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发现：
· *党**的*八大十**后，公众凝聚力指数整体上升。其中，自组织能动性上升幅度最大；社会信任度突破“中性评价”的临界值，基本社会信任的局面形成。
·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社会发展面临诸多困难的情况下，政府信任感的逆势爬升成为公众凝聚力提高的主要因素。
· 影响凝聚力指数的特征存在群体差异。其中，法制观念对青壮年（33~42岁）的社会信任度影响最大；心理状态对青年（24~32岁）、女性、地县两级居民及低收入者的社会资本满意度影响最大。
· 营造良好的公共治理氛围、树立正确的社会观念、保持积极向上的社会交往心态、推进各类社会组织发展、完善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沟通交往平台，是进一步提升公众凝聚力的五个重点。
调查时间：2015年1月22日—2015年2月27日
调查样本：面向大陆31省、直辖市、自治区共发放纸质问卷2132份，发放网络问卷4116份，微信公众平台推送326份，共回收有效问卷6147份，问卷有效回收率93.5%。
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加速推进，国与国之间的交流融合日趋深入，但同时也在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等方面面临着更为激烈的碰撞，这种背景下，世界主要国家都非常注重社会公众凝聚力建设。如美国十分重视引导本国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积极培育以崇尚个人自由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和以公民的权利认同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促进了本国民众凝聚力水平的提升；日本非常注重以发展经济、提高经济实力来提高国民自豪感，并通过加强组织、动员和宣传来凝聚民众的向心力。习*平近**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并指出“我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奋斗历程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和非凡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究竟何为凝聚力？人们为何要凝聚起来？凝聚力的强弱取决于哪些因素？如何将凝聚力的影响因素量化？*党**的*八大十**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提倡“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否促进了公众凝聚力的提升？
为弄清这些问题，把握中国公众的凝聚力指数动态，并进一步探索新时代下公众凝聚力的主要特征及关键影响因素，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自2012年起，持续对中国公众的凝聚力指数进行设计和跟踪调查，并且不断发展完善。此外还在全国（大陆地区）范围内开展了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众凝聚力的大型问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社会信任度、社会资本满意度、自组织能力；价值观变量；人口统计学资料。根据我们所设定的计量方法，将凝聚力指数的分值设定在0～100之间，分值越高，表明公众的团结程度越高、凝聚力越强。
中国公众的凝聚力不断提升
凝聚力是一种个体意识基础上的集体意识，一种多元价值环境中的共同观念，一种理性而积极的共同行动能力。这种凝聚力，既是成熟社会的基石，也是民主政治的前提，是维系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强大的凝聚力有利于维护国家稳定和人民幸福，是国家和政*党**视若生命的珍宝。我们设计的公众凝聚力测评指标体系，分别从社会信任度、社会资本满意度和自组织能动性三方面综合测算中国公众的凝聚力指数，通过对调查结果的量化分析，得到的2015年公众凝聚力指数为65.39。与2012年的测评结果相比（经调整可比），中国公众的凝聚力水平提升了24.68%。而就构成指数的三大主体指标来看，也均在不同程度上实现提升（见图1）。
社会信任度提升突破临界值。基于我们的设定，对于公众凝聚力的测算结果以50.00为临界值：高之则大体上可认为公众团结、有凝聚力；低之则相反。同时，三大主体指标也遵循该设定。可以看到，社会信任度的评价值由2012年的48.23提高至2015年的58.97，提升率为22.26%，社会信任度由之前尚难达到基本信任的状况，发展为当下已形成基本信任的局面。根据罗森堡信任量表的测量，其主要基于以下四方面的变化：一是关怀感提升，“遇到困难时，除了家人，没有人会关心我”的赞同率由39.8%降低至15.4%；二是警戒心下降，“如果不留个心眼儿，保持警惕，别人就有可能欺骗或欺负我”的赞同率由51.6%降低为33.9%；三是信任感增强，赞同“我身边的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增加了接近一成；四是冷漠感降低，赞同“多数人都是愿意帮助别人的”也增加约一成。
