城，只有火车站南面路东，有一座县供销社开办的第一国营饭店，是专门为过往的旅客和出差人员提供饮食的。除此之外，整个平原县城再也找不出第二家饭店。
听到全明叔的话，我便跟随他顺着车站大街，一路向北出了平原县城。
那时的出行条件很艰苦，农村仍然象1958年一样，很少见到一辆自行车。因此，若要外出办事，凡是不通火车的地方，无论多远都是走着去。我和全明叔两个人，也就习以为常地开动老百姓戏称的“11路汽车”，大步朝回家的方向走去。
12里地的路程，不远也不算太近。两个人闷头走路，不免有些沉闷，于是全明叔就给我摆起了龙门阵，一段一段地给我讲起了一些在我们这一带，大人们经常给后辈们讲说的那些陈年旧事。
当我们两个爬坡道过了铁路，来到了小李庄西头，一直通到赵家湾村南的一条两米多深的南北道沟时，全明叔对我说:“看见了吗，闹日本鬼子的时候，我们村有一个小青年，就被日本人用枪打死在这条道沟里了。”我听后疑惑地问道:“为了什么？”全明叔语气低沉地说:“不为什么，就是他到平原来赶集，来到这条道沟时，有些贪玩，他一会跑到沟东边，一会儿跑到沟西边，被一个在火车站水楼子上站岗的日本兵看见了。可能是那个日本兵为了显示一下他的枪法吧，就把他当成活动把子瞄准，一枪把他打死了。”我听了说:“日本人杀人这样随便吗？当时的政府就不管吗？”全明叔听后回答说:“那时候政府里边都是些汉奸当官，我们中国人都成了*国亡**奴，谁敢去管日本人呀！”
随后，又给我讲了韩复榘主政山东时期，当时的平原县县长曹梦九，是怎样用比胡子的由头，收缴了当时唐楼村的问题青年辛万河私藏的单打一的土枪的。接下来又给我讲了我们村的干活能手、绰号“枣木杠子”的一个村民，在给一个地主家扛活时，是怎样在夏收拔麦子的劳动中，一个人力敌当时平原城北的另外两个干活能手，绰号“铁爪子”和“生铁蛋”的两个长工，在5天的拔麦子夏收劳动中，连续5天斩获头筹的。
全明叔所讲的这几段过去家乡的坊间逸事，只听的我心绪爽朗，情趣昂扬。
讲完这些早年的人闻逸事，12里地的路程已经走了三分之二。只听全明叔话锋一转，对我说:“行了，快到家了，我们还是说点正事吧。”我听后不禁有些意外，心想：一个*党**支部书记，和我这样一个刚刚初中毕业，对农事一窍不通的朦懂青年，有什么正事好谈呢？于是便收拢起刚才跟随全明叔的一个个讲述，追忆那些故人往事的遐思，细心的倾听起来。
只见全明叔先是很认真地看了看我，接着又清了清噪子，才开口对我说:“我们村*党**支部的几个委员，文化程度都太低。象我和你何圣善叔，还有你全景婶子，我们3个就光会写自己的名字，连个上级文件也念不下来。今年你们5个毕业回来后，我们*党**支部前两天专门开了一次支部会，下决心要把我们村各方面工作的文化水平提高一下。研究了以后准备让你们5个在村里做些什么工作的问题。”
我一听，这确实是一件关乎到我们5个青年学生以后发展成长的大事，于是就更加认真地听了起来。
只听全明叔接着说:“你呢，我们研究决定，准备让你接替你光文哥去当大队会计。云鹏呢，准备让他去当赤脚医生。张昆呢，准备让他到公社水利去学习当水利建设视工员。兆勇呢，因为你全景叔提议，我们村也要搞村办企业，要建一个工艺玻璃画镜子厂。因为兆勇爱画画，准备让他去县工艺美术厂学习，回来后去厂里当技术员。你觉得这样安排怎么样？”
我听了以后，大大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是准备暑假以后，再回平原一中去读高中的，于是便非常直接地对全明叔说:“我还想回去念几年高中，这个大队会计，让和林去当不行吗？”
全明叔听后，也非常直接地说:“不行，他有他的事干。秋后我们准备送他去参军呢。”
我一看，这件事没有推掉，上高中的愿望很可能就要泡汤。于是又说:“我去当大队会计，那你们让光文哥去干什么呢？”
全明叔不加思索地说:“他的事多了，他是*党**支部组织委员，发展*党新**员，选拔教育培养对象，还有共青团的工作，也由他分管。他都快忙迷糊了。”
我一看这件事有些推不掉了，只好十分不情愿地说:“那我就干一段试试看。”全明叔见我有些接受了，便又语重心长的对我说:“善海呀，当大队干部跟你们当学生念书可不一样。第一，不能有私心，不能光想着自己家的事，凡事要多想着社员群众。”我回答说:“这个我知道。”全明叔又接着往下说:“当了干部，遇事要有原则，不能当老好人，能办的事要给群众积极地办，不能办的事，谁说的也不能办。”我也随口应承说:“这个我能做的到。”
全明叔又清了清有些干渴的噪子，咽了一口吐沫，接着对我说:“当了干部，还要准备当孬种，还要准备挨骂。”
我听后有些大出意外，于是诧异地问道:“当干部不是给群众办事的嘛，怎么还要准备当孬种，准备挨骂呢？”全明叔回答说:“是呀，正因为当干部是给群众办事的，所以哪个群众有事也找你。这个群众第一次来找你，提出了一件事，你考虑以后，既不违犯法律，也不违反政策，你就很痛快地给他办了。这个人很高兴，说，行，这兄弟爷们不孬。第二次这个人又来了，给你提出了一件事，你考虑以后，这件事虽然不违犯法律，但是不符合有关政策，你就不想给他办了。可是这个人仗着跟你很熟，或者还有点什么关系，好说歹说，死磨硬泡，最后把你缠烦了，你就又给他办了。他就又说:还是这爷们好。但是，不知什么时候，这个人又来了，他给你提出来要你给他办的事，你经过考虑以后，既违犯有关政策，也不符合有关法律。你就坚决不再给他办了。这时候，前面办过事的那两次好就全没有了，回头就会骂你:这个孬种，整天碰头见面的，这点事他也不给我办！你在他心里，也就成了一个孬种了。”
