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课私教乱象 (补课机构恶性循环)

“补课” 断 想

作者:袁炳纲

补课规则怪谈,补课危机

前些天,在街上碰见一位老师,引着自个儿的两个孩子,前去“领军教育”补课。两个儿子,各补五天,一千八百元。

也是前些天,隔壁的王女士带孩子去补课,一女一儿,各补半个月,四千零二十九元。

那天在重庆市,中午气温四十度以上,然朋友没有休息,仍然奔跑在大街上,为给女儿补课的老师奉送水果。

……

凡此种种,举不胜举。

今年暑期温度特别高,补课的热浪似乎比气温还高,并且现时已不再是什么什么名目繁杂的普通补课班了,而讲求更高层次的“一对一”,名师名教授等等了。

景区几A是由国家评定的,风景的秀美程度决定门票价位的高低,补课虽然没有经过国家评定,但老师的水平和出名度却决定了补课费的高低,由最低的每小时二三十元起步,到最高的每小时六七百元,甚至到上千元不等。

大人物大价钱,小人物小价钱,中等人物中等价钱。

而前来参加补课的,络绎不绝,摩肩接踵,几户挤破名师名教的门槛。价钱自然随行就市,水涨船高了。

我问了几个前来补课的家长,为什么要这么拼着家底给娃补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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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补课的家长群中,不乏打工仔打工妹,有的打一天工才挣几十块不到一百元。可他们这一天的辛苦竟抵不住儿子一个小时的补课费。

“人家都补,咱不能不补,不能让娃输在起跑线上。”

“娃有两门功课差一点”。

“老师说再强化一些,会更好。”

……

他们这一说,使我想起一件往事,那年联产承包后,麦子大丰收,我家劳动力只有我和妻子,实在割不完,于是一天早上去场里叫麦客。在麦客场里见到我姨父也在叫麦客,好纳闷。

我姨父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加上他和我姨全都是劳动力,一个人平均割不到二亩麦,一两天就可割完,为什么还要叫麦客割麦呢?

“怂管,人家都叫哩,我也叫两个。”当时姨父这样的回答简直让我傻了眼。

那么,我们这趋之若鹜的补课,不是和我姨父当年叫麦客如出一辙吗?邯郸学步,古有之,今仍然有之,且有过而无不及。这不是什么笑话,而是严肃的现实。

有两门功课差,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老师说再强化一点……

“哪两门功课,是否真正差,是你发现的还是听别人说的,或者是孩子自己说的。”当我问起这些时,家长一时语塞了。

“人生的起跑线究竟在哪里?”

我再这么问另一位。

“我只上了两年学,如果能弄清这问题,就不会一年四季风里来雨里去打工……”

我不知道他后边都讲了些啥,只看到他的眼眶有点湿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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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再问了,也不想了解老师如何帮助另一位家长强化这个孩子,更不知是质的强化还是量的强化,或者笼统的说是知识的强化。我知道这位家长也讲不出什么张道李胡子。

庄稼丰收不易,打工挣钱不易,当个家长不易,当个学生家长更不易。

我不知道那些给别人孩子补课的名师名教是否想过这个问题,是否也是一位家长,是否站在家长的位置上,殚精竭虑为了孩子,是否知道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补课我不能说不好,在这个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一切的时代,填平补缺肯定有裨益,但如果让铜臭吞噬了,就变得狰狞而猥琐,甚至有点可怕了……

我不由打了个寒噤,在这么炎热的伏天。我又想起了我的少年时代。

那时刚一放暑假,我就得去山后斫柴。伏天的太阳太热了,早上斫的蒿子酸枣枝一个中午晒过,下午就可以点燃。

那时候还是人民公社化,*革文**的硝烟还没有完全熄灭,我们这个斫柴队伍人员相当庞杂,有派出所所长李玉志,有数学老师李自近,还有父亲和我。

父亲也是教师。我们这些人是不需要参加生产队劳动的,但不能闲着,于是就一同结伙上山斫柴,准备家里一年烧锅做饭和冬季烧炕的柴禾。

李玉志可时是某派出所的所长,可能因为某些问题受到*革文**风暴的冲击,不能上班,也许当时的派出所还属瘫痪状态,根本不需要上班。

总之,我们这伙人,拉着架子车,带着锅、面等厨房用品,临时住在一孔敞口的破窑洞里,三块石头支起一口尺八铁锅,开始了长达几十天的野外斫柴生活。

由于大多是新手,没有斫柴的经历和经验,常常出现许多狼狈不堪的窘状。

先是李自近老师的学习。

李老师从小上学,不会斫柴,酸枣是丛生多刺的灌木,扎人,他斫不了,在一条地塄上,他只挑一些好斫的花叶铁杆蒿和不带刺的野菊花等斫,而绕过酸枣丛,所以半天斫不下一捆柴,劳动效率太低。