社会资本满意度稳步提升。社会资本包括三层次的内涵：首先，社会资本分为与朋友的关系和与陌生人的关系；其次，社会资本体现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最后，建立社会关系的动机可能是物质利益上的，也可能是情感上的。总体来看，综合测算后得到社会资本满意度的评价值为62.14，比两年前提高了19.71%。分维度予以分析，可以发现其原因可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与朋友和与陌生人之间关系的满意度差距有所缩小，由原来前者高于后者89.4%减少了约3个百分点；二是对社会资本量和质评价的双重提升，对于自身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数量的满意度提升，在不同程度上表示不满意的比例降低了16.0%，同时，对于社会资本的进一步拓展的信心增强，在不同程度上表示没信心的比例降低了5.6%；三是对社会资本的情感满意度大幅提升，无论出于降低预期或感恩心态，公众对于朋友关系的肯定均日渐强化，尤其在情感满意度上，提升率达到20.5%。
自组织能动性大幅提升。自组织能动性是公众凝聚力的核心因素，主要分为两个维度：其一是社会角色的扮演；其二是对公共事务参与的看法。在2012年的公众凝聚力指数调查中，我们发现，公众“搭便车”的心态普遍存在，而虽然参与公共事务的情感动机较强，大多数人却不会为此让渡切身利益。值得关注的是，在2015年的调查中，对此我们看到了极大的改观。从自组织能动性的评价来看，其水平由2012年（57.22）到2015年（75.07）提升了31.20%，十分显著。促成自组织能动性提升的原因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当所属群体利益受损时，发动领导的意愿增强，与2012年相比，在不同程度上表示出积极意愿的比例提高了7.4%；二是淡化自身利益，彰显奉献精神，公众对于“如果我不为大家付出，但是却能享受大家给我带来的好处，那我就不会付出”的否认率提高了64.1%。三是公共参与并发声的意愿进一步增强，当问及是否愿意参加政府组织的听证会或座谈会并发表看法建议时，在不同程度上表示出积极意愿的比例提高了19.1%。
新时代下公众凝聚力的特征
政府信任是公众凝聚力最主要的标志之一。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社会发展面临诸多困难的情况下，政府信任成为间接解读公众凝聚力变化动态的关键性指标。在调查中，当我们问及公众对政府发布信息的态度时，73.2%的受访者在不同程度上表示对政府持有信任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在2014年底发布的《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研究报告（2014）》中指出，2014年城市居民对政府持有比较信任的状态，且与2013年相比略有提高。这与我们的调查结果十分一致。经过多元回归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与公众的凝聚力指数具有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t|=3.955>2.580，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即对政府的信任感越强，公众的凝聚力就越强。政府信任感的逆势爬升成为公众凝聚力提高的主要因素，而公众凝聚力的提升也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更加凸显。
经济发展是公众凝聚力的内涵和动力。“新常态”作为我国当下执政和发展新理念的关键词，自习*平近**总书记提出以来始终是关注焦点，习*平近**总书记曾指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而经济新常态是中国公众关注的核心，它的提出，对于中国公众而言是一剂强心针。从调查中，我们看到，公众对中国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信心十足，70.7%的受访者在不同程度上对此持有信心。而且这股强大的信心同时在促进中国公众凝聚力的提升，分析发现，中国公众对当下经济发展的信心和公众的凝聚力指数呈现出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t|=3.942>2.580，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经济发展成为凝聚公众的重要内涵和动力。中国经济仍然可观的增量预期、更加多元的增长动力、更趋稳定的发展前景以及加速释放的市场活力都成为公众对经济发展持有信心的基石，并进一步增强了公众的国家和社会发展共识，从而促使凝聚力高度汇集。
政府行为是公众凝聚力的风向标。政府职能涵盖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调政府层面的宏观管理、间接管理，突出协调、监督与服务职能，“大道至简”成为中国政府职能的正确归位，也理所当然是民心所指。事实上，在对目前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满意度进行调查时，我们就发现，56.0%的受访者在不同程度上表示满意，肯定了政府部门在简政放权、创新公共服务、加强市场监管等方面作出的改革成效。与此同时，值得关注的是，该满意程度与公众的凝聚力指数呈现出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t|=2.848>2.580，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由此可以看到政府行为满意度和公众凝聚力水平高度一致的变化方向，即公众对政府行为越感到满意，其形成的凝聚力就越强。因此，政府行为便好似风向标。近年来加大政府职能转变力度及强调进一步市场化的改革，促使公众凝聚力随之攀升。
