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列岛的面积和位置为日本人提供了一个很有特点的基地。北海道、本州、四国和九州这四个大岛和100多个小岛构成日本群岛。这些岛屿以库页岛为顶点，一直伸展到朝鲜半岛之南，呈弧状排列，由北纬45度北海道的北端延伸到31度九州的南端。日本全部面积很小，大约142, 700平方英里，而且岛上多山，只有大约百分之十六的土地是可耕地。另一方面，大多数的岛屿处在东亚的季风区域之内，强大的海流环绕着整片群岛。总的说来，岛上的气候是温和的。
上述日本列岛的基本条件，在整个日本的历史时期没有变化。但由于日本内部和它周围世界的生活环境有了变化，这些条件的重要性也就有所不同。今天的日本被认为是一个中等大小的国家，比英国大，比法国小。它位于亚洲的东北海岸，这是一个有战略意义的位置——或者介入大陆上的事务，或者采取超然的立场。尤其重要的是它已经利用机会变成一个海上强国，并通过贸易和海运，把发展现代工业必需的资源不足这一缺点弥补了起来。
直到十九世纪中期以前，日本还被描述为另一个模样。就大小而论，按亚洲的标准，它是相当大而富足的；但就大陆文化的中心而论，它的位置又是最偏远、最贫瘠的。目前它的资源匮乏，当时并未认为是不利条件，因为在技术方面，它有丰富的土地、水力、阳光和劳动力。早年的日本人对他们的祖国很满意，称之为“瑞穗之厨”。因此，与世隔绝和相当丰产的农业基础，就是日本地理环境两个很明显的决定因素。这两个因素加起来，使日本人有可能发展出一种高水平的文化生活。它能和大陆的文化接触，而不被它的影响所压倒。
上个世纪发生了地理因素方面的变化，与之俱来的文化方面的变化，则更富有戏剧性。十九世纪中期以前，日本可被认为仅仅是东亚社会的一员，在大部分的日本史上，东亚文化环境强有力地支配着日本人的生活。100年以前，这种生活方式上的遗迹还很明显。所谓“亚细亚的”经济和社会型式还是了解日本生活的主要基础，即使现在也如此。今天的人倾向于用绝对的两分法，把行为方式分为东方的、西方的，但历史学家最好不要忘记，日本在主要文化环境的包围中，经历了多少世纪。
在有季风和季风雨的地区，发展密集型农业主要靠灌溉种植水稻，这种方法很常见。甚至于今天，日本农家以平均耕种两英亩半地来养家糊口，每英亩地能养活的人数，比美国效率最高的农场要多十倍以上。日本能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完善了密集技术，依靠灌溉和大量的人力投人，而欧洲的粗放农业，则是依赖天然降雨和加倍提高效益的机器和耕畜。
亚洲农业没有欧洲农业机械化的程度高，但它的耕作方式绝不是原始的。它是在一种高度精密的社会组织和水的控制基础上运作的。多少个世纪发展起来的灌溉系统，承担着繁重的农活，培养幼小的稻秧，并补充土壤里的肥料，这样才能使众多的农业人口丰衣足食。农民都住在拥挤的村庄里，这样他们就可以把最多的劳动力输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季风的亚洲，多数地区经常有农民基地。这种基地的特点，就是单位耕地面积上农民数目的比例特别高，在整个经济中，农业生产所占的比重也特别高。高度精密的管理水利和村民组织的系统，使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这种人类学家所说的农民基地，是相当稳定的，植根于土地之中，全心全意专注着田地和水利的问题。
另外，像多数前近代的社会那样，东亚人通常在基地农民和统治阶层之间有明显的区别。统治阶级的家庭具有较高的文化。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给农民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他们要养活大约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十的地主、武士、神职人员和官吏。工商业和其他致富之道都发展得很慢，这就使统治阶级对屈从的农业生产者更加专横。政府是*制专**的，不受与之竞争的宗教势力和法律的制约。
在东亚，儒家学说是决定人们对农耕文化下的政府采取什么态度的主要哲学。它认为政府必须仁爱而有权威，它把社会看成天然等级森严，由居统治地位的上层、农民、工匠和商人构成。东亚的传统社会，和西方国家出现的多元化的、个人主义的社会极不相同。按照它的深层哲学、它的法律制度和它对家庭及个人的最根本的态度，东亚社会建立了一些准则，这些准则和近代欧洲社会所依据的准则根本不同。
