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1964年春节拜年会上，聊历史谈教育：
“课程过多、作业过多，学生不能独立思考。
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
实行突然袭击，出偏题，出古怪题，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彻底改革。
我主张公开出考题，向同学公布，让同学自己看书，自己研究，看书去作。
例如对《红楼梦》出二十道题，有的学生作出一半，但其中有几个题目答得很出色，有创造性，可以一百分。
另外有些学生二十道题都答了，是照书本上背下来的，按老师讲的答对了，但没有创造性的，只能给五十分或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可以试点，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太死。
老师讲课有的啰啰嗦嗦，允许学生打瞌睡，你讲的不好，还一定让人家听，与其睁着眼睛听着没味道，还不如睡觉，可以养养精，提提神，可以不听，稀稀拉拉，休息一下脑筋……”
1965年8月8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的会议上《关于礼宾工作指示》：
“我们招待外国人的宴会规格太高，而且不看对象，千篇一律都要上燕窝、鱼翅那些名贵的荣，花钱很多，又不实惠，有些外国人根本就不吃这些东西。”
1965年10月18日，毛主席《关于大学文科改革的指示》：
学哲学就要学有实际的哲学，我们老一辈不行了。
资产阶级讲天赋*权人**，哪里有天赋*权人**，都是革命来的，都是工人贫下中农斗争来的。
希望学哲学的人，都要到工厂、农村跑跑。
我看了*京大南**学一个学生参加四清后写的一篇体会，写得很好，善于通过现象看本质，本质看不见摸不着，只有调查研究才能看到。
同志们要多学点东西，学点植物学，土壤学。
现在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上大学，看不见务工务农务商的，学完了不知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地，还把身体搞坏了。
我告诉我的孩子学农务商，学完了到农村，就说我到这里来补课。
大学里要学那么长时间，一个人两岁学会说话，三岁就会打架，五岁可以看父母种田，从小学会很多概念。
现在教育太脱离实际了，大学教育要很好改进，不要学那么长时间，特别是文科要改进。不然，学哲学的不懂哲学，学历史不懂历史，学文科写不出文章。大学生要到工厂、农村去，下连队当兵，接触实际。高中毕业后先做几年实际工作，然后再读几年书，过去的大发明家都不是什么大学出身。
哲学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恩格斯讲辩证法是二条，斯大林讲四条，我看就一条——对立统一。
什么叫综合？
我说综合就是把敌人吃掉。
什么叫分析？
吃螃蟹就叫分析，把肉吃了剩下壳。
分析和综合分不开，什么事情都有两重性，有对有错。
杨献珍这些人应该下去，帮助他们改造。
形式逻辑是一门专门科学，和辩证法合在一起不实际。
总之，大学文科非改革不行，不然就要出修正主义。
1965年12月21日，杭州汪庄，毛主席讲话：
这一期《哲学研究》（指1965年第6期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我看了3篇文章。
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
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
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
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反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
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攻反**倒算，哪有什么让步？
《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国卖**主义的，彻底的*国卖**主义。为什么有人说它是爱国主义的？
无非认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的措施。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们的总路线，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写那样多。
*京大南**学一个学生，农民出身，学历史的。参加了四清以后，写了一些文章，讲到历史工作者一定要下乡去，登在*京大南**学学报上。
他做了一个自白，说：
“我读了几年书，脑子连一点劳动的影子都没有了。”
在这一期*京大南**学学报上，还登了一篇文章，说道：
“本质就是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这个话，我也还没说过，现象是看得见的，刺激人们的感官。本质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隐藏在现象背后。
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本质。本质如果能摸得着，看得见，就不需要科学了。
要逐渐地接触实际，在农村搞上几年，学点农业科学、植物学、土壤学、肥料学、细菌学、森林学、水利学等等。
不一定翻大本子，翻小本子，有点常识也（就）好。
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们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我曾给我的孩子说：
“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年书，越读越蠢。請叔叔伯伯、兄弟姐妹作老师，向你们来学习。”
其实入学前的小孩子，一直到七岁，接触社会很多。两岁学说话，三岁哇喇哇喇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锄头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
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狗黑**、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男人女人不见了，大人小人不见了，中国人外国人不见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谁见过“人”？
只能见到张三李四。
“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能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
文科不改造不得了。
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
能出文学家吗？
能出历史学家吗？
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
×××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
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
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作实验。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它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
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去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
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
一定要在大洋楼里面教吗？
大发明家瓦特、爱迪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的，报童出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
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写书不能象现在这样写法。
比如讲分析、综合。过去的书都没有讲清楚。说：
“分析中就有综合。”
“分析和综合是不可分的。”
这种说法恐怕是对的，但有缺点。
应当说分析和综合是既不可分的，又是可分的，什么事情都是可分的，都是一分为二的。
1966年2月18日，毛主席同*远新毛**的谈话：
“理工科还要有自己的语言，六年中先搞三年试试看，不一定急于搞二年。尖端科学填二年，要有针对性也许行。三年不够，将来再补一点。有针对性才能少而精，有针对性才能一般和特殊相结合。六年改成三年，这样做以后，步骤稳妥，方向对头。
新事物，*它干**几年，不断总结经验才行。
理工科有它的特殊性，有它自己的语言，要读一点书。但是也有共性，光读书不行。
理工科我是不懂的，医科我多少懂一点。你要听眼科大夫说活，神乎其神，但人总有一个整体。
科学的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但讲课不能都按照发展顺序来讲，学历史主要学习近代史，现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才三千多年，要是到一万年该怎么讲呢？
尖端理论包括通过实践证明了的，有的基础理论中要去掉通过实践证明没有用的和不合理的部分。
讲原子物理只讲田模型就可以了，不必要从丹麦学派波尔理论开始。
你们这样学十年也毕不了业。
坂田都用辩证法，你们为什么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