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一张财新编辑部通宵赶工最新一期杂志的照片曾在网上流传。那时，正是传统媒体与公众的“蜜月期”。
无论是《财新》《三联生活周刊》等纸刊被疯狂买断，还是微博上争相传播深度报道，抑或是媒体之间的齐心接力——都像是“流量为王”时代传统媒体的一次“回光返照”。
就像硬核科普的回形针也会因一条《关于新冠肺炎的一切》全网刷屏一样，疫前期武汉政府的应对失措，全国上下的焦虑恐慌，使所有人都陷入了对真相的极度渴求之中。
无论是否赞同媒体立场，无论是否在乎纸媒的死活，公众都在共同的危机面前放下了成见，在官方新闻之外，只能依赖这些硕果仅存的传统媒体从现场发回一线消息。
然而，一旦疫情的乌云逐渐从人们头顶散去，同仇敌忾的注意力重回琐碎日常，两个月的“蜜月期”就迅速画上了休止符。
正如做書在之前的文章《网络暴戾之下，纸媒会成为“看客”的避难所吗？》中所写：“像一只火柴被短暂地被擦亮，只为照亮真相的火光很快熄灭，我们重回疫情前的舆论环境中。”
关于媒体是否歪屁股、崇洋媚外的立场争论，盖过了对于事实的追求。财新等媒体在疫情前期积累的信任和权威，在一次次质疑声中逐步瓦解。
昨天，引爆舆论的《高管性侵养女案疑云》则给了财新最为沉重的一击。这篇将单方面说辞以非虚构手法照单全收，在导语中先入为主为案件定性的报道激起了民愤。
而记者在朋友圈对于受害者的恶意猜测，自恃真理在握与公众战斗的姿态，更是让稍有良知者义愤填膺。
这篇报道背后不只是一个专业伦理严重缺失的记者，责任编辑与内部流程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即使曾经视财新为国内媒体骄傲的人，也不能不扼腕叹息：一向以专业严谨著称的财新何以会大失水准，新闻专业主义何以会沦落至此？
已经有不少媒体同行、传播学者从新闻专业主义分析过这篇报道。即使母女拒绝接受采访，但全篇基于男性视角的单向讲述，纵然有警方、社工、律师、法学专家等第三方声音，记者还是不知不觉间沦为了一方的“传声筒”。
不仅如此，新闻专业主义并不是评判这篇文章的唯一准绳，在此之上还有新闻伦理和人性的善意。
正如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常江所说：“对专业程序（比如信源的平衡性、语言的客观中立等）的部分舍弃，必须是服务于绝大多数人都认可的‘善’的标准的。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专业程序上有问题的报道，我认为南风窗那篇可以接受，财新这篇绝不能接受的原因。”
然而，无论是记者的朋友圈，还是随后通过朋友的进一步回应（“基于新闻专业主义，她还是基于掌握的事实和证据，客观地写了那篇报道。纵使鲍毓明是人渣，也需要还原事实”），都能看出这种“拒不认错”源于其将探求真相视为压倒一切的天职。
如果说在疫情期间，记者的这种“使命感”与公众达成了高度一致。那么如今不顾舆论执意还原自以为的真相，却与汹涌的*意民**迎头相撞。由于专业能力与客观原因，记者又没有能力还原更全面的真相，结果就沦为了对冲现有报道的“舆论弱者”的代言人。
虽然财新的报道也挖掘出很多触目惊心的事实，但整篇报道却是以“缺爱小女孩寻爱”而不是以“成年人诱奸未成年少女”的角度写的。用@编辑下山 的话说“细节倒是没有问题。但是完美展示了什么叫方向错了再努力也白搭。”
很有可能，一向以政经、商业报道见长的财新，多数时候都和公众利益高度一致，遂有了*意民**代言人的天然自觉。而新闻专业主义傍身、离真相更近的记者有一种独立于*意民**的“我独醒感”，却忘了自己也会有习焉不察的偏见，自己采访到的不一定就代表真相。
而且，媒体同行之间在同一事件上的暗中较劲，也使记者很容易陷入追求“另一个版本”，乃至于追求“反转”的偏执之中，忘了在“真相竞赛”之上尚有社会伦理与法律问题。
从这篇报道的顺利出炉到《他们打满全场》的杂志封面，也可以看到财新的自身规范中可能过多强调了新闻主义，而忽视了性别伦理和专业伦理。
正如没有从不犯错的人一样，在新闻史上从不犯错的媒体也不存在。我们不能因为这一篇报道抹杀财新在疫情期间的所有努力，毕竟它的专业、深度和持续性业内外有目共睹。
但这篇报道透露出来的价值观问题，却将会使财新日后的每一篇报道都会伴随着一丝裂痕，除非内部愿意全面反思检讨。
一家媒体赢得信任需要经年累月的努力，但一篇报道可能就使这一切化为乌有。同样，对一家媒体彻底失望可能很容易，要再找到一家值得信赖的媒体却难上加难。
当媒体行业已经支离破碎、溃不成军，我们与其抓住一点将一家媒体批倒批臭，不如保留一种相对专业的声音，保留一块哪怕偏狭的真相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