从历史上看，日本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但是，日本仓促地把自己的文化和来自西方的文化进行交易，在某种程度上像是和中国影响闹了独立。就起源而论，日本人民不属于中国血统。和中国接触以前，典型日本的原始生活方式，在一些根本方面，把他们和中国区别开来。语言的不同最为明显，而基本的宗教信仰、社会模式和政府观念也在本质上有所不同。这些不同不仅存在于原始时期，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许多相异之点都被日本人顽固地保存下来。
历史学家常常评论说日本人有一种专有的特点，使他们与东亚的其他人民不同。乔治·桑瑟姆爵士曾提到过日本人的抗拒并作用于外国影响的“坚实而不吸收的个性之核”。有的作家强调日本社会风习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始性。另一些作家又认为日本人保留了从氏族时代遗传下来的好战性格。日本人自己则希望别人以为他们与自然及美特别协调，或者以为他们有一种特殊天才，能把外国文化影响吸收到他们所特有的合成体内来。近代作家采用了“民族性”这个说法，来解释日本人的行为模式。当然，历史学家比较审慎，不轻易用这种印象主义的分析法。但他也无须否认，在日本文化中确实存在着一些历史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来源于和大陆上占统治地位的准则颇不相同的准则，因而为日本在东亚各国人民中具有个性提供了条件。
在这方面，日本人民在对待原始宗教信仰和社会组织上，有许多态度和做法一直没有变化。虽然有儒家和佛教的影响，他们信奉神道。从简单地对地方神灵的礼拜，到富有政治意义的对太阳女神(天照大神)和皇室的敬仰，一直是日本人对政府和社会的重心。皇室的绵延不断，明显是日本历史上的基本事实，它象征着日本人民的和谐及日本政体的团结。但是，还不仅如此，日本朝代的延续还说明日本政治组织上的许多特点。直到最近，日本政治大权掌握在以皇室为首的统治集团手中。这种贵族统治的结构，从它作为原始的氏族统治集团出现时起，就具有明显的特点。有统治权的家族都组织成小集团，每个集团上都有首领掌管政治和宗教。从首领信奉的祖先神祇引出宗教影响和社会声誉。因此，皇室通过亲属关系，首先在日本列岛上建立起来的统治机构，背后为太阳女神所支持。日本最早采取的这个君权形式，一直绵延到现代。
早年日本的上流人物，既是统治者又是武士。尽管在7世纪以后，中国文职政府管理的影响在四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压制了日本的尚武传统，但到12世纪，战士一贵族又以武士的身份重新出现，并且直到现在仍是日本最杰出的领袖。在武士领导之下日本出现了与中国模式对立的那些社会特色，特别是对国家(不是对家庭或个人)的忠诚之强调、富有战斗性的民族自尊心、军事贵族制所提供的粗暴但直接有效的地方行政制度。19世纪接触了西方影响的日本，意识到自己和中国的区别，并开始对中国影响表示不屑，认为它是外国的、落后的。
在历史上，日本几个主要的岛屿如果不是统一于一个单一的政治领导之下，便是由一个融合的集体所统治。九州、四国和本州是国家在日本最早出现的地方，从来没有发展成为分散而相争的地区。它们也没有像不列颠诸岛那样出现了互不相干的国家。另一方面，日本地形多山、变化多端，把它分成若干小地区，而这些地区就成为省或封建领地。日本政治史上的事件，就是在这多变的土地上表演出来的。首先安定并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是北九州地区和獭户内海沿岸。这里成为日本的核心地带，以畿内平原为中心，面向着遥远的大陆。就是在这里，首先建立并发展起政治中心。只是到12世纪以后，关东东部的大平原才开始与核心地带相竞争。只是到19世纪，以大都市东京为中心的关东地方才统治日本的政治和经济。事实上，今天日本的许多地理和文化的传统倾向几乎完全被否定了，因为这个国家现在正要越过太平洋和外界联系。而在国内，现代化的交通网络和地方行政的扩张，使历史上那种以土地、水源和贵族家庭为文化主要成分的地理划分，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