“国家”是公众凝聚力有力的集体单位。在此次调查中，当问及中国在国际发展及国际间交往上取得成就的感受时，95.0%以上受访者在不同程度上表示具有荣誉感，并且这种荣誉感的感受程度与凝聚力指数呈现出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t|=2.238>1.960，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由此说明，基于国家和民族的荣誉感是增强公众凝聚力的重要因素。*党**的*八大十**以来的短短两年间，习*平近**主席、李克强总理先后出访17次，足迹遍及五大洲50多国，会见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近500人次，在世界上刮起强劲的“中国风”。2014年，中国成功举办APEC北京会议，进一步明确未来亚太合作的方向与目标，勾画了建设亚太互联互通网络的新蓝图。中国在国际社会发展中取得日新月异的成绩，公众的凝聚力被国家这股强大的集体力量所引导，积攒成更为有力的吸引力和聚合力，成为巩固和提升公众凝聚力的重要推力。
社会公平和基本保障是公众凝聚力的基础。身为国家公民，公平和保障应是基本诉求。在2012年的公众凝聚力指数调查中，我们曾得出结论：人们在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影响的前提下，更可能会处于情感的需要参与公共活动。凝聚力是一种精神力量、情感力量，只有在自身的底线公平和基础保障得到满足时，才会展现团结精神、谈及凝聚力。在本次调查中，首先，我们从养老制度并轨切入，问及公众对政府在社会公平方面所作努力的评价，64.7%的受访者在不同程度上表示认同，显示了中国公众凝聚力提升具有了愈发牢固的基础。此外，我们还验证了这样一层关系，即公众对政府推动社会公平的满意度与公众的凝聚力指数存在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t|=2.107>1.960，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由此，一方面是对中国政府在推动社会公平、完善社会成员基本保障方面所作出努力的肯定，另一方面，其反过来也为中国公众凝聚力的提升夯实基础，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公众凝聚力内在变量的影响因素
在2012年的公众凝聚力指数调查中，我们曾对不同人群的社会资本满意度、社会信任度和自组织能力分别进行分析，发现影响凝聚力指数的特征存在群体差异。主要有：相对男性而言，女性的社会信任度更高，对自己的社交状况更加满意；与其他年龄段受访者相比，“90后”更容易相信他人；高学历没有带来较高的自组织能动性；社会资本满意度对人生观具有一定影响。为与其进行对比，我们对影响凝聚力指数（2015）及其内在要素的主要构成和群体差异予以探索。在本次调查基础之上，经过系列量化分析后，归纳出以下五方面新的特征。
法制观念影响社会信任度
高感群体：青壮年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共中**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公民的法治信心，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然而，我们通过调查发现，仍有约一半的受访者法治信心不足，认为法律难于完善，“依法”治理仍应兼顾“酌情”处置。另外，两成受访者法治信心一般，虽认为“依法”大于一切，要严格杜绝“酌情”，但对当下法制体系本身完善性的欠缺，持有理性认识；三成受访者法治信心较强，认为有健全之法可期、可依就无须“酌情”。由此可以看出，不同公众的法制观念和法治信心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通过进一步以法制教育水平更具可比性的青壮年人群（33-42岁）为样本进行分析，我们还发现，法制观念和社会信任度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t|=1.904>1.650，在0.1水平上显著相关），即法治信心越强，社会信任度就越高。说明观念上的差异造成了态度的差异，社会信任度的提高有赖于法制观念的提升。
病态心理影响社会交往关系
高感群体：青年/女性/地、县（级）居民/低收入者
2014年，我们曾对中国社会心态存在的十大病症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超八成受访者认为当前社会处于亚健康状态，“信仰缺失”、“看客心态”、“社会焦虑症”位列时下社会病症前三项。时隔半年，我们对与社会交往息息相关的“看客心态”再次进行调查，结果发现，74.1%的受访者对此心态持完全否定态度，说明社会病态心理在不断被纠正，这对社会资本满意度的普遍提高产生了促进作用。并且，我们发现对于以青年（24~32岁）、女性、地县两级居民和低收入者（月收入1500元以下）为典型的弱势群体，这种作用表现得更为显著（|t|>1.650，在0.1水平上显著相关）。他们由于社会历练相对欠缺，心理素质不过硬，遭遇的社会不公更多，导致容易出现心理不健康的状况，从而影响其社会交往，譬如对身边人群缺乏信任，进而降低了社会资本满意度。这对于凝聚力水平的提升是极其不利的。
反腐工作提升自组织能动性
高感群体：社会全员
