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时代是浙江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吴越国创造的灿烂文化至今依然产生着重大的影响，杭州便是一个很好的实例。作为新市，当年也受到吴越国的文化影响，其中西栅“双塔寺”便是当年重要的吴越国文化建筑，在新市历史文化中占了一席重要地位。
新市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寺院有三座，分别为觉海寺、双塔寺（又称慧通寺）、明因寺（又称南寺）。而建造规制最高、修建最为华贵的当数双塔寺，这座寺院因建有阿育王塔形象的两座砖塔，故称“双塔寺”，这是一座“规制宏广，冠邑诸刹”的大寺院，系后晋天福年间（公元936年——947年）吴越国的国王钱元瓘敇令所建，并由相韶师担任开山住持。
说起双塔寺，它的历史发展也是坎坷曲折，它最初建造的地址建在新市“镇西关”，即新市西栅马公桥迤西，至觉海寺的北面一带。最初称为“双塔寺”。吴越国实施“纳土归宋”后，北宋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双塔寺”被朝廷重新赐名为“法华院”。到了北宋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又改名为“慧通寺”。但无论怎样，民间还依然称为：“双塔寺”。南宋期间的“双塔寺”寺名远扬，寺观宏丽。在《吴兴统纪》书中，曾经有这样的一段话，是说“慧通寺”在南宋时期声名巨传，名僧往来频仍：
绍兴中荣师、乾道中牧庵朋师辈，尝与车溪竹庵往来，问法信向者。
后来南宋为元兵所败，“双塔寺”被战争所毁。此地一直荒凉，一直到了明朝洪武初年（公元1368年），政府在此设立了城防治安机构的巡检司，搭建了一部分行政办公设施。这时的“双塔寺”的塔基都难以看得出，就这样一座金碧辉煌的寺院，在人们的记忆中慢慢消失，被历史岁月的尘埃慢慢湮埋起来。
明朝永乐年间，现为士林王公郎的村落上，有一座千年古寺——“觉华寺”，寺内有一位僧人名为古愚，极有修养与抱负。有一天，他去了新市“双塔寺”旧址怀古游赏，无意间看见一块大的寺匾，上面赫然有“慧通寺”三个大字，他就萌发了想要重建此寺的宏念。于是他开始筹划，勘察，实现自己的梦想。他看到“慧通寺”原址已被官府占据，难以复建，只能去别处选地，他在新市镇上进行全面考察，终于看到一块适合建寺的地方，那就是北栅菩萨桥之南，积善桥之北，即为南宋丞相吴潜的祖基之地，于是他通过官府购得这一块地，规划起他人生最大的恢复一座古寺的计划。通过僧人古愚的百般努力，四处筹募资金，花了很长时间，终于在他手上把一座寺院建了起来，古愚自己担任了“慧通寺”的住持。山门辉煌，大殿恢宏，将“慧通寺”旧额重新张挂，一时震惊浙北，四方香客纷纷前来烧香。
古愚圆寂后，“慧通寺”新住持便是古愚的继承人，这位新住持牢记师父遗愿，决定将这座寺院再进一步扩大，对这座寺院倾注了极大的深爱。后来，他四方筹得善款，又在寺院的旁边，购置了一部分土地，计划扩大寺院规模。接着，他在寺院前面建造了三门佛殿，又建了大堂、阁楼、长廊、舍宅等等，“慧通寺”变得越来越宏伟，规制高大上。在此基础上，在三门佛殿上面的正中央，专门让当年地方乡贤写了榜匾五个大字——“仙潭第一山”，高挂于正中央上方，气势不凡。到了明朝嘉靖时期的末年，遇到盗僧纵火，一座“慧通寺”就在这场大火中化为灰烬，从此之后就再也没人去复建这座寺院，“慧通寺”也从此在新市古镇百姓的视野里一下子消失。
关于新市的“塔院”之名，由来已古，便是与新市西栅的“双塔寺”有关。当年的“双塔寺”在西栅的西关存在了三百多年，这三百多年的僧人圆寂，都专门辟有墓地，进行塔式纪念，所以当年这里有一处专门耸立塔墓的地方。久而久之，人们称这里为“塔院”。元朝后“双塔寺”为兵灾所毁，再无复建的机会，寺院不在而“塔院”萧然尚存，平添了悲壮景色。根据《仙潭志》的记载，明代新市先贤陈霆所见的“塔院”实景是这样的：
地颇幽僻，荔萝交荫，苔藓凝积，俨有山林萧然之趣。古松百余棵，撑蔽天日，清风徐来若笙竽，岩溜清飒可听，幽人野客时或散策其地。
从以上文字可见其非常幽僻，正因是坟茔之地，也无人会占地他用，一直到清末民国之时，才开始有外地流民搭棚聚居，久而久之，形成村落。据新市文化学者陈家昶先生回忆，原“双塔寺”之地为“江北人”棚户区，茅棚特别多，都是来自于江苏泰州、兴化一带的渔民寄身于此，破棚陋屋，完全不同于本地世居的村落。而“塔院”之地，茅屋不多，所寄身者更为穷困。
清代新市诗人沈鸿谟先生曾经写过一首《塔院松风》一诗，凭景吊古，写尽原“双塔寺”与现存“塔院”的一片荒芜：
寺院谁凭眺，涛声夕照中。幽人寻不见，短棹泊桥东。
浙北新市古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