我听后感觉他讲的有些道理。于是就问:“那怎么办呢？”只见全明叔笑了笑说:“怎么办呀？就是要坚定地坚持原则，能办的事，不管谁的事，都要给人家去好好地办。不能办的事，不管是谁的事，也坚决不能给他办。自己家的事也不行！办了是要犯错误的。”
我听完以后，随口赞同说:“嗯，你说的很对？”同时，从内心深处，深深地佩服起这个自称文化很低，只会写自己名字的农村*党**支部书记来，并下意识地问了一句:“全明叔，你说你文化很低，你的理论水平这不是很高吗？”全明叔听后笑着说:“这哪里是我水平高呀，这是你全景叔过年回来时，给我们*党**支部几个人上*党**课时讲的。他每次回来，都是要挤时间列席我们的支部会议，对我们村各个方面的工作安排，提出一些指导意见的。”我听后不禁称赞说:“全景叔不愧是我们村最大的干部，政策水平就是高啊！”全明叔听后也随口说道:“是呀，你全景叔很聪明，他是我们那帮人当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人。”
听全明叔提到了文化程度，我不仅又想起了我原打算去读高中的事。于是就试探着问全明叔说:“要是我被平原一中高中部录取了怎么办呢？”
全明叔听后，并没有立即回答，考虑了老大一会儿，才回答我说:“这样吧，你当大队会计这件事，到9月1号高中开了学以后我们再定。”
我一听不禁从心底暗自庆幸，自己去读高中的愿望，看来又峰回路转，有了一线可能会实现的希望了。要知道在那时，*党**支部书记就是一个基层单位的第一责任人和权力执行者，他说的话，基本上就是某些事情的最终决议了。也就是说:只要我被平原一中高中部录取了，我就可以去继续读高中了。想到这里，心里不禁生起了一股对这位老支部书记的感激之情。
我们一老一少就这样边走边聊，不觉已经来到了全明叔的胡同口，我便告别了全明叔，继续向村子西头自己家的方向走去。
俗话说，吉人自有天相，又过了大约20天，8月25日，身穿深绿色邮政制服的邮递员，给我送来了天天想夜夜盼的高中录取通知书。接过通知书，对邮递员同志说了声“谢谢”，我便兴高采烈的拿着录取通知书，去找支部书记全明叔写假期学生返乡劳动表现的介绍信。
一进全明叔的大门，我便高兴地大声喊道:“全明叔，我考上高中了！”全明叔听后从屋子里迎了出来，也非常高兴地说:“看把你高兴的，这事我昨天就知道了。昨天去公社开会，车书记在支部书记会议上传达过我们公社今年录取的学生名单了。”随后我说:“叔，你给我写个假期劳动表现介绍信吧。”只听全明叔说:“你高兴糊涂了，我不是给你说过吗，我只会写我自己的名字。”我问:“那怎么办呢？要不我自己写？”全明叔说:“你自己写不行，这不符合工作制度。等我去找你光文哥，让他给你写好了，我盖好公章，你上学前来拿就行了。”
9月1日开学时，早上起来，我到全明叔家里去拿介绍信。全明叔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善海呀，自从何圣学、张全军两个人考上高中后，咱们村已经五六年没有出一个高中生了。今年你考上了，为咱们姚屯又争了一口气。希望你入学以后，能像你全景叔小时候那样学习，把功课学好，以后干点大事，也能为咱们姚屯老少爷们争上一口气。”我听了以后，不禁好奇地问:“全景叔小时候是怎样学习的？”全明叔听后意味深长地说:“他念书的时候呀，除了国语和算术两本课本，别的什么带字的东西也没有。他脑子又聪明，书上那些东西很快就学会了，他就再找当时还在世的老秀才何从文去借书看，何从文放的那些书也被他看完了，他就再到外村去借书看。那些年，我们周围村子里能找到的书都被他借来看过了。有时甚至无论在哪里，只要看到地上扔着一块带字的废纸，他就要拾起来看看，直到把上面字都记住了再扔掉。你说他学习学到了什么程度。”我听到这里，不禁对全景叔小时候这种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从心底里佩服起来。以后几年的读书过程中，虽然没有能做到象他那样如饥似渴，但也不免增加了几分刻苦的精神。
现在，全景叔、全明叔两位老人家都已经寿终正寝，驾鹤西归了，但全明叔对我的谆谆教诲，还语尤如昨，清晰地萦绕在我的耳畔，久久不能散去。全景叔那种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也仍然凝聚于心，深深地激励着自己晚年的不懈进取。
姚屯村的诸位后世子孙以及全国各地所有的现世学子们，希望你们也能从这些优秀前人的学习，工作中汲取到对自己有益的营养元素，从而使自己今后的学习、工作和事业，能够更加蓬勃发展，硕果丰盈，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任善海，男，山东省平原县人，退休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