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6和17世纪是华南地域社会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的转折时期，在近两百年的时间里，粤闽交界的韩江流域因“山贼”、“海盗”和“倭寇”空前活跃而引致地方*乱动**的严重情势，乡村聚落形态因而发生重大变化并出现明显的“军事化”趋势，这一变化最终成为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经过长达一百余年的筑城建寨运动，韩江流域21个县都出现了大量的军事性城寨，而清初的“迁海”政策也对该地域的社会组织和聚落景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复界”之后“粮户归宗”的举措，则导致聚族而居的单姓大村的普遍出现。
【摘录】
因地域广阔，地形复杂，“山海之间”多族群并存，要对明代中叶以前韩江流域的聚落形态进行简单的概括，确有难度。但可以肯定的是，散居的村落是大量存在的。例如，嘉靖《兴宁县志》这样描述该县明初以后乡村社会的居住习惯：
国初兵后，邑荒墟，后渐实以汀、吉、抚州之民，城中皆客廛。
土人喜村居，曰宜田也。父子必分异，为子买田一庄，田中小丘阜，环莳以竹，竹外莳棘，代藩篱（俗呼棘曰勒）。数岁成茂林，作宅其中，前必大作鱼塘。高冈远望，平畴中林麓星列，环居皆田。子草角（马巨），出之子数人，人自为宅，虽一子亦无同居者，欲其习劳食力。相去或数十里，疾痛不相闻，邂逅相见如宾。
该县乡居民众“父子必分异”，“虽一子亦无同居者”的情形，作为风俗被县志所记载，应当是当时兴宁县普遍存在的聚落形态。
1981年８月在*物文**普查中，在接近韩江支流北溪入海口的樟林村，发现了一批从明代嘉靖年间到清代嘉庆年间本村历史档案的抄本，其中所包括的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该村百姓给潮州知府的呈文，就讲到当年他们集众村聚居之前的村落分布情况：
缘居等海滨蚁民命乖运蹇，居址莲胜（指樟林村后面的莲花山——引者）荒丘，三五成室，七八共居。可为生者，耕田捕海；遵治化者，变物完官。
结合其他文献，我们知道这些“三五成室，七八共居”的山边小村的居民，主要是渔户或疍户，负担军役和渔课，归属设于附近的东陇渔泊所管辖。尽管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所修的《潮州府志》记载饶平县苏湾都江北堡有所谓“樟林村”，但从这批文献看，当时的“樟林”还不是一个聚落。根据清代康熙年间本村人的记载，从元初至明中叶，所谓的“樟林村”是由散居在今樟林北面莲花山麓的陆厝围、周厝围、蔡厝围、程厝围、小陇、大陇等小乡里组成的：
尝考山边草洋内则有陆厝围，坑埔之南则有周厝围，此乃前人屋居，后搬为田。至万历、崇祯又遭水堆积为埔，本里各姓俱有田在焉。又石壁头小墩下则为境主天后娘灵感宫，驿后、胜塘、后沟则为诸姓里居。此先人传习，以为元初之烟址也。
兴宁县地处梅江上游的深山之中，樟林则位于韩江的入海口附近，由以上两个例证可以想见，在明代后期的大*乱动**之前，韩江流域普遍存在着这种“三五成室，七八共居”的小村落。
如前所述，自明中叶开始，韩江流域长期遭受山贼、海盗与倭寇之苦，海盗、山贼不断侵扰，“抚民”、“抚贼”到处可见，官员懦弱，官兵无能，官府没有足够的能力在一个迅速转型的社会中维持安定和起码的秩序，这种散居的小村落能力薄弱，难以适应急剧动荡的局势。官府和士绅都鼓励百姓归并大村，并筑城建寨。据嘉靖《广东通志》记载，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倭寇从福建进迫饶平县，有司即“通行各县谕令小民归并大村，起集父子、丁夫，互相防守，附郭人民俱移入城内”。这种“谕令小民归并大村”的政策，使嘉靖以后该地区的聚落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散居的小村落减少了，出现了一座座墙高濠深的军事性城寨。
……