所以他开始学斫酸枣枝,父亲从小斫柴,这方面有经验,他教李老师先剁一根带叉的树枝,拿在左手,用脚把酸枣枝踏倒后,用叉子压住,它便弹不起来,不至于扎伤手,然后再用镰割下来。

这活简单,一看一实践便会,李老师相当高兴,象自己在数学课堂上总结数学公式一样,总结了斫酸枣枝的四步法:一踏,二叉,三割,四压。

这最后一步的压是因割下来的酸枣枝蓬松,若不压瓷实,将来扎捆时体积太大,不好往家里运输。这斫柴地点和我们家相距近三十华里地。

李老师虽说学会了斫酸枣枝,但终因初学,仅仅学了皮毛,没有达到精髓,老崩镰刃子。

原因是别人把酸枣枝踏下去,用叉子压住,使酸枣枝变成弓形,然后在枝的弓背上用镰轻轻一削,借用酸枣枝向上崩的那一点反弹力,轻而易举就割下了柴。

他掌握不了这点,生硬地往下砍剁,木镰刃又那么薄,稍微一歪,嘣的一下,一个大豁口。

崩了的豁口钝,柴枝若遇到,便斫不下来了,不管你怎么用力,除非避开它。

于是,李老师又开始了新的学习,学习如何把豁口磨锋利,酸枣枝钻到里边,照样可以割下来。

最可笑的还是李玉志所长。他一米八七的个头,一百八十斤的体重,人高马大,力大无穷。

每天去地塄斫柴,回来都要顺便捎一担柴,放在能装架子车的路边上,有经验的人一担挑四捆,即先用湿蒿子拧成四根草绳,捆成四小捆柴,然后再用专用的划子绳将两捆小柴合成一大捆柴,然后再挑。

这种划子绳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发明的劳动工具,过去农村家家都有。

它一头是带勾带点尖的比较结实的树枝削成的勾,形状象一根钢筋留一个二寸长短的尖后再焊上另一条夹角近乎六七十度的短短的钢筋。

这样在*绑捆**物体时,把带尖的这一头铺在地上,然后拉起另一头的绳子,穿在夹角处,人反向用力一拉,物体便*绑捆**紧了,然后,绳子在那头尖的头子一转,压住这边的绳就行了。

这种方法,*绑捆**的物体一是紧,二是方便。

但李所长不这样,他嫌拧草绳多费时,更嫌捆四捆麻烦,也不喜欢用划子绳,他一担只挑二大捆,捆捆不象别人捆的扇子头,马蜂腰。

他捆的是老牛腰,捆捆五大三粗,膘肥体壮,后来用架子车往家里运时,别人一车装三四十捆,他装了九捆便无法装了,放不住,也勒不紧,车一行走,要么掉捆,要么翻车。

搞得他那爱出汗的国字脸出汗更多了,简直要往下流。

……

我当时只是这个临时团队里的学生,除了一天上午下午两晌跟随团队斫柴外,中午睡醒后,大人聊天侃大山,我坐在窑门口的柿子树上,晃晃悠悠看水浒。

那时好多字不认识,真是:会看了看门道,不会看了看热闹。我看的是热闹,但现在回想起来,天天都很充实,很劳累,也很有乐趣。当然也都很艰苦。

几乎整个一个暑假,我斫柴看书听故事。

有老师有学生,但没有补课。假期也不是真正的休假,完全是另一种方式的劳动生活。

因而,我非常羡慕如今的孩子,假期完完全全是假期,没有艰苦生活,没有体力劳动,没有野外就餐宿营……

但有了补课,有了作业,有了这个班,那个班……

话说回来,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差了吗?你们什么都有,你们优秀了吗?

