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孤烟
抗战初期，红军在接受改编的过程中曾经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那就是如何让这些和蒋军有血海深仇的红军官兵接受和昔日的敌人合作这一事实。当时确实有不少人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有的人甚至因此选择离队。
至于长期脱离总部指挥，在极度险恶环境下独立坚持斗争的红军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起来困难就更大，曾发生过传达接受改编命令的特派员被当作叛徒误杀的事件，甚至连陈毅都险些被湘赣苏区游击队领导人谭余保杀掉，可见当时敌我斗争何其残酷。
接受改编的红军部队在高喊抗日口号
孤守南方数省的红军游击队中，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斗争的红28军实力颇为可观，一直是蒋军重点围剿对象，处境最为险恶，在接受改编的过程中经历也最为曲折。
1937年5月，鄂豫皖根据地的特派员在西安得到了红军总部的指示，确切得知了合作抗日的消息。两个月后，红28军政委高敬亭致信给蒋军在鄂豫皖地区的最高长官卫立煌，建议双方派出代表进行合作谈判。
此信发出后的第三天，化名李守义的高敬亭，与卫立煌的代表商谈谈判的事宜。高敬亭的意见很明确，蒋军要体现谈判的诚意，就必须后撤10公里，保证谈判人员的安全。另外他还强调，这次谈判只是商量停战的事，至于重大事项，最终应由总部解决。
抗战时期的高敬亭
在当时敌对双方严重缺乏互信，且合作政策尚不明朗的背景下，高敬亭提出的谈判意见，无疑是非常缜密老练的。
此时的卫立煌，刚刚经历了一场人生重大变故——他在西安事变中当了杨虎城的俘虏，原本以为必死无疑，结果最终平安回到了南京。经历过生死劫难的人往往会大彻大悟，卫立煌也不例外，经此一劫，他彻底明白了抗日救国是人心所向，使得他下定决心不再枪口向内。当他接到高敬亭的信后，对谈判的态度是积极而又真诚的。
卫立煌（中）在指挥作战
7月28日，鄂豫皖边区签订了停战协议书，在南方八省中，这里是最早实现停战的地区。
虽说停战协议签了字，但绝不意味着和蒋军的斗争就会停止，高敬亭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反复告诫自己人，蒋军内不乏极端分子，极有可能利用停战后的放松心理搞突然袭击。果不其然，当高敬亭和皖西特委书记何耀榜率领红28军手枪团到达指定集结地黄安县七里坪时，当地专员程汝怀邀请何耀榜前去赴宴。地下人员及时送来情报，说蒋军在七里坪及附近大量构筑工事，就动武的迹象。
这明摆着就说“鸿门宴”，去了就是送死，但不去就会给对方留下没有合作诚意的借口，一旦撕毁停战协议，问题就严重了。见惯了大风大浪的何耀榜毫不畏惧，选出几个精干的红军战士组成警卫队，在宴席上不动声色地控制了场面，而高敬亭则带着部队在外面接应，让程汝怀始终不敢动手。
高敬亭（右）和项英（中）在一起
合作抗日是大势所趋，像程汝怀这样的极端人员在蒋军中也毕竟是少数。“鸿门宴”破产之后，武汉行营致函红军，表示遵守停战协议，欢迎红军进驻七里坪。
红军取得了谈判斗争的胜利，有了进驻七里坪的合法性，接下来就要把分散在各处的游击队召唤集结起来了。高敬亭派出多人前去各处传达号令，让本部各路游击队都到七里坪集中。曾是82师某连连长的李世焱（开国少将）奉命去联系赤南县书记张泽礼，通知他们的便衣队下山到七里坪集中。
这个任务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绰号“张三铁匠”的张泽礼和蒋军有刻骨仇恨，让他下山和昔日的仇敌化敌为友，很可能会激怒了他，弄不好会丢了性命。李世焱打过不少硬仗，曾两次冒死救下高敬亭，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汉，但执行这个任务还是有些顾虑。
李世焱少将
果不其然，当李世焱和张泽礼见面后，两个经历过生死战斗的亲密战友格外亲热，但当李世焱取出卫立煌的通行证后，张泽礼立马下令绑了李世焱。不过“张三铁匠”并非鲁莽无脑之辈，在反复查看了高敬亭的亲笔信并确定无误之后，表示“上级的命令坚决服从”，立即组织便衣队开赴七里坪。
李世焱完成任务后心有余悸，向高敬亭汇报时说：“这次找到张泽礼同志，差点送了老命。”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在湖北汉口成立，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戴季英任副司令员，林维先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团、3100余人，是新四军初创时期人数最多的一个支队。
向敌后挺进的新四军
在红四方面军主力和红25军先后撤离大别山后，留守的红28军（实际是一个团的兵力）处境极为险恶，但他们不但生存了下来，而且还不断发展壮大，实在是件不可思议的奇迹。作为红28军的灵魂人物，高敬亭不仅在军事斗争中体现出过人的才干，而且在改编为新四军的过程中体现出出色的大局意识，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正因为如此，在高敬亭被错杀后，他一手带出来的部队一度涣散，差点瓦解。这也进一步证明了他在这支部队中的影响力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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