经过一百多年的筑城建寨运动，明末韩江流域乡村的聚落形态已经与以前大不相同，现在所见该地区农村主要的“大乡里”（大村），几乎都在嘉靖至崇祯年间有过一次重新整合并“筑城设防”的过程。以澄海县为例，至明末，该县重要的居民点几乎全部成了军事堡垒：
在下外为冠陇寨；在上外为莿林寨；在中外为渡头寨；在苏湾为程洋冈寨，为南沙头寨，为南湾寨，为樟林寨；在蓬州为歧山上寨，为歧山下寨，为下埔寨，为鸥汀背寨，为外沙上、中、下寨；在鳄浦为水吼桥寨，为湖头市寨，为厚陇寨，为月浦上、中、下寨，为长子桥寨；在鮀江为鮀浦寨，为莲塘寨，为大场寨。以上诸寨百姓因寇盗充斥，置寨防御，自为战守。
地处内陆山区的福建省漳州府的平和县，也有类似的情况：
负山险阻，故村落多筑土堡，聚族而居，以自防卫，习于攻击，勇于赴斗。国朝以来，休养教化，尚淳朴，重诗书，强悍之俗，十变二三矣。
明清之际韩江流域兴建的城寨，以建筑方式和聚落形态划分，大致有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如樟林寨一样，城寨四面以石、砖或石灰建筑围墙，设有城楼和城门。城内房屋建筑如普通民居。丰顺县之种玉上围即属这种类型。这种类型多分布在韩江三角洲平原及近邻的韩江中游地区以及榕江和练江流域。
第二种类型：与第一种类型有类似之处，分布地域也基本相同，最大的差别在于此类没有独立建筑的城墙，而以最外一圈房屋相连的方式形成城寨，但同样设有城门和门楼。丰顺县的建桥围即为此种类型之典型。《明季岭东山砦记》对建桥围的建筑过程有如下记载：
建桥围：明隆庆末，寇贼黄瑺结*党**倡乱，自江西及兴（宁）、长（乐）、程乡、海阳各县，悉被劫掠。里人张乾福谓乡人曰：今寇贼猖獗，若不联防设险，建寨御侮，将流离四散。乃阻水筑墙为围，练丁壮以自卫。适大理卿陈燕翼奉命巡察粤□……见乾福有谋略，奏保以六品都乡长，佥军事。乾福于是慨然散家财，大兴土木。深沟高垒，立东、西、南、北四门，各置大炮，聚族邻固守，与群贼抗。
第三种类型：围龙屋，主要分布在梅江流域和韩江中游地区。已有前贤对围龙屋的建筑性质做了系统研究，现在所知建筑年代较早的几座围龙屋，都是明代后期建设的。1975年在台中出版的《平远县志续编资料》“风土”部分对围龙屋的形制、建筑工艺、内部格局等有详细描述，图２和图３即为该书所附之围龙屋平面图和房屋概样图。不难看出，就建筑形制而言，围龙屋同样具有明显的防御功能。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村落的发展，围龙屋是可以一围一围地向外扩展的，实际上，许多村落都有三至四围的房子。
第四种类型：土楼，圆形、方形或八角形的生土建筑。这是韩江流域最为引人瞩目的建筑形式之一，主要分布在韩江上游地区和黄冈河中、上游流域。现在可知的最早的土楼都是明代后期才出现的。关于这些城寨及其建筑的结构与功能，已有一些建筑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地方文史工作者做过有启发性的讨论，但是，关于不同类型城寨地域分布差异的历史根源，仍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解释。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在明代后期普遍出现的乡村建筑形式，逐渐成为地方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以后几百年间被不断复制，从而塑造了韩江流域不同地区的乡村景观。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2011年第2期，第55-68页。
围龙屋（图片来自百度）
【作者简介】陈春声，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教授。肖文评，历史学博士，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教授。
来源：和潮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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