前些天,回了一次老家,村口挂了一条横幅,上面写了“XXX,欠钱不还,不要脸”。

这某某是我的学生,我回去后打听了一下,这学生借了别人的钱,原说啥时还,可到时还不上,别人怎么催,总不还,最近,手机关机,离家出走,无影无踪了。

债主是老虎吃天,无处下爪,才有这挂横幅声讨的下策。

还有一次,我的一个侄子,贷别人的款,留我的电话,对方打电话让我催促。因为他们联系不上本人。

所有这些情况太多了。

回想我们那个年代,青年人先学的是如何挣钱,然后才是花钱,可如今的孩子先学会了花钱,后没学会挣钱,只好玩失踪消失,甚至是违法犯纪了。

我是老师,也补过课,也是暑假,几个直系亲属的孩子,某些课学得有点欠缺,一放假便把孩子寄养在我家,中午太热时,我顺便给他们讲几句。

也许效果还不错吧,村上的几个孩子也来了,我也放羊娃摘酸枣,顺便捎带上了他们。

没有收费,没有招徕,更不说做什么广告了。一个暑假,轻松愉快就那么不知不觉过了。

我很笨,六十多了,人生还相当失败,没有钱更谈不上势了,甚至直到今天还在寻觅人生的起跑线,还在学习,自己给自己补课。

很早以前,人们谈论新生事物,我的老师杨涛当时是初中校长,他最看不惯有些被冠以新生事物的年轻教师那吊儿郎当的样子,毫不客气地批评他们:

新生事物不要弄成了新生怪物。

也是在很早以前,讲究新鲜血液,吐故纳新,周至的某位文艺青年说:

有许多黑血一股一股往*党**的肌体里钻。

这位青年很尖刻,他县新来了一位县长,干了几件事,也可能不着调吧,他一边议论一边说应该干啥,却干了啥,还对比性极强地一条条书写在纸上。

后来这张纸被县长见到了,差点炒了他的鱿鱼。

也是在前些年,我两次开车拉学生家长去县。

一次是该学生考上了县上一中,是学生中的精英,一中校长请家长来看校园环境,顺便介绍一下一中。要求家长放心把娃交给他们。

一次是没有考上高中的差生家长,去看职教学校,动员那些差生上职教。

在路上,我开着年,听家长说话侃大山。

学习好的那些家长多半都说自己的孩子还有什么地方差一点,需要再加强加强。

而学习差的家长则说我今天之所以让孩子上职中是看了我或者某个老师的面子。他们似乎比那些精英学生的家长更牛气。

两次一比较,我心里很生气,只差骂出声来。

自己儿子学习那么差,不想如何补救,反说上学看面子。那些精英学生的家长,倒反而猥琐了,成了孙子。他们反倒成大爷了。

真是可笑,更是可悲。

说了一周八匝,似乎什么都说了,似乎又什么都没说。这也难怪,一个连人生起点还没有找着的凡人——我,离人生的终点却不远了。这点我知道。

还是回到补课上吧,也许真是补课,真的不是全部为了钱,但对于孩子家长来说,起跑线究竟在哪里,自己的孩子究竟缺失了什么,我想大家还是思考一下再做决定吧。

麦子丰收了,我姨父异常高兴是对的,但要叫一两个麦客收麦,实在是不该。农民还是以勤俭为好。贪大求洋要有,但要适可。

同样,家长因种种原因,挣了大钱,可要因孩子而异,不要单纯依靠补课来增强孩子的素质。

最后,再说说教师,不要为了五斗米折腰。虽然我们还很穷,但不能忘了根本:传道授业解惑也。

教育不是生意,补课也不是我们唯一能挣钱的方法,好好研究一下“道“在自己的身上心上的位置,是大于金钱还是小于金钱。

世道好了,人也应该往好改变,道德应该首推其首。

人心都是肉长的,我希望大家好好想一想,我们今天应补哪一课!

教育教育,教为老大,育为老二,育是什么!奉劝大家好好想想。

教育不能畸形发展,不能进入时时处处“补课”的怪圈!

补课规则怪谈,补课危机

补课规则怪谈,补课危机

作者:袁炳纲,一九五五年生于昭陵镇坡北村,一九七二年参加教育工作,一直执教于坡北初小。一九九六年调原建陵教育组工作。二零一五年退休,小学高级教师。从小热爱文学,曾在陕西日报,咸阳报及秦都文艺刊物上发表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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