*党**的*八大十**以来，中央高压强力反腐败，“打虎拍蝇”*管双**齐下，反腐工作深入人心。各级组织和部门、单位，包括人民群众，打击和预防腐败的决心、力度大，已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可以发现，在开展反腐工作过程中，民众的参与和支持力度显著增强。调查中我们就看到，当问及对于中央集中反腐工作的心态时，81.9%的受访者同意反腐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并表示愿意参与举报举证。另外，我们还发现，公众对反腐行动的支持意愿与公众的凝聚力指数呈现出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t|=4.405>2.580，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反腐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众的自组织能动性，即提高了公众自愿地联合起来参与或影响公共事务的能动性。这也进一步表明，反腐符合群众对领导干部、公职人员的要求与期待，社会成员的积极支持使中国公众的凝聚力在此过程中大幅提升。
互联网发展提高社会参与度
高感群体：男性/乡镇、农村居民/低收入者/长期失业者
近年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日新月异，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成为影响公众生活的重要因素之一，各类社交平台的形成和发展则成为重中之重。一方面，当我们询问受访者是否认为QQ、微信、微博等各类社交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自身的社会参与度，近一半受访者在不同程度上作出了肯定回答。另一方面，考虑到群体之间的差异，我们按不同类型人群分别予以回归分析，进一步检验得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于公众社会参与度的提高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t|>1.650，在0.1水平上显著相关），显著性最高的主要集中在男性、乡镇和农村居民、低收入者（月收入1500元以下）及长期失业者几类群体。除男性群体相较之下可能更容易及愿意通过虚拟社交平台拓展更为广泛的社交圈子以外，其他群体均属于社会参与感较弱、实际参与较少的群体，互联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他们的社会参与度、激励其勇于发声。
环境治理观念影响社会参与度
高感群体：专业领域工作者
环境问题与百姓生活、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等若干重要方面休戚相关，作为一大公共问题，其根本的治理方式一定是共同治理。当下我国生态环境指标每况愈下，各类能源消耗及不合理排放等造成了长期的雾霾天气，环境的恶化进一步危及人们生活和健康。自上而下的环境治理观念是引导公众行为活动的基础。谈及环境问题的治理，我们通过调查发现，81.9%的受访者认为需要所有人共同努力，由此可以看到，公众在环境治理观念上已逐渐形成的积极共识。而进一步的分析得以验证，近年来公众社会参与度的提高着实与对于这类公共问题达成有效共识高度相关，尤其是针对环境问题普遍地存在更为合理认识的专业领域人员（包括各类产业中的技术研发人员等）。通过回归分析可以看出，其环境治理的观念与社会参与度存在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t|=4.648>2.580，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即环境治理观念越强，社会参与度就越高。因此，对于生态环境等公共问题，科学、统一的观念影响公众的社会参与积极性，从而影响公众凝聚力的提升。
进一步提升公众凝聚力的要点
在中国社会面临深刻变革和快速转型的特定背景之下，中国公众凝聚力指数不断提升令人欣慰。尤其是社会信任度在本质上的突破性提升以及公众自组织能动性的大幅提升，均展现出新时代中国公众在思想觉悟、思维水平和自主精神上难能可贵的转变和发展。分析认为，为进一步提升中国公众的凝聚力，需要把握以下五大要点。
一是公共氛围。以群众路线为基础，将国家发展、民族繁荣、区域建设等自上而下的集体目标作为公众共同关注的焦点，通过协商民主等方式，营造良好的治理和共同治理氛围，体现公众的集体意志，维护公众的公共权益，从而提升公众对于自身的社会认可度，进一步激发公众的社会参与意愿。
二是社会观念。强调“公共问题”概念，巩固“公共性”的观念。社会各类型问题的治理都离不开公众的支持与配合，避免出现公众一方面抱怨公共问题产生的后果，同时又在无形中参与公共危害的制造的现象。因此，树立正确的社会观念有助于促进公众自身的道德感约束和自组织能动性的发挥。
三是交往心态。交往心态决定了个人的社会心理健康程度，并影响个人对自身社会资本满意度的评价。一旦公众普遍地在社会交往中夹杂更多虚假或多疑的负面情绪，社会交往关系的满意度就会持续下降，并进一步影响公众的价值观念，其个人意识就会愈发强烈，不利于公众凝聚力的形成与提升。
四是参与行动。被激发参与感与真正参与行动之间往往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公众的奉献精神在进一步的公共参与和组织实践中才能得到释放和传递。应鼓励各类社会组织的建立和运行，从而吸纳更多的公共事务志愿者，通过他们的行动传递正能量，强化凝聚效应。
五是沟通平台。公众是异质性的，公众的特征是多元化的。互联网造就了虚拟社区的概念，不同的公众人群从此有机会发表自己独特的声音并被大家听到，进而拥护、讨论、批判、转变或升华，思想的碰撞、博弈，汇聚成无形的力量，进一步巩固主流的价值观，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不断地夯实公众凝聚力基础，助力其提升发展。
（执笔